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北仑乡间流传一则“笑话”，说的是一位在农村务农的妻子，提笔给在上海“外国铜匠厂”（即机械制造厂）里做“外国铜匠”的丈夫写了一封寥寥数字的短信：家中没“命”，夫有“命”快点带来，没“命”带钱买“命”（信中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接信的丈夫瞬间“三魂丢了二魄”，急急向厂里告了假，慌吼吼地水陆兼程赶回乡来，内心在一路上如水井里打水吊桶似的“七上八下”，直至到家见到平安的妻子，忐忑的心方始落地。一番询问，真相大白。
原来是这位妻子见出门老公不但赚钱养家，而且好学上进，以前在农村里也和她一样是“亮眼瞎子”，做了工人老大哥，上了夜校，人有学问了，每次寄钱回来还写了两张纸的密密麻麻字的信，讲出道理来一套一套的，连读信的先生都夸语句通顺，文理清楚，字迹端正。这位妻子心想自己不能这样默默拉大与老公的距离，下决心发奋学文化，尽快摘掉“文盲”的帽子，遂报名进了“扫盲班”，学了没几天就急着想要露一手，改变自己在老公心目中“老是请人代笔写信”的成见。第一次拿起笔来给他写信（信封上的字还是请扫盲班里的老师写的），本意是家中缺伞，如果有现成的可托别人带回家来，没有现成的，自己会拿钱在本地买，但因她的“墨水”刚喝进去一点点还不够盖瓶底，将“伞”字误写成了错别字——“命”，以至于闹出了天大的笑话，着实让她老公虚惊了一场。
这则笑话虽是“讲故事”，但却反映了当年的一些客观现状。在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上海企业里，增加了不少经亲友熟人介绍去的当地农村里的年轻人，在他们有经济能力后，基本都听从家中父母的安排，来乡下选择农村的姑娘为妻。妻留守在家务农，出门老公们一般在过年时才回家乡与亲人团聚，平日里就靠“鸿雁传书”。在未经普遍的“扫盲”运动以前，许多留守老家的“亮眼瞎子”们解决来信的“读”和去信的“写”的途径，都是去镇上的“代客书信”处，请“书信先生”代劳。代劳的价格不菲，当时的稻谷价大约是每百斤七元钱（按现今的币制算，下同），一个打短工的男劳力的日工资仅只有6～7角钱，而“读信”和“写信”的酬劳则要1角和3角，不少去“书信摊”的妇女的内心都非常纠结，但最终是欲罢不能。当年我的母亲也一样，每次去“书信先生”处时，内心往往很是纠结，总是欲罢不能的样子，我好几次见到她前脚已跨出了门又慢慢地缩了回来，在屋内呆立了半晌，叹了口气复抬腿而出，我知道母亲是在犹豫要不要去花这笔钱。
我在童年时曾跟随母亲三番四次去光顾“代客书信”摊，每次都是在当年柴桥镇街的集市日（柴桥街在当年约定了农历的每月初一、初六、十一、十六、廿一、廿六这六天里为大集市日，而初三、初八、十三、十八、廿三、廿八这六天为小集市日）里，她一手携着我，另一手臂弯里挎着一只竹篮子，内放着折叠得四方八整的用景泰蓝围身土布包裹的父亲的来信及预备回复的空白信封和信纸，在太阳刚露脸时就来到了镇街上。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好不容易挤到了有一个先生在后面守着的一张小插板桌前，只见桌子的两侧有对着先生摆的长板凳，在板桌上铺着一块大白洗布，白布在桌子向街的外侧下垂遮掩住桌子的柱脚，在这面下垂的白布上方居中书写着四个潇洒的大字，母亲说这就是招徕人的“代客书信”的招牌；在桌面的上端中心位置，摆着一块中间有椭圆形洼窝、盛水槽里有些许清水的砚台，在砚台的一侧斜搁着一锭已磨去了近一半的墨，另一侧有一枝铜笔套管套着的小楷毛笔，及两块压纸的铜条尺。先生是一位须发皆白、颧骨高耸、脸型清癯的老者，母亲说他原来是教书先生，文墨很好，见我们近前，这位正口含着一把托在手里的紫砂茶壶嘴吮茶的先生，迅捷地放茶壶在板桌上，客气地招呼我们在凳上落座。
母亲打开围身布包，取出父亲的来信及空白的信封和信纸递给先生，他浏览了一遍来信后，将信中的内容告知母亲，然后根据母亲的述说，挽起右手的衣袖研墨，墨汁调匀后书写，待写好就念给母亲听。我记得那时听先生复述父亲来信的内容，还能一知半解，说什么“谢谢她做农活、顾老养小的辛苦，注意身子，要学文化，自己写信不求人”等等，但在先生摇头晃脑地念他代母亲写给父亲的去信时，夹文夹白的那些语句，让人如坠入云雾中地搞不灵清，我在回家的路上好奇地问母亲，母亲也无奈地说只能“揣摩着”懂……然而，先生念信时的抑扬顿挫的声调却如烙印般地让人难以磨灭。
后来，母亲参加了村里的“扫盲”班，经过刻苦学习，去光顾“代客书信”的印象终于在我心目中“淡出”，逐渐远去。在我能开始“洋泾浜”地写信后，给父亲复信，自然就义不容辞地成了我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