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汪精卫出国，季山嘉被逐，中＊共＊党员离开“黄埔军校”，解散“青军会”；整顿党务，国共破裂……
却说，“中山舰事件”发生当天，刚从东江回来的周恩来立即带了几名卫兵，不顾个人安危直奔造币厂，质问蒋介石：“何故抓捕‘中＊共＊党员’？”
蒋介石想不到周恩来会直接来找他，顿时被其大无畏的精神镇慑了；且蒋介石毫无准备，一时被问住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过了好一会，才勉强狡辩：“请别误会，不是抓捕，只是为了诸位的安全，才……”
周恩来知道蒋介石是在狡辩，即打断他的话，指着被关押在另一间室内的同志，强抑怒气又厉声追问：“既是为了安全，何必捆绑？！”
此时，蒋介石无言以对而汗颜了，只得故作生气地喝令手下：“岂有此理，谁叫你们捆的？还不赶紧松绑！”
只是，蒋介石虽给众人松绑了，但却没有放人。
同时，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最后通牒式的交换条件“中＊共＊党员得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必须离开黄埔军校与第一军”。
对此无理要求，周恩来当然不能接受；于是，愤然离去，欲另行设法相救。
而此时，正被“省港大罢工”搞得焦头烂额的香港总督金文泰，对于广州发生“中山舰事件”，倒是幸灾乐祸了；因为，蒋介石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使尚在坚持罢工斗争的工人受到了沉重打；从而，让金文泰松了口气，且如同是给他送了份厚礼。
因此，金文泰兴奋地说：“‘三·二○事件’说明广州的政局转轨了。”
英国《路透社》等西方列强的舆论工具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发行的报纸都纷纷报道了这一事件，并煽动蒋介石驱逐苏联人和共产党。
上海、广州等地的“孙文主义学会”也不遗余力地竭力鼓噪，盛赞蒋介石此举“大义凛然，爱党、爱国”。
一时间，阴风浊浪四起，国民党右派死灰复燃借尸还魂了；蒋介石则成了国民党“新右派”的旗手，被右派视为英雄；于是，“反苏、反共”言论又大行其道了。
不过，在蒋介石与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共气焰甚嚣尘上时；三月二十一日，中＊共＊广东区委即在《民国日报》上对于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员”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严正声明：“共产党员努力于国民革命矢志不渝，决不因为敌人的造谣中伤而放弃革命。”
同时，发动“黄埔军校”、“广州法政学校”、“南洋医科大学”、“女子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声讨蒋介石“新右派”的倒行逆施，并准备组织上街游行。
而许多国民党的中执委员与中监委员，见蒋介石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不但拘押了许多共产党员，甚至于将汪精卫也软禁了，遂纷纷《通电》指责蒋介石“专权妄为，违纪违法”。
而“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等人，见蒋介石竟然将汪精卫也软禁了，觉得做得太过分；因此，也都流露了对蒋介石的不满与抱怨。
而时任国民政府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见许多同志被蒋介石拘捕，感到十分惊愕与焦虑；即与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张太雷等人商议对策。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与戴季陶及西山会议派是一丘之貉，其反苏、反共乃是本质使然；我党只有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其阴谋才是上策，舍此别无他途；若是示弱，蒋介石必会得寸进尺。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历次变故中已捞足了好处，助长了他的野心；这次他蓄意制造事件，又是在搞政治投机了。看来，他是想趁我党尚未强大之时，将我党吃掉；趁汪精卫手中尚无兵权之时，将汪精卫挤掉；以便他能登峰造极独霸天下，成就袁世凯第二。而蒋介石之所以敢于如此妄为，无非是仗了他手中有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不过，现在的蒋介石虽是气势嚣张似是不可一世了，但还没到能一手遮天的地步；因为，蒋介石能控制的毕竟只有第一军，而第一军是靠苏联的军援支撑起来的；一旦没了苏联的军援，他的第一军就会不堪一击；现在，他与苏联顾问也闹僵了，怎能无后顾之忧？何况，国民党并非铁板一块，内部尔虞我诈矛盾重重；谭延闿、朱培德、李济琛、李福林等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第一军的独大已使他们对蒋介石产生了不满，无疑这是可利用的一些力量。而我党手上有叶挺的独立团在肇庆，虽说只有一个团，但叶挺曾是孙中山的警卫营长、且勇武善战在国民革命军小有名气。所以，若能以肇庆为据点，依靠叶挺的独立团与蒋介石抗衡；再能联络那些与蒋介石有隙的各军将领，必能令蒋介石畏惧；从而，把蒋介石及新右派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使眼前的局势逆转。”
毛＊泽＊东的分析甚是精辟，陈延年与张太雷听后都表示赞同。只是，陈延年觉得事关重大，须向中央请示。而张太雷也觉得，最好能征求一下苏联顾问的意见。
因此，只是表示“赞同”却未付诸实施。
第二天，毛＊泽＊东在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遇到周恩来时又将此想法谈及，周恩来与李富春也表“赞同”。
然而，张太雷去征求季山嘉的意见后；季山嘉却担心仅有一个团的叶挺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不可如此妄动；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否定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很快发现，除了一些右派势力表示对他支持并大声鼓动他反共外，四周却都是指斥与谴责声。特别是，各军的军长都产生了不满与抱怨；看来，自己是犯了众怒，形势对自己甚是不利了；蒋介石这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发觉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大有进退维谷骑虎难下之感。
至此，蒋介石不由得骇怕了，担心弄巧成拙地偷鸡不着蚀把米，只得赶紧找台阶下。
于是，三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训话时故意放话：“两天前的中山舰案，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我绝不认为，那天的事件是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其实，中＊共＊党员皆都是本党同仁了，我是绝不会反对他们的；因为，我们都是总理三民主义的继承者，当精诚团结。之所以发生此事，乃因事起仓促未及时报告而误会所致，本人并无下令包围汪主席、苏联顾问的住宅及省港罢工委员会；那些事都是部下妄自擅为，必当严加查究。望众皆引以为戒，毋蹈覆辙。”
接着，蒋介石又赶紧将关押在造币厂内的五十多名共产党员释放了；同时，解除了对“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包围及对汪精卫、苏联顾问住宅的监视。
然而，汪精卫知道蒋介石的为人，根本不相信他的话，怀疑蒋介石或有新的阴谋；因此，解除监视后，汪精卫即于三月二十三日跑到法国去治病了，以免再遭不测。
不过，蒋介石隔空喊了这一通话并做了一些补救措施后果然产生了效果，各方的谴责声顿时消了，连各校已在准备中的集会游行也取消了。
而目睹了“中山舰事件”的苏联政治使团团长布勃诺夫听了蒋介石的那番表白后心中打鼓了，捉摸不透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所以，得先弄清他的真实意图后方可决定取舍；只要他不“反苏”，那就得容忍他并继续与其合作。否则，国民政府中失去他这股中坚力量，必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进程及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利益。
为此，布勃诺夫派代表去与蒋介石会晤，以对他探测。
其实，此时的蒋介石也很担心，因“中山舰事件”而使他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因为，苏联能给予经济与军事上的援助，这对于国民政府及他本人都是何等的重要；特别是，蒋介石如孙中山一样，也竭力希望能再举“北伐”，以统一中国；而若是没了苏联的援助，一切就都无从谈起了；所以，“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确也甚是为此忧虑，后悔自己对此考虑欠周。
正在蒋介石忧虑之时，忽见布勃诺夫派人前来；蒋介石揣知对方来意，觉得倒是可以趁机弥补一下这一失误。
于是，蒋介石赶紧对布勃诺夫派来的代表申明：“中山舰事件是中＊共＊党员与本党同仁间的一场误会，我已要求本党同仁克己约束；若是中＊共＊也能约束自己而有所收敛，就不会再有误会了。”
当问及“为何包围苏联顾问住宅？”时，蒋介石竭力解释道：“那全是手下人擅为，本人绝没有下令；请放心，我蒋某人是苏联政府的忠实朋友，是绝不会反苏的。”
同时，蒋介石趁机补上一句：“只是，季山嘉确与本党同仁很是难处，贵国政府能否将他撤换，让鲍罗廷先生尽快回华，以利我党工作。”
此次会晤后，布勃诺夫似乎探知了蒋介石的底线，心中的疑虑随即消去，且觉得“中山舰事件”情有可原了。并且，认为，既然季山嘉与蒋介石之间有矛盾而不利于工作，那就依了他，将季山嘉撤换，让鲍罗廷回华协助他工作。
于是，布勃诺夫撤掉了季山嘉的苏联军事总顾问之职；几天后，“苏联政治使团”离粤返程时，干脆让季山嘉一同回国了；从而，如了蒋介石的愿。
“苏联政治使团”途经上海时，布勃诺夫又对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等人说道：“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有过错，但缘于李之龙调舰入黄埔，及季山嘉与蒋介石的个人矛盾；虽然发生了拘押共产党员、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联顾问住宅等令人谴责的事，但蒋介石已悔悟而纠正了；且蒋介石没有杀人，周恩来、毛＊泽＊东、林伯渠、邓中夏、陈延年等中＊共＊在广州的主要领导人都安然无恙；可见，蒋介石没有反苏、反共的本意。所以，中＊共＊不要对他苛求，应继续与他合作，必要时还得有一些让步，以免将他推向右派而不利中国革命。”
陈独秀等人远在上海，对于发生在广州的“中山舰事件”不甚了解详情；当得知蒋介石拘捕了共产党员时，陈独秀本欲采取相应的措施；现在，听了布勃诺夫的话后，却没了主意。
因为，布勃诺夫是联共中央委员；此次率团来华，是代表苏共中央及共产国际前来检查与指导工作的；中＊共＊是共产国际中的一员，布勃诺夫之言也就似同圣旨岂可违悖？
因此，中＊共＊中央经研究后，决定遵照布勃诺夫这位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话做了，立即对中＊共＊广东区委下达指示：“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介石的办法来解决；不应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应让国民政府分裂、国民革命军内部发生冲突。对于蒋介石，我党应全力挽救他；必要时可作适当让步，以将他从悬崖边拉回来，避免被国民党右派利用。”
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无异于是对蒋介石的妥协，林伯渠、周恩来、毛＊泽＊东、陈延年等许多党内同志都表示难以接受。
然而，受中＊共＊中央派遣前来广州传达并贯彻《指示》的张国焘却将众人的不同意见压制了，武断地说：“中央的指示是根据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做出的，必需执行。”同时，警告道：“同志们对外的言行必需与中央保持一致，不得有违而误大局。”
接着，张国焘还去会见了蒋介石，恭维地对蒋介石道：“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蒋先生的，希望贵我两党仍能精诚团结合作无间。”
蒋介石想不到出了“中山舰事件”，中＊共＊竟然还会派人来与自己修好；看来，中＊共＊是自感无力还手才如此窝囊，自己也就不必太过忧虑了。不过，此时的蒋介石也想早些将事态平息了；于是，笑脸相陪虚言应酬了一番，双方这才算是不计前嫌重归于好了。
且此时，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匆匆从上海赶至广州，来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了。
张静江，浙江湖州人，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矰均是丝商巨贾；一九○二年，张静江的父亲用十万两银子为他损了个二品候补道后，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任中国驻法公使馆一等参赞；期间，张静江与孙中山相识并参加了“同盟会”，故可谓是“国民党的‘元老’”。
张静江在法国巴黎独资开设了专卖古玩、茶叶、丝绸的通运公司，后又在美国纽约分设子公司；于是，解囊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遂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
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张静江曾出任财政部长；一九二○年，张静江受《命》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遂结识了蒋介石并引为至交。
此后，张静江竭力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并常为其出谋划策；而今，张静江见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赶紧南下广州又来相助。
张静江赶到广州后，闻知中＊共＊中央已派遣张国焘拜访过蒋介石；且中＊共＊有让步妥协之意，蒋介石似已渡过了难关。
张静江见中＊共＊如此软弱可欺，遂向蒋介石谏言：“黄埔与第一军乃蒋公苦心经营之地，切不可让中＊共＊染指；不若趁机迫使中＊共＊党员从中退出，只可承认中＊共＊是革命战线上的友军，但不许其在其中任职。”
张静江的谏言正合蒋介石之意，即予采纳。
且此时，因汪精卫称病走人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赋予了蒋介石考察任免“黄埔军校”与第一军各级党代表的权力；接着，四月十五日，国民党中执委与国民政府常委又举行了一个“联席会议”，更是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手上增了这些权力后，更是放胆了；于是，蒋介石即以各级党代表皆调回政治训练部再行训练之名，将“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原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党代表职位全换上了自己的人。
接着，蒋介石就勒令“解散‘青军会’”，并再次向周恩来提出了“黄埔与第一军中的中＊共＊党员，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离开”的苛刻要求。
至此，蒋介石硬要将中＊共＊党员逐出“黄埔军校”与第一军的意图已十分明确，似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而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对此却不支一声默认了。
虽然，周恩来不甘接受却甚是无奈；因为，作为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无论如何是不愿背弃自己的组织；所以，逼迫之下只得选择了离去。
就这样，以周恩来为首、已公开身份了的二百五十名中＊共＊党员被迫离开“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因为，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是超越党派的，“黄埔军校”学员及第一军将士无不对他敬佩；时任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二营营长胡宗南闻知周恩来要离去，特地邀了黄埔一期同学宣铁吾、蒋超雄等人前去看往，且为蒋介石去周恩来而惋惜。
蒋介石见周恩来等人同意离去了，心中大悦；只是，蒋介石为了表示自己与中＊共＊并非决裂；于是，在周恩来等人离去的前夜，假惺惺地举办了一场送别晚宴；竭力装出一副“继续维护‘国、共合作’”的姿态，以免遭人指责。
同时，对周恩来等人道：“诸位离开后，仍可去别的军中任职。”
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假情假谊，周恩来及在座稍有正义感之士甚是反感，只是不想道破罢了。
不过，蒋介石通过此举，终于将周恩来及其一大批****党员挤走；自此，“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两块领地完全属于蒋介石了。
正在蒋介石暗暗自喜从“中山舰事件”的漩涡中脱身并意外地获得好处时，忽闻出国访问苏联的胡汉民出席了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后准备回国了。
胡汉民的欲回国，对于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
因为，胡汉民是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的国民党右派的主心骨；虽然，国民党右派在“廖仲恺遇刺案”中遭到了打击；但是，右派在国民党中的势力极盛，绝不会一蹶不振。
胡汉民若回国，右派势力必会重新聚于他的麾下，势必会对自己的政治基础造成冲击。何况，在“国民党二大”上，胡汉民仍当选为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外交部长，其能量仍不可小觑。
为此，蒋介石只得以国民政府名义致《函》胡汉民，借口“广州政局不稳”为由欲阻止他回国。
然而，胡汉民置之不理，仍于四月十六日从莫斯科启程，经海参崴后于四月二十九日回到广州；随同回国的有陈友仁、邵力子、顾孟余、谭平山等人，回国述职的鲍罗廷也一同抵达。
胡汉民回到广州，令蒋介石有点不知所措了；好在，鲍罗廷也同时抵达，这让蒋介石如获救星似地松了口气。
因为，鲍罗廷与胡汉民曾有隙；虽然，由于胡汉民在莫斯科的表现，使鲍罗廷对其有所谅解，才让其继续留在了国民党中常委内。但是，胡汉民毕竟是被视为国民党右派的旗手，只要让鲍罗廷再次认定他的这一特性，胡汉民在国民党中央领导岗位上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于是，鲍罗廷抵达广州后，已摄取了国民党内实权的蒋介石即于五月四日立即续聘鲍罗廷为“政治顾问”，以示自己与苏联的密切关系。
对此，鲍罗廷自然高兴，也就仍乐意与蒋介石合作了。
而胡汉民回到广州后，一反在莫斯科时的姿态，在国民党第一百三十八次中央政治会议上就以考察苏联经过的名义大肆攻击苏联了；言：“苏俄是斯大林个人专政，不能代表共产国际；其对待中国革命问题，无非是利用****阴谋捣乱，与国民党不利。”
诸此种种，与其在莫斯科时的面孔顿时判若两人了。
对于胡汉民的如此出尔反尔，鲍罗廷甚是反感；于是，更决定扶持蒋介石而打击胡汉民。
为此，鲍罗廷立即与蒋介石会晤，达成了所谓的三项君子协议；即：一、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约束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二、蒋介石同意共产党的主张，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三、共产党支持蒋介石“北伐”。
同时，鲍罗廷将带来的一批军援交予蒋介石以供北伐时用。
对此，蒋介石自然高兴；因如此，只有共产党做出让步，蒋介石却毫发无损；而反对右派，也就是打击胡汉民，这也正是自己所愿，何乐而不为？
于是，蒋介石下《令》解散了“孙文主义学会”；同时，将参与“中山舰事件”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等人都免职了；同时，以放纵“‘廖仲恺案’疑犯”的罪名，重新将已复任广州卫戍司令了的吴铁城软禁起来；后来，也被投进了虎门监狱。
就这样，蒋介石的帮凶、曾为他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的干将们，连自己也想不到非但没有领赏，反而当了替罪羊成了阶下囚。
同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免去了广州市政治委员伍朝枢之职；并让曾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兼外事顾问陈友仁取代了胡汉民的外交部长之职，既兑现了与鲍罗廷的承诺，又给胡汉民一个下马威。
蒋介石这一招果然又灵验了，胡汉民经不住这一打击，回国不到十天即于五月九日又乘船离开广州去往香港了。
胡汉民复被逐走后，国民党右派又群龙无首了；且见蒋介石其实对于中＊共＊也是貌合神离，遂渐渐的汇聚到了他的麾下，无意间视其为旗主了。
其实此前，一些“西山会议派”成员吴稚晖、孙科、邵元冲等人，已觉得蒋介石可用以来对付共产党，也就都在暗底里为他出谋划策。
张静江与他们经过一番谋划后，又给蒋介石出了个主意，决定以改善“国、共”关系为由，扬言“为避免因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易引起党内纠纷；故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办法”。
从而，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整理党务案》。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因汪精卫与胡汉民等人均不在广州，会议由蒋介石主持。
于是，蒋介石等人精心谋划了多时的《整理党务案》提交审议。
《整理党务案》的主要内容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各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共＊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中＊共＊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中＊共＊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
总而言之，无非是为了压缩与限制中＊共＊的独立自主及在国民党内的活动空间与行动自由；从而，达到打击和排斥共产党之目的。
对此，中＊共＊党员岂能接受？与会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彭****等人都表示了反对。
然因，鲍罗廷与蒋介石事前已达成了妥协；鲍罗廷则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强令与会的中＊共＊代表及中＊共＊广东区委接受蒋介石等人提出的《整理党务案》。
而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并不知道鲍罗廷竟然会向蒋介石做如此让步；当他从报上看到《整理党务案》后，感到非常气愤；为了维护中＊共＊的利益，陈独秀立即于六月四日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揭露与指责蒋介石打压中＊共＊的阴谋。
同时，中＊共＊的机关报《向导》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不承认《整理党务案》”。
陈独秀还致信共产国际，强烈抗议“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排挤与压制”，期望“共产国际能对蒋介石的行为进行干预”；否则，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从而，独立发展自己的力量。”并认为“中＊共＊只有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才能真正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
然而，中＊共＊中央及陈独秀的这些呼声，共产国际置之不理，却指示中＊共＊须“继续与国民党保持‘党内合作’的关系”。
而中＊共＊毕竟是共产国际中的一员，共产国际的《指示》只得遵行；中＊共＊党员被逐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却仍要留在国民党内继续合作，也就成了难以更改的事实，中＊共＊中央对此甚是无奈；但自此，“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期结束了，开始出现裂痕。
于是，《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
会后，时任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伯渠、海外部长彭****及中央党部秘书长刘伯垂等人被迫辞去了在国民党内的任职；各职分别由叶楚伧、顾孟余、邵元冲等人接任，蒋介石本人则兼任了组织部长；从而，将国民党的人事权抓到了手中。
且因汪精卫出走，其所任职位空缺了。
于是，推举谭延闿代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及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同时，增设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由蒋介石担任。
就这样，国民党中央就有了两个不同名称的主席并列存在。
至此，由“中山舰事件”引起的一系列政治风波算是平息了。
经过这番折腾，蒋介石将吓跑了汪精卫，并赶走了季山嘉；更庆幸的是，将中＊共＊党员从自己的领地“黄埔军校”、第一军及国民党中央机构中驱逐了，可谓是一石三鸟。
而蒋介石本人非但毫发无损，反而捞取了更多的权益；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后，离国民党的权力顶峰仅有一步之遥了；收获之巨远出乎蒋介石自己的意料与企求，简直令他连做梦都要笑出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