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三·一八惨案”，“临时执政府”垮台；冯玉祥“下野”，“南口大战”……
却说，“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长期遭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又被激怒了。
“国、共”两党的北京支部立即在京联合召开了“北京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声讨“日舰炮轰大沽口炮台”。
“国民军”也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谴责“日舰开炮伤害中国士兵”。
然而，日本政府反诬是“大沽口的中国守军挑恤”。
同时，日本还纠集了《辛丑条约》签字国中的“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八国驻华公使，又以“中国政府破坏《辛丑条约》”为借口，公然向“临时执政府”提出所谓的“抗议”。
三月十六日，八国驻华公使向“临时执政府”发出了所谓的《最后通牒》，蛮横地提出“拆除大沽口炮台”的无理要求，并要“临时执政府”限于四十八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
第二天，八国的军舰云集到了大沽口，大有“八国联军”再犯京城之势；欲以此耀武扬威进行威胁，从而逼迫“临时执政府”就范。
列强的无理要求及炫耀武力，中国人民岂愿再屈膝忍受？
三月十七日，“国、共”两党又召开“联席会议”，对于八国驻华公使提出的《最后通牒》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并强力要求“临时执政府”能挺起腰板，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呼吁“中国军队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战”，给予敢于来犯之敌以严厉打击。
为唤起民众，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应冯玉祥之聘进京出任中俄庚款委员会主席的徐谦与国民党中执委员兼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李大钊，提议“组织北京各学校与群众团体在天安门召集一次‘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此提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丁惟汾、于树德、王法勤、顾孟余、陈友仁、刘守中等人的一致“赞同”。
于是，三月十八日上午，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与中＊共＊北方区委发动下，“北京总工会”与“北京学生联合会”组织了“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八十多所学校的学生及民众共约五千余人，聚集到天安门前召开“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
会上，大会主席徐谦、李大钊、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赵世炎及陈独秀的儿子、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陈乔年及许多社会名流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并通过了“敦促政府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呼吁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等八项决议。
会后，集会民众在李大钊、陈乔年等人率领下，从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等处举行了示威游行；最后，前往位于铁狮子胡同的“临时执政府”请愿。
谁知，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游行队伍就遇到了早已部署在那里、如临大敌荷、枪实弹的“执政府”卫队阻挠。
于是，游行民众公推请愿代表去向“执政府”卫士长交涉，要求“执政府”卫队放行，并请“段祺瑞及国务总理贾德耀接见请愿代表”。
然而，“临时执政府”心虚得虚；段祺瑞与贾德耀没敢面对充满激情的民众，非但没有出面接见请愿代表，反而下《令》“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
政府下《令》了，以“执行为天职”的军人自然遵命；然而，“执政府”卫队执行《命令》时因为局面失控，“武力驱散”很快升级为了“武力镇压”。
于是，“执政府”卫队竟然惨无人道地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与民众大开杀戒，“临时执政府”门前的广场上上演了一幕惨不忍睹的悲剧。
游行队伍遭到了“执政府”卫队的排枪射击，行进在游行队伍前面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等一批充满一腔爱国热忱的年轻文弱的男女学子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许多人当场毙命，有的甚至于被刀残忍地砍死，其状惨不忍睹。
在这次血腥的镇压中，遇害学生与民众共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李大钊与陈乔年也负伤了，但幸免于难。
就这样，一场骇人听闻震惊中外的惨案在“临时执政府”门前的广场上发生了。
这一天，“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鲁迅愤而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因时发三月十八日，故史称“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身为一国元首的“临时执政”段祺瑞也惊愕与骇怕了，想不到事情竟会严重到死伤了这么多人；心慌意乱的段祺瑞立即赶到现场，面对尚在流血的死者长跪不起、欲哭无泪。
但第二天，“临时执政府”却扬言“惨案的发生乃无知民众受人鼓惑欲颠覆政府所致”，欲以此混淆视听。
同时，对徐谦、李大钊、李石曾、顾孟余、易培基等人发出《通缉令》；欲以“率领暴徒、闯袭国务院、丛殴军警”等诬陷，加罪于他们。
同时，还将吴稚晖、蒋梦麟、鲁迅、周作人、朱家骅、丁惟汾、陈启修、陈大齐等人上了《黑名单》。
然而，国人不为所惑也不被所骇；许多亲历者都口述笔叙，记录了“血案发生时那惨烈一幕的真相”。
胡适、王世杰、陈源、高一涵、鲁迅、林语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孙伏园、陈西滢等一大批文化名人与知识精英则都在《语丝》、《现代评论》等刊物上撰文发表，痛斥了“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野蛮行径和鄙劣嘴脸”。
“北大”外文系教授陈西滢在其《闲话》专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三月十八日血案的真相已经很明了的了。民众到执政府，不过是和平的请愿。他们最激烈的行动，也不过是叫几声口号。政府通电指控什么‘暴徒’、什么‘抛掷炸弹’、‘泼灌火油’等，完全是凭空捏造，希图诬赖卸责的话。”
鲁迅在《悼三月十八日的牺牲者》一文中，也谴责：“三月十八日国务院门前的大流血，不只是民众运动的大劫，并且是人道的大劫。然而，丧心害理的政府，勾结着这一个或那一个军阀，至今还安然的在那儿狞目而视，无丝毫悔过之心！”在另一篇《纪念刘和珍君》中，更是悲愤地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不仅国内同声谴责，连英国《泰晤士报》也称“这次事件是兽性的惊人惨案”。
迫于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取代许世英出任内阁总理的贾德耀上任不到二个月就“引咎辞职”，并宣布“内阁总辞”。
接着，“国会”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认定：“民众集会请愿属正当行为，卫队官兵枪杀无辜民众，实有触犯刑律重大嫌疑，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
于是，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调查取证，段祺瑞也被迫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
三月二十三日，北京社会各界人士在“北京大学”，为“三·一八惨案”中死难者举行了“追悼会”，以对亡灵告慰。
虽然，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采取了补救措施，但仍未能平息国人的愤慨；时任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则趁机向段祺瑞发难，发动了“第二次北京政变”。
四月九日晚，鹿钟麟派兵包围了“临时执政府”，将“临时执政府”卫队悉数缴械。
然而，段祺瑞并不甘心，《令》外务总长胡惟德代理内阁总理后，自己则仓皇逃入东交民巷了。
鹿钟麟将段祺瑞赶下台后，却将“北京政变”时被赶下台而软禁了的曹锟释放了；欲以此与“直系”的吴佩孚捐弃前嫌，重归于好而联手对付“奉系”。
然而，吴佩孚对于“国民军”已恨之入骨，拒绝了鹿钟麟释出的善意，必欲置“国民军”于死地；何况，“直军”击溃“国民二军”后，其兵锋已进至石家庄了。
而“奉军”的张作霖，此时则以“‘国民军’已被****”为借口，大肆向北京进军了。
而已倒向吴佩孚了的阎锡山，也已兵出娘子、落井下石地对驻于保定的魏益三部发动攻击；魏益三不敌，投了阎锡山，被改编为“正义军”。
而此时，“国民军”总司令孙岳却因病到包头养病去了；大敌当前，军中不可无帅；于是，“国民军”将士推举张之江代理“国民军”总司令。
张之江临危受命后，将驻于怀柔、延庆、蔚县、多伦、怀来、涿鹿等地的“国民军”改编成八个军，第一军军长郑金声、第二军军长方振武、第三军军长徐永昌、第四军军长王镇淮、第五军军长石敬亭、第六军军长石友三、第七军军长蒋鸿遇、第八军军长韩复榘。
然后，分为东、西两路，以迎战“直奉联军”。
鹿钟麟任“东路军”总司令，下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驻于北京至怀来一线，正面迎战“直奉联军”。宋哲元任“西路军”总司令，下辖第五军、第六军、第八军，驻于内蒙古南部的多伦等地，以防范“奉军”从侧面抄袭。而以蒋鸿遇的第七军为总预备队，驻守绥远以为退路。
恰此时，时任“直鲁联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方振武忽然《通电》宣布“脱离张宗昌”而与“国民军”合作了，并将所部的三个旅由山东肥城开往“直、鲁、豫”边境。
张之江即将方振武所部改编为“国民五军”，任命方振武为“国民五军”军长兼“直、鲁、豫边防总司令”。
张宗昌见方振武反水甚是气愤，即发兵攻伐。
方振武仅有三个旅的兵力，如何抵得？不得不往北溃退。
而此时，“西路军”总司令宋哲元为防阎锡山的“晋军”从侧翼来犯，则派遣第六军军长石友三与第八军军长韩复榘驻守位于“直隶、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丰镇。
但谁知，石友三与韩复榘俩人面对的是“晋军”第一师师长商震所部；因为，商震曾是石友三就读于长春东关龙王庙小学时的师尊；结果，在商震的策动下，石友三与韩复榘都投靠了“晋军”；于是，丰镇陷落。
因为，“国民军”是以西北的绥远为根据地；丰镇丢失后，“国民军”就有“退路被断”的危险。
于是，宋哲元只得将多伦交由骑兵师师长席液池防守；自己亲率第五师从得胜口、杀虎口等处西进，欲将丰镇夺回。
于是，宋哲元率部对“晋军”发起反攻。
商震拼力抵抗，宋哲元不愧为“西北军”五虎将之一，激战八昼夜，“晋军”不支，只得退守位于山西沂州代县境内的雁门关。
于是，宋哲元收复丰镇，并袭取了位于晋北、素有“三代京华，两朝重镇”之称的大同。
“国民军”的西路之危虽是缓解了，但京城却仍处于危境中；因国民二军失了河南，魏益三又丢了保定，致使北京的南面屏障尽失；因此，“直军”长驱直入，很快就抵达了北京城下。
而攻取了滦州的“奉军”，同样也一路无阻地迫近了京城；山东的张宗昌在“直、鲁、豫”边境击溃方振武的“国民五军”后，则率“直、鲁联军”进入直隶攻向北京了。
如此一来，北京就遭受了数路“直军”和“奉军”的攻击，处境甚是危急。
四月十五日，驻守北京的“国民军”东路司令鹿钟麟，自知北京已成一座危城、断难固守了；于是，只得很不宁愿地主动撤离，退守到有“京城北大门”之称的昌平县的南口镇。
鹿钟麟撤出北京城后，反水倒向吴佩孚了的原“国民一军”第九师师长唐之道率部从通州进入北京，并自命为了京师警备总司令。
因为，唐之道原是“皖系”旧部，进京后即表示“拥戴段祺瑞复出”，这却使段祺瑞又萌生了“重新执政”的欲望。
于是，躲在东交民巷内了的段祺瑞打算宣布“恢复执政之职”了。
不过，段祺瑞也知道今非昔比，当年是张作霖与冯玉祥俩实权人物请他出山；而如今，冯玉祥走了又换成了吴佩孚；唐之道虽是对他表示恭维，但毕竟仅是区区之辈，岂能作得了“让他重新出山”的主？看来，真要“重新执政”还得寻求张作霖与吴佩孚的支持；因此，段祺瑞《致电》张作霖与吴佩孚以探询。
但结果，张作霖与吴佩孚都没有同意他再执政；段祺瑞讨了个没趣，这才明白自己的政治生涯该结束了，遂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日正式《通电》“下野”；然后，再次去往天津的日本租界内当“寓公”，自号“正道居士”。
因为，段祺瑞在自己的执政期内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总是感到有一种负罪感；因此，“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即戒食素斋、洗心革面、向佛了，欲以此忏悔赎罪。从此，坚持不渝。即使到了晚年病重时，家人见其体质日衰劝说开荤、以增营养，段祺瑞却坚拒而言道：“人可死，荤不可开。”忏悔之心倒也算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段祺瑞终老于上海。
与此同时，重获自由了的曹锟，见吴佩孚东山再起后将“国民军”逐出了北京城，以为时来运转又是“直系”的天下了，忘乎所以地也想死灰复燃、重登大位。
于是，他《通电》各省，希望大家拥护他“复大总统位”，并也派心腹人去征求吴佩孚的意见。谁知，吴佩孚只是轻蔑地回了一句：“三爷可知‘好马不吃回头草’？此事当待大局定后再议。”
曹锟大失所望，这才绝了重登大位之念；从此，也退出政坛了；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病故于天津泉山里寓所。此皆是后话，顺提而已。
且说，“国民军”撤出北京退守南口后，“直、奉联军”又向驻守南口、延庆、赤城、独石口、沽源、多伦等地的“国民军”发起攻击；因为，此役主战场在南口，故史称“南口大战”。
南口是位于北京西北郊外昌平县的一个镇，因处于居庸关南面而得名。南口镇地处燕山山脉和华北平原交接处，由丰台至绥远的京绥铁路穿行而过，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
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苏联政府在竭力扶持孙中山的同时，也欲帮冯玉祥在北方成事；于是，派遣苏联专家普里马科夫帮助冯玉祥在南口一带修筑了包括一个方形城堡在内的一整套军事工程；有许多坚固的堡垒和四通八达的战壕，可谓是“易守难攻、固若金汤”；因此，“国民军”欲以此为屏障拒敌，以免“直、奉联军”经此西进绥远。
“南口大战”爆发后，吴佩孚的“直军”与张宗昌的“直、鲁联军”配合，对驻守南口的“国民军”发动正面攻击。
但因南口的防御工程完善且十分坚固，“国民军”顽强抵抗据壕固守。因此，“直军”与“直、鲁联军”的兵力虽数倍于“国民军”；然而，连续数日的猛攻，都被“国民军”击退了。
于是，“直、奉联军”与“国民军”对峙于南口竟达月余。
吴佩孚眼见南口久攻不下，遂将攻伐不力的“十四省讨贼军联军”副总司令靳云鹗免职，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
七月，“直、奉联军”重新部署兵力后，分三路再次攻打南口。
中路是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经昌平、沙河正面攻打南口；右翼是张学良的“奉军”第三方面军，经永宁、延庆，从南口的背面直下；左翼是吴佩孚的“直军”，经门头沟、怀来、涞源、蔚县进军；如此三路夹击，必欲攻下南口。
而此时，因“国民军”西路司令宋哲元率部西往去对付“晋军”了，驻守多伦的兵力空虚；于是，“奉军”第五军军长吴俊升趁机袭取了多伦，并进而攻占沽源直下张家口；如此，“国民军”的北面防线被突破。
宋哲元虽攻占了大同，在西线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然而，当多伦被“奉军”攻取后，军心即被撼动；不久，“直、奉联军”再次攻打南口，“晋军”也开始反攻，并一举攻占了广灵。
宋哲元拼力抵住，才勉强守住大同，使“国民军”的西线退路没被断绝。
而此时，坚守在南口的“国民军”已遭“直、奉联军”三面围攻；虽然，“国民军”进行了顽强拼搏，凭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又苦守了一期。
但是，毕竟兵力相差悬殊；且几个月下来，“国民军”给养接济甚是困难，几已饷械无补；加之士兵大量伤亡，军力损耗甚重，且又无援兵可求，处境已是十分危险。
好在，进入甘肃的刘郁芬，此时已派遣其部将“国民一军”第二师师长孙良诚、“国民一军”第二师第三十六旅旅长吉鸿昌、“国民一军”骑兵第二旅旅长郑大章等人，一举击溃了甘肃督军兼“甘军”第一师师长陆洪涛所部；从而，攻占了兰州，并进而取得了甘肃全省。
刘郁芬取得甘肃后，使苦战于南口的“国民军”有了退路；于是，“国民”决定趁着西线退路未断之前，向西突围退却。
于是，八月十五日，“国民军”撤出南口，西行退往绥远与甘肃等地；接着，宋哲元也撤离大同，随同退却。
就这样，历时四个月的“南口大战”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