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梦终究是幻觉如昙花一现，经不起凝视，刹那间，“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
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抛了书，欠身伸手去取笔，——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
“好的故事”只出现在梦里，梦境比现实美妙，现实却裸露着真实甚至冷酷的面相。“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历史给人规定的生存语境与人自身寄予的期望和使命之间的悖论；人的生命历程中出现的或然性、存在的有限性和消亡的虚无性，都对曾经给人以荣耀和尊严支撑的人文理想造成巨大的幻灭。绝望是现代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深度发现和无蔽呈现。存在是绝望，绝望是存在本身。只有最清醒的存在者，才能感受到来自生存的这种残酷性。那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者，或是懵懂苟活的凡夫俗子，都领略不到这种存在的深刻的痛感。绝望是一种敏锐的感觉，绝望只属于真正有追求的人；绝望总是惠顾那些有义勇和力量承担的人。因为“绝望乃包括对人类现状的险恶性的全部接受，以及对其本来意义上的非人性的根本拒绝。它以固有的诚实和勇气，表明个体存在对于处境的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而与各式的失败主义无缘”。鲁迅显然是一个真实的绝望的存在者。
（一）“中间物”：历史给定性境遇下的存在悖论
鲁迅对启蒙者命运的文学性叙述，既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及近代变革的痛苦记忆，也基于他对启蒙者的实际境遇在存在论方面的思考。“人与存在”也即“人与时间”的关系。在传统时间观那里，“过去”、“现在”和“将来”是线性发展的，“存在主要被理解为作为连续在场的现成在场，是一个从单一的时间维度（即‘当前’）来理解的”。与古典主义理论不同，海德格尔则主张“从更为丰富的多维度（即‘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即时间性的角度来理解”。他认为，“作为此在的人原始地，内在地即是时间性存在者”。“即人在时间中存在”，“真正的时间，不是什么以现成的‘现在’为核心的过去、现在、将来逐次继替的线性流逝过程，而是一个不分过去、现在、将来的‘循环’”。作为“最具哲学精神气质的人物”，鲁迅提出了“中间物”的概念。1926年，他在回答上海《一般》月刊明石关于“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观点时，明确承认自己自幼至今的确读过许多古书，“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
就是在思想上也受到传统的影响。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看取这些：“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显然，鲁迅更多的是从人与历史关系方面思考的。“中间物”概念寓含着鲁迅对人与存在、人与时间关系的睿智思考与整体认识，它为我们理解启蒙者的存在与命运开启了思索的门径。
所谓“中间物”，意味着它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维度中互相渗透交融的一个整体性实存。所谓“一切”，即包括了个人、民族和人类。由此推论，启蒙者所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现在”，而是包含着四千年“过去”的凝固空间。外部世界的凝滞，“铁屋子”内昏睡群体的拒绝被唤醒，以及由此而来的庸众对“独异的个人”的围攻，必然使启蒙者陷于孤独的境地。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固态文化及空间中到处弥漫的奴性构成了静止的时间，觉醒的个人不是被苛政击穿，就是被世俗毁灭。这是千年对一瞬的强大抵抗，启蒙者无法避免历史铸就的悲剧命运。“中间物”也概括了人生存于历史给定性境遇中的规定性质。人不能“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正如婴儿割断脐带却无法改变基因一样。人的选择的有限性决定，“自由只存在于这一个的选择中；这就是说，在于把不曾选择也不能选择另一个这回事承担起来”。这种“源始的有罪责”使启蒙者狂人对“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彻底觉悟并因此产生了“难见真的人”的悚惧。
“中间物”身份的确认，是狂人继质疑“从来如此，便对么”之后的又一次觉醒，同时也产生了边缘时刻中的复杂感觉和心灵危机。一方面，“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另一方面又忧虑于所谓“古已有之”的国民性难以改变；一方面以现代启蒙者姿态扫荡旧文化，另一方面又因为传统因袭的纠缠而不可挣脱。鲁迅对自己和他的同时代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坦言因为看旧书耳濡目染，不但在文字上，“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随便，时而峻急”。“但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而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鲁迅的明智在于，他不但了解自身在存在中的准确定位，而且洞察到弱点背后的优势并赋予其责任：“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他除了的确时时解剖自己之外，也解剖别人，目的是在由此及彼的过程中，探出一条路来，完成作为“桥梁中一木一石”的使命。他感叹“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种民族气质弱点既渗透于启蒙者自身从而出现挫折后的气馁，也预示着启蒙者除政权重压外必然面临的另一种外部困境。前者使得“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N先生的激烈乖张就很能代表这一类型。他抨击世人对革命的，《麻痹和健忘：“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他悼念辛苦奔走，怀着远志却被暗枪冷箭要了性命的少年；他遗憾革命的功绩只是剪去了一根辫子；他预言：“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便要苦痛一生世”；他指责：“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他们身上缺少的正是深刻的反省和韧性的坚持。
在《热风·题记》中，鲁迅也批判了中国青年的软弱和胆怯：“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说这话时，已是新文化运动处于低潮的1925年，青年的热情早已随着“五四”风暴的过去而衰歇消散，吕纬甫的衰颓，魏连殳的孤独，“我”的推诿逃脱，证明着他们无力将祥林嫂一类深陷精神炼狱和物质困境的弱者援救出来，因而也担当不起启蒙的重任。即使在婚姻恋爱的伦理观念上，又何尝不存在传统与现代的缠绕。子君一方面大胆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一方面却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史涓生，满足于小家庭而不再有所追求，回归于依附型的传统女性。而史涓生则一方面以启蒙者自居，另一方面却表现出渗透骨髓的旧式男子的脾性。此外，他也缺少作为实际革命家的务实精神，有着浓厚的“多余人”气质。启蒙者普遍存在的气质上的孤傲清高，也必然造成与民众的疏离，从而使启蒙目标悬搁。
以上所有这些都在表明：启蒙者处在古老文化与时代新质夹缝中的“中间物”特征，这种“两重性”必将使他们陷入颠覆传统与现代重构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因此，当狂人从血缘关系中推测自己也难逃“吃人”的罪责时，顿时陷入存在悖论的怪圈：当拯救者与被拯救者都无法解脱“吃人”“原罪”时，拯救从何谈起？更何况“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究竟是否存在也成了一个问题。因此，狂人既有“从头冷到脚跟”的彻骨寒气，也有“不能再想了”的浩茫心事。对庸众与自我的双重绝望，使得他们难以承担起历史使命从而使时间前行，而“候补”则是孔乙己、陈士成们早已为之预设的唯一出路。
中国的封建宗法制以及由此形成的一整套文化系统，存在于新旧转型时期特定的历史境遇以及此境遇下形成的“中间物”意识，使得鲁迅对现代启蒙运动与启蒙者本身有着清醒的悲剧性认识：“觉醒的知识分子虽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早体现者，但他们无法成为这一进程的胜利的体现者。”尽管他们处在生与死、光明与黑暗、过去与未来转换的“最富有包孕性时刻”，但历史给定性境遇的限制使他们无力跨越时代遽变和充满危机的边缘性时间的“门槛”，从而无法从根本上完成颠覆传统与重构现代的伟大使命。狂人的“候补”和吕纬甫式的“绕圈”成为他们循环不前的命定符号。尽管如此，鲁迅的时间信仰仍然是“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人类进化的理想，使得他在不得不给出悲剧性结论的同时，又赋予自身西西弗斯的使命：“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路来。反抗绝望的精神使鲁迅的作品具有了独异的深度：向着未来的方向，将当下启蒙者的命运与以往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得出新的时间性结论。这使得他笔下的现代启蒙者虽然没有呈现出如巴赫金所强调的直线前行的时间特征，但在颠覆过去的坎坷中向前而不倒退的时间总趋势是一致的。这种深刻而冷峻的时间思考，同时促进了人类精神在时间范畴中的现代性转变与成长。
（二）“虚无”——在死亡中彻悟自我身份与生命本质
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来回答“生命是什么”，生命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无疑是颇费口舌的问题。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生命只是一个偶然得不能再偶然的产物——特定时间里异性交媾的结果而已。既然如此，“无论如何，一个偶然得不能再偶然的存在，一件侥幸到非分地步的礼物，失去了是不该感到委屈的”。但是从生命个体的角度而言，生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各不雷同，无可替代。再进一步从价值论的角度而言，生命是所有价值产生的基础和来源，没有生命遑论创造，因而生命是价值中的价值。
正因如此，生命值得拥有者自己珍爱和骄傲。人人都拥有生命，并且都不想失去生命，更不敢或不愿意去面对生命中的“最后之事”，错误地以为这只是牧师或者哲学家考虑的“末世论”范畴的问题。然而，“死”和“生”却是同时并存的生命的两面。“死亡和太阳一样不可直视。然而，即使掉头不去看它，我们仍然知道它存在着，感觉到它正步步逼近，把它的可怕阴影投罩在我们每一寸美好的光阴上面。”既然死亡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存在，人们除了接受，别无他法。但是，“死亡迫使人思考，因为它是一个最确凿无疑的事实，同时又是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既然人人迟早要轮到登上这个千古长存的受难的高岗，从那里被投入万劫不复的虚无之深渊”，那么，“死后如何”，这个神秘的万古之谜就值得人费心猜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第五幕第一场“墓地”中有这样一个的情节。哈姆莱特问掘墓人：被葬的是谁？是男人还是女人？掘墓人意味深长地答道：“先生，她本来是个女人，可是上帝安息她的灵魂，她已经死了。”死亡可以消解和泯灭一切，死亡使奥菲莉娅的容貌、性别、年龄、身份以及她与哈姆莱特的关系荡然无存。这或许是睿智者对生命本相的透彻体悟。对《在酒楼上》一篇中，吕纬甫回乡所做的“迁葬”、“送剪绒花”两件事，历来各有多种理解：“深刻地表现了他只做了些无聊的事，等于什么也没做的那种空虚的精神世界”；鲁迅是有意以此来“象征吕纬甫以虚无为实有的精神状态的”；“寻找温情”等。这些观点从特定的生存处境揭示人物的情绪状态，自有其客观依据。
但是，如果从生与死的依存关系去探测作品的内在意蕴，则另有一番解释。
吕纬甫怀着新奇和激动，趁着年末的闲暇，从北向南奔波千里，来为小兄弟迁葬。渴望重见那个“模样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一个很可爱念的”、“和我也很相投”的孩子。然而，当“我站在雪中，决然的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这“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时，“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情景：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
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不长的几年中，那个“很可爱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的小兄弟，却已经被岁月的风雨侵蚀得“踪影全无”！生命的不确定性和虚无令人顿生莫名悲哀。无独有偶，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也在《腐尸》中抒发着对生命的无限感慨：
我的爱你还记得那个夏日清晨
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么？
在小路的拐弯处，
一具丑恶的腐尸
躺在小石铺成的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