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破除中国视性生活为龉龊下流的旧观念，提倡科学的夫妇观。明确夫妇承担着繁衍后代的使命：“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学医的经历，使鲁迅亲眼目睹由于父母原因造成的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因此，他指责“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人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他担心“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Eugenics）者的处置”。如此，民族的劣种流传，甚而至于被优种者断绝消灭的恶果也成为预料之中的历史必然。因此，他十分强调父母体质与精神的健康之于子女、之于族种的影响：“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中国人“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视娶妻早、儿子多为福气，却“不负教他的责任”的旧观念，使得生出的下一代仍旧是谬种流传，不符合新时代精神。这种人即使长大以后，“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但仍然不是‘人’的萌芽”。基于此种忧患，鲁迅殷切希望中国的父母切实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教他生存、发展的本领，使后代超过前辈，“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
（二）“人言可畏”：“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所谓“伤生害己”，也即个体对自己生命所采取的轻生行为。与“贵生利己”所具有的正道德价值相反，在正常情况下，“伤生害己”因为违背了道德的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于社会存在发展和个人的需要、目的、欲望都相违背，因而，它是一种不应该的、不道德的行为。鲁迅本人反对轻生自杀：“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之所以确立这个观点，并不因为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所致，而是基于“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以及个体生命之于整个社会所承担的使命和价值的根本认识。这是为他一生的行动所证明了的。此外，道德虽然与法在特殊的强制力量——权力上有根本的区别，即法律具有“为管理者所拥有且被社会承认的迫使被管理者服从的强制力量”，而道德由于所规范的一切具有社会效用的行为，因此决定了它具有最弱的强制性——“舆论强制”。这种“非权力强制”，虽然是一种非组织的强制，但由于为全社会每个人所拥有，因此，它具有一种“应该”如何的强制力量。“人言可畏”是中国人对于生存其中的所谓“道德的国度”的舆论压力之甚之强的切身感受。一些“伤生害己”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来是个体采取的自我结束生命行为，深层次上却与整个社会舆论所产生的非权力强制力量有关，即是一种本质上的“他杀”。
因此，鲁迅对新闻媒体不负责任、夸大事实、主观臆想、肆意炒作的非职业行为所产生的恶劣的社会舆论导向，一向持强烈的反感态度。他批评“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忍气吞声，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鲁迅以20世纪30年代电影明星阮玲玉之死为例说明：记者的“轻薄句子”和“摇笔即来”的渲染张扬的文字，是这帮记者先生忘却了“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成为了凌辱弱者——现代女性的刽子手。“无拳无勇如阮玲玉”，正是“做了吃苦的材料了”。报刊媒体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作为一个“颇有名，而无权”的弱女子，“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债无主，冤无头，只能在众人的唾沫星子中淹没屈辱而死。“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鲁迅自然不想为阮玲玉的自杀本身而辩护，但他站在正义和人道的立场，对当时上海滩新闻媒体欺软怕硬、恃强凌弱的恶劣行径进行了尖锐批评，表现出一种人性的力量。
在关于1934年发生在上海的秦理斋夫人与子女四人自杀事件中，鲁迅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立场和态度。秦理斋夫人是生长及陶冶于旧式家庭中的弱者，最终为黑暗所吞噬。孤儿寡妇奋斗挣扎抗命时，社会鸦雀无声。一旦自杀悲剧发生，得到的不是“恕辞”，反而是“诛伐”。以冠冕堂皇的人生责任与义务之说加罪于自杀者以“失职”、“偷安”、“逃兵”之名，是致人于死地的一种更为黑暗的社会势力。因此，在鲁迅看来，“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问‘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虽言词犀利，然情动于衷。其中对致人于死地的社会黑暗与伪善舆论的帮凶面目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至于以父权体制为特征的中国文化的巧立名目戕害无辜的罪恶本质，鲁迅认为一是男子的特权所使，“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二是与国运衰颓有关：“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看重。”但国运的萎颓却与男人的无能相关：“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人自杀。”在掩饰其外的层层面纱被挑破之后，中国传统父权文化的孱弱无能与虚伪冷酷之面目，已无处隐匿。
鲁迅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思想家，他向来关注社会现实。他承认实际的革命斗争的残酷性：“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绝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但他反对诱导青年去作不必要的牺牲。对于舆论鼓吹的虚伪性质，鲁迅向来持反对态度。“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鲁迅从珍惜青年的生命出发，反对虚幻却残酷的“诗”怂恿青年人赴难，作无价值的牺牲。其中渗透着对青年的仁慈厚爱，以及贵生唯物的现代理性与社会良知。此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鲁迅对古代的凌迟、火刑、剥皮等酷刑一向持痛恨和憎恶的态度，对现代的斧劈枪刺，“用力学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的滥杀无辜、蓄意伤生的行为，均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抗议。对暗杀、诱杀、惨杀、虐杀、屠杀等惨无人道的手段和卑劣行径，更是从正义与良知的高度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质问。这里虽然鲜明地表现着阶级革命的立场，但就“贵生”而言，却已经超越了历史阶段性限制而达到了普适价值的高度。鲁迅反对“请愿”。“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撰文《空谈》，认为“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在《记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国人的生命圈》等文中都表现着鲁迅的现代“贵生”观。
（三）“赶快做”：超越存在尺度永不停息地实践
“伤生害己”与“伤生利人”，两者指的都是在非常情况下对生命采取的一种伤害态度和手段，其共同点都是“伤生”。从表面上看，“伤生”与“贵生”原则相违背，但从具体情况来分析，“伤生”在某种情况下体现着正道德价值。“因为不言而喻，只有在正常情况下（即在自己的生命与他人生命不发生冲突时），贵生利己才是道德的，应该的，善的，伤生害己才是不道德的，不应该的，恶的；而在非常情况下（即在自己生命与他人生命发生冲突，不自我牺牲就不能保全更重要的他人生命时），便应该自我牺牲，伤生利他，而贵生利己便是不道德，不应该，恶的了。”这里包含着社会与个人、善与恶等道德价值观念的复杂关系。“伤生害己”与“伤生利人”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有消极与积极之分。根本区别在于“伤生”所达到的目的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否有利于更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否有利于个体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我们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将“伤生害己”归入自杀轻生，“伤生利人”特指在非常情况下的自我牺牲。
基于中国人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总目标的考虑，鲁迅的思想首先建立在个体生命存在的基点之上，因此主张“贵生”。即使是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他也反对行刺、断指等非常手段，反对请愿者作无谓的牺牲。他以为，对黑暗的现实，“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因此，他主张“壕堑战”，“其实也无非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他从来不叫别人作牺牲，认为“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尽可能地避免伤生，以最小的生命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是他的一贯思想。由于“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即不可能有“大局面”的开拓，因此，他权衡之下，宁可承认自己不适合做领导而放弃“颇有几个”希望他“做一点什么事”的机会。对于自己的生命则表现出自爱之心。在重病四五天之后有了转机的一个夜里，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喝水、开电灯，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对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熟识的生活空间，细细地端详和体味。这在平时，“其实是算作一种作息”；而在病中，则要验证自己的生命体征存在与否。当“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大略地看到了自己曾经多么熟识的环境呈现在眼前，并由此穿越空间的阻隔，他才切实地感受到：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求生的渴望与对生命的眷恋，无疑是非常动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