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意象反讽
意象是古今中外文艺理论共同运用的一个概念，然而，对它的界定却是众说纷纭。一般地，意象至少有以下四个层面的意思：自然之象（物象）；意中之象（心象）；艺术之象（形象）；象外之象（意境或境界）。我们这里谈论意象时取的是艺术形象这一层意思，它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在艺术作品中相应契合、交融统一的产物。意象具有多种品格，其中，象征品格是意象内在具有的一个重要特性。萨特曾经说过：“意象的功能是象征性的”，并认为这种象征功能并非从外部附加到意象之中，而是由于“意象在本质上，在其本来的结构上就是象征性的”。意象是由“意”——观念情思和“象”——物化形式这两项构成的。这就与由象征体和象征义构成的象征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意象与象征两者的结合就形成了“象征意象”。我们可以把象征意象看做是由意象的象征义和意象的象征体两项构成的。前者指意象的象征内容，是某种抽象的哲理、情感或精神意蕴，后者是承载意象的象征意旨的物质载体，是由语言文字、线条色彩、声音旋律、姿态动作等物质媒介构成的实体形象。当然，这两项实际上并非彼此孤立、畛清域明的，而是主客统一、水乳交融的统一体，我们只是为了分析的简便，才作出了上述的相对区分。
意象象征体和象征义结合时有两种不同的构成方式。一种是意象的象征体和象征意旨几乎完全相应相契、表里一致。我们在艺术作品中接触到的多数都属于此种情况。如缘于生活中人们约定俗成的橄榄枝、白鸽与和平，狮子与勇敢，鲜花与美女，玫瑰与爱情等意象象征体与象征意旨之间就是应合关系。艾略特的《荒原》以“荒原”象征着西方现代文明中信仰的迷失、价值的沦丧和情欲的泛滥，以史诗时代的英雄品格来讽喻西方现代都市生活的堕落。新时期小说中，李国文的《月食》中的“月食”意象，象征的就是左倾路线带给主人公伊汝和人们的不幸，但这种惨淡的日子是暂时的，如同月食一样，虽然一时间天昏地暗，但月食过后，仍将充满光明，月亮仍将“亮堂堂地照着我们”。意象象征体与象征意旨的这种相契合的构成方式的特点是意象象征体形象鲜明，意象的象征意旨与之相应同向发展，鲜明易睹。
意象反讽是意象象征体与象征意旨结合的另一种情况，两者之间不是契合关系，而恰似悖逆乖离，正是通过象征体与象征意旨两者之间的背反，在矛盾统一体中体现了浓郁的反讽意味，在强大的艺术张力和予人强烈的心灵震撼中更好地传达意旨。贾平凹的《油月亮》中数次提到盛着饺子的碗里漂浮着的皆是半圆如小月的“油月亮”这一意象，卒章在一个“夜空清静，半轮月亮一派银辉”的夜晚，通过被判处死刑的歇斯底里杀人狂尤佚人之口道出了饺子店卖的是人肉饺子这一令人发指的事实，并指出各种食用油的油珠花儿都是圆形的，只有人油才是半圆形的。这与碗中盈盈的油月亮意象和静夜半轮明月的景致的清新浪漫韵味完全悖离，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与冲击，这一悖逆和冲突也深刻地反映了在美好光环下掩藏着人性丑陋邪恶的一面，让人掩卷深思。
蒋子龙的短篇小说《早晨》，题目所包蕴的“早晨”意象令人遐想到晨曦、朝霞、旭日，进而联想到“只争朝夕”、“一日之计在于晨”等振奋人心、予人希望与憧憬的美好语词。然而，小说的内容却与此意象相背离，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意味：身为局长的辛宁清晨被噩梦惊醒；晨泳健身时却又因目睹奇形怪状的种种肥胖和各怀功利目的的游泳而兴致大败；上班处理纠纷时，因当事人身份的特殊而将简单的矛盾复杂化。理想的“早晨”与现实的早晨之间的反差，也显现了理性与现实之间的反差。
人物的行动朝着与人物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使人物的理想幻灭，行动颠覆了愿望，行动本身也成为无意义的活动。在许辉的《康庄》中，一群城市知识青年厌倦了尘世生活，寄希望于虚幻的彼岸世界——“康庄”，认为“到了康庄，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当虚无成为追求的目标时，实在的此岸世界就被废置漠视了。于是，他们游戏人生，生活也以同样的方式惩罚他们。一二十年后，当耽于幻想又不得不入世的他们游弋于虚缈的彼岸世界和坚实的此岸现实之间，被折腾得心灰意冷，身心疲惫时，蓦然回首，才发现康庄并不在幻想的彼岸，而就在自己身处其中的此岸。寄寓美好理想的“康庄”意象到头来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现实人生。小说中的人物越是厌恶生活，越企冀迫近康庄这块心中的圣地，却事与愿违，愈加远离了真切的康庄。意象反讽与情境反讽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统一，人物用时间和生命付出的沉重代价使人生的价值、追求等终极问题在反讽意义中不再虚妄悬浮，而是现实地促人深思。《康庄》中那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康庄”所引起的神秘美好但又不可及的幻想，构成了这样一种反讽情境：人物处在一个怪圈之中，行动始终处于它的制约之下，任你往复追求，结果终归徒劳。在这里，人物用时间和生命付出的巨大代价与事情的逆反结果构成了强烈的反讽。
方方的《桃花灿烂》也是意象反讽的一个显例。《桃花灿烂》主要写了一对平民出身的青年粞和星子的爱情悲剧。粞对星子一往情深，但父亲成分的不好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觉得难以得到星子爱的回报，自尊心又进一步阻碍他，使他不敢勇敢地追求星子，而是在苦闷与彷徨中，自戕自贱地与水香发生了性关系。星子其实也深爱着粞，甚至说过“永远爱他”、“他是我的生命”，但又无法排遣粞与水香的逢场作戏给她留下的心理阴影，因而决心不嫁给他。星子后来嫁给亦文后，心中还仍然深深爱恋着粞。伴随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始终的是桃花灿烂的意象。水香向星子详细讲述完自己与粞如何经历了第一次夫妻生活时，她们正走到仓库大门口，“门口一大排桃花正开得十分粲然”，从此，这些灿烂的桃花便同水香讲述的那一切一起深刻地留在了星子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成了永远笼罩在星子心头的阴影和妨碍她和粞真情发展的屏障。此后，每当粞要与她亲近时，星子心里便一再地出现桃花灿烂的意象。“……星子说时，心里忽地涌出一树树的桃花，那一年的桃花开得分外灿烂，如云如霞，如火如荼。那颜色的印象仿佛被镶嵌在脑际间，永远也难以消散。”“一片很大很大的阴云迅速地覆盖了星子的心，星子仿佛看见，那是成团成簇的桃花汇集成的云影。
在那阴云之上，如火如荼地开放着无数艳丽的桃花。”虽然，在粞弥留人世的最后时刻，星子和粞第一次做爱时，“如火的桃花在星子的脑海中为一片空白所代替”，一切颓唐、消沉、失望、痛苦刹那间烟消云散，充盈在他们心中的是生命回归的美丽动人与充实饱满。然而，当星子在粞的追悼会上，一眼看到水香时，“桃花如火，迅速蔓延了她的整个身心”。桃花灿烂的意象依旧是笼罩她心灵的阴云。琐屑的生活，平淡的人生，这便是现实处境，与如云如霞、如火如荼、温情脉脉、诗意盎然的桃花灿烂意象相去甚远，而阻碍男女主人公恋情的发展并酿成爱情悲剧的根源不在于客观的外在力量，而在于人性自身的弱点。这一切都与温馨浪漫的桃花灿烂意象相悖乖离，在意象反讽中促使人们更深刻地反省人性的弱点与人生的现实处境。
我们还要注意区分意象反讽与反讽性意象。张抗抗的《红罂粟》中的“红罂粟”就是反讽性意象。小说的主人公祝融是一位女团干部，她凭着老练圆滑和歹毒的政治手腕，依靠诬陷、诽谤、告密和掠夺他人成绩发迹，却又善于伪饰并以正面姿态出现于公众面前，故而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明的特殊时代里官运亨通，甚至在“文革”结束之后，她还能掩盖昔日的丑行，并当上了团委书记。
“红罂粟”的意象伴随着故事的发展和祝融形象的丰满。作品开头便交代了艳丽迷人的“红罂粟”与“毒”密切相关，是恶之花，故而兼具“虞美人”和“大烟花”的雅俗别称。在祝融“正如罂粟一般红得发紫，红得刺眼”时，北大荒的农家小院中也出现了“几丛惹眼的红罂粟花”，“花开得正旺盛，骄傲而又迷人”。当祝融最后仍然侥幸逃脱惩罚时，破败的栅栏下又出现了一株红罂粟：“花虽小，依然娇冶而迷人。一阵风来，频频颔首，透出一股暗暗的得意……”“然而百十年过去了，又有谁会想到，那不曾散去的花魂，会在这块土地上得以复活；会在另一个遥远的角落，被善良的人们奉为良药、当作美的象征……”红罂粟本身美丑的表里不一致具有反讽意味，这一意象象征着祝融及与其同类型的人，由此引发我们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这是一种反讽性意象，意象象征体本身具有反讽意义，但是意象象征体与象征意旨之间不存在悖逆关系，而是契合一致的，属于意象象征体与象征义结合的第一种方式，因而不是我们这里谈论的意象反讽。
以上，我们主要基于反讽的美学意义，从叙述反讽、戏谑模拟、情境反讽、主题反讽和意象反讽五个方面探讨了当代小说的反讽艺术。
当然，在小说的实际创作中，这些反讽类型并非泾渭分明，而往往是彼此交融，共同起作用的。反讽生成了作品的艺术张力，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内涵，也极大地激活了读者的思维，使作品具有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一般地，反讽往往具有喜剧性的美学表征。人们对反讽的滑稽、荒唐、可笑、轻松、调侃、戏谑、嘲弄的外形早就有所认识。波德莱尔认为喜剧的组成部分最终也是反讽的组成部分，他还认识到了反讽的滑稽和一般的滑稽不同，因而，在《笑的本质》中特别用“绝对滑稽”
一词来指称反讽，以示与单纯意义的滑稽（喜剧）的区别。D．C．米克在《论反讽》一书中也把喜剧因素视为反讽的要素之一。
“反讽”不同于“讽刺”，它超越了单纯的对一人一事一现象的嘲笑。讽刺常常采用喜剧的形式，通过幽默、诙谐、夸张的方式，把对象置于可笑的位置，达到明确的讽刺目的。反讽则是超越了讽刺意识的一种叙事态度，在整体上把叙事对象置于一种冷静的客观视境中，它是严格的“正视”和“正剧”，可以不采用任何的夸张方式，更不先入为主地对事物作价值判断，而是客观地、按照本来面目呈现生活，使事物的本相原形毕露，从而实现事物的自我否定。高尔基特别强调要“善于从一片浑浊不堪的庸俗当中发现悲剧性阴暗的笑料……
作者在可笑的言词和情节后面悲痛地看见并且羞涩地遮掩着多少残酷和可恶的东西”。反讽是人类文化发展中自我反思的必然结果，反讽也是我们理解当代文学乃至文化特征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视角。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当表达主体自觉地将自我意识卷入反讽视境的反思性体验之中，现代反讽视境便消解了意识的确定性和自信性，从而展现出具有多种可能的世界图景。”“如果说，对世界清醒而又紧张不安的荒诞感构成了现代反讽视境起源的文化背景，那么，对荒诞感的超然接纳则体现了现代反讽视境的基本态度。”
虽然反讽的表层是喜剧性的，但实质上，其精神内核却是具有严肃的批判性。“反讽者的轻松幽默的调侃态度，并非表明一种调和或中性的立场，而是表明智力上的优越。反讽者异常清醒地看到人们无所察觉的事实，他们以语言游戏的方式逃避意识形态的控制，在他们那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行为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是‘玩笑和游戏’，而是对意识权力话语的反抗和深刻怀疑。”调侃的叙述、嬉笑的态度、悖理的情境、乖离的意象，这些喜剧性的表征下面是小说家对世界的认真思考、对自我的深刻反省，其智慧性的戏谑、嘲讽中深藏着对人生的艰难、沉重和苦涩的理解，读者在感到可笑的同时，又分明体味到了一种对难以解决的矛盾进行思考而产生的痛苦和困惑。因此，“笑声发了出来，但又凝固在唇吻上”。反讽喜剧性的外观非但未能冲淡、消解其严肃性内涵，反而让人在谐谑与喟叹的矛盾中更加深刻地领会反讽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