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宁愿经受难忍的创痛来咀嚼自我和解剖自我，酷烈的方式包含着圣徒般的虔诚，令凡夫俗子为之惊悚。从文化渊源而言，鲁迅受到俄罗斯文学传统，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影响，但主要的是由鲁迅自身严格的道德理性所决定的。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他深沉而温暖的人道精神，洋溢着人文精神的魅力，这正是我们与鲁迅建立起灵魂联系的人本基础。只有将鲁迅经典的阅读置于人学的范畴，才能获得“对话“的理性深度，也才能使鲁迅的精神与人类生存意义追求相联系。在人性和良知普遍被物质异化的今天，强调意义世界的构建和完善，深入挖掘鲁迅经典中的相关精神资源，并以此作为现代人生的参照，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美是道德的象征”：在诗境中邂逅鲁迅
在文学阅读中，道德理性的建立有其独特的途径和方式。“文学对人的心理所生的影响又有自己的特点，即它不只是从某一方面，而是从知、意、情三方面同时作用于人的心灵。”由文学的审美性质决定，在“知、意、情”整体系统中，“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不论接受它哪一方面的影响，总必须以审美体验作为它的心理中介。审美体验对人的影响有两个特点：首先，审美体验是通过对艺术形象的审美感知所引起的一种情绪体验，经由这种情绪体验留给人们的情绪记忆”，这种记忆比其他记忆来得深刻、强烈和持久，并能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其次，审美作为一种高级的情感活动，又不同于一般的情绪反应，它的产生总是与主体头脑中一定的原则、标准、社会需求和人生态度相联系的。所以，在体验的过程中不管主体是否意识到，其性质都属于一种评价的活动，因而它必然要涉及一定的理智和意志。”由于审美体验调动了人的一切精神力量，因此“决定了没有其他任何意识形态对于人所产生的影响，像文学作品所唤起人的审美体验那样，使整个心灵都得到如此深刻的触动，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获得如此全面的滋养。正是由于在审美体验之中，文学作品所包含的认识、教育、娱乐这三方面作用不再处于分裂状态，而是互相渗透、互相交融地结合在一起”。
因此，在文学阅读中，道德理性的形成不是通过道德说教外在灌输的方式，而是由情感体验愉快地、自然地接受的，当一个人“把认识到的东西变为自己体验到的东西之后，它的行为才开始摆脱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强制，进而按照自己的内心嘱咐去行事，从而使自己的行为从意志服从进入到意志自由”。康德看来，审美快感不同于一般快感的地方在于审美是一种“必然符合至高原始存在的喜悦”，审美感在其深处与道德理性相一致，审美本质上就是审道德。他所作出的“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个意蕴复杂而艰深的判断，包含了通过审美愉悦的激荡，可以促进人的心灵纯洁和道德完善的基本含义。文学从以“人为对象”，达致“人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审美的力量。
审美是文学教育的一条普遍规律，通过多种方法激发起读者的情感，就能够使审美力量获得充分释放。对于诗人和思想家鲁迅而言，他的作品兼具思想的深度和诗的激情、意境和乐感，为审美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但在具体的阅读实践和价值取舍中，我们往往单一地强调了鲁迅经典思想的深刻性，而忽视了它所应有的审美愉悦性。由于未能科学理解文学阅读的审美规律，结果使鲁迅经典的文学价值未能得到充分实现。在阅读中，纠正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个人及其文本的错位性置放，对于提高阅读实效、实现审美教育，都是非常必要的。
1.作为诗人和战士的鲁迅
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如长江黄河浩浩荡荡奔流向前，但应该留心到也有旋涡和逆流。就鲁迅研究史而言，确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不管是对鲁迅作品的阐释，还是对鲁迅本人的理解和评价，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初期的学术成果比之中期都有超前的智慧和精辟之处，这是应该引起后学者深刻反思的地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文化语境的影响。作为哲学家的李长之，曾经是鲁迅作品的热情读者，“受鲁迅的影响实在深”，以至后来写出了自成体系的专著《鲁迅批判》。尽管作者本人和专著在后来都因此受到了当初未曾料到的猛烈冲击，但这部尚不足十万字的小书却成了迄今引文率最高的鲁迅研究史上“赫赫有名的传世之作”。
这是在学术上“说真话”的幸与不幸。检视鲁迅研究者队伍，李长之特殊在于兼具双重身份。文学爱好者的眼光，使他敏锐地直觉到鲁迅作为“诗人”的气质；专业哲学家的理性，使他认识到鲁迅“不够一个思想家”。“倘若诗人的意义，是指在从事文艺者之性格上偏于主观的，情绪的，而离庸常人所应付的实生活相远的话，则无疑的，鲁迅在文艺上乃是一个诗人；至于在思想上，他却止是一个战士。”在他看来，“鲁迅在情感方面，是远胜理智的。
他的过度发挥其情感的结果，令人不禁想到他的为人在某一方面颇有病态”。当然，作者后面的文字立即否定了鲁迅的“病态”：“他在情感上病态是病态了，人格上全然无缺。”作者所谓“病态”，即是指诗人的“锐感”和“联想”。无疑，对于创作家而言，这种“病态”不但需要，而且是弥足珍贵的。
“正因为他病态，所以他才比普通人感到锐利，爆发的也才浓烈，于是给通常人在实生活里以一种警醒、鼓舞、推动和鞭策。这是一般诗人的真价值，而鲁迅正是的。”在谈到作为诗人的鲁迅的感情和气质类型时，作者“却丝毫没有把他派作是吟风弄月的雅士的意思，因为，他在灵魂的深处，是没有那么消闲，没有那么优美，也没有那么从容；他所有的，乃是一种强烈的情感，和一种粗暴的力”。鲁迅的这种“情”和“力”表现“在灵魂的深处，尽管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然而这一切无碍于他是一个永久的诗人，和一个时代的战士”。李长之关于鲁迅“诗人”和“战士”的身份说是相当精辟的，在今天已被学界广泛认可。但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来鲁迅的学术研究和大众传播历程，不难看到，我们过度强调了“战士”身份，而忽略了“诗人”气质，所以出现了偏重斗争、偏重思想的倾向。鲁迅经典大众传播出现的困境和失败的结果，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承认与之有关。事实上，“诗人”和“战士”是鲁迅的不可分割的两面，鲁迅向着旧世界猛烈搏击的战士英姿和功绩，正是与他的诗人气质和情感密切相关的。同时，李长之的论断也给我们带来另一种思考和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