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主题反讽
反讽不仅在小说的情节发展、结构安排、人物性格的塑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上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可以在情境反讽的基础上升华至主题反讽，更深刻地揭示出作品的思想意旨。主题反讽也就是作品主旨的反讽，而作品的主旨是通过作品所构成的形象体系得以表现的，因此，主题反讽并不是仅仅凭借作品中的某些反语实现的，而是凭借作品所构成的形象体系的整体来实现的。主题反讽的现实基础在于，生活中的假象与本质、现存的实际状况与理当如此的境界、人的期望与客观现实、意识与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距离。
在启蒙主义之后的几个世纪的文学发展中，庄严的艺术主题使反讽话语方式几近消失。直到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反讽才重获启用，并兴盛起来。不少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也把“反讽”作为后现代的重要特征之一，美国学者艾伦·王尔德曾指出：“后现代主义出于对这些（引者注：指现代主义）努力的怀疑，自我表现为故意地、有意识地反英雄特征。”“它邀请我们不是通过而是进入行动与其人物的关系中——并通过其结构内的某种策略上的偏差或转向——迂回地、嘲讽地将存在于一个自身的世界中的道德混乱领会为‘文本’，这个文本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反讽的。”
实际上，作家在将反讽作为小说基调的时候，已经为小说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反讽性的语义之网，使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故事、环境等都围绕着主题反讽而运行。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中出现了曹操、袁绍、朱元璋、慈禧和毛泽东这些历史人物，然而“关于古代历史的叙述纯粹是叙述人的杜撰，指涉的是当代历史，意在嘲讽反右派、大跃进、文革这些荒谬绝伦的政治运动，拆解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偶像”。
在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贝科特的《等待戈多》中，两个流浪汉在荒野上呼唤、企盼、等待着戈多来拯救他们，可戈多究竟为何物？
却无人知晓，戈多也一直未出现。等待本身就是荒诞的，因为等待什吴文薇：《在灵魂失去了栖居之所后——论当代小说中的反讽》。
么，为何等待，等待的结果又是什么，一切都是不可知的。这其实正是人类在荒诞的世界中绝望、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在荒诞派戏剧的另一名作尤涅斯库的《椅子》中，近百岁高龄的老翁在临终前将要宣布他所掌握的人生“奥秘”。当包括国王在内的众多听众蜂拥而至，济济一堂（代表形形色色听众的“椅子”塞满了房间），等待老翁宣布人生“奥秘”时，才发现老翁委托的代言人——一位职业言说家，竟然是一个口齿不清，只能发出“姆姆”、“咕咕”声音的聋哑人。“黑色幽默”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将人与世界的紧张对峙夸大、扭曲、变形，突出了人生的荒诞不经和不可理喻。这种荒诞悖谬的情境也凸显了浓郁的反讽意味。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某飞行大队的生活为背景，设置了一种由根本不存在却又无所不在的神秘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控制下的既可笑又可怕、既荒谬又真实的情境。
在“第二十二条军规”控制的荒诞情境中，军人们一个个被异化成了非人，像“中了圈套的老鼠”，一系列荒诞不经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为了突出自己的领导才能和工作业绩，卡思卡特上校任意增加部下的飞行次数；为了避免因约瑟连违反纪律受处分而使自己出丑，卡思卡特上校竟决定篡改真相，并对约瑟连予以提拔嘉奖；为了对付短训班学员随心所欲的提问，科恩中校制定了一条只有从未发问的人方可提问的“提问规则”；丹尼卡医生明明活着却被宣布已经死亡，而阵亡了的马德在官方的名单上仍然活着；梅杰上校下令只有自己外出时才允许部下进屋见他；医生只因为没有动手术的机会就给根本无需实施手术的病人开刀，却连肝脏、胰腺和心脏的位置都区分不清；服役前曾是《生活》杂志摄影记者的亨格利·乔着魔般地迷恋于拍摄女性裸体照片，却不是忘记装胶卷、打灯光，就是忘了打开镜头盖，所以从未拍成过一张照片；身为领航员的阿费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总是迷航；为了金钱，米洛在与美军当局签订了一份由他负责轰炸德军一座桥梁的合同的同时，又与德军当局签订了由他来守护该桥的合同，从中他可各获得百分之六的酬金，每击落一架美军方飞机还可额外获取德方支付的一千美金奖励……作者有意用“catch”这个本身就有“陷阱”、“圈套”意思的词语来指称“军规”，用这个词语的双关意思喻指这个运用自相矛盾的推理逻辑形成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个无法挣脱的诡计多端的圈套，它也是充斥着荒诞、冷酷、阴暗、丑恶的人生境遇的真实写照。
当代小说中也不乏主题反讽的杰出作品。王安忆的《小鲍庄》以大禹治水的神话开篇，全村人是这位儒家先贤和典范的后裔，“小鲍庄”则是远近闻名的“仁义之乡”。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诸多看似充满仁义之举的事情，可实际上，鲍彦荣参加革命的高尚行为，用他自己的话说，居然缘于“杀红了眼而已”；拾来与鲍二婶冲破世俗偏见的爱情，原来只是由于性本能的激荡；捞渣为救五爷献身确为义举，作者却对此作出了这样的评说：“我的基调是反讽的，那个结尾很重要，许多人因捞渣之死改变了生活，比如鲍秉贵重新娶妻，拾来也找到了冲破成见的机会，文化子娶了哥哥的童养媳为妻，这些在农村都是犯大忌的！……捞渣是一个为大家赎罪的形象，或者说，这小孩的死，正是宣布了仁义的彻底崩溃。”《小鲍庄》露出了一双冷眼，直面人生，正视现实，不动声色地叙事。这种冷静的叙述态度不仅强化了文学的写实功能，而且进入了一种反讽视境。仁义的虚伪和缺失的主题思想在反讽视境中得到了充分展示。我们再来看看贾平凹的《天狗》。天狗是井把式李正的徒弟，一直暗恋着师娘。井把式打井出事故成了瘫子之后，眼看一家生计成问题，于是，按照“招夫养夫”的深山旧习，天狗走进了李家，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从此，天狗干活、吃饭在新家，却出于对师傅、师娘的敬重和“忠”字思想的作祟，无论师傅、师娘如何地挽留，都坚决不肯在李家过夜。
最后，井把式只好以自杀来成全天狗真正当家做主。天狗想做一个忠于师傅的好徒弟，最终却导致了师傅的自尽让路，天狗从此背负上了沉重的歉疚心理负担。“水至清则无鱼”的哲学思想也在这出悲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余华的《河边的错误》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疯子被证实为杀人凶手，法律对之却无可奈何，面对着一个个无辜者的被杀，刑警队长在两难中决定以身试法，擅自击毙杀人犯疯子，为免受法律制裁，自己又不得不装成疯子了度余生。小说在反讽中质疑了法律的公正性，并对人类自我制定的理性准则的合理性进行了思考。谢志强的《扶贫》讲的是国务院某部的庄建敏被派到南方某山区县挂职扶贫的遭际。初始，他极不愿意去扶贫，与处长谈过话后，意识到这可能为日后仕途升迁捞取资本创造机遇，于是踌躇满志地赴任。
后来，他被山区农民的艰难处境打动，更决心有一番作为，自己却被闲置，毫无用武之地。庄建敏终于争取到了部里的贷款，上了个烤烟项目，孰料，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加之天灾及市场形势的变幻，引发了一场“烤烟风波”，并经新闻舆论的推波助澜，使部里声誉受损。庄建敏回到部里后，鉴于其扶贫期间的表现仍留任原职。扶贫既未给村民带来福音，也未给庄建敏的个人发展提供坦途。《扶贫》带给我们诸多思考：为什么扶贫干部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切实扶贫，而是捞取升迁的政治资本？为什么各级官员为官一任不是以为民造福为己任，而是为追权逐利忙得不亦乐乎？为什么挂职扶贫干部只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当他们真心实意地想为老百姓干点实事的时候却又屡遭人为因素的阻挠？由此，小说的主题在反讽意义中更加促人深思：人为制造的障碍是中国经济落后、经济发展滞缓的主要原因和深层因素之一。
谌容在《减去十岁》中异想天开地拿时间做文章，突破了时空的恒定局限，使凡庸沉寂的生活瞬间变得有声有色，人们重获生机，世俗利益也将再行分配。小说以戏谑、嘲讽为主调的喜剧气氛造就了强烈的反讽，平和恬静的观察取替了简单廉价的情感评估，深化了作品的内涵与意旨。我们很难确定作者的反讽对象，也没有必要去落实查究。小说意在表达对生命的疑惑、感叹与追求，从中也折射出了世人的复杂心理状态。《生前死后》中的林大江则被当作死者的哥哥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亲眼目睹人们“悲痛欲绝”的场面，亲耳听到充满赞誉的悼词。于是，烦愁怨结飞逝泯灭，纠葛矛盾也烟消云散。林大江在悼词中终于找寻到了自己平素难以获得的人格尊严和褒扬评价。这既让人为之欢欣慰藉，又让人深感凄楚悲凉。
超然且不乏调侃意味的叙述语调与肃穆悲凄的情境设置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人生的苦涩与感喟化解在作者智慧性的戏谑嘲讽营构的荒谬、可笑、荒唐的喜剧之中。《全是真事·出差》中的“我”要出差，却不知道出差的时间、地点、事由，周围的人却都个个表现得信心十足。“我”的事被认为很重要，于是从1号办公室到10号办公室，又从10号办公室到1号办公室来回批转文件，敲盖印章，似乎就要永远这样循环下去。文中叙事人“我”虽然讲述的是自己的经历，但观照的对象是“众人”。在作品营造的“众人皆醒我独昏”的叙事氛围中，读者能够站在一个“知”的高度，看清楚“我”其实是陷入了一种“欺人混世”的人世风尘。反讽的意义在于“众人”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浑然不觉，“我”似有所察觉，却深感茫然和无能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