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情境反讽
特定情境中，人朝着追求的目标努力，却由于命运的乖戾、人生的无常，使他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反倒变成了阻碍成功的绊脚石；为避免某事发生而采取的防范性举措恰恰又导致了不希望发生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甚至希望中的盾牌变成了当胸刺来的长矛。
这样，他的计划、企盼、渴求被始料不及的事态变化所干扰，遭遇挫折并走向了愿望的反面。这种目标与实现的南辕北辙，主观努力与客观实情的事与愿违就构成了情境反讽。情境反讽又称为情态反讽，其中包含了戏剧性的事态发展，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又与戏剧反讽、事件反讽相近相似。这特定的艺术情境可以是局部性的一个事件、一个场景，也可以是全局性的贯穿始终的事件链索和整体背景。
黑格尔在《美学》中就谈到过喜剧中的情境反讽，他说：“剧中人物设法欺骗旁人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冒充帮助旁人促进他们的利益，而实际上却把他们引上错路，结果是伪装的揭穿导致他自己的毁灭。他的对方往往也使用一种反欺骗的欺骗手段，伪装真正相信行骗者的诚实，把他放在同样受骗的地位：一个骗来，一个骗去，这样就产生出无数顶有趣的颠来倒去的情境。”
情境反讽可以说是较早出现和较为常见的反讽形式，它普遍地存在于古今中外小说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中国四大古典名着中，除了《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在历经九九八十一次磨难后，最终取得真经实现理想之外，其余三部从作者创作的主导倾向看，则都可以见出事与愿违的遗憾：《红楼梦》里宝黛爱情故事的悲剧性结局；《三国演义》中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一心保蜀望成伟业的宏愿，终因大势所趋和刘禅的昏庸无能而化为泡影；《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报国无门被逼落草为寇，宋江等人祈望以招安的形式为国效力、为民造福，却落得个众兄弟亡散的惨烈下场。西方经典名着中，情境反讽也比比皆是：于连一心想往上爬却最终锒铛入狱、身首异处（《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对自由浪漫爱情的追寻终未能如愿，只能以葬身车轮来了断尘世情缘（《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自以为觅求到的是甜美的爱情，不料却是受尽愚弄，与人始乱而终遭遗弃（《包法利夫人》）。不过，在这些小说中，情境反讽并不是作为主导力量在起作用的，反讽意义也不是小说所要昭示的主题意义的全部所在。而在那些内部贯穿着反讽基调的小说中，反讽在情节的发展、小说结构的设置、人物性格的塑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处理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情境反讽普遍存在于小说的艺术情境之中。生活中，梦幻成影、美梦如烟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着，因而，小说可以通过反映生活常态的艺术情境来体现反讽意味。小说对生活常态的情境反讽的表现主要有现实性情境和历史性情境两种形态。其一，现实性情境。刘震云的《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人》，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一波三折》等，都是在日常现实生活的情境中使人物面对人生无法回避的矛盾，如情感与理智、主观与客观、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人物在挣扎、抉择、奋斗，却越努力越远离希望，越渴望解决矛盾，越深陷于矛盾的漩涡，最终落入种种难以言明的困窘境遇之中。《烦恼人生》中印家厚从半夜儿子摔醒，到排队洗漱如厕、带儿子挤公车、迟到一分钟奖金被扣、与女徒弟的情感纠葛、对昔日恋人的回忆……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普通人单调而充满烦恼的一天生活，作者在此现实性情境中以一双饱含反讽意味的眼睛不露声色地审视着社会人生。其二，历史性情境。作者将视线投向历史生活情境，让读者在反讽视境中重新审读历史获得新的体验与发现。我们从陆文夫的《唐巧娣翻身》、张炜的《古船》、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对“文化大革命”那段貌似严肃、革命、热情、纯洁的特殊历史年代的描述中，能够读解出小说实质上充斥着的荒唐、可笑、可悲与无奈。《唐巧娣翻身》围绕着只字不识的老工人唐巧娣和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我”的命运遭际展开了叙述，“创作重心在于高度概括解放初到‘文革’刚结束这一段生活流程”，作者凸显的是“历史的荒诞造成了人性的变形”。小说也可以通过超现实地虚拟一具有假定性和变态性的情境或事件来制造情境反讽。如王蒙的《冬天的话题》、《球星奇遇记》，邓刚的《全是真事·出差》，王朔的三部系列小说《顽主》、《一点儿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即是此类。谌容的《减去十岁》、《生前死后》是这类情境反讽中的出色之作。一纸文件令时光倒转，人们可以重新安排生活（《减去十岁》），林大江阴差阳错地被当成死者的哥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生前死后》）。小说以荒诞离奇的背景、事件为起点，在人物、情节“顺理成章”的进展中，折射出世人的种种心态，凝聚了对人生的感喟与品味、对生命的困惑与追求，昭显了现世人生中普遍存在着的乖张和谬误。小说还可以在生活常态中加进某些变态性的东西，如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就是在常态世相中给“傻二”的辫子、香莲的“三寸金莲”、“惹惹”信奉的“阴阳八卦”笼罩上了某种神秘、荒诞的奇异色彩，在常态与变态情境的背离中，完成了反讽，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猎奇、热衷于怪癖的文化痼疾和民族病态心理。
情境反讽也可以成为贯穿整个小说的基调，它主要表现在小说情节结构的安置、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在一些小说中，反讽性结构成为情节的主导样式。《选择》中的森森在凭借表现原始活力的五重奏荣获大奖后，却移志沉醉于莫扎特的古典音乐；《黑颜色》中的“我”被判为零分的写生却获得国际油画展览奖；《九金嘴》中的主人公屠万年年纪轻轻练就了一副铁齿铜牙，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口才出众的他，在县衙辩论攻擂中一举成名，荣获县令大人赏赐的九金嘴烟袋；志得意满的屠万年却在三年之后的新一轮县衙辩论攻擂中，误中圈套，因影射“青（清）杏苦，黄的（皇帝）烂”而被斩首示众。反讽还可以通过在空间上并置不相容事物以形成反讽情境，不着一字，使反讽意义昭然若揭。如前文所提及的《白色鸟》，其恬淡优美的大自然景致与那声宣布批判会开始的锣音的空间并置，凸显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与小说的情节发展紧密关联，反讽情境还可以在时间的延展中得以体现。当反讽对小说情节的发展和结构的安排起到主导作用时，小说的情节结构往往呈现出对称、平行或逆转等特点。
鲁迅的《药》，以人血馒头将华、夏两家原本不相干的悲剧故事牵连到一起，在鲜明的对比中凸显了反讽意义：革命者为民族兴盛殉难而流的鲜血非但未能成为唤醒民众、疗救国痛民瘼的良药，反倒成了愚昧麻木的群众治病的药引，其间浓缩了发人深省的深重悲剧意味。被称为“怪味作家”的祖慰创作的《困惑，在双轨上运行》，副题是“教授和狼孩的同构”。小说以音乐学院副教授、作曲家艾羽鹰与文学编辑向霖的爱情故事和神童伦伦与狼孩灵灵互相转化的故事为行文线索，这两条线索时而平行发展，时而交叉汇合，实际上是以神童被狼孩的最终同化象征了以艾羽鹰为代表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困窘境遇。
反讽作用于情节的发展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小说蓄势颇足，直到结尾收束时，才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戏剧性结局陡转收尾，卒章方显其志。在情节的顺态发展与意外结局的强烈悖逆中，反讽意义顿时不言自明。贾平凹的《龙卷风》中，钱一仁与阿媛在村里人眼中是恩爱和睦的幸福夫妻，但钱一仁临终向妻子忏悔时才吐露真相：当年他为返城而故意做了手脚，致使阿媛失足落水，自己再救她生还，企图以立功英雄的名义得以招工返城，孰料命运多舛，因其父酒醉后大骂知青下乡政策而使他的回城梦想又一次化为泡影，从此安心在村里娶妻生子度日。钱一仁忏悔之后撒手人寰，阿媛也对着他的尸体忏悔：原来阿媛当初是在与表哥同居又被考上了大学的表哥抛弃之后才嫁给钱一仁的。救人者原是害人者；忏悔者忏悔的对象也是要向他忏悔的人；恩爱夫妻却是互有隐衷欺瞒终生的负疚者……种种相悖构成了反讽。完满婚姻的形象轰然坍塌，倒是应了村里人那看似荒谬的判断：夫妻打闹是正常的，才能够天长地久；钱一仁与阿媛如此恩爱必不长久。
另一种情况与传统情节小说颇为相似，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只是不再是历经磨难，终能如愿以偿的好事多磨的情节结构模式，而是人物费尽周折，愿望仍然一次次落空，而且愈来愈远离愿望。
方方的《一波三折》和何申的《穷人》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的典型例作。
《一波三折》具有“黑色幽默”的风格。小说如题所示，讲述的是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几次转折。装卸工人卢小波一次偶然目睹了打群架，自己并未介入其中，被殴打者却别有用心地指认他为打人凶手，领导们在明知真相的情况下，不但不为卢小波洗刷不白之冤，反而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劝诱他去当替罪羊，涉世不深的卢小波最终同意代人受过。尤其具有反讽意义的是，“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英雄，心里充满了去为他人牺牲的悲壮感”。安分守己的卢小波从此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从拘留所回来的他已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受骗受辱，决心今后以恶抗恶，由此走上了堕落的人生道路。多年以后，卢小波因睡了当年诬陷他的那个人的老婆而有报复的快感并深感荣耀。为了某种利益，小人物的尊严、法律的权威，可以被肆意践踏蹂躏，众人却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小说在令人震惊的悖逆中昭示了严峻的反讽意义。何申的《穷人》讲述的则是一个关于穷人的令人深思而又心酸的故事。穷人范老五好不容易支撑老大、老二上了大学，三小子又考了个全区文科状元。范老五欣喜之余，却为万余元学费犯愁，决定卖粮、卖屋、卖老娘的棺材板筹措学款。此时，喜从天降，县里好心人为范家捐助了两万元钱款。范老五狂喜之余，担心钱被人偷了、抢了，于是提前回村，不巧又遇上发大水，只好将钱先藏在河边的柳树洞里。第二天，范老五几次想偷偷取回钱，却为一件件事情阻隔，未能去成，最后终于得空去取时，竟发现柳树已连根带土被大水卷走了，两万元捐款也随之影踪全无。而此时，还有村长授意下办的答谢宴的酒钱等着他去结账，老娘的棺材板等着他去赎回，三小子的庞大学费等着他去交付……
反讽在推动情节的同时，还能帮助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性格。从《穷人》中范老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狭隘、自私、狡猾、愚昧的一面，他怕钱有个闪失就骗村里人说没有拿到钱。可在钱真的丢了以后，范老五又表现出中国农民性格中坚韧的一面，他瞒着家人和众人，在答谢宴上强作欢颜，暗下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另筹儿子的学费。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在反讽情境中得以充分展现。村民们为解范家的急难，自发从大水中捞东西为他凑学费，当得知有大额捐款时，嫉恨之余，又纷纷偷走捞来之物；城里人捐款本为解决困难，村长却授意范老五大办酒宴以示答谢，村长媳妇趁机推销自家小卖部里的陈年罐头；村小学校长也来张口向范老五要五千元捐款……城里人的捐款非但未能减轻范老五肩头沉重的负担，反倒一再地成为他的心理负担，最终一无所获还要生出额外的经济负担。
难怪范老五犯糊涂了，“他有点闹不明白这差头出在哪儿。本来挺好的一件事，人家城里人帮我一把，其实也等于给乡亲们减轻点负担，咋一知道了都变成了这样，个个红眼贼似的，谁都恨不得上来啃一口拿一把……”中国农民的性格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在反讽视境下纤毫毕现。
小说也可以通过人物行为的悖谬或表里的反差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祥林嫂看似勇毅坚韧的反抗，究其实质，却是对封建伦理的膺服，其悖谬的行为凸显了深受封建宗法思想钳制和毒害的妇女的可悲境遇。王蒙的《一嚏千娇》中老喷优雅迷人的外在风度和卑下猥琐的内在灵魂形成了巨大的表里反差。叙述者的口吻充满了欣赏甚至不无艳羡，然而作者的真实意旨却在于鞭挞与讽刺。这是作品中对老喷外表的介绍：“他的头发不疏不密不黑不白不燥不湿恰到好处……他的眼睛，呵，我甚至要说那是一双迷人的女性化的，永远像星星像月亮像湖光一样朦胧地闪烁着的眼睛。”正如有的评论者分析的那样：“在谦卑的叙述人背后，作者却斜睨着一双讥讽的眼睛，这使叙述人的每一句赞美都很容易使人理解为是对人物的攻讦，而且叙述人越是褒扬，就越具有反讽意味。”小说还可以通过人物自身前后矛盾抵牾的言行，不动声色地展示人物的性格。
王蒙的微型小说《常胜的歌手》写了一位歌手参加的两次演出和四次会议。这位歌手未赢得掌声时，在会议上大肆攻击、贬低掌声的价值；当掌声雷动时，她又在会议上大谈文艺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当音乐工作者会议提出要疏导演出中不健康的倾向和提高群众的趣味时，她以未赢得掌声的那次演出为例，宣称自己“顶住了”；当音乐工作者会议提出受群众欢迎的歌曲太少，要进一步努力时，她又以大受欢迎的演出为例，标榜自己“早就做了”。时而吵闹，时而炫耀，先言之振振有词，后辩之亦凿凿有据，凡事取其有利于自己的一面的“常胜将军”的丑恶而可笑的嘴脸暴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