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信息咨询机构比较发达。信息部门能够为政府决策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并负责反馈政策执行信息,独立评价、评估政策执行。
西方政府的人事行政特征是,普遍实行了国家公务员制度。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公务员制度的国家,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对世界影响很大,其公务员制度有五个特征:一是公开考试、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原则。二是通才原则,要求文官具备一定的素质。
三是依据职绩或资历晋升的原则,建立文官考核制度。四是中立、常任的原则。文官不准参加政党活动,不随政党轮流执政而更替,保持中立,同时文官也不许经商或从事赢利性活动。只要不触犯法律,文官终生任用。五是文官的范围。文官不包括由选举产生的政府高级官员,这些人称为政务官。文官是常务官,包括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常务次官以及各级职员,但地方政府官员、法官以及国有企业雇佣的职工也不属于文官。(懂建萍著:《西方政治制度史》第99页。东方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实行,使政府的组成人员不断优化。而政府人员的优化,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西方政府的运行特征是,普遍建立了依法行政机制。西方从近代开始,就建立了一系列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政府运行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
上述政府特征,是西方在前现代化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些特征构成了行政现代化的具体特征,它们是权力分化、民主、法制、科学、高效的特征的具体表现。
西方从80年代开始进行了新一轮的行政改革,这种行政改革被称为行政现代化(见《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序言第1页,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西方80年代以来的行政改革或行政现代化是以改革近代韦伯时期形成的行政管理传统为主要内容。西方的行政管理有着浓厚的韦伯式传统,韦伯的科层制是在本世纪初期信奉国家力量和政府活动组织化的高潮中创立的。随着它的理性原则植根于各国政府,其固有的局限性和消极影响逐渐显示出来。西方之所以要改革韦伯式的行政管理传统,是因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强调统一规制(包括科层制的等级制和部门化)和监控,导致人际关系的冷漠抑或僵化。另外,政府的管理忽视了公共保障和服务的多样性,对市场信号和消费者需求的反应不灵敏。与科层官僚机构相伴生的行政权力和公共预算最大化倾向,导致大政府大公共开支和高行政成本,已经走向反面。西方一些行政学者把韦伯时代形成的行政管理叫作“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19世纪的行政技术”。认为,韦伯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世界的需要,必须要对韦伯式的行政传统进行改革。这种行政改革是要以新公共管理取代韦伯的传统行政。(《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序言第10页,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而我国的行政现代化与西方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特点。西方在80年代出现的行政现代化潮流,是要走出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韦伯式的传统行政,建立一种与信息革命、“数字化生存”相呼应的行政现代化。而我国还没有完成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我国的行政管理比西方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所以中国的行政现代化是要完成“前现代化”的任务。虽然西方的行政管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诸如政府机构膨胀、效率降低、官员腐败等。
为解决这些问题,西方一直在推行行政改革。但西方的问题是实现了行政现代化以后存在的问题,我们则是还未实现行政现代化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既要补上没有完成的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建制,同时又要跟上信息时代要求的政府变革趋势,这样我国的行政现代化具有三个阶段的双重性质——“前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性质,可见我们比西方的行政现代化有着更为艰巨、艰难。复杂的任务。
中西方行政现代化虽然存在着差异,但西方行政现代化的经验对我们仍有积极的的启示。西方当代的行政现代化告诉我们:要改变行政管理落后的状态,惟一的道路选择是行政改革。行政改革是一个国家政府组织自我完善的最佳选择。也是政府面对各种挑战,发挥好政府作用的最佳途径。深圳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成就,也与推行行政改革有着极大的关系。
深圳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就必须继续推进行政改革,继续提高政府自身现代化的水平,即逐渐接近行政现代化的目标。
另外,在行政改革问题上,我们既需要学习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又要看到我们与西方行政改革的差异,注意选择符合本民族实际的行政改革战略,而不能盲目的照搬西方的经验。同样是讲行政改革,西方的行政改革与我国却有很大差异,西方是要改革韦伯式的科层组织,我国却是要建立和完善科层组织。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政府的科层化程度还很低,一是政府机构的专业化分工不发达,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还未分离。二是公务员制度建立较晚,政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也很低。三是政府组织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程度较低,政府运行不规范。这些都表明,我国行政改革还不能像西方那样否定韦伯式的科层组织。我们刚好与西方相反,西方政府要走出韦伯式,我们则要走进韦伯式。西方是要走出“前现代化”,走进“后现代化”。我们则是既要走进“前现代化”、完成“前现代化”的任务,同时又要追赶西方当代的步伐。
深圳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深圳在短短的20年中跨越了西方用上百年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表明,深圳有可能再实现跨越式发展,即深圳既可以完成西方“前现代化”的任务,同时也能够追赶西方当代的步伐。而这一切都将极大地依赖深圳政府能否把行政现代化作为自身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如果深圳政府勇于把行政现代化作为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深圳的政府改革才可能出现新局面、上新台阶。
(第二节深圳政府走向行政现代化的基础与环境
深圳政府需要走向行政现代化,那么是否具备走向行政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我们的主要观点是:深圳已经具备了走向行政现代化的基础和条件。其基础有两个:一是深圳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比较雄厚的物资基础和比较优越的市场体制,这是深圳政府走向行政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二是深圳政府经过20年行政改革,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精干高效的政府组织架构,比较合理的政府职能,比较健全的公务员制度,还有比较规范的政府运行体制和机制,这是深圳政府已具有走向行政现代化的行政体制基础。三是中央对深圳寄予厚望,要求深圳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广东省委要求深圳率先实现现代化,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市,这是深圳政府走向行政现代化的政治环境。
一、物质基础与经济体制优势
2000年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20年来,深圳特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日新月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短短20年,沧海桑田,深圳由过去一个边陲小镇奇迹般地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从1980年到1999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31.2%,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5.4%,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年均递增41.8‰1999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436亿元,人均GDP达3.6万元,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185亿元,分别居全国大中城市第6位、第1位、第3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04亿美元,其中出口282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7,连续7年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经济素质也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第一经济增长点。(《深圳特区报》2000年8月9日第一版。)此外,以港口运输为核心的现代物流业迅速崛起,正逐步成为深圳市经济的重要支柱,深圳港集装箱吞吐量跃居全国内地沿海港口第2位、全球第11位,深圳机场成为全国四大航空货运中心之一。区域性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运输中心和旅游胜地初步形成。三次产业的比例由1994年的2.2:54.7:43.1调整为1999年的1.2:50.5:48.3,向现代发达城市的经济结构趋近。(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在深圳第三次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深圳在20年的时间里创造的物资奇迹,源于深圳的经济体制优势。而深圳的经济体制优势首先源于中央的优惠政策和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然后是深圳政府自身的努力,创造性地运用了中央的优惠政策和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领导深圳市民率先建立了以市场导向为主的经济运行体制,这也是深圳快速发展的重要的原因。深圳的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是按照以市场导向为主、以吸引外资为主、以产品出口为主、以三资企业为主的政策建立起来的。
这种体制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崭新的经济体制。按照这种模式发。
展经济,深圳经济体制具有内地不能比拟的活力和动力。
一是,吸引了大量的建设资金,据报导,深圳特区20年里吸引了外资200多亿,是全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1999年,深圳拥有1.4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还有8000多家“三来一补”企业(《深圳特区报》2000年8月9日。)。国际大财团、大跨国公司来深投资项目日益增多,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76家落户深圳。(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在深圳第三次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二是,吸引了大量的人才,造成了孔雀东南飞景观。为吸引更多的人才,深圳市建成全国最活跃、进场人次最多、覆盖面最广的
“人才大市场”,2年多已接待各类求职人员350多万人次,为深圳市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和具有硕士学位以上的高级管理人才3万余人、海外留学生2000余人,有力地推动了深圳特区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南方都市报》1999年10月18日。)
三是,深圳吸引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技术是伴随着人才和资金的引进而同时引进的。现在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40.5%(深圳市市长于幼军在深圳第三次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深圳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高科技城市,成为中国与世界信息技术交流的窗口之一,形成了高科技发展的人才、市场、环境三方面的优势,内地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就是看中了这点纷纷到特区求发展,“863”的很多科技成果落户深圳并实现了产业化。1999年深圳成功地举行了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2000年又成功地举行了第二届“高交会”。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的第一经济增长点和特色经济。
可见,深圳经济体制的优势和活力就在于吸引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并且能将资金、技术、人才合理组合,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和经济成就。
二、行政改革的成就与行政体制优势
深圳的高速发展,既得益于中央的优惠政策,也得益于深圳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注重行政改革。行政改革是深圳快速发展的动力之一。深圳经过20年的行政改革,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政府体制的局限性,在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公务员制度建设、依法行政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这些突破奠定了深圳政府走向行政现代化的基础。
(一)比较精干高效的政府机构
将深圳政府机构与内地进行比较会发现,深圳政府机构比内地要精干和高效。深圳政府机构是一种大系统的设置模式,其特点是,一个政府部门等于内地的几个部门。如深圳的经发局是一种大经管模式,它管理的事务在内地要十几个政府部门来做。深圳农业局是大农业管理,它管理的范围包括农、林、水、牧、鱼等事务。深圳运输局是大运输管理模式,其管理的事务包括海陆空所有的运输,甚至还包括对邮电、信息化的管理。而且,深圳政府管理的成效相当显著,这从深圳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中可以看出。深圳政府的精干和高效源于政府机构的不断改革与进步。
深圳建特区以来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第六次机构改革方案已制订,有待中央批准后实施)。深圳政府机构改革的突破性是,在第一次机构改革中就砍掉了电子、化工、纺织、商业、粮食等十多个专业主管局。使政府部门由原来的53个减少到17个,减少66%;机关工作人员由原来的2237人缩减到867人,减少60%多。
这次改革为建立精干高效的政府奠定了基础。虽然以后深圳政府机构有所增加,但基本控制在40个以内。
(二)相对合理的政府职能
深圳政府职能具有突出的新体制特征。其表现是: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与社会、与事业的关系,较好地确立了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从而保证政府能用大量的精力、物力、资金进行城市管理、城市建设。深圳的城市管理、建设成就显赫。
第一,深圳的政企关系比较顺,政企分离的程度比较高。政府对企业的不当干预比内地要少得多。企业的自主权较大,企业的活力和动力比较大,深圳的企业效益也比内地好。深圳市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利润率、资本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及获利倍数等5项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从1995年至今连续在全国地方国有企业中名列第一。深圳创立了“三层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企业)和“管好三件事”(大帽子,大票子,大盘子)的经验,这从体制上和操作上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定了位。
第二,政府职能重心已转向社会管理、城市管理。基本解决了政府管理什么的大问题。政府做什么,这是政府角色定位问题。
深圳政府通过职能转变,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深圳政府积极推进深圳的城市化进程,深圳的城市化发展迅猛,现在深圳城区规划从327.5扩大到2020平方公里,扩大到乡、镇,龙岗、宝安两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深圳政府已把市政管理作为自己的职能重心。其表现是,深圳政府用大量的精力从事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确立了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的市政管理理念和政策,投入大量的资金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随着城市化的扩展,深圳政府的其他社会管理职能也扩大和完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