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的时候我们有不少当地朋友，每到周末当地驻军都会与机场附近的藏民联欢，当时的感觉是几乎每个藏民都会唱歌和跳舞，而且乐此不疲。记得为了让村民不再到雅鲁藏布江去背水，机场的驻军从院里拉了一条自来水管到村里，结果是村民们点起篝火，围着水龙头跳了整整三天三夜。他们的生活条件不能算好，倒不是没有钱，由于一般家庭都养着几十头牛羊，比我们这些当兵的要富多了，不少家庭把十元钱的新票子贴在墙上当画看。但是因为交通不畅，基本上没有什么商品流通，所以藏民的钱花不出去。我就见过一些人从部队军人服务社买一把圆珠笔，别在胸前的大襟上，尽管他们不识字；还有人买一打美加净雪花膏，一次就抹下去半盒；吃饭也是架一口大锅里边煮的什么都有，大多是牛羊的下水，唯一的调料就是一把盐和几根辣椒。一次我凑过去看看他们锅里的东西，一个天天都见面的藏民热情地捞出一块，递到我面前，“好吃，好吃。”我可没有胃口吃那些杂碎，但有点好奇“这是什么？”“羊蛋，羊蛋。”他操着有些生硬的汉语告诉我，怕我听不懂，还指了指自己的下部，哈哈大笑。他们就这样整天乐呵呵的，似乎没有忧愁。
越是边远地区的人们往往越纯朴，为什么现在不少城里人，特别是城里的文人笔下总会流露出对世外桃源的向往，大概是因为城里的现代社会暗藏着太多的龌龊和险恶，而文人的心灵又太过脆弱，所以总想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块净土。其实若真的把他们送到远离尘世的地方，他们一定又会受不住了。
有一年在法国和一个朋友吃饭，刚一落座他的夫人就对我说：“非常高兴和你们这些中国的知识界人士认识，你们经常接触外部世界，应该向你们的国民介绍欧洲的民主制度。”好家伙！碰到一个人权主义者。初次见面不愿争执，我用法国葡萄酒岔开了话题。但过了一会她又绕了回来：“共产党为什么不愿意给西藏人自由？”我听她说得太过离谱，决定给她点颜色瞧瞧。我问她：“你去过西藏么？”“没有。”“我去过，在那里待过两年。我们坐在巴黎最好的餐馆里，喝着葡萄酒，吃着生蚝，当然可以很容易地谈论自由。但是只有你吃水要走40里山路，洗澡只能在夏天天热时在河水里泡泡的时候，你恐怕才能理解到什么是解放。”她哑口无言。后来他们访问中国的时候，我特意安排他们到拉萨住了几天。
有的时候能够躲开一点喧嚣，让寂寞包围着自己是一种挺好的感觉。我喜欢乘飞机，喜欢一个人旅行，而且还是时间越长越好，说起这个许多人都不理解，其实我正是在孤独一人的飞机航程中得到寂寞的享受。
这个习惯是在70年代初养成的。那时候从西藏拉萨又转场到青海格尔木，不知道这个城市现在是什么样子了，在70年代基本可以说是个大兵营，百分之八十的居民是军人，那百分之二十也几乎是家属。我们的营房都是干打垒结构，上面盖着钉在椽子上的铁皮顶。我在那里的两次都是在冬天，风大、土多，晚上睡觉得把棉帽子扣在脸上防灰尘，第二天早晨起床时得轻轻撩开被子，不然宿舍里就得尘土飞扬了。有一次刮大风，竟然将前边一排房子的顶刮到了第二、三排宿舍的中间，然而那排房子里的战友谁也没醒。
格尔木风大是由于它在戈壁滩里，见过海吗？戈壁滩给我的感觉就像大海，开阔得可以包容一切，但是又正因为包容一切的开阔而显得那么神秘。每当星期日我总喜欢站在营房的边上，望着那望不到头的戈壁，就觉得自己的心全打开了，忘掉了一切。或者牵上一头毛驴走向戈壁的深处，一走能够走半天，拣几块鹅卵石，琢磨着大地的变迁，这过去的海底怎么就变成了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原了呢？想不明白，人生是太短暂了，在这短暂的人生里有太多太多想不明白的事情，干脆也就不要徒劳了，抓紧活着的时候。就这样常常忘记走了多远，好在毛驴知道营房在哪里。老马识途，小驴儿也认路。
在格尔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对我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那是我独立工作刚满一年。二十几个人一个分队被派到格尔木，为的是对拟议中的青藏铁路进行第一次航空摄影，陆军的两个测绘大队将用这些航空照片实地勘测后再制成地图。这是个很重要的任务，因此第二飞行总队派出了最强的阵容和最好的苏制安-12型飞机。可能由于高原反应，分队长陈玉坤突然患上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全身动弹不得。从山西长治再调人来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最后检查签字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这个刚满18岁，当兵仅两年的毛头小子身上，而这种签字的责任期为25年。这一重担压得我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也使我更加看重了自己的能力，增强了自信。这些年来我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尽管有时候知道有些偏执，这种性格和那次顶上去是不无关系的。而且我习惯给部里的年轻人放手去干的机会，大概也有那时的印迹。
其实许多人都有一种潜在的领袖气质，都愿意自己说了算和拥有自己说了算的机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领袖。作为个人，应该时常反省自己这种气质是否符合实际，作为领导者则应该为下属创造负责的机会，并在工作中发现那些可以成为领袖的人。这种富有领袖欲的人多了，这个单位就会变得更加吸引人。所以我常告诫自己：不要怕下属超过你，不要嫉妒下属的成绩和名气。一个好的领导要使下属心服，而为他们创造建功立业的天地就是令他们心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不要认为下属因为有了功绩就看不起你这个上司，实际上越是不愿下属成功的领导越会被下属小看，因为他会觉得你的本领不及他，所以才限制他。
旅途
我还去过许多其他的地方，随着时间的逝去，去过的地方、看到的事情有许多已经忘记了，留下的都是那些无法从记忆中抹去的东西。
1973年我去过长沙的橘子洲头，站在或许是当年毛泽东站过的地方，望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久了突然感觉到就像站在一艘巨轮的最前端，玉树临风，周围的世界都熙熙攘攘地围着我来来去去，唯有“我自岿然不动”。1997年底在美国看电影《泰坦尼克》，制片人用作宣传推广的最得意的镜头就是男女主角站在泰坦尼克号的船头，迎着大海，拥抱世界的场面。我在那个时候又想起了橘子洲头，年轻人面对大江大海一定都会产生主宰世界的念头，难得的是到老的时候还存有这份激情。
在中国我觉得有两个城市最美，一个是昆明，另一个是杭州。第一次去昆明也是1973年，住在翠湖宾馆的职工宿舍。翠湖宾馆在当时应该是昆明市最好的宾馆，就坐落在翠湖的边上。吃过晚饭后我们一定要绕着翠湖走一圈，夕阳透过茂密的树叶洒在头上、肩上。湖面上铺着片片翠绿的荷叶，其间不时冒出朵朵粉色的荷花，湖边的石栏杆上常常落着一排红嘴鸥，叽叽咕咕的，仿佛在议论着走过的游客。迎面时不时走来一些昆明姑娘，可能是由于从1969年到1973年上半年我多数时间在西藏和青海，很少见到清秀的女孩，也可能是到了20岁开始对异性感兴趣，但更可能那本来就是事实，我认为昆明的女孩是当时中国最漂亮的。只记得70年代初内地的大多数女性还是梳短发、穿军装，而昆明的女孩把头发梳得高高的，似乎还烫出点卷儿来，我们都称之为狮子头，她们给我们这些当兵的留下了很清新的印象。
出了翠湖宾馆走不了多远有一条街，石板铺的路边挤着一间间的小饭馆，坐在里面，花上几毛钱吃一碗热腾腾的过桥米线，喝一杯甜丝丝的米酒，看着石板路上走过挑着菜担的农人，是我在星期日不小的享受。20年后去巴黎，坐在香榭丽舍大街旁的咖啡馆里，看着窗外如梭的人流，不知不觉中比较起过桥米线和咖啡的差别：过桥米线的产生缘于一段甜蜜的爱情，姑娘为了使心上人吃到热饭，将汤里化入滚烫的鸡油，有它的保护，使下面的汤好久之后还是热的。当姑娘坐在小伙子身边，看着他吃下一大碗米线，一定会觉得自己的心里也是热乎乎的。法国人的热乎却表现在咖啡馆里，一小杯咖啡，一大套甜言蜜语。前者实在而长久而平淡，后者浪漫却短暂却激烈，各有各的长处。
1987年是我第二次去昆明，住的也是翠湖宾馆，不过是在客房而再非职工宿舍。14年后的昆明却令我非常失望，从飞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就发现了昆明不再是我原来记得的那个城市了。到处都是工地，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旧的却已经不在了，全然没有了我记忆中的秀丽。那条小食街还在，或许是我变了，或许是它变了，只觉得拥挤而嘈杂。翠湖的荷叶还在，但红嘴鸥却没有了，而且这个名称已经成为了街边女孩的别名。姑娘还在，却失去了原来领先于国人的那份风情。我知道这是一种发展中的必然，但总是免不了心中的失落。以至长时间不敢去我心中另一个最美的城市——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