于不和谐处显和谐美——从风俗画角度析汪曾祺《受戒》的美学风格
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长于在其由“写实的严谨与写意的空灵交织成的优美文字”的乡土抒情小说中，展现给读者一幅幅清雅恬淡、宁静通脱的江南风俗画及荡漾其间的缕缕人情美和悠悠人性美。
《受戒》这一老作家在花甲之年以“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的短篇小说力作，则着重在不和谐中追求和表现和谐美，从而在清丽的风俗画中吟咏了一曲素朴的人情美与人性美的赞歌。
汪曾祺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染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和主义为根本精神，相应地，中国古典美学也以和谐美为主要特征。儒家力主在礼的节制下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道家，尤其是其“首席代表”庄禅，则立意于超脱和绝对自由中觅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受戒》便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传统的、古典式的和谐美。《受戒》中古朴清丽、宁静淡远的江南乡镇风俗画与其中最美的一处风景——人，不论是生活在世俗中的在家人，还是本当脱俗的出家人，尤其是可爱的小和尚明海与清纯的村姑小英子间情窦初开、两情相悦的恋情，都是那么的和谐一致。这些论者言及颇丰，笔者不想赘述。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与封建礼教和佛教戒规又是那么的不和谐，而小说正是在这幅世外桃源般的与礼教、佛教不和谐的独具特色的风俗画表层下追求并表现了深层的和谐美，体现了人道对神道的否定，健康向上向善的人性对禁锢人性的反叛，给人以充分的审美感受和丰富的审美联想。从这一层面考察，我们也可以认识到，汪曾祺批判地继承了传统的和谐美，并赋予其新的内容，而绝非简单地重复。
我们先来看看作家笔下独具特色的风俗画中重要的一景——菩提庵与佛教戒规的种种不和谐处。小说开篇即写到了“宝刹”名字的不和谐：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可这和尚住的地方不叫庙，偏叫庵，而且被讹叫成“荸荠庵”，甚至“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明子出家也绝非出自对佛教的笃信与虔诚，而是缘于“他的家乡出和尚”。因为当和尚有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的饭”，“二是可以攒钱”。明子出家时的那身打扮也叫人忍俊不禁：他上身穿的是改小了的舅舅的和尚短衫，“下身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作家在以淡淡的幽默定好基调后，又以轻灵的笔法牵引读者随着明子走进了菩提庵，一同领略了这个“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的佛门净地与“佛”字更多的不和谐处。这里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明子的三声磬就全给代替了。五个和尚中，以佛教标准来衡量，相对最“合格”的老和尚的表观也难尽“佛”意，他虽然整天“一声不响地坐着”，可从不见他念佛，他虽然吃斋，但过年时除外。不具备一条自己所说的当一个好和尚必需的三个条件的仁山却是“当家的”，光听这对方丈或住持的叫法，就能感受到扑鼻而来的极浓的世俗味。不过，看了下文，也就觉得再和谐再确切不过了，因为他的工作不是主佛的，而是管好那够他忙的三本账。
此外，还有那有老婆的二师父仁海和聪明精干、会唱本土异乡众多情歌且有“不止一个”相好的三师父仁渡。与五个和尚常来常往的是一个收鸭毛的和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正经人”，他们在一起常干的事是打牌赌钱，甚至在“三缺一”时，连老师叔也要被拉出来。他们不但不吃斋，而且“吃肉不瞒人”，杀猪时，“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只是多了一道仪式，由老师叔“神情很庄重”地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在作家以诗化、散文化又轻快.达的语言勾勒的与佛教清规戒律极不和谐的和尚日常生活百态图中，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宗教对人的异化，而是与追求自由、天然的人性美合拍的真真切切的和谐美。
我们再来看看给这明朗的风俗画添上极为重要又别具生命动感色彩的充满灵性的男女主人公的纯真恋情。他们是在明子出家那天相遇相识的，小英子不叫小和尚的法名，却叫他“在家的名字”。还有那让人想忘也忘不了的被论者多次多处引用并称颂的两个经典细节——小英子挖荸荠时“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和明子看着那一串搞乱了他的心的美丽的脚印。受戒这个本来很严肃的事情，却在去受戒的途中，被小英子俏皮的一句“闹半天，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化解得轻轻松松。在那矗着“禁止喧哗”的大牌，“到了这里谁也不敢大声咳嗽”的气象庄严的善因寺里，在那么多和尚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音”的肃穆气氛中，小英子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极不和谐地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又“不管很多人都朝自己看，大摇大摆地走了”。在受戒的第二天，情窦初开的小和尚和小村姑便毫不矫饰地在芦花荡中私订了终身。既不合乎礼教，更不合乎佛教。读到这儿，不由一笑，这哪里是受戒，分明是破戒嘛，却又深为这与才出新穗的芦花，与古朴恬静的风俗画融为一体的和谐美所感染。
认真解读汪曾祺那“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成美文，细细品味他以行云流水般.达的文笔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幅洋溢着人情美与人性美的古朴素雅、恬淡可人又清新明丽的风俗画，我们可以体会到作家在这与礼教、佛教极不和谐又与健康的人情美、人性美极为附 于不和谐处显和谐美237和谐的风俗画中，不仅实现了他自言的“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的哲学意蕴层面，也昭示了与此密不可分的审美层面——和谐美。而且，在这于不和谐处追求和表现的和谐美中，汪曾祺不是写尽写满，而是留下了很多的空白点，给读者以广阔的审美天地。
（本文刊发于《南昌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