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要】“国民大会”召开，《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制订；陈济棠“反蒋”，广东“国民政府”
成立，欲再举“北伐”……
却说，蒋介石对“中＊共＊苏区”实施“围剿”屡屡失利之时，国民党内部却又起风暴了。
原来，蒋介石软禁胡汉民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虽然，绾毂之地的南京城内，由于蒋介石已能一手遮天而无人敢异议；但是，在蒋介石鞭长莫及的地方，却仍有人无所顾忌而难以噤声。
三月三日，上海《华东日报》连续发表《评论》，抨击“蒋介石的独断专行”，认为“欲谋解放，除彻底反对个人独裁，实现民主政治外，绝无他道可循”。
天津《大公报》也发表《评论》，认为“政治意见，不能无争；无论党治、法治，胥为国家，盖应允许；若不如此，则政治必腐化，国家必退步。”
与此同时，上海各“省公团驻沪联合办事处”则《通电》指出：“专制民主，誓不两立！”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各院长，、部长“去职远引，勿为一姓之走狗”。
“中国国民党党权运动总同盟”更是发表《讨蒋宣言》，要求“开除蒋介石党籍，撤销其本兼各职”。
如此，蒋介石因软禁胡汉民，引来了一片“挞伐”之声。
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曾在胡汉民主政广东时，在其手下《任》“广东都督府秘书”、“广东省核计院长”、“广东省财政厅长”等职，俩人关系甚密。
而还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为得到宋美龄，要古应芬去劝说刘纪文“忍痛割爱”时；古应芬对于蒋介石已有看法，觉得其“人格低劣”。而今，古应芬见蒋介石竟然如此飞扬跋扈地将胡汉民扣押了，心中深表不满，更耻与为伍了，遂决定“背弃蒋介石”。
于是，古应芬以“医背疾”为由离宁赴粤，以摆脱蒋介石的控制。
同时，古应芬还暗中联络了同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对于“蒋介石扣押胡汉民”也深感不满的邓泽如、萧佛成等人一起赴粤。
广东是胡汉民的老巢，胡汉民派的古应芬等人来粤，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难以拒绝。
而时《任》“第八路军总指挥”的陈济棠，因古应芬在粤时曾对其有所提携；所以，对于古应芬的来粤更是表示了“欢迎”。
古应芬等仨人抵粤后，即打算“以广州为根基，策动陈济棠等人联手‘反蒋’”。
不久，赴海外慰问侨胞后回国的的林森也到了广州。
林森见蒋介石为一己之私、竟然扣押了胡汉民，觉得实是不该；因此，滞留广州、也不打算回南京了。
古应芬见林森抵穗，欲借助其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影响力，邀其“联手‘反蒋’”。
林森也正有此意，没有推诿、欣然应诺。
于是，四月三十日，林森、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等四人联名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通电》指斥蒋介石有“违法、叛党”等六大罪状，以弹劾蒋介石。
陈济棠因感恩于古应芬，对其可谓是言听计从；古应芬要“反蒋”，陈济棠当然也愿随。
再说，陈济棠与“桂系”角力、厮杀多年，为“南京国民政府”保住了东南一隅；然而，蒋介石只给了他个“第八路军总指挥”，却让陈铭枢主政广东，这令陈济棠心中一直不爽而存怨怼。
所以，更欲随古应芬“反蒋”，以泄心中之愤。
于是，陈济棠与其部将“粤军第十一师师长”余汉谋、“第六十二师师长”香翰屏及驻于琼州的“国民革命军海军第四舰队司令”陈策等人，也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并表示“棠不计前隙，不避亲疏；凡热忱党国，反对独裁者，皆欢迎来粤共商国事”。
同时，陈铭枢还打算“趁机驱逐陈铭枢”。
陈铭枢与陈济棠原本都是李济琛手下的大将、难分仲伯，但自从出《任》“广东省长”后，名义上是“主政广东”了，实际上却失了兵权。
此时，他见陈济棠随同古应芬“反蒋”了，且有向自己“夺权”之意。陈铭枢自知不是陈济棠的对手，也就知趣地辞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职，离粤去投靠蒋介石了。
陈铭枢走后，倒是让陈济棠省了心力；于是，陈济棠主政广东、遂成了“南天王”。
如此，古应芬等人的来粤“反蒋”，倒是成就了陈济棠，让他遂了“主政广东”之愿；因此，陈济棠更与古应芬站到一起“联手‘反蒋’”了。
而古应芬等人南下广州的同时，时《任》“行政院长”的孙科，上任不久就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又由于，此时的他虽身为“行政院长”，却须受“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操控而深感不自在。
因而，孙科上任不到一个月便辞职，离宁去上海了。
孙科到上海后，一面呼吁“从速实施‘宪政’”，一面则派其知己、曾任“广州特别市党部青年部干事”梁寒操赴香港、去与汪精卫接洽，要汪精卫赴粤参与“联手‘反蒋’”。
时在香港的汪精卫，正为曾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联手‘反蒋’”不成而苦恼；孙科所言正合其意，也就一拍即合。
只是，时已在广州的古应芬等人是胡汉民的人；而汪精卫与胡汉民有隙，两派芥蒂尚存、恐难相容。
汪精卫虑及此，也就觉得“不宜急于赴粤”，遂回复孙科：“暂不赴粤，待哲生南下，同往为宜。”
如此，汪精卫仍留在香港，专候孙科到来后一同赴穗。
不过，在林森等四人联名《通电》后的第二天即五月一日，汪精卫即也《通电》响应，指斥蒋介石“祸党害国，暴戾恣睢，罄竹难书”；并言：“此乃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与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
汪精卫如此快的响应，欲以此消除与胡汉民派之间的隔阂。
孙科见汪精卫的回复后，明白其“暂不赴粤”的个中缘由；也就没再勉强他，而决定“自己也南下赴粤了”；且先转道香港后、再抵穗，以携汪精卫同往。
而古应芬等人对于汪精卫的参与“倒蒋”，倒是也表示“欢迎”。
因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有影响力，他的参与能利于“倒蒋”成功。然因，“汪、胡”两派毕竟结怨已深；所以，古应芬等人“只欢迎汪精卫本人来穗”，对于他手下的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人却明言“不得同往”。
对此，汪精卫心中甚是不爽；但因，胡汉民派在广东占有优势，且拥有实力的陈济棠已明显站在古应芬等人一边；汪精卫想借助粤方之力“反蒋”、以图自己东山再起，只得忍了这口气。
因此，汪精卫没予计较，只待孙科南下后、同往广州。
且说，蒋介石想不到，自己将胡汉民软禁后、竟会惹出如此大的麻烦。
不过，对于社会舆论的谴责与挞伐，蒋介石并没当会事；连林森、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等四人联名《通电》发难，蒋介石也没放在心上。
因为，在他觉得，那几如肌肤之痒、伤不了筋骨；而林森等人虽是“国民党政要”有一定影响力，但毕竟是手无一兵一卒、奈何不了他，权当耳边风、不必理睬。
但当陈济棠也《通电》“倒戈”后，蒋介石这才感到了惊讶。
因为，蒋介石历来对军权十分看重，陈济棠手中有兵、不可小觑。而一直来，陈济棠听《命》于蒋介石；何况，蒋介石正借助他在对付“桂系”；而今，陈济棠竟然也“倒戈”了，这确是令蒋介石始料未及而惊讶不已。
但很快的，蒋介石就平静下来、也没当会事了。
因为，“粤军”中的劲旅“第十九路军”早已在“中原大战”时被蒋介石调离广东；“中原大战”结束后，“第十九路军”又被调往江西参与“围剿”。而今，陈济棠手中仅有“粤军”三个师的兵力，掀不起大浪、翻不了天。
何况，比陈济棠强得多的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都让蒋介石给打趴了，区区一个陈济棠不足挂齿、有何可虑？
想到此，蒋介石也就不以为然了，且觉得“只要对陈济棠稍示军威，必能令他畏慑而自退屈从”。
而此时，经邵元冲、吴稚晖、王宠惠等人的一番忙碌后，蒋介石授意的制《约》与召开“国民会议”诸事都已准备就绪。因此，蒋介石将陈济棠置于脑后，迫不及待地去忙于召开“国民会议”以了却夙愿。
于是，五月五日，在一片“谴责”声中，“国民会议”还是在南京召开了。
只是，“国民会议”的召开又如起了催化作用，使“讨蒋”之声更是四起，这倒令蒋介石确是有点做贼心虚了；因此，蒋介石不得不有所顾忌而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免遭至社会各界更多的谴责而使自己下不了台。
所以，在“国民会议”上没有、且也不敢提“选举总统”，新制订的《约法》中也没有“关于总统”的条款；且将所制《约法》特意加上了“训政时期”四字，而定名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如此，蒋介石虽是召开了“国民会议”并制《约》，但实是心虚地退缩了；“国民会议”只是制订了一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他的“总统梦”却成了泡影。
不过，因林森时在广州且参与了“反蒋”；蒋介石正无处出气，遂将林森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复又攫到了自己手中；一则是对林森等人的警诫，二则也权作为自己没能当成“总统”的缺憾以弥补。
如此，蒋介石又将“国民政府主席”与“陆、海、空军总司令”集于一身了；为此，新制订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专列了一个条款，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自此，蒋介石手中的权力则算是“依《法》获取”而不必由“中执会”授予了；从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也就显得名正言顺，且终于可摆脱“国民党中执会”的约束了。
所以，蒋介石虽然没能当上“总统”，但仍应算是如愿以偿。
何况，《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完全是遵照蒋介石的意图制订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为他蒋介石量身定制。
《约法》赋予“国民政府主席”以更大的权力，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不仅代表‘国民政府’署名公布法律和发布命令”、而且“可直接提请‘国民政府’任免五院‘正副院长’与‘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且无须通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政治会议’”。
如此一来，蒋介石手中的权力就更大了，距其梦寐以求的“独裁”政治又近了一步。
“国民会议”后，蒋介石这才回过神来“对付陈济棠”。
五月十五日，蒋介石以“国民会议”名义《致电》陈济棠，恫吓道：“自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阎锡山、冯玉祥倡乱，卒皆接踵覆亡，将军何不察？本会不忍将军自坠，特致警告；悬崖勒马，祸福攸关，何去何择？望将军自省。”
然而，蒋介石的恫吓没起作用，陈济棠仍我行我素、全不理会。
原来，陈济棠的“反蒋”《通电》公布后，广西的李宗仁即也于五月十一日以“‘桂军’全体将领”的名义发表《通电》，称：“宗仁献身革命，只问是非，不记恩怨；凡事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总理遗教为准则；蒋氏欲独裁天下，飞扬跋扈，欺世横行，人神共愤；今诸公已洞悉蒋奸，起而讨逆；宗仁乐与诸公携手，共举义旗，会师长江，底定金陵；戮力除奸，以救党国。”
李宗仁的《通电》既是对陈济棠的回应，也是在谋求“‘粤、桂’休兵言和”。
陈济棠因已公开向蒋介石叫板了，逆水行舟、正须有人助力；且因，已将陈铭枢驱走、由自己取而代之了，也欲从广西脱身以专注于“稳固广东的基业”。
所以，接受了李宗仁抛来的橄榄枝，愿与“桂系”握手言和了。
于是，李宗仁发出《通电》后，即派白崇禧、张发奎、叶琪等人先后赴穗，与陈济棠商量“两广统一”与“联手‘反蒋’”事宜。
双方很快求得共识，决定“罢兵言和、联手‘讨蒋’”。
“粤、桂”联手后，陈济棠的底气更足了；因此，陈济棠对于蒋介石的恫吓、不屑一顾、全不理会。
而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的邓演达，在欧洲旅居了两年多后，已于一九三○年五月归国。
邓演达回国后，即与谭平山等晤商；于当年的八月九日，将“中华革命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如此，原来只在莫斯科挂了个虚名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正常的形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只是，时人仍习惯地称其为“第三党”。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由邓演达《任》“中央干事会总干事”，黄琪翔、彭＊泽＊民、潘怀素、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二十六人为“干事”。
接着，发布了《第一号通告》。
《通告》明确提出：“反对‘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大银行家及帝国主义者利益’的蒋介石政权。”表示了要继续与蒋介石抗衡，并将“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作为奋斗目标，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用武力打倒蒋介石”；因而，提出了“军事第一”的口号。
此后，邓演达则以其曾是“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兼“教育长”及“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资望，积极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特别是，吸收团结了五千人左右的“黄埔学生”，成立了一个“黄埔革命同学会”，准备“伺机举事”以“武力‘反蒋’”。
此时，邓演达见“宁、粤”对立了，遂也遥相呼应；并派陈友仁赴粤，以与各派“联合‘反蒋’”。
五月二十四日，孙科与陈友仁、钟天心、谌小岑、周一志、程元斟等人转道抵达香港后，即又与汪精卫一起也赶赴广州了。
此时，另有许多在野的“‘反蒋’派”人士也都陆续抵穗；连寓居天津法租界的唐生智也赶至，而蛰居在大连的阎锡山、隐匿在山西汾阳的冯玉祥则也都派了“代表”前来，皆愿“联手‘反蒋’”以谋自己能东山再起。
至此，各方“反蒋”势力汇聚到了广州；一时间，广州成了“反蒋”的政治中心。
汪精卫、孙科到达广州后，即于第二天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谴责蒋介石“设宴扣人，干出强盗绑票之行径”、“有失国民政府主席之身份”。
因而，即又与古应芬、邓泽如、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又联名《通电》，以“最后通牒”式要蒋介石“在四十八小时内引退”。
然而，蒋介石对此没予理会。
两天后，四十八小时的限时到了，仍没见蒋介石理会。
于是，汪精卫提议“趁许多‘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聚集穗城之机，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的一切问题。
汪精卫的提议，立即得到了“西山会议派”成员邹鲁、覃振等人的“赞同”，众人也皆呼和。
于是，五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简称“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
与会者有在粤的“国民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监委会委员”及在粤的其他“政要”；连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现正隐居在家乡广东珠海唐家镇唐家村了的唐绍仪及被蒋介石排挤出粤、时避居在上海英租界的许崇智等人，也被邀与会了。
“非常会议”通过了汪精卫起草的《非常会议宣言》，并决定“另组‘国民政府’”，以替代被蒋介石把持的“南京国民政府”。
五月二十七日，新的“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史称“广东国民政府”；同时，公布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大纲》。
据此，推举唐绍仪、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林森、李宗仁、陈济棠、孙科、邹鲁、陈友仁、古应芬、李烈钧、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萧佛成、蒋尊簋等十七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其中，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邹鲁、孙科等五人为“常务委员”，而“国务会议主席”则由“五名常务委员”轮流坐庄。
汪精卫、李宗仁等人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蒋介石并不意外；令他气恼的是邓泽如、林森、古应芬、孙科等人竟然也会与汪精卫合流、而对他发难。
因此，蒋介石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将四人“开除党籍”，并下《令》“通缉”。
而更令蒋介石头疼的是邓演达，此人较汪精卫、李宗仁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邓演达非但与汪精卫、李宗仁等人搅在一起、参与了对蒋介石发难；且竟然还组建了所谓的“黄埔革命同学会”公开提出“要用武力打倒他”，这更令蒋介石气得七窍生烟了。
蒋介石一直视“黄埔”为他的地盘与资本，“黄埔学员”均应是他的“门生、弟子”、可谓是其“嫡系”，岂允他人染指？
所以，邓演达的所为、何止是在与他作对，更如是在他身上剜肉、心头插刀了，蒋介石岂能再容忍于他？为此，蒋介石悬赏《通缉》邓演达；并派王柏龄赴上海，务必“要将邓演达缉捕”。
且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接着又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由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任》“常委”，并准备以“两广”军队为主力再举“北伐”。
为此，将“两广”军队改组，统一复称为“国民革命军”。
原“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由陈济棠《任》“总司令”；下辖三个军，余汉谋《任》“第一军军长”、香翰屏《任》“第二军军长”、李扬敬《任》“第三军军长”。
而原“张、桂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由李宗仁《任》“总司令”、白崇禧《任》“副总司令”、张发奎则《任》“前敌总指挥”；下辖四个军，张发奎兼《任》“第四军军长”、廖磊《任》“第七军军长”、李品仙《任》“第八军军长”、黄旭初《任》“第十五军军长”。
同时，还设立了直属于“广东国民政府”的“海军”与“空军司令部”，由原“南京航空署署长”张惠长、“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陈策分《任》“海军”与“空军司令”。
接着，又设立了“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由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以联络团结北方的“反蒋”势力。
“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再举“北伐”，这才令蒋介石确是感到了事态严重、着实出了一身冷汗，不知该如何是好？
且因，驻于赣西南的“第十九路军”蔡廷锴与戴戟部原系“粤军”，蒋介石担心俩人或会附和陈济棠；因此，赶紧将俩人所部“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由赣西南调至赣中，以免再节外生枝。
不过，“广东国民政府”毕竟是个大杂烩；其成员有蒋介石的死对头汪精卫、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许崇智、邹鲁，胡汉民的追随者古应芬、陈济棠、邓泽如、萧佛成、陈耀垣、邓青阳，还有“第三党”的陈友仁及所谓“超然派”的唐绍仪、王宠惠、林森、李烈钧等人；虽看是势众，但各怀鬼胎、自有盘算，并不能拧成一股绳、真具杀伤力。
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有恃无恐了。
而蒋介石明白，这帮家伙之所以发难，是由于自己将胡汉民软禁了；特别是古应芬、陈济棠、邓泽如，更缘于此。
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要将胡汉民放了，这帮家伙必会分化瓦解，眼前的危机即可解。
只是，蒋介石不想就此放了胡汉民。
因为，若是如此快地就将胡汉民放了，岂不是显得是自己向他低头了而面上无光？所以，若真要放胡汉民，也得慢慢来；须再消磨他一段时间，以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
然而，若是不放，广东的那班家伙必不肯罢休，这倒确是令他有点左右为难了。最后，蒋介石决定“先来个投石问路、试探一下对方，看反应后再说”。
于是，蒋介石故意放出口风：“拟在六月召开‘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胡汉民将复《任》‘中央政治委员’。”欲藉此消除古应芬、陈济棠等人的敌意。
蒋介石这一招果是灵验，“广东国民政府”中立即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因为，蒋介石的软禁胡汉民，确是古应芬等人对他发难的一大原因；现在，见蒋介石准备放胡汉民了，也就打算“收场”。
而陈济棠的“反蒋”并欲与“桂系”举兵再“北伐”，一则是随同古应芬为“胡汉民被软禁、鸣不平”之故，再则无非是“对蒋介石曾对他的恫吓、所作的一种反制”；同时，也想藉此“迫蒋介石承认、已被自己攫取了的在广东的权位”。其实，陈济棠与蒋介石并无难解之怨。现在，他见蒋介石软下口气了，也打算就此歇手。
因此，陈济棠改口提“政治为先驱，军事作后盾”了，实际上是想打退堂鼓。
可是，李宗仁因与蒋介石结怨已深，也就主张“除恶务尽”；却认为“只能用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与蒋介石的争端”，而不愿就此罢休。
汪精卫当然“赞成”李宗仁的主张，并力劝陈济棠“出兵讨蒋”。
然而，陈济棠不听所劝，令汪精卫碰了钉子；因此，汪精卫一气之下又离粤去往香港了。
李宗仁见汪精卫走了，自己难再与陈济棠合作，遂也返回广西去了。
因此，原已准备的“再举‘北伐’”就没了下文。
汪精卫与李宗仁离粤后，陈济棠立即派人赴南京，要求蒋介石“承认其在广东的既得权位”。
而蒋介石见“广东国民政府”内部出现了裂隙，自己的危机解除，也就宽心了；从而，又可他顾。
于是，蒋介石再次调兵遣将，准备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再次实施围剿。而对于陈济棠的要求，却置于一旁、无意作答。
至于让胡汉民“复出”，也食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