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经典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意蕴不是被束缚的固定的单一的，而总是呈现着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意义空间。这可以被理解为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调主题，还可以理解为人文意蕴的多个侧面。如我们最熟悉的《祝福》，它固然从对一个村妇命运的描述过程中，揭露了中国封建文化的腐朽性和残酷性，也通过主人公不幸命运中遭遇到的众人的冷漠批评了旧中国的世态风俗。但是除此之外，渗透在行文中感人至深的还有叙述者“我”对人物命运的悲悯，以及“我”因为未能回答一个挣扎于生死边缘的灵魂疑惑所带来的深深的忏悔。在小说《药》中，固然有对于民间封建迷信荒诞不经的现代审视，也不排除对近代民主革命教训与经验的反思与总结，但不能忽略的是，小说在展示黑暗现实以绝对力量毁灭着正义和真理的英雄的同时，也表现出由夏瑜之口发出的“阿义可怜”的深刻悲悯，以及漫溢在字里行间的先知者不为群众理解的孤独与悲凉。正如鲁迅在《复仇（其二）》中所写的，神之子耶稣被兵丁们戏弄着：“穿上紫袍，戴上荆冠，庆贺他；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他，屈膝拜他……”许多的路人、祭司、强盗都辱骂他，戏弄他，讥诮他。“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诅咒的。”拒绝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的耶稣，清醒地玩味和咀嚼着这大悲凉：“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对于小说《故乡》，历来的阐释是表现农村的萧条与主人公闰土不堪承受苛捐杂税与多子所带来的物质困苦，但小说分明还揭示了闰土身心巨变过程中无可摆脱的文化重压。篇末对于人的生存之路的探索，则是小说深邃哲理的诗意吟唱。
对于这些，遗憾的是我们粗糙的心灵往往体察不到。
综上所述，鲁迅在表现人生苦难的同时，他自己也处在精神的炼狱。
他无情地解剖自己，无私地释放自己，以强大的意志力量超越苦难，并坚定地践行在广袤寂寥的荒原上。1903年，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这样写道：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连对患难中的弟兄们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在苦难中蹉跌。
他们求助，求一个朋友。
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一般英雄的友人，一般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的心灵。……跟着他们走罢，跟着那些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孤独奋斗的人走罢。让我们来摧毁时间的阻隔，使英雄的种族再生。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除了仁慈之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
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的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样飞涌出来。甚至毋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那末伟大、那末丰满、那末幸福。
鲁迅无疑是这支由伟大心灵组成的强有力的队伍里的一个。生活在世俗社会里的当代人，几乎被琐屑平庸的日常生活所吞噬。那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无形的精神锈蚀，意志日益磨损得脆弱无力。没有远大的理想追求，没有对苦难的承受力，没有对崇高与凡庸的判断力，没有对浅薄卑俗自觉抵抗的敏锐感觉，一代人的幸与不幸皆在此哉！因此，悲凉崇高的文学经典就成为现代人萎靡不振、功利狭隘的精神的诊治良方。对于人生困境持有激昂情绪与超越精神，是鲁迅文学的独有魅力。它使读者开阔胸襟，激扬精神，充实生命内涵，深刻思考人的生存意义及其价值，从而在世界观与审美趣味上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通过审美现代化，进而实现人的现代化，这是鲁迅经典传播的要义所在，也是整个现代文学教育的要义所在。席勒在谈及优美和崇高对人的精神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时曾这样说：“假如没有崇高，美就会使我们忘记自己的尊严。我们被接连不断的快感弄得虚弱松懈，就会丧失性格的朝气蓬勃，而且我们被存在的这种偶然形式紧紧缚住，我们永恒的使命和我们真正的祖国就会在眼前消逝。只有崇高与美结合起来，而且同等程度地培养我们对二者的敏感性时，我们才是自然的完美公民，因而不会是自然的奴隶，也就不会在只能靠理性而不能靠感性来认识世界中丧失公民权。”这真是极富见地的精辟论断。
第二节 鲁迅经典对现代人生的哲学启示与意义赋值
与沧海桑田相比，人生只是千年一瞬；在大千世界面前，个人只是沧海一粟。死是一种必然性存在。人总有一死，不可能“不朽”。即使是伟人，或许因为他的事业、声誉可以相应延长他的历史影响，但最终“也将在世界万物沉寂之中归于绝对终止”。因此，“死亡问题是生活中最深刻和最显著的事实，这个事实能使必死的人中的最卑贱的一个超越生活的日常性和庸俗。只有死亡的事实才能深刻地提出生命的意义问题”。反过来说，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有死亡，假如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死亡，那么生命就会丧失意义。这是因为，“死亡展示生命的深度，显现终点，只有终点才能赋予生命以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们罪恶的世界里，死亡是件好事，是价值。死亡引起我们无法表达的敬畏，这不但因为它是恶，而且还因为在死亡里有深刻性和伟大之处，它们震撼着我们的日常世界，超越在我们的此世生活中积累的，只适合此世生命法律的力量”。
死亡巨大的震撼力触动人对存在意义的思考，于是人类有了这样的疑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类追问自我神秘莫测的来源和晦暗不明的归宿；追问自我的本相和存在的意义；追问短暂和永恒、生存和毁灭、过程和目的等一系列形而上问题。与“死亡问题是生活中最深刻和最显著的事实”一样，“人生意义问题是一切人生思考的总题目和潜台词”。如何实现存在意义成为20世纪思想者共同探索的重大命题。巴赫金的回答是“存在即事件”。即人首先必须存在于现实中，并由人的行为构成实际存在。他强调人的“在场”，排斥“缺席”。海德格尔在思考“存在的意义应当在哪种存在者身上被破解出来”这个问题时，找到了“此在”。海德格尔将其称为“合适的存在者”。
鲁迅的回答是“执著当下”：“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身处不同空间的三位大师对同一时间——20世纪，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战争和苦难之后，对人类生存态度给出了一致的回答。“此在”不仅仅作为存在者在世界中存在，首要的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并由存在着的人对存在发出问题。如果将“存在即事件”置换为“由人的主动行为产生事件而构成存在”是基本相同的答案，那么，“执著当下”就是要以坚实的态度生存于当下，直面当下求索未来之路。“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因此，存在就是探索。“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由于受到诸多方面的重重困扰，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人生出现了一个“彷徨期”，对生与死、存在与意义的沉思成为鲁迅的创作主题，散文诗剧《过客》是这一主题的总纲。“过客”以困顿倔强的状态出场。他“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他显然已经走了许多路，在荒凉孤寂的境遇中面临着一个抉择：“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疲惫的过客果决地选择了仍然向着“前面”走。至于“前面”是什么，他认同老丈是“坟”的答案，也不忍打破姑娘有关“百合花”的憧憬，但他这样回答：“不错。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玩过，去看过的。但是，那是坟。”他关注的是：“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他谢绝了姑娘好心的布施，也不接受老翁休息的劝告，他听从前面声音的呼唤，“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向野地里跄踉地闯进去，夜色跟在他后面”。过客坚定地给出了鲁迅自身的也是人应如何的生存答案：听从前面的声音，不停歇地“走”。“走”是不断地探索与实践的生命态度。追问“走完坟地以后是什么”，则是求索“人为什么活着”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如何通过死亡超越生与死的深渊达到永恒的彼岸世界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过客》无疑是一首充满着宗教情愫的哲理诗，它是鲁迅“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艺术写照。
“反抗是鲁迅哲学的核心概念。可以说鲁迅哲学就是反抗哲学。反抗把实在世界与精神自我，存在境遇与个人行为，自由选择与命运归宿连接起来，充分体现了鲁迅哲学的自为性。”作为一个“合适的存在者”，鲁迅“以一种处理、实现、完成，但也沉思、探究以及通过沉思和比较的方式逗留于世界近旁”。他从传统理性规定性的沉沦中超脱出来，使自己成为一个“自主自觉的真实存在”，“用终有一死的将来抗拒、敞开过去的绵延和遮蔽”，从而实现了“此在”当下瞬时的生命活力，丰盈充沛的生命活力推动着巨石滚向山顶。他不言失败，拒绝轮回，反抗虚无。他反思直观存在的对象，更反思自我欺瞒这个“世界沉沦最隐蔽最顽固的生存基础”，奉行在否定中进步的现代人类生存律令。他的叙事是从虚无中抽身而出，将绵延性沉沦时间转化为筹划、期待、创造性的生存时间，从而在丰富多样的实践中书写着自己的生命史。他的生命因此“表现为一个不断扩充着的再生产过程”。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时间命题：人如何成为一种合适的存在者——“此在”，并在多维度的时间性存在中亲证自我，从而也生产着时间。
一、绝望：昏沉的夜——“好的故事”碎影无踪
人们通常以为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是执著人生的战士。确实，他自己不但以猫头鹰般的警惕坚守着中国文化的黑夜，而且还经常批评那些远离人生、崇尚空谈的理想家。“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交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在时间的三个维度中，鲁迅以为唯独“现在”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活在当下，“现在”是人生存的重要时刻，离了“现在”遑论“将来”。他提醒爱做各式各样的梦的浪漫者：梦固然美好，但在它到来之前，一定要经历残酷的斗争，“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样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他把别人许诺的所谓的“黄金世界”与天堂、地狱相提并论，直言“不愿意去”。但他执著于现在的动力来自于美好的憧憬——梦。“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由来。”
虽然深知唤醒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有多难，“然而说到希望，确实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有一些梦想在后来的残酷现实中被无情粉碎了。但对于“大梦”，他始终不肯醒来。即使是在生命中最阴郁的日子里，他依然憧憬着一个好梦——尽管最终只是一个破碎的梦。
我在蒙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
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梦是以熟悉的山阴道为底色的，又幻化为更为朦胧的画，莫奈的油彩在那儿流动着：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罢。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如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剌奔迸的红锦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间，他们又将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伸长，就要织进塔，村女，狗，茅屋，云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