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联语：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晚清诸葛亮
嘉庆十七年十月七日，西历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的文家局左家塅，也就是现在的湘阴县金龙乡新光村。他和胡林翼在同一年出生。胡林翼在资江之滨第一次看见夏日的阳光，左宗棠在湘江之畔第一回感受冬天的寒风。
据说左宗棠在二十岁以前叫做左宗樾。“樾”是树阴，父亲左观澜为小儿子取此字为名，指望他能得到祖宗的庇佑。这很可能跟这个婴儿的身体状况有关。据说他生而病弱，身体瘦小，小肚皮鼓胀。在他生命的最初两三年内，连存活的希望都很渺茫。
祖宗保佑这个小孩活了下来，让他继承了三代书香的遗传因子。前辈人三代都是秀才，左宗棠带着斯文的基因来到人世，尽管因身体不好而有些难养，但幼年就表现出聪慧的天资。他给大人两个最突出的印象：一是记忆力超强，过目成诵；二是悟性过人，从对对子就能看出来。人家出上联，他稍加思索，便能对出下联，堪称顶尖高手。
对对子乃中国文人最热门的智力游戏，因为游戏的过程最能集中展现丰富的联想力、准确的语文知识和敏捷的才思。一个孩子能够成为此道高手，自然令人称奇。童年的左宗棠完全有资格跻身于神童之列，具备进天才班的智力条件。
祖父左人锦和父亲左观澜很快就发现这孩子非同寻常。祖父偏爱此孙，在他四岁的时候，亲自带他到附近的梧塘读书。
有一天，左观澜给长子左宗棫和次子左宗植授课，教授《井上有李》一文。两个儿子念道：“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
左观澜说：“暂停！提个问题：‘二桃’典故出自何处？”
小儿左宗棠在一旁玩耍，顺口答道：“这都不知道啊？古诗《梁父吟》里面就有哇。”
父亲一惊，随后有悟：一定是这个小机灵鬼平时听到两位兄长诵读，就记在脑子里了。
祖父喜欢这个孙儿的聪明，更看好他的胸襟。他带满孙到住宅后面的山上采栗子，左宗棠采了一把，自己先不吃，带回家里，平均分给哥哥和姐姐，演绎了孔融让梨的清代版。左人锦认定，这个孙子是左家的福气，有了他，光大家门有望。
左观澜为幼子的聪颖而暗自窃喜，把此子的前程设定为自己未能达到的目标：应科举，登仕途。他是个正统的儒生，尽管无缘做官，也不愿下海经商，家中因此而缺乏大坨的银子。他只能靠教书授业，勉强维持一家人贫寒的生活。但他把入仕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左观澜心爱幼子，却未敢放松管教。左宗棠刚到五岁，他就迫不及待地领着儿子到省城长沙读书，不是念学前班，而是正儿八经地诵读儒家经典，学习成年人都永远参悟不透的《论语》《孟子》，以及朱熹的《四书集注》。
中国的为人父者通常不愿教授自己的儿子，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会延聘教师来为儿子授课。理由很简单，为父者觉得很难做到严厉地对待儿子，而教学体制要求教师们对学生板起面孔。中国人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孩子们是不打不成材。左宗棠的父亲却是因为太穷而请不起教师来管教三个儿子，他只能亲自上阵。
左宗棠刚到八岁，就开始学写八股文章。左观澜领着儿子提前朝他心中的大目标进军。这个提前量虽然大得惊人，左宗棠却未感到太大的压力。这个得到两代长辈宠爱的孩子，学习的过程相当轻松。他保持着童年应有的活泼，每天读完父亲规定的课业，就跳跳蹦蹦地地去玩他的游戏。
但是八股文毕竟是乏味的玩意儿。善于思考的孩子，长久浸淫于其中，必然会感到腻烦。老师不断地灌输，一定会令孩子心生逆反。左宗棠开始抵触这种讨厌的文体了。一方面，他以写八股文拿手而自负，另一方面，他感到老写这种东西十分无趣。左宗棠是他那个时代的新新人类。他在正统儒生的管教下，产生了叛逆的想法。他虽能写一手好文章，但他偏不喜欢迂腐的应试教育。他“不好八股，但文才非凡”。
左宗棠爱的是历史。抽空一读历史书，便觉荡气回肠，历史人物的浩然志气和宽阔胸怀，令他十分景仰。他捧读三国，有个人吸引了他的眼球。他读到诸葛亮的事迹，眼睛就闪闪发光。此人鹅毛扇轻轻一挥，就能指挥千军万马打胜仗，高深莫测，运筹帷幄，一肚子学问，都派上了大用场。孔明先生不但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熟谙兵法，知人善任，于兵器和机械都有心得，还有经济头脑。
年幼的左宗棠说：“我长大了，要做孔明！”
这个愿望很普通。一个人的志向，往往在童年便已形成。拿破仑七岁想当皇帝。其实在他那个年龄，想当皇帝的男孩比比皆是。遗憾的是，皇帝一职只有一个名额，几千万人的国家，只有一个超级幸运儿能够上岗。但这并不能妨碍孩子们大胆去想。如今的小孩想当银河大总统的不下十万个。由于社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无法提供这个职位，他们将来当上厅长、处长或者集团老总之后，也就算得偿所愿，找到君临天下的感觉了。
左宗棠倒没有如此缺乏民主精神的志向。他不想独裁，只是想做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当然，社会所能提供的这种职位，较之皇帝一职，其实多不了多少。能不能照这个定位走下去，还得靠命运的安排。
初生牛犊不怕虎，小孩子很少思考命运。谁也无法阻止他怀抱这个梦想。他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练就诸葛亮的那一身功夫。令他纳闷的是，孔明的那些本领，应试教育怎么就不教呢？净读些儒家经典和八股文，真是无趣得很啊。
幸好左宗棠生而逢时。晚清时期，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正在发生裂变和重组。学术界已经有人吹响反叛的号角。学术造反派尖锐地指出，盛行于汉代和宋代的儒家学说流于烦琐空疏，脱离实际，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大儒们身居高位，谈经论典，不关心官风建设，也不搞政绩考核，至于国防问题，更是搁置一边。他们的学问对朝廷无用，无法提供国家大事的决策依据，不足以保卫疆土，更无助于解救民众于苦难。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左宗棠受到了另类的影响。他加入了学术造反者的行列，使他在学子中享有盛名。左宗棠的口号是，学习必须与实践相结合。
曾国藩说过，懂得了一句话，便去实行这一句，才叫做身体力行。左宗棠说得更尖锐：认得一个字，就要实践这个字，才叫学懂了；整天读书，实践还不如一个村农野夫，只是会说话的鹦鹉而已。照他们的说法，社会上充斥着有秀才头衔的文盲。
但是左宗棠遇到了一个问题。儒学经典和八股文固然令人生厌，却是科举考试的必读课本。千古不变的制度，不是靠两声造反的号角就能吹垮的。你想踏上仕途，就得现实一点。左宗棠悟出了世界的无奈。应试教育不会照顾大家的心情，仍然灌输无用的知识。当然不是完全无用，而是考试必用，不能不学。
左宗棠觉悟得早，看穿了其中的玄机。他知道应考是一码事，要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识还得另辟蹊径。有用的知识无不关乎国计民生，左宗棠涉猎的科目非常广泛，计有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农业技术、制造、人事管理。道光、咸丰年间，这些学科尚未细分。这类学问比较注重对于边疆的研究，可以称为边疆史地学；若要再分，可以区分为西北边疆的史地学和内地边境史地学。研究者以军事为目的，把经济、水利和农业技术融合于其中。梁启超给这种学问起过一个名字，叫做“历史地理学”。
在列强环伺的时代，左宗棠钻研的学问对于制订军国大计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左宗棠为了造福社会，自觉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但他同时折衷妥协，一边贪婪地摄取经世之学，一边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他的座右铭是：读书当为有用之学，科举特进身阶耳。
左宗棠十四岁就开始引人注目。那一年，他进了湘阴县城，参加童子试。考场设在大成殿，搭了棚子，间隔起来，一名考童独坐一格。左宗棠不怵这种考试。他虽留心异学，正统也学得不比别人差，甚至常以八股文自夸。八股有什么了不起？本少爷虽不感冒，但一动笔，照样拔得头筹。后来回忆那段日子，他说自己喜欢逞能，出言不逊，每作一篇八股文，就向同学炫耀一番。
年轻人争强好胜，十分正常，关键还要有逞强的资本。可是步入中年以后，左宗棠反思年轻时的骄态，颇为失悔，在给儿子的家书里，做了一番检讨，以告诫后辈。原文如下：
近时聪明子弟，文艺粗有可观，便自高位置，于人多所凌忽。不但同辈中无诚心推许之人，即名辈居先者亦貌敬而心薄之。举止轻脱，疏放自喜，更事日浅，偏好纵言旷论；德业不加进，偏好闻人过失。好以言语侮人，文字讥人，与轻薄之徒互相标榜，自命为名士，此近时所谓名士气。吾少时亦曾犯此，中年稍稍读书，又得师友箴规之益，乃少自损抑。每一念及从前倨傲之态、诞妄之谈，时觉惭赧。
左宗棠的八股文确实高人一筹。这次考试交出的考卷，令考官大为赞赏。展卷一看，不仅字写得好，文章也有新意，便褒奖有加。
左宗棠迈过了应试的第一道门槛，爽不可言，决定继续考下去。第二年，他从湘阴来到省城长沙府参加府试。主考官是长沙知府张锡谦。他是少年左宗棠遇见的第一位伯乐。左宗棠交卷后，张大人一看，就非常喜欢，清清嗓子，对诸位同考官说：“这个姓左的少年，他手中那支笔，比我们大家都强，前途无可限量。”
张锡谦这句话出口，令同仁都不免汗颜。一不小心，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们就被一位少年超越了。张大人倒不是存心寒碜同事，他确实对这姓左的少年心折。于是把左神童的考卷往前腾挪。眼看这份考卷超越了一份又一份卷子，就要名列第一了。忽然，张锡谦感到挪不动了。
为什么？他撞上了从古至今都起着决定作用的潜规则，所以前路不通。为了搞平衡，另外的考官们想对名次的排列适用多重标准。他们说，有一名老童生，已经参加了许多届考试，精神可嘉，应该照顾照顾他，把他取作第一名。张锡谦说：“你们认为他的文章比起小左来，高下如何？”大家承认，论文章优劣，老童生无法和左少年相比。但他们自有一番说辞：少年人嘛，将来还有机会，那就还是照顾一下老童生吧。
发榜的时候，老童生的名字排在第一，小左的名字排在了第二。张锡谦良心有愧，对其他几位考官说：“天下的事情，总难做到真正的公平啊。”他歉意地召见了左宗棠，对他着实夸奖一番，以示勉励。
左宗棠对此事倒没有十分放在心上。他经过县试和府试两次考试，知道自己成绩不俗，信心倍增，一心想参加省一级的乡试，也就是三年一度的所谓“大比”。
左宗棠对乡试胜出信心百倍。可是，当他正在摩拳擦掌时，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他决定放弃这次进身之机，回乡照顾母亲。他的母亲余氏于道光七年（1827）冬天去世，终年五十三岁。左宗棠在家丁忧。他无缘这次大比，还得等待三年。
就在这段时间里，经世致用的思潮在全国逐步兴起。左宗棠以敏锐的嗅觉，备受新思潮的鼓舞。但是功名还得博取，考试不能荒废。道光十年（1830），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第二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湘水校经堂，左宗棠七次参加校经堂的考试，七次名列第一。
左宗棠跑遍长沙的书店，买到三本书。那时的书肆里，陈列的多是儒家典籍。淘到这三种书，左宗棠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不仅要找到卖家，还要筹书款。清贫岁月，左宗棠的口袋基本是布贴布。
什么书这么重要？书名并不惊人，作者却都是一代名家。三种书分别是：《读史方舆纪要》，作者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史学家顾祖禹；《天下郡国利病书》，作者顾炎武，明清之交的经济地理学家；《水道提纲》，作者齐召南，比左宗棠早生一百多年的地理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