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廊坊血债”，徐树铮被杀；“直奉”联手，冯玉祥下野；“大沽口事件”……
却说，南方“国民政府”由“中山舰事件”导致了一系列政治风波的同时，北方的“临时执政府”也风云突变得令人目不暇接。
先是，段祺瑞的心腹干将徐树铮在廊坊遇害。
原来，“第一次齐卢战争”时，被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拘禁后驱离出沪的徐树铮，乘坐英国货轮行至香港时，即传来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的消息；于是，本来被勒《令》“船到英国利物浦之前，不准上岸”的徐树铮，被允许“在香港上岸”重获自由了。
不久，又传来了“‘直系’因‘北京政变’倒台及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的消息；徐树铮以为时来运转了，决定北上进京、再去辅佐段祺瑞。
徐树铮可谓是段祺瑞的心腹，段祺瑞当然也需要他辅佐；然因，段祺瑞知道，自己虽是东山再起了，却已没了当年的气势；“临时执政府”实际上是操控在张作霖与冯玉祥两人手中，自己只是徒有了一个“临时执政”的虚名。而徐树铮跟张作霖、冯玉祥两人都有仇隙，段祺瑞担心徐树铮若进京恐遭不测；因此，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段祺瑞特意任命徐树铮为“考察各国政治专使”，让他率团去“欧、美、日”等国考察。
徐树铮对于段祺瑞十分忠心，也就遵命而行。
于是，三月中旬，徐树铮率领“考察团”宋子扬、褚其祥、韩振先、司可庄、褚哲文、朱佛定、王治焘等一行十五人出国考察了。
此一去历时长达半年之多，先后考察了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瑞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荷兰、日本等十二个国家。考察期间，受到了英国首相鲍德温、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美国总统柯立芝、意大利王国首相墨索里尼、日本大正天皇嘉仁夫妇等的接见，可谓风光之极。
十一月中旬，徐树铮率“考察团”经日本返回上海。
此时，上海已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据有；不过，因此时的徐树铮有着“考察各国政治专使”的头衔，孙传芳倒是专程从南京赴上海欢迎他。
徐树铮在上海稍作休息后即欲北上进京，向段祺瑞汇报考察结果。
但此时，“滦州兵变”已经发生，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尚在关外激战，北京的政局复又动荡不安了。
段祺瑞感到局势险恶，故又致《电》徐树铮要他“暂缓进京”。
徐树铮的友人也皆劝道：“北京已如龙潭虎穴，切莫轻入。”
然而，徐树铮却不以为然，觉得张作霖被郭松龄赶出关外后已自身难保了；而冯玉祥尚在保定，眼下北京应是在“临时执政府”的控制下，自己何必前怕虎、后怕狼的太多顾虑；因此，没听众人劝言、一意孤行地从上海乘船北上，于二十三日抵达北京。
谁知，徐树铮抵达北京后，局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郭松龄在关外兵败被杀，张作霖度过难关后重振旗鼓了。
冯玉祥赶走李景林攻占天津，虽然没有进军京城，但北京已成他的囊中之物；况且，冯玉祥的心腹鹿钟麟是北京卫戍司令，北京实际上也被冯玉祥所控了。
北京如同一座危城，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徐树铮心中明白，自己曾欲加害张作霖，杀害过冯玉祥妻子的舅娘陆建章；所以，无论是张作霖还是冯玉祥，俩人必定都记恨于心；自己不论落到谁的手中，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而徒有“临时执政”虚名的段祺瑞身边仅有一个警卫旅恰如个“光杆司令”，自己手上更是无兵无卒的早没了当年的雄风；若是张作霖或是冯玉祥真的来找他算账，如何抵得？
此时，徐树铮开始有点后悔，不该不听段祺瑞及友人之言而冒险北上进京；现在，却落到了身处险境、危在旦夕的地步。看来，这北京是断不可再滞留了，还是“三十六，走为上”立即离开这凶险之地。
于是，十二月二十九日晚，徐树铮带了随同北上的几名政要、复又乘专列离京南返了。
果然，自从徐树铮将陆建章杀害后，冯玉祥胸怀仇恨一直不泯、只是苦无机会；获知徐树铮傻乎乎地如同飞蛾扑火般的北上进京了，冯玉祥岂能放过他？
于是，冯玉祥要鹿钟麟趁机将徐树铮杀了，以给其妻舅陆建章报仇。
然因，鹿钟麟觉得，此时的徐树铮毕竟有着段祺瑞给予的“考察各国政治专使”头衔；若是将他在自己的辖区北京暗杀，必会遭来世人指责而背上骂名；因此，鹿钟麟一时举棋不定没有急于动手。
恰在此时，忽报徐树铮的专车离京南下，鹿钟麟这才觉得应是下手的时候了。
于是，鹿钟麟即给正在廊坊休整的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电话，言：“督办要我转告，徐树铮的专车到达廊坊，命你即刻将其枪毙。”
然后，又将“徐树铮离京南下”及“已《命》张之江在廊坊将徐树铮截留”等《电》告冯玉祥。
冯玉祥闻报后，唯恐徐树铮成漏网之鱼逃遁而去，即又将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连夜用车送往廊坊，让他去为父报仇。
而张之江接到鹿钟麟电话后，也心中忐忑了；虽对暗杀政府要员似觉不妥，但因是冯玉祥的《命令》，又不敢不遵。
为此，他派兵去截留专列；同时，将任务交给了“国民一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兼参谋长彭仲森去执行。
是夜，徐树铮的专列驶入廊坊车站，即被张之江派遣的军队截留包围。
受命执行任务的彭仲森登车后，不由分说地将徐树铮带走；然后，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漆黑的夜色里响起几声枪声，就将徐树铮杀害了。
待等欲为父报仇的陆承武赶到，徐树铮早已死于非命。
徐树铮被杀后，“京、津”各报都进行了报道，并刊登了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的一则《声明》，言：“先君建章公，曾以微嫌，竟遭徐贼残害。承武饮泣吞声，于兹七载，本月二十九日，遇徐贼于廊坊，手加诛戮，以雪国人之公愤，藉报杀父之深仇。”
就这样，距郭松龄被杀仅五天，徐树铮也遇害了，冯玉祥终于替其妻舅陆建章报了仇。
而段祺瑞闻讯后悲痛欲绝，差点晕厥过去；自感也朝不保夕，终日提心吊胆忧心忡忡了。
且因为，有了陆承武的《声明》，世人信以为真；而在国人心目中，“子报父仇”是情理中事、似是应该，连段祺瑞也深感无奈。
所以，此案传闻过一阵后，也就不再有人怎么在意了，只是给人茶余饭后多了一个话题而已；不久，则渐被淡忘。
冯玉祥杀死徐树铮，解了心头之恨；然而，自己却也面临了窘境。
原来，张作霖杀了郭松龄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重振旗鼓，开始向关内反扑了；同时，改任张宗昌为“直鲁联军”总司令，其部将褚玉璞为副总司令。
而自从东山再起了的吴佩孚出兵河南，迫使已进入山东了的“国民二军”退兵，帮助山东的“奉军”解除了两面受敌的危险后；山东督办张宗昌就萌生了与吴佩孚重归于好，联手对付冯玉祥的念头。
出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后，张宗昌将此想法与张作霖讲了，立即得到了张作霖的颌首“同意”。
其实，还在吴佩孚查家墩复起时，张作霖就派遣了蓟榆镇守使苏锡麟赴汉口欲与吴佩孚修好，以免其与冯玉祥、孙传芳联合攻打“奉军”。
然因，当时“反奉”乃大势所趋，吴佩孚尚处于坐观待变之中，故没予明确答复。
但在张作霖觉得，“直、奉”两系各有兴衰沉浮；“北京政变”使“直系”垮台后，自己与吴佩孚的旧账应已了结；而现在，冯玉祥竟然联络郭松龄“反奉”，这才是眼下自己急需对付的敌人。
因此，当张宗昌重提此议时，张作霖即表“同意”。
于是，张宗昌找来“直系”旧部、曾任山东省长、北京政变后已隐居在济宁老家了的熊炳琦，请其赴汉口去见吴佩孚，转达“欲修好”之意。
而吴佩孚起兵时，之所以声称“讨贼”而没有提“讨奉”，其真实目的也是为了“讨伐冯玉祥”。
因为，吴佩孚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北，主因全是由于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因此，自己与冯玉祥的新仇远比与“奉系”的旧恨来得深；对此，吴佩孚一直耿耿于怀，誓要报此一箭之仇。
而今，张作霖与张宗昌都主动言和了，吴佩孚也就顺水推舟地表示“愿弃前嫌、重结盟好”；于是，“直、奉”两军结成了“反冯联盟”。
十二月三十一日，即在徐树铮被杀的第二天，吴佩孚即《通电》“讨冯”。
不久，湖北督办萧耀南病故；吴佩孚即任命“鄂军”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为湖北督办，汉黄镇守使杜锡钧升任湖北省长；同时，将熊炳琦留下，委任其为河南省长。
吴佩孚《通电》“讨冯”后，“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即予响应，亦与“奉军”修好而与冯玉祥交恶了。
如此一来，冯玉祥的“国民军”顿时形单影只、孤掌难鸣了。
吴佩孚与张宗昌联手后，即任命“鄂军”第二师师长寇英杰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对驻于河南的“国民二军”发起攻击。
“国民二军”军长岳维峻见吴佩孚派兵来攻，急《令》“国民二军”第十一师师长蒋世杰“坚守素有‘三省通衢’之称、江淮河汉之间”的豫南战略要地信阳，欲将“鄂军”拒于河南境外。
果然，寇英杰率部攻打信阳，遭到了蒋士杰的顽强抵抗而寸步难进。
吴佩孚眼见寇英杰屡攻不克，不由得心中焦虑；于是，派人去游说已归于“国民二军”了的、原“豫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许以“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之衔，欲令其倒戈。
靳云鹗是吴佩孚的旧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因“直系”军阀垮台而改换门庭；此时，受岳维峻派遣、攻打山东正驻于豫东。
然而，靳云鹗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吴佩孚东山再起后，靳云鹗早有归附之意；而今，吴佩孚派人来说并以衔相诱，自然没有二话。
于是，靳云鹗在豫东前线倒戈，并回师攻打开封了。
原“陕军”第二十六混成旅旅长田维勤因与岳维峻有隙，也随靳云鹗反水了。
靳云鹗与田维勤的倒戈，令岳维峻猝不及防；岳维峻抵不住靳云鹗与田维勤的联手进攻，不得不放弃开封退守郑州。
靳云鹗紧追不舍，岳维峻不得不再弃郑州而退往豫西。
此时，被“国民军”击溃投奔山西了的刘镇华，见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已被靳云鹗击败，觉得复仇的时候已到；于是，派人与吴佩孚联络，表示“愿意协同攻打‘国民军’”。
吴佩孚当然接纳，即《任命》刘镇华为“豫陕剿匪总司令”，《令》其“配合靳云鹗夹击岳维峻”。
于是，刘镇华即回陕西召集“镇嵩军”旧部重组成军；然后，出潼关对退守在豫西的岳维峻部发起攻击。
岳维峻部已是一败再败，而今更是受到了靳云鹗与刘镇华的两面夹击，如何敌得？于是，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岳维峻见败局已定、难以挽回，就只身逃往山西；结果，竟成了阎锡山的阶下囚。
岳维峻入晋被拘后，“国民二军”群龙无首了；“国民二军”第十师师长李虎臣率残部逃回陕西，与“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部会合驻守西安。
已进入直隶了的邓宝珊等部，则归并入了“国民一军”。
而此时，蒋世杰尚在信阳与寇英杰抗衡；战至三月中旬，忽闻后方突变，岳维峻、李虎臣都已败走；蒋世杰心中顿时乱了方寸，自知信阳已成孤城、必是难守；为免生灵涂炭，遂不得不献城出降。
于是，信阳被吴佩孚所取。
蒋世杰孤军坚守信阳长达四十八天之久，其勇武令吴佩孚甚是欣佩；因而，蒋世杰献城出降后，吴佩孚设宴款待敬其为上宾，并欲任其为“十四省联军”总司令部参赞之职。
然而，蒋世杰拒而没受；吴佩孚甚是无奈却也没有勉强，任由蒋世杰去往汉口隐居了。
吴佩孚大败“国民二军”驱逐岳维峻后，即《任命》寇英杰为河南督办，靳云鹗为河南省长兼“十四省讨贼联军”副总司令。
而此时，樊钟秀仍退守在豫西南的南阳；于是，吴佩孚又《命令》寇英杰“率部攻伐”。
然而，寇英杰对南阳组织的多次围攻，却都被樊钟秀挫败了。
急于北上讨伐冯玉祥的吴佩孚，眼见南阳急切难下；却觉得河南大部已取，南阳毕竟仅如一座孤岛无妨大局，也就不当会事地决定放弃对其攻伐了；因此，倒是让樊钟秀在南阳求得了偏安。
吴佩孚放弃南阳后，即率部北上向直隶进军了；并与“奉军”结成“直、奉联军”，对驻于“津、京”等地的“国民一军”发起攻击。
“国民二军”溃败后，残部融入了“国民一军”。
而已就任陕西督办了的孙岳，见“直军”进入直隶了；即留下杨虎城与李虎臣驻守西安，自己亲率“国民三军”赴直隶驰援。
于是，“国民一军”与“国民三军”也复融为一体，共同抗衡“直、奉联军”。
而一心想回陕西称王的刘镇华配合靳云鹗击溃岳维峻后，就掉头攻打西安了。
不久，刘镇华率部进抵西安东郊，准备破城。
此时，刘镇华的“镇威军”号称有“七万之众”；而驻守西安的杨虎城与李虎臣部不到二万人，兵力实在是太过悬殊，欲守住西安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杨虎城与李虎臣不愧是“守西安之两虎”；刘镇华猛攻多日，却终难克城。
不得已，刘镇华只好将西安城团团围困，欲令其城内弹尽粮绝、不攻自破。
就这样，杨虎城与李虎臣部被刘镇华围困在西安城内，坚守不出、旷日持久。
且说，“奉军”渡过了郭松龄“滦州兵变”的危机后，已经恢复了元气。
吴佩孚击溃“国民二军”后，“直、奉”两军即结成“联军”攻打“京、津”了。此时，“直、奉联军”加在一起的兵力足有四十五万；相较之下，驻于“津、京”等地“国民军”也就显得势单力薄了。
且此时，山西王阎锡山又见风使舵地倒向了吴佩孚，“国民军”更是处于了四面楚歌之中，局势甚是险恶。
冯玉祥知道，吴佩孚与张作霖都是冲着自己来的；眼下，在“国民军”难以再与“直、奉联军”抗衡的局势下；冯玉祥权衡再三后决定暂作退让，以自己的“引退”来换取“避免与‘直、奉联军’交锋”，从而保住国民军的地盘。
于是，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冯玉祥《通电》宣布“下野”，并呼吁“结束战争”；然后，由“五虎将”之首的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而“国民三军”军长孙岳则“代理国民军总司令”。
如此安排停当后，冯玉祥则前往包头，打算出国去苏联考察。
然而，“国民军”众将领听说冯玉祥要出国考察；皆认为如此非常时期出国甚是不妥，遂都劝其“取消‘下野’之意”，应“留在国内率领‘国民军’众将士抗衡‘直、奉联军’共赴患难”。
而段祺瑞也担心冯玉祥走后，“国民军”更难抵挡“直、奉联军”的进攻；一旦“国民军”败北，“直系”的吴佩孚则复又得势，必会与己不利。
因此，也派遣时任陆军总长贾德耀专程赴包头，欲劝说冯玉祥“切莫在此时离去”。
其实，冯玉祥去莫斯科另有一个目的，即希望求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支援，以能与“直、奉联军”抗衡；因而，冯玉祥去意已定。
而苏联政府也正想利用冯玉推进中国革命，且有意促成冯玉祥与广东“国民政府”联合。为此，李大钊与加拉罕为“冯玉祥的苏联之行”做了精心的安排，竭力促使他成行。
三月二十日，冯玉祥终于在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团团长普里马科夫及被其聘为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徐谦、绥远都统李鸣钟等人陪同下，由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平地泉出发，途经库伦去往苏联考察了。
然而，冯玉祥的“下野”并没能阻止“直、奉联军”的进攻。
因郭松龄兵败后，其部将魏益三投了“国民军”；被改编为“国民四军”，魏益三任“国民四军”军长驻守滦州。
张作霖即以此为由，挥师进入山海关实施讨伐。
魏益三不敌，从滦州退走移驻保定；于是，“奉军”占领了热河、滦州等地。
而山东的张宗昌也率“直、鲁联军”沿津浦铁路北上反攻天津了。
孙岳接任“国民军”总司令后，见“直、奉联军”来势汹汹；遂与也已接任西北边防督办了的张之江商议，欲将“国民军”主力撤到察哈尔和绥远去，以避开“直、奉联军”的锋芒；且将北京抛给吴佩孚与张作霖，以让他们为争夺北京这块令人垂涎之地而再次相互争斗拼杀，自己则可从中渔利。
然而，时任京畿卫戍司令兼察哈尔都统了的鹿钟麟却不愿放弃京城；无奈之下，“国民军”只得硬撑着留守“津、京”。
一月二十七日，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等“西北军五虎将”联名《通电》“讨奉”，并组织力量欲与抗衡。
“西北军五虎将”的“讨奉”《通电》，更让张作霖有了进军“京、津”的借口；于是，“奉军”分海、陆两路向“国民军”发起攻击；陆路由滦州西进，海路则欲在大沽口登陆。
三月七日，驻守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发现“奉系”的军舰在大沽炮台附近活动，即开炮将其驱走。为防“奉军”的军舰再次来犯，“国民军”就在大沽口外的海域放置水雷、以阻止“奉军”的军舰进犯。
只是如此一来，大沽口港被封锁了，各国商船也均难以靠岸。
于是，第二天，“英、法、日、美、意”等国驻华公使向“临时执政府”发出《照会》，指责“‘国民军’封锁大沽口，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消除一切障碍”。
因此，“国民军”被迫将已设置的水雷清除，并宣布“于三月十二日重新开放大沽口岸”。
就在重新开放大沽口港的当天下午，日本的一艘驱逐舰进入大沽口港，紧随其后有一艘“奉军”的舰只；大沽口炮台守军发觉后即鸣枪示警，并用旗语令其停止驶进。
然而，日本军舰非但没有停航，却开炮轰击大沽口炮台，致使大沽口炮台上的十余名“国民军”士兵伤亡。
大沽口炮台守军忍无可忍了被迫还击，这才将日舰与“奉舰”驱离大沽口，此即史称“大沽口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