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徐源泉围剿“湘、鄂西苏区”受挫，何成浚围剿“鄂、豫、皖苏区”失利；中＊共＊
“湘、鄂西中央分局”、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相继成立……
却说，“国民党军”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实施“围剿”的同时，蒋介石《任命》徐源泉为“鄂西剿匪总指挥”；《令》其率所部“第四十八师”，会同李觉的“第十九师”、王东原的“第十五师”、张英的“第十一师”等部，对中＊共＊的“湘、鄂西苏区”也进行“围剿”，且将“围剿”的重点放在“洪湖苏区”。
但此时，李觉、张英、王东原等部分驻于湘西北的津市、临澧、华容等地；所以，进剿“洪湖苏区”的只有徐源泉的“第四十八师”。
不过，徐源泉受《命》后甚是卖力，即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初就对“洪湖苏区”实施了“进剿”。
且此时，“红二军团”主力都在松滋的杨林市、街河市一带休整，“洪湖苏区”内的兵力未免显得空虚。
因此，徐源泉起兵“进剿”后，即一举攻取了长江北面的小河口、堤头、汪桥、沙岗等地；然后，又向石首北面的藕池逼进，欲以此为突破口、一举攻取石首及中＊共＊“湘、鄂西特委”所在地调弦口。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剿”而保护“苏区”，“湘、鄂西特委”把长江左侧江陵、监利、沔阳等县的“赤卫队”合编为“江左军”，长江右侧石首、华容、公安等县的“赤卫队”合编为“江右军”，由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统一指挥，以保卫“苏区”。
同时，又以南征后撤至“洪湖苏区”了的“红六军第十七师第五十一团”为主，与“红二军”留在“洪湖苏区”内的伤病员，合编成“新红六军”，由段德昌《任》“军长”，以抵御“国民党军”。
“新红六军”组成后，段德昌即率部至石首进行阻截，欲将“国民党军”拒于石首境外。
然因，“新红六军”组成不久，其中许多战士伤、病刚愈、元气尚未完全恢复；因而，在藕池、南口、高陵等地与徐源泉的“第四十八师”遭遇时；“新红六军”虽是勉力抵御，与敌相持了多日；但终因双方战力相差太过悬殊，“新红六军”不敌，段德昌只得率部撤离、转移到黄莲湖、北汊湖等地。
“新红六军”在石首遭挫后，设在调弦口的中＊共＊“湘、鄂西特委”受到了威胁；于是，在“江右军”掩护下，中＊共＊“湘、鄂西特委”撤往桃花山。
徐源泉攻占石首和调弦口后、即又率部向桃花山进攻，迫使中＊共＊“湘、鄂西特委”再向洪湖沿岸的瞿家湾转移，徐源泉则又紧追不舍。
不过，当徐源泉辖下“新编第三旅”的一个团，追至华容的三葑寺、松板桥等地时，却被中＊共＊的“江右军”击溃了；另有“新编第二旅第二团”的两个营，在监利的朱河、峰口等地，也被中＊共＊的“江左军”歼灭。徐源泉因此受撼，这才减缓了对“洪湖苏区”的攻势。
正在“国民党军”对“洪湖苏区”围剿之时，曾留学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夏曦受王明派遣前来“湘、鄂西根据地”。
夏曦抵达鄂西的宜昌后，即在宜昌长阳的枝柘坪召开“中＊共＊湘、鄂西特委”和“红二军团前委”的“联席会议”。
会上，夏曦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于是，由夏曦自《任》“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
此同时，原“中＊共＊湘、鄂西特委”被取消，另行成立了一个“中＊共＊湘、鄂边特委”，由原“中＊共＊湘、鄂西特委组织部长”周小康《任》“中＊共＊湘、鄂边特委书记”。
同时，鉴于“红二军团”南征受损减员，决定将“红二军团”缩编为了“红三军”。
缩编后的“红三军”，仍由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委”；然因，邓中夏尚留在石门，遂由曾留学于“苏联高级步兵学校”的唐赤英代理。
原“红二军”缩编为“红七师”，由孙德清《任》“师长”、朱勉之《任》“政委”；原“红六军”缩编为“红八师”，因原“红六军军长”旷继勋调往“鄂、豫、皖苏区”去了，遂由“江右军指挥长”段玉林《任》“师长”、王鹤《任》“政委”；而活动于“洪湖苏区”的原“新红六军”缩编为“红九师”，仍由段德昌《任》“师长”、宋盘铭《任》“政委”；另又组建了“教导第一师”，由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委”。
“红三军”缩编成后，为避敌锋芒，贺龙打算率部向“苏区”外围转移。
然而，此举却遭到夏曦的反对；他指责“向‘苏区’外围转移”是“游击主义”、是“畏战、逃跑”，而竭力主张“‘红三军’应坚持在‘苏区’内”、甚至于“应去‘攻打武汉’”。
夏曦对于军事实是一窍不通，贺龙等人当然不会听他；因此，仍决定“‘红三军’主力向‘苏区’外围转移”，以免与敌正面交锋且可拓展“苏区”。不过，段德昌的“红九师”留在了“洪湖苏区”，利用洪湖地区港汊众多的复杂地形、继续与敌周旋。
如此，夏曦也遂默许了。
于是，贺龙率“红三军”主力向“鄂、川”边境转移了。
王炳南的“教导第一师”则南下，在五峰的小河手板岩歼灭了有“黑军”之称、流窜在“湘、鄂边”地区的“川军”殷超部后，即与留在石门一带的邓中夏会合。此后，则活动在了“湘、鄂边”的五峰、石门、鹤峰等地，“中＊共＊湘、鄂边特委”也随之迁至鹤峰。
而此前，中＊共＊在“鄂、川”边境的兴山、巴东、秭归等地已开辟有一块称为“兴、巴、归苏区”的根据地，且有一支由刘子泉《任》“师长”、黄大鹏《任》“政委”的“红四十九师”。
于是，四月二日，贺龙亲率“红三军”的“第七师”、“第八师”等主力，从宜昌的枝柘坪渡过清江，经野三关、三尖观等地，进入“兴、巴、归苏区”。
因为，刘子泉已在二克兴山县城时与“鄂西特委巡视员”李文轩闹矛盾而被错杀，“红四十九师”时已由黄大鹏《任》“师长”。
“红三军”进抵“兴、巴、归苏区”后，“红四十九师”归入“红三军”；于是，贺龙将“红四十九师”改编为“红三军教导第二师”，《任命》黄大鹏为“师长”，涂美中为“政委”。
“红三军”向“苏区”外围转移后，徐源泉即分兵进驻鄂西的沙市、沙洋等地；“第四十八师”辖下的张振汉的“第一四二旅”驻于沙市、韩昌峻的“第一四四旅”驻于沙洋，徐源泉则率徐继武的“第一四三旅”继续向“洪湖苏区”进剿。
“红三军”在“兴、巴、归苏区”稍作休整后，贺龙《命》黄大鹏率“教导第二师”留守；自己则率部折向东进远安、当阳、荆门等地，欲开辟“荆、当、远苏区”。
四月十三日，“红三军”攻占远安；然后，又兵分两路，孙德清率“红七师”攻打当阳，段玉林率“红八师”攻打荆门。
当阳、荆门的守军见“红三军”来攻，赶紧向正专心于进剿“洪湖苏区”的徐源泉告急。徐源泉只得《命》驻在沙市的张振汉、驻在沙洋的韩昌峻率部往援。
贺龙见敌援兵到来，遂放弃了攻打当阳、荆门，而折向了鄂西北；尔后，相继攻占了房县、谷城、均县、郧阳等地。
于是，“红三军”在武当山一带又有了一块新的“根据地”，且与“兴、巴、归苏区”连成一片；从而，在鄂西北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一大块“苏区”。
“红三军”攻打当阳、荆门，迫使徐源泉分兵往援；同时，对进剿“洪湖苏区”的徐继武的“第一四三旅”也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于是，段德昌的“红九师”趁机反攻；并在沙岗、普济、郝穴、汪桥等地歼敌两千余人，迫使徐源泉部退出“洪湖苏区”。
从而，“红九师”收复了石首的调弦口、桃花山，江陵的沙岗、熊河，监利的汪桥、朱河，洪湖的汊河、瞿家湾、龙口等大片失地；至此，“国民党军”对“洪湖苏区”的围剿也被粉碎了。
只是，五月十八日，周逸群率部返回“洪湖苏区”时，却在岳阳的贾家凉寺遭敌伏击而不幸牺牲；这对于“红三军”而言，却是个不小的损失。
且说，“国民党军”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实施“围剿”之时，也对中＊共＊的“鄂、豫、皖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围剿”。
由于，中＊共＊的“鄂、豫、皖苏区”位于长江中下流的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距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不远，而与武汉更是近在咫尺；相较于中＊共＊的其他“苏区”而言，对于国民党的统治无疑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此，蒋介石更是将其视作眼中钉、而必欲拔之。
因此，“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就调遣了七个师、共约十万人，交予时《任》“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统一指挥，以对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实施“围剿”，并也扬言“三个月内踏平‘苏区’”。
何成浚受《命》后即予部署，他《命》岳维峻的“第三十四师”驻于孝感、张印湘的“第三十一师”驻于罗山、吉鸿昌的“第三十师”驻于潢川、戴民权的“新二十五师”驻于固始、范熙绩的“第四十六师”驻于六安、郭汝栋的“第二十六师”驻于浠水、萧之楚的“第四十四师”驻于黄陂；如此，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即被四面围定了。
中＊共＊的“鄂、豫、皖苏区”是由“鄂、豫边苏区”、“豫东南苏区”、“皖西苏区”发展而成的，“苏区”内有两支“红军”队伍。
一支是“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留在鄂东的原“红八军第四纵队”、“第五纵队”与“鄂东南游击队”合编成的“红十五军”，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委”；另一支是由“红三十一师”、“红三十二师”、“红三十三师”合编而成的“红一军”，由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委”。
“国民党军”前来“围剿”时，“红军”主力正在豫南的“鄂、豫边苏区”外围活动。
而进驻豫南的是吉鸿昌的“第二十二路军”战力较强，且也是蒋介石作为主力投入“围剿”的。为避免与强敌交锋，时《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则《命令》活动于豫南的“红十五军”和“红一军”都撤回鄂北。
于是，蔡申熙率“红十五军”由商南撤回黄安；许继慎也率“红一军”由罗山的五里店南下，经姚家集后进至新州北面的谢店。
何成浚闻《报》，唯恐“红军”突破包围后蹿到鄂东南的蕲春、黄梅、广济等地而难以收拾，赶紧《命令》驻于浠水的“第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加以阻截。
于是，郭汝栋派其部将“第五旅旅长”刘雨卿率部北上，欲将“红一军”阻截在新州。但结果，“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师第五旅”的一个团在新州被“红一军”歼灭，刘雨卿阻截不成且大溃。
只是，“红一军”在“新州告捷”后并没再南下；而是折向东进、越过“鄂、皖”边境，又在皖西袭取了金家寨、独山、韩摆渡等地，兵锋直迫皖西重镇六安。
何成浚原打算先剿平中＊共＊的“鄂、豫边苏区”后，再去清剿中＊共＊的“豫东南苏区”和“皖西苏区”。
而今，他见“红一军”突入皖西，遂决定调整策略；于是，《命令》驻于固始的戴民权的“新二十五师”、驻于商城的吉鸿昌的“第三十师”会同驻于六安的范熙绩的“第四十六师”，欲以三路夹击、将“红一军”围歼于皖西。
戴民权接到《命令》后虽是没敢违令，但因慑于“红军”声威，进军甚是迟缓。
而范熙绩本就有“东堵”之责，受《令》后当然不敢懈怠；且见戴民权已进军，也就放胆地主动出击了。
然而，“第三十师师长”吉鸿昌此时却没在军中。
原来，吉鸿昌对于蒋介石刚打完“中原大战”又要“围剿”苏区、不顾黎民疾苦而穷兵黩武、热衷于打内战，心中甚是反感。
因此，他虽是奉《命》率部赴豫南了，但却不想真为蒋介石卖命、而去与“红军”交锋；进驻豫南后不久，就将所部撂在光山、潢川等地，自己则称“病”顾自去往上海了。
而没了“主帅”的“第三十师”，虽是接到了何成浚的《命令》，却不敢贸然轻进，而迟滞在商城观望。
如此一来，范熙绩几如孤军迎战。
鉴于此，“红一军”决定置吉鸿昌的“第三十师”、戴民权的“新二十五师”于不顾，集中兵力打击范熙绩部。
于是，“红一军”在六安境内的香火岭设伏；“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徐向前自率的“第一师”与廖业祺的“红一军独立旅”部署在香火岭南侧高地，漆德伟的“红一军第二师”与周维炯的“红一军第三师”部署在香火岭北侧高地，张网以待、专候范熙绩的到来。
十二月三十日，范熙绩懵懵懂懂地率部进抵香火岭，即遭到了“红一军”的伏击。
一阵激战后，“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的三个团被俱歼，范熙绩率残部突围、逃入六安城后再不敢出。
尚在半途中的戴民权闻《报》“范熙绩大溃”，赶紧从离六安约百里的叶集退回固始。
“红一军”击溃范熙绩、吓退戴民权后，留下周维炯的“红三师”在“皖西苏区”活动；徐向前的“红一师”和漆德伟的“红二师”则回师复入豫南。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红一军”主力与“红十五军”在商南的长竹园会师。
为统一指挥利于粉碎“围剿”，两军会师后即合编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由从“湘、鄂西苏区”调至的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委”，徐向前改《任》“参谋长”。
“红四军”下辖三个师，“第十师师长”蔡申熙、“政委”陈奇，“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留在皖西的原“红三师”则改编为“第十二师”，仍由周维炯《任》“师长”、“政委”庞永俊。
“红四军”组成后，鉴于“敌军”屡遭挫败，“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转入反攻”。
于是，许继慎率“红四军第十一师”向信阳、广水段“京汉路”出击；三月一日，攻克了“平汉线”上的李家寨车站；两天后，又克柳林车站；非但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并对豫南重镇信阳构成威胁。
信阳位于“鄂、豫、皖”三省通衢要冲之地，断不可失；“红四军”攻势迅猛，令何成浚惶恐不安了，急《命》驻于孝感的岳维峻的“第三十四师”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以与驻于罗山的张印湘的“第三十一师”，以对时已迫近信阳了的“红四军”南北夹击。
三月八日，岳维峻率部行至广水以南的双桥镇，却遭到了“红四军第十师”的伏击。
这一仗打得甚是惨烈，双方鏖战数小时难分难解。
“红十师师长”蔡申熙胳膊负伤，但仍坚持指挥战斗。最后，“红十师”凭了高昂的士气终于克敌制胜。
岳维峻的“第三十四师”共六千人，有五千人被俘、千余人毙命而全军覆没，连岳维峻也当了俘虏。
岳维峻的“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后，参与围剿的“国民党军”都被震撼而纷纷退缩、求自保；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共＊“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被粉碎了。
且说，“红四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之时，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通过了《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并决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前往组建并领导‘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
四月上旬，张国焘带上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半年前回国的陈昌浩，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保卫科科长”顾顺章的护送下，绕道武汉后终于辗转抵达“中＊共＊鄂、豫边苏区”的中心黄安。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受王明派遣，带着他的“夫人”、曾一同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张琴秋也接踵而来。
而此时，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又增调葛云龙的“第三十三师”、李韫珩的“第五十三师”，对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实施“第二次围剿”了。
同时，催促吉鸿昌回豫南参与“围剿”。
对于吉鸿昌的托“病”赴沪，中＊共＊已从中察觉到了他对蒋介石心存不满；于是，决定“趁机对他开展工作，以促其弃暗投明”
因此，吉鸿昌到上海后，周恩来即派遣时《任》“中＊共＊皖北特委军事委员”刘仲华通过与中＊共＊有较好关系、时正蛰居在上海法租界的邓宝珊，与吉鸿昌进行了秘密接触。
刘仲华对吉鸿昌晓以大义，要他“莫助纣为虐，应心系劳苦大众、而反战促和”。
吉鸿昌归附蒋介石本就是权宜之计，且对蒋介石的所为、已是反感；因此，与刘仲华接触交谈后，觉到“自己走错了道”，遂暗下决心“也要倒戈‘反蒋’”了。
所以，当蒋介石催促他“回豫南参与‘围剿’”时，也就貌似应顺地结束了在沪养病，但实是准备“回豫南后，在潢川率部起义”。
吉鸿昌回到豫南后，本想“策动辖于自己的‘第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第三十三师师长’葛云龙一同举事”。
然因，从言谈中觉到俩人都“不愿‘反蒋’”，吉鸿昌只好闭口不提。且蒋介石安插在吉鸿昌身边的“高参”冷欣对他盯得很紧，也使吉鸿昌不敢贸然举事；因而，原准备“在潢川举行的起义，只得萌而不发、以待时机”。
吉鸿昌虽是未能如愿起义，但暗自决定“绝不进攻‘红军’”；因此，他的“第三十师”驻于潢川，只是徘徊在中＊共＊的“鄂、豫边苏区”外围迟滞不进、而作观望之态。
而败守六安的范熙绩见蒋介石增兵再剿，且“红四军”主力已回师豫南了，遂又放胆地率西进。
留在皖西的“红十二师”奋力抵御、但却不敌，麻埠、金家寨、独山等地先后被范熙绩的“第四十六师”夺占。
“中＊共＊鄂、豫、皖特委”见皖西又燃战火，即《命》“‘红四军第十一师’往援”；于是，许继慎率“红十一师”复回皖西，协同周维炯的“红十二师”，对范熙绩部进行“反攻”。
四月二十五日，“红四军”一举攻克独山，歼灭守敌一个团。范熙绩见势不妙，复又逃回六安。
“红四军”主力回皖“反击”范熙绩时，李韫珩的“第五十三师”则乘虚进抵麻城、葛云龙的“第三十三师”也进占了姚家集；从而，对“鄂、豫边苏区”的中心黄安构成了威胁。
为此，“中＊共＊鄂、豫、皖特委”转移到了豫南的新集；同时，再《命》“已入皖西的‘红十一师’回师鄂东”，以配合“红十师”将入侵“鄂、豫边苏区”之敌驱逐。
五月七日，“红十一师”又回师鄂东，在麻城的阎家河、符湾等地，将李韫珩的一个团击溃；同时，“红十师”也在黄安的桃花店一带，将葛云龙部的四个营歼灭。
“红四军”的反击，迫使李韫珩和葛云龙皆率部溃退；如此，“国民党军”对中＊共＊“鄂、豫边苏区”的攻势被扼住了。
五月十二日，趁战局稍缓之机，张国焘在豫南的新集召开了“中＊共＊鄂、豫、皖苏区党代表大会”。
会上，张国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宣布》“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并指定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王平章、蔡申熙、舒传贤、邝继勋等八人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张国焘《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原“中＊共＊鄂、豫、皖特委”即被撤销；且另行成立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由沈＊泽＊民＊《任》“书记”。
而原“中＊共＊皖西北特委”和“中＊共＊豫南特委”仍被保留，与新成立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一起皆归“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领导。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张国焘又对“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鄂、豫、皖军委会”进行了改组。
新的“鄂、豫、皖军委会”由张国焘、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郑行瑞、沈＊泽＊民、陈昌浩等七人组成，张国焘兼《任》“主席”；另设“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由姜镜堂《任》“主席”。
接着，张国焘又对“红四军”进行改组，扩编成四个师。
旷继勋仍《任》“红四军军长”，原“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调《任》“红四军政委”。
因为，“红十师师长”蔡申熙在双桥镇战斗中右臂负伤致残而调《任》“彭（湃）杨（殷）军政学校校长”；遂由原“红十师副师长”刘英升《任》“师长”、康荣生《任》“政委”。
许继慎与周维炯则进行了掉《任》，“红十一师”由周维炯《任》“师长”、余笃三《任》“政委”，“红十二师”则由许继慎《任》“师长”、庞永俊《任》“政委”。
同时，增编了“红十三师”，由“红四军参谋长”徐向前兼《任》“师长”、陈奇《任》“政委”。
经此改组后，“中＊共＊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都受张国焘控制了。
此时，驻于黄陂的萧之楚的“第四十四师”向黄安迫进；于是，张国焘《命》“‘红四军’进行反击”。
五月二十四日，刘英的“红十师”与徐向前的“红十三师”配合，在黄安的桃花店一带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的一个团，萧之楚率残部逃回黄陂。
接着，“红四军”又在七里坪击溃“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师”，葛云龙也率部败退孝感。
至此，“国民党军”对中＊共＊“鄂、豫、皖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也被粉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