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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子非鱼

做母亲

没做母亲的时候,看见那些挺着肚子的女人,觉得很好笑。等到自己也挺起了肚子,反倒觉得蛮神气。一位朋友窃笑我已成“袋鼠状”,我竟一点儿不生气,挺形象挺生动嘛!走到街上碰到别的大肚子孕妇,用知心的目光向她致意,或者还比较一下:她大?我大?

这大约就是做母亲的自豪感。

一些已经做了母亲的女友纷纷赶来向我介绍经验,那经验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其中还不乏“恐怖”色彩。

如果要分类,可分为:判断生男生女类,形容如何痛苦类,生产时如何减轻痛苦的方法类,生后如何恢复体形类,该吃什么东西补养身体类,等等。

也许是我的袋鼠状使女友们回想起了自己的那些日子,所以她们最先向我谈起的总是临产时的痛苦,听得我毛骨悚然。讲完后不外乎用这些话作归结:别说现在计划生育,就是敞开生我也不生了,简直是粉身碎骨!简直像下地狱!有的干脆说,什么形容词都无法形容,你生了就知道了。

我说:那我剖腹产好了。

呀!不要去挨那一刀!做过剖腹产的女友又惊诧地叫起来,剖腹产当时痛快,过后更惨。伤口要痛几天,弄不好还会感染。就算一切顺利吧,以后一到阴雨天,伤口就痒,没完没了。

这一来,我打定主意还是自己生,管它有好痛,总要过去的,也没见谁生孩子痛死的。

于是又有朋友向我介绍怎样才能“好生”的经验。一说发作时,一口气嚼二百毫克钙片,再喝一碗鲜奶,生起来就不那么痛。尽管只是“不那么痛”,我还是牢记在心头,据说这还是外国杂志上看来的经验。但也有医生说钙片吃多了不好生。二说越痛越不能哭喊,要憋足劲儿,咬紧牙,心里不断想:我马上要做母亲了,我马上要有孩子了。这是精神疗法,我也牢记在心头。

据说,当然也是据介绍经验的女友说:生男孩儿提前,生女孩儿推后。不知怎么,我认定自己要生男孩儿。既然要提前生,那就提前准备吧。青果炖猪肚,早早的吃了,虽然没一点儿盐味儿,还是连汤带肉全吃了。钙片也放好装进包里,当然,还有住产院需要的一切,包括小孩儿的小衣服裤子和小被子,都一并准备好,一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架势。

果然不出所料,距预产期还有18天,我就发作了。早上起来肚子就开始痛,虽然不厉害却很有规律,我明白这就叫“阵痛”。一直痛到丈夫下班,我赶紧汇报并加以夸大。我的素来不慌不忙的丈夫正翻着一本新买的围棋书,他头也不抬地说。今天是13号,又是星期五,日子不太好,你是不是能坚持到明天?

坚持?这又不是肚子饿了、口渴了,他要出来可由不得我。我一下挺生气的,丈夫这才表态吃了饭就去医院。

吃了饭,全家,包括刚请来的保姆,隆重地将我送上“偏斗车”(即在自行车旁挂把轮椅,也叫偏三轮,如今已经没有了)。丈夫仍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我抱着一大堆卫生纸和一叠过期的《健康报》——那是进住院部时被守门的老女人强迫买下的——走进了病室。一进门,我就开始打量同室的两位“难友”。她们的肚子已经平了,她们的痛楚已经过去,这令我羡慕不已。她们的丈夫,一高一矮,都忙得不亦乐乎。她们本人,则神气巴煞地靠在垫得很舒服的床上聊天,床边是她们包裹得很好的小宝贝。

我们很自然地聊起来,或者说,是互相答记者问。她们问我饭量如何?体重增加了多少?做B超没有?我问她们生的男孩儿,还是女孩儿?顺产还是剖腹产?医生凶不凶?

她们以过来人的目光打量我。生男孩儿的1床说我准生男孩儿,像她。生女孩儿的2床说我准生女孩儿,跟她一样。

我全都付之一笑。我现在只关心什么时候能卸掉这肚子。她们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她们刚刚经历过的一幕。我听一会儿,痛一阵,当我捂着肚子闭上眼睛咬紧牙关时,她们就很自然地停下来等我,阵痛过去后又接着谈,很默契。

丈夫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了。他把洗漱用具忘了,却带来了小录音机和几盒磁带,说是痛的时候让我戴上耳机听音乐,可减少疼痛,杂志上说的。我似信非信,也愿意试试。我从包里找出钙片,大口咀嚼,又喝了一大口橙汁鱼肝油(以之代替鲜奶),心里便踏实了许多。

丈夫则是一副准备苦战的架势,揣了5盒香烟、2本围棋书,还披着军大衣。

阵痛的周期逐渐缩短。丈夫掐表一看,间隔五六分钟,痛长40秒。两位过来人一致说还早。这时已是晚上10点了,婴儿们被抱走,丈夫们也被赶走,病房内都熄了灯,而我的阵痛越来越厉害,我怕影响别人休息,用牙咬着被子不出声。丈夫把耳机递给我让我听音乐,我碰都不想碰,此时一下明白,听音乐是要有闲心的。丈夫就把手递给我让我握。我想起女友之一曾告诉我,她发作时将丈夫的手捏成了青紫色,于是便倒过来,让他捏我的手,越使劲儿越好。

到了夜里12点,我痛得有些受不了了,原想一直痛到快生时再进产房,因为一进产房气氛就严峻了,而且丈夫不在身边。可值班医生检查之后,说是宫口已开了2公分,叫我上去。我自己拿着病历夹和一卷草纸向那个正在传出惨叫的门走去。丈夫在身后给了我最后一句鼓励:靠自己啦,坚强点儿。

这间待产室有4张床。我被指定上3床,这和我在楼下的床位号一样,不知怎么心里就觉得挺踏实。

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画着从直径1公分到10公分的十个红圆圈儿,像血盆大口逐渐张开。不痛的时候我就想,干嘛不把这十个圆圈涂成海蓝色或者鹅黄色呢?红的太刺激人了。痛起来我就蜷成一团数数,看数到多少阵痛才过去。这还管点儿用,我始终没叫唤。

另外3张床的女人一直在大呼小叫。到凌晨1点半,我也痛得“哎哟”起来。没想到医生检查后说我没什么进展。我简直觉得受了沉重的一击,但也不敢泄气。心里明白,精神一垮就全完了。

我叫护士帮我传个话,让守在外边的丈夫送些吃的和水来。丈夫后来对我说,我的这一举动受到他旁边的丈夫们的啧啧称赞:你老婆这种时候还知道要吃喝?!

喝了点儿水(红参须泡的,据说喝了有劲儿),又吃了几块饼干,我振作起精神来,摆出决一死战的样子。

我旁边的待4床已经哭得泪水滂沱,声音嘶哑,待2床、待1床也是乱喊一气,整个产房凄惨不已。我觉得自己挺坚强的,一直不吭声,越这样想就越有忍耐力。大概待4床哭喊得太厉害了,医生跑过来不耐烦地说,你宫缩还不如人家待3床,叫唤那么凶干啥?你看人家待3床都不吭声(表扬俺了)。你什么文化水平啊?待4床哭着回答:中专。医生说,中专好歹也算知识分子了嘛,怎么哭得跟个泼妇似的(待4床边哭边骂其丈夫)。我一边痛一边乐,看来中专还是不如本科坚强。

熬到了第二天早晨交接班,新来的医生一检查,竟说我毫无进展。我真有些受不了了,痛了一夜,衣服都汗湿了,竟毫无进展,这种打击比疼痛更痛、更难忍受。医生也有些不解,她说我的宫缩很有力,照说是该很快打开的,不清楚是因为什么。她叫我先回病房“休息”去。我简直觉得是奇耻大辱,怎么能一夜之后又挺着肚子回去呢?

我的丈夫守了一夜,每每有车推出来他都迫不及待地冲上去看,然后失望而又尴尬地退下。等到早晨护士挂出黑板,看到我的名字下竟写着“宫口未开”,他差点儿晕过去。

看我不情愿走,医生又把我留下来。痛了一天一夜,我已经精疲力竭了,尽管咬着牙,没有哭喊,但脸色已经不对劲儿了。医生让护士给我打一针,说让我休息一下。

我昏昏噩噩,边痛边睡。到中午1点,一个小护士来检查,报告医生说已开2公分。医生立即吩咐说,待3床拖得太久了,给她灌肠,然后人工破水,今天下午解决了!

医生的干脆劲儿使我为之一振,也好,管它是死是活,下午见分晓吧,实在太折磨人了!

但在折腾了1个多小时后,在受尽了难以形容的疼痛之后,医生告诉我,看来还是不行,还得等。这一回我真的是吃不进不进,彻底泄气了,心里只剩一个念头:医生快给我划一刀吧。

医生可不像我这么想。她劝我回病房,说反正你离预产期还有半个多月呢,可以打些针保胎,再等等。我一听头都大了,但也只能服从。

当我真的又挺着肚子回到病房时,我的两位“难友”大吃一惊。我苦笑着,无心解释。

病区的医生询问情况后,决定让我去做个B超。怀孕期间我一直没有做过B超,害怕对胎儿不好。B超检查得知,胎位不正,左后壁。怪不得生不下来。白白让我折腾了20多个小时。(B超检查还同时得知是个儿子,我的预感没错。)

此时已经是晚上6点了。丈夫吃了饭匆匆赶来,在手术单上签了字。6点半我被送进手术室。想到马上就要解除痛苦了,我一下子又有了点儿精神。躺在手术台上我听见医生们在议论:一个说,哟,她的线好长;另一个说,那也别把口子给她划长了;又一个说,划得再短也不能穿三点式了。我不禁笑起来。

麻药打完,麻醉师叫我抬腿,我抬得挺高,用针扎一下问我是否痛,我说痛,等了一会儿,还是老样子。麻醉师又加了些剂量,可我依然有痛感。医生说不能再加了。

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主刀医生一刀划了下去,我一声尖叫起来——痛啊!

麻醉师说:怎么搞的,剂量已经够大了啊?

医生问我:忍得住吗?

我点点头,忍不住又能怎么样?割都割开了。于是我清晰地感觉到肚子开了个口,一股热烘烘的东西流了出来,那是我的鲜血。然后有两只手伸进去将一团东西提溜出来,紧接是“哇”的一声啼哭……

是个胖儿子,医生说。

唉,这家伙,把我整惨了,我说。

你算啥子噢!医生说,根本不算惨。

我想,也许。她们什么样的事没有碰到过?

我扭头看了一下墙上的钟,7点正。

医生的手又伸进我的腹部,我惊诧地叫道:还要掏什么啊?

医生觉得好笑,取胎盘啊。

我也觉得好笑。

这时护士将孩子抱给我看,我倒着朝上斜了一眼,一个白乎乎、胖乎乎的小人(据说白是因为抹了滑石粉)。

护士报告,6斤整。

医生说,不会吧,那么胖个小东西?

护士又说,噢,看错了,7斤整。

我完完全全地松了口气,脑子便昏沉起来。

我和丈夫都不约而同莫名其妙地喜欢“7”这个数字。而我们的儿子一下子占了两个“7”——7点正生,7斤重,这使我颇感欣慰。

然而,这“7”并没能使我一帆风顺。孩子生下之后我又受了一系列折磨——伤口感染、乳腺炎……如果要写就没完没了了。反正女人生孩子可能受的罪我全受了,一样没落下。

可是,怎么能仅仅说成是生孩子呢?

我想,所有和我一样经历过来的女人们,只要换一个说法,就不会觉得女人倒霉了——那就是,我做了母亲。

1987年冬

独自旅行

晚饭后,儿子说他要去买几本书,然后去取歌碟。我自告奋勇开车送他。这几天儿子比较懂事,推掉了所有同学的聚会邀请,每天在家和我们一起吃饭。从书店出来,我们去取歌碟,那是他和他最要好的两个朋友自己写自己唱的歌。到了地方,歌碟还没做好,我们就坐在车上等。时值黄昏,儿子取出一张刚刚在书店买的林志炫的歌碟,放进CD机里让我听。我听着歌,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克制自己不要伤感。我知道,这样的时刻今后不会太多了。

儿子明天将要远行。

儿子第一次独自远行,是10岁那年。

在此之前他已去过很多地方,都是跟着我去的。有一回我听见他跟小朋友聊天,郁闷地说,我妈哪儿都不带我去,到现在为止,我只去过北京、上海、杭州、苏州、重庆……闻者无不目瞪口呆。

这在我们家是有传统的。我也在小学毕业前走了很多地方,初中到了重庆北碚,有一次和班上的同学聊天,才知道我们全班同学连去过重庆的都没有,这让我大为惊讶。我还以为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走来走去的。我走来走去是不得已,父亲是个铁路工程师,他跟着铁路走,我就跟着他走。儿子走来走去,则是我有意为之了,我觉得这样对孩子有好处。

就在儿子10岁的那个暑假,我让他自己去杭州外婆家。我把他送到机场,办了个“无人陪伴儿童”的手续,交给空姐。儿子当时很兴奋,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无人陪伴儿童”几个字。进安检门之前他回头向我和他爸招手,大声说,我去笑傲江湖了!

那时他已开始迷上金庸的小说。可是这个“笑傲江湖”的家伙,到杭州后笑容很少,外公外婆担忧不已,想尽办法给他做好吃的,他还是闷闷不乐。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要自己睡一个房间。这让同寝室的外公惶恐不安,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是不是外公打呼?不是。是不是外公起得太早?不是。那……让你和外婆睡行不行?还是摇头。

外公外婆没办法了,只好打电话给我,让我询问一下真相。

我就在电话里问他,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不愿意和外公、外婆睡在一起?

他还是不吭声。这时我听见外婆在旁边说,我们出去吧,让杭杭自己跟妈妈讲,然后是关门的声音。这时儿子终于开口了,他说,我想哭,不想让他们看见。

原来如此!笑傲江湖的小子,第一次离开妈,不习惯。

儿子第二次独自旅行,是在一年后的夏天。我的一个女友回昆明休假,问我是否愿意让儿子去昆明玩儿一周。我想他已经有了一次独自旅行的经历,年龄也大了一岁,应该没问题了,遂送他去。又是送到机场,办了手续,交给空姐。

这回一切顺利,住在女友母亲的家里。女友自己也是个儿子。他有伴儿玩儿,又有老人照顾。心情很放松。

两天后,女友一家约了朋友出去玩儿,也带上了他。在长途车上,大家就逗他,说那个长得很黑的叔叔是黑社会的,叫他不要乱跑,要乖乖听话。儿子信以为真,不仅乖乖的,还吓着了。每次停车,他都要找公用电话给我打,告诉我他目前在哪里。我当时还想,这小子挺懂事嘛。这么一路打电话,直到返回昆明,再返回成都。

回到成都后他才告诉我,整个外出期间他都紧张得要命,除了给我打电话外,他还一直在默默记路,做好了独自返回昆明的思想准备。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如果那个黑社会的把我卖了,我就偷跑,跑回昆明,找到姥姥(女友的母亲),拿上书包里的钱(我在书包里给他塞了一百元钱作为预备),然后自己买火车票回成都。

我忍不住笑了,他却很生气,说:以后别再把我送到举目无亲的地方去了!

可是,几年后,我还是把他送到了举目无亲的地方!不但举目无亲,还路途迢迢,还千重山万重水,还越过大海跨过大洋。这是真正的独自旅行,长长的没有终结的独自旅行。

虽然我知道这是必然的,是任何一个孩子都要面临的,能离开母亲独自飞翔,应该感到庆幸。可我还是难过不已。

虽然我从小就经历离别,一次又一次,已经习惯了不在人前流泪,可我还是忍不住在此刻落泪……

其实,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是远渡重洋,也是第四次了。此次假期,他还一个人背着行囊去独自旅行,走了7个城市。每次他出门我都很放心,我知道他能行,能照顾好自己。

可是,看着他收拾箱子,屋里乱七八糟的,想到明天的此时,房间将空空荡荡,心里依然难过得无法形容。除了落泪,没有任何事可以做,甚至有些后悔,为什么要让他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知道,明天与他告别时,我不会落泪的。前几次我都做到了,我会微笑到看不见他为止。既然儿子独自远行,母亲就该独自落泪,不要让泪水进入儿子的行囊。

可是,为什么此刻我会如此脆弱?

明天儿子飞往北京,然后飞往旧金山,再然后纽约,最后抵达大学城。多么漫长的旅程啊,好像预示了他的一生。

儿子,一路平安!

在你身后,永远有妈妈祈祷的目光。

以上是昨天夜里写的。

上午儿子终于离开我,上路了。我送他到楼下,没去机场。

我一个人在家,听着儿子和他好朋友唱的歌,名字叫《我们写的歌》,然后,写了这篇东西。

2006年7月28日

老太太的“回头率”

我认识两个老太太。这两个老太太是两姊妹,一个70出头,一个也近70了。她们同住在美似天堂的杭州城里。两个老太太的头发都白了,个头差不多,容貌也很近似,走在一起时,常常有人误以为她们是双胞胎。

其实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她们的不同了。

作为姐姐的老太太,年轻时很漂亮,早早地嫁为人妻,也早早地开始了人生的苦难。丈夫很早就病逝了,年轻的她便独自一人抚养着三个孩子。在每月工资只有50来块的情况下,她也没有向单位上申请过一次困难补助。她靠着自尊和顽强走过了艰难的岁月。如今,三个孩子都已成人成才,她的满头青丝就心甘情愿地褪了色,褪得没有一丝黑的痕迹,我们只有将它称作银丝才能确切。

作为妹妹的老太太,年轻时则是以才华横溢而骄傲于世。她曾是一名大报记者,曾有过流光溢彩的年华,但后来成了右派,沦为了家庭妇女,直到20年后才重新回到她所热爱的新闻岗位上。她的满头青丝是在苦闷中、不甘中、等待中熬白的。因为苦闷、不甘和等待,总有那么一小部分青丝不愿离她而去,所以她的一头白发至今也不纯粹,形容为灰白才比较准确。

但无论是纯白还是灰白,她们都已被人称作白发老太太了。

在杭州那个地方,一年四季都有花可赏。春天是西湖堤上的桃花,一株桃花一株柳,粉红嫩绿,煞是好看;夏季是西湖里的荷花,清香扑鼻,十里不绝,“映日荷花别样红”;秋日除了满城流溢着桂花浓郁的芳香外(桂花是杭州的市花),公园里还有盛大的菊展;冬天则可上梅的世界坞山去,赏那里的腊梅红梅白梅和绿梅。

每当花季来临时,两位老太太就会相约着一起去赏花。她们在自然的花季里,回忆着她们人生的花季,也回忆着她们人生的苦难。有一回,当她们去公园赏菊时,走在阳光下,那一头的白发和开朗达观的笑容,竟让许多人忍不住回头观望。于是,她们自豪地对人说,我俩老太太也有“回头率”呢。

我笑了。我相信。

我想引人回头的,一定不仅仅是她们的白发,更多的是她们那和蔼慈祥的面容,那整洁得体的衣着,那矫健轻快的步履,和那历经苦难,却依然能够从容赏花的心境。

讲两个老太太快乐的小故事吧。

那位姐姐老太太,因满头的白发没有一丝杂质,面庞又总是那么白皙红润,走出去就常有人问,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老太太说,70多了。问者总是大为惊讶,啧啧不已。也许在他们看来,非得活到一百岁的人,才能拥有如此纯白的头发吧。

一年元旦,姐姐老太太去商店买扣子,她的一头白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又显得十分醒目。她在钮扣柜台选扣子,又有人来问她的年龄。也许那天老太太的心情特别好,也许她不想再看到别人吃惊的样子,于是就开心地说,我99了。

没想到这回答依然令人们大为惊奇。一些人马上围了过来,并且议论说:瞧这老太太99了,精神还这么好。啧啧。有意思地是,商店经理也闻讯赶来,亲热地对老太太说,老人家,你今天来我们商店买东西,真是我们的福气。老太太并不在意,微笑着选了7颗扣子。每颗1元4角,她拿出了10元钱准备付款。商店经理见此情景马上说,这7颗扣子就算是我们送你的了,我们不收钱了。

老太太对这料想不到的结局感到好笑,但看到大家都这么高兴也就不去戳穿了。她乐呵呵地对经理说了许多新年发财万事如意的话,然后从容地捧着那价值9元8角钱的扣子回家去了。

当然,回家之后,她乐了很久。

还没忘了打电话告诉她的妹妹。

妹妹老太太有个女儿继承了她的职业,也在报社做编辑。有段时间,生活版上缺稿,她就找母亲帮忙,要她写几篇关于吃的文章。顺便说一句,这姊妹俩都很会烧菜。要让老太太写这种文章,那全是经验之谈,信手拈来就是。老太太就分别用她的外孙女及外孙的大名和小名写了一系列美食文章,先后发表在女儿分管的版面上。我可以很公正地说,老太太的那些文章绝不是从后门进入报纸版面的,它与普通菜谱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充满了生动幽默的语言。

后来报纸专门为这些美食文章评奖,老太太大面积获得丰收,一个人得了一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报社就通知让获奖者去报社的商店领奖,也就是领些小物品而已。但老太太却不好意思去领这么多奖,怕人家认出她来,说她是走了女儿的后门。于是她分别让老伴和老姐姐各代领一个,自己只领一个。老伴和老姐姐都顺利地领走了,偏偏她去领时,那位发奖的小伙子一看见她就说,咦,你很像我们报社的小桦(她女儿)嘛。老太太心里一惊,到底被人认出来了。但她仍面无表情地说,谁是小桦?然后丢下一脸不解的小伙子,从容地走出了商店。

自然,回家后又乐了很久,也没忘了打电话告诉她的姐姐。

这便是两位老太太生活里的小故事,这样的小故事还很多。

你能说这样的老太太不可爱吗?你能说当她们带着这些快乐走上街时,没有“回头率”吗?

为了使您确信这两位老太太的故事,现在我来告诉您:她们,就是我的母亲和姨妈。

我还要告诉您,等我老了,就要老成她们那个样子。

1995年夏

祖祖住院记

上个周末的晚上我等儿孙忽然得到消息,说祖祖她老人家住院了,而且动了手术。大家的心一下悬起来,赶紧匍爬跟头地赶往医院。

祖祖是我儿子对老人家的称呼,我们则叫她奶奶。追根溯源,她是我儿子的爷爷的亲姑妈,按理我们该叫她姑奶奶才是。但我们所有的孙子辈都一律叫她奶奶,这并不是因为姑奶奶“名声”欠佳,而是因为在她那一辈里,就她一个奶奶了,是名副其实的老祖宗。我们叫她奶奶,我们的后代自然叫她祖祖。祖祖,四川话就是祖奶奶的意思。

祖祖银白色的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面色红润,衣着整洁,头脑清晰,说话也不含糊。不含糊不仅仅是口齿了,还有思维。我从没听她说过糊涂话,无论什么场合都很得体。有一次我忍不住夸她,说,奶奶你可真会讲话、她笑眯眯地说,就是,我也不晓得我朗个(“怎么”的意思)那么会讲。

不仅如此。十几年前,祖祖“年轻”的时候,还兼管着办公室的账务呢。祖祖生于辛亥革命那年,1911年,今年93岁。也就是说,管账的时候,她已是70多岁。

93岁的祖祖在住院之前一直在上班,大概是我国,或者说世界上最老的上班族(不知是否可以进入吉尼斯记录)。祖祖上班可不是做秀、摆POSE,她在成都市佛教协会供职,每天由侄孙女婿开车送到单位,主要负责办公室的工作,迎来送往、发通知、接电话,很顶用。尤其在接待上,我想任何一个攻关小姐都比不上她。无论来的是哪方客人,哪方和尚,她都能接待的周到而又有分寸,让客人舒舒服服,愉愉快快。祖祖是解放后开始工作的,1950年,至今也有半个多世纪的工龄了,是正式的国家公务员,其级别相当于主任科员。祖祖因此还拥有一套单位上分给她的3室1厅的房子。

祖祖年轻的时候只有一个儿子,丈夫在解放初病故了,儿子因为身体不好也先于她离开了人世,是祖祖一人把孙子们带大的。如今孙子们都已年过半百了,最大的重孙都有28岁了,再加上旁支的一大堆儿孙,祖祖膝下也是绕满了后代的。如果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搞个社会新闻出来,弄个五世同堂也是可以的。但祖祖从来不跟儿孙们提这种要求,不干涉儿孙们的事。她常说她已经很满足了:人嘛,活过70岁是活一年赚一年,活过80岁是活一个月赚一个月,活过90岁是活一天赚一天。所以,现在是祖祖最赚的时候。

平日里祖祖身体很好。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天几个年过半百的孙子孙女们在聊天,聊到了身体,一个说,某某查出来了“三高”,一个说,某某有脂肪肝。祖祖听见了,好奇地问,啥子是三高噢?啥子是脂肪肝噢?惹得儿孙们大笑,同时惭愧不已。到现如今,祖祖的血压还是正常的,心肝脾肺都没毛病。我所知道的毛病就是个慢性咽炎。还有一回得了肩周炎,她自己就把它治好了。当时她已经70好几了,肩膀疼得连梳头都没法梳。儿孙们叫她不要上班了。她说,嗨,你们不晓得,这个毛病就是要做事。她仍每天一早去佛教协会,一去就端一大盆水抹屋子,从办公室抹到会议室,从桌子抹到凳子,一抹就是1个多小时。不久之后,她的肩周炎真的就好了。祖祖为此十分自豪,经常向我等儿孙介绍。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祖祖还是住过3次医院。

第一次是76岁那年,祖祖和她的重孙一起上街,看见卖叶儿粑的,嘴馋了,就和重孙两个在街边上买来一人吃了一个,不够,又一人添了一个。这下可好,引发了阑尾炎。祖祖被孙子们火速送到医院,当晚就紧急手术。手术非常顺利,一周后就拆了线。医生们惊奇地发现,祖祖的伤口愈合得跟一根头发丝那么细,什么感染啊,并发症啊,一律没有。他们还来不及将祖祖的事迹传诵出去,祖祖就出院啦!

第二次住院是祖祖83岁那年,她去省政协办事,下台阶时不留神摔了一跤,额头当即肿了一个大包。可把儿孙们吓坏了,又火速送往医院。医生一听说她83岁了,比儿孙们还吓,摔个60多岁的他们都紧张,何况80多岁,马上上了各种监护,特级护理,并且赶紧检查,拍X光片,照CT,等等。我头天没来得及赶到医院,是第二天去的,去的时候做好了思想准备,要见到老人很惨的样子。不料一见之下,祖祖除了躺在床上头发有些凌乱之外,竟和以往区别不大。我说,奶奶,你哪儿摔了?她摸摸头说,这儿。我仔细看,眉眼上还有一点淤青,包块已经消散了。仅仅是一夜之间啊!

此事又成了奇迹,传遍了整个住院部,常有医生、护士及病友们前来参观,围着床啧啧称赞。祖祖笑眯眯的,躺在那儿接受大家的赞美。祖祖很认真地跟我说,我躺在床上就想,观音菩萨的光,照在我的包上,观音菩萨的光,照在我的包上……嘿,今天早上它当真就散了的嘛!

这里就需要介绍一下,祖祖信佛已有几十年,是个虔诚的居士。她的虔诚不仅仅在于平日里烧香念经拜佛,更主要的是喜欢做善事,且心胸开朗豁达,不计凡俗小事,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往好处想,非常的乐观豁达。

说说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吧。祖祖喜欢热闹。她最大的快乐,就是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将家族中的七大姑八大姨,加上老邻居老朋友,乃至过去在他们家挑水洗衣服的佣人全部请来,大摆筵席吃上一顿。我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宴会,人多得根本不知道谁是谁。有路人从旁边过时议论说,是哪个单位在这里搞活动哟?那年春节,儿孙们一起团年,也是去饭馆包席。出门时有人提出让祖祖坐车去,有人则说那饭馆离家很近,不必坐车,走过去就行了。那时祖祖已经90出头了,虽然身体一切都好,但走路已经颤颤巍巍,不大利落了,于是大家就搀扶着祖祖走。一走才发现距离相当远,连我都觉得该坐车。大家心里都有些后悔,怕把老人家累着了。说路不远的人更是紧张,怕被埋怨。好不容易到了饭馆,祖祖走到门口,看见迎宾小姐,就笑眯眯地对众人说,哎哟哟,那么乖个妹妹站在这里等我呢!大家全乐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当时看着祖祖发自内心的满面笑容,真是很感动。我想我是做不到的,就是不抱怨,也会叹两口气,表示自己累着了。

祖祖就是这么个总让人愉快的老人。

除了那两次住院,祖祖去年还病过一次,是腰肌劳损。她去参加佛教协会的一个活动,来的人特别多,其中有很多人对她非常敬重,知道她来了,都跑到她跟前去请安。每一个请安的人来了,祖祖都要站起来还礼。那个沙发又软又深,祖祖就这么起来坐下,再起来再坐下,一天活动结束,就弄出了腰肌劳损。我去看她,埋怨说,奶奶,你也是,那些年轻人来请安,你就坐着嘛,老站起来还礼,当然累了!祖祖说,坐着要不得,没礼貌。我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谁会计较你礼貌啊?她还是笑眯眯地说,要不得。

晚上赶到医院我才得知,祖祖这回得的是胆囊炎。早上起来她觉得不舒服,自己就给认识的一位医院的院长打了电话,院长叫她去检查。儿孙们就赶紧把她送到医院。院长确定是胆囊炎,并决定马上手术。打开一看,幸亏及时,胆囊鼓鼓的,胆囊壁都快被里面的石头撑破了,其中有一块还刚好堵在胆管口,非常危险。手术后,我等后代儿孙们都分别参观了装在小玻璃瓶里的“宝石”,绿豆那么大,足有一二十颗。那可是祖祖揣了90多年的石头呢。

我去时,祖祖从手术室出来不过两个小时,但人已经醒了。喊她,她知道点头。说谁来了,她会笑一下,但脸色苍白,毕竟93岁啊!前些日子我去看一个比她小60岁的人,也是切除胆囊,脸色一点儿不比她好,还哎哟哎哟地叫呢。祖祖躺在那儿,一声不响,儿孙们问她要不要打止痛针,她摇头。我看床边上的监视器,血压、血氧和心率都极为正常,也就放了心。我趴在她耳边说,奶奶,你真不简单,又创造奇迹呢!她咧嘴笑笑。

等第二天我再去看她时,惊奇地发现祖祖的脸色竟然红润了。看护她的小姑娘说,昨天晚上11点多祖祖的脸色就转红了。不仅如此,她还睁开了眼睛说话,很清晰,连脾气都出来了。她说,给我泡杯茶,我想喝茶。儿孙们说,现在喝不得,你还没打屁呢。她说,我太想喝了,我只喝一口。儿孙们坚持原则说,一口也喝不得,医生说的,没打屁喝茶要出问题。

祖祖很郁闷,过了一会儿她问,我鼻孔里是什么东西?儿孙们答,氧气管;她抬起左胳膊说,这又是什么?答,输液管;她再抬右胳膊:这个呢?答,测血压的;肚子上呢?答,引流管。她叹气道,简直把我五花大绑噢!过了一会儿又重复说,我要喝茶。

儿孙们研究了一阵,决定借鉴望梅止渴的方法,泡上一杯茶,用棉签往她嘴里涂抹一下,让她闻闻茶香,解解馋。她竟然也同意了,可见想茶想得厉害。

我趴在床边一个劲儿夸她,想转移她的注意力。我说,奶奶,你太了不起了,你给我们所有人做出了榜样!祖祖也像个孩子,很喜欢别人夸她。她笑眯眯地说,来的人都在夸我呢。我说,当然要夸了,谁也比不上你啊。祖祖说,我主要是心态好,我躺在床上想,什么烦心事也没有,后代这几房,房房都过得好,我就很舒坦。心态好了,身体就恢复得快。我点头称是。祖祖又说,我告诉你,女人最重要的是自立。我有些吃惊。祖祖说,你看我,自己有工资,不怕生病。生病躺到这儿又怎么样?我刷卡!我乐了,又连连点头称是。祖祖继续说,孙子们对我再好,也不如花自己的钱好。他们有他们的负担。我用自己的钱心里踏实。我跟你讲,我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有七八十块的进项呢。

原来祖祖的工资加上其他各项,“我还有阳光”(祖祖的原话),一个月就有2000多块,所以她说她每天睁开眼就有七八十块的进项。她为此很自豪。

祖祖又说,我还是感谢党的政策好。虽然我成分不好,刚解放的时候吃了点儿苦头,但现在好了。旁边的儿孙说,奶奶,现在不讲成分了,你那是老黄历了。祖祖说,我还是感谢党的政策。刚解放那阵,日子恼火得很,我简直觉得活不下去了,简直想死了算了。另外一个官太太也不想活了,我们两个被开完批斗会就一起商量着去死。那个人说她要跳井。我跟她说不要跳井,跳河好些,扳起来也要宽绰点儿。她不听,结果跳井死了。我去跳河,站在河边腿发软,怎么都跳不下去。我就想算了,不跳了,忍一忍活下去吧。就这么活下来了。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祖祖出身在官僚家庭,父亲做官,后来结婚,丈夫(就是姑爷)也是个旧官僚。所以刚解放时受了些罪。后来姑爷作为民主人士被新政府接纳,正准备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时,突发脑溢血病故了。祖祖从那时起一个人带儿子,后来带孙子,也是吃了不少苦的。

祖祖感慨的说,还是活下来好噢,一活活到现在,多活了50多年嘛。我就说我这个人两头好,小时候好,晚年好,中间吃了点儿苦。晚年呢,比小时候还要好,那么多人爱我,对我好,我咋不开心吗?昨天宗教局的局长来看我,还表扬我了的嘛。

祖祖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话。旁边的孙女说,奶奶,你不能说这么多话,要好好休息。她这才停下来,意犹未尽的样子。

把喝茶的事也忘了。

第三天我没去,打电话问祖祖打屁没有?回答说有争议。祖祖闭眼躺在床上,突然说,我打屁了!但守候在一旁的孙女及其他人均未听见,不予承认。因为知道她想茶想得厉害,有可能是谎报,就算不是故意的,也有可能是错觉。祖祖生气了,说,我自己打没打屁还能不知道吗?你们叫医生来!医生来了,也无法了断这一悬案。最后医生说,还是泡点儿茶,给她喝上一两口,观察一下。

祖祖总算喝上两口茶,但喝得有些委屈。

到了深夜,很安静的时候,祖祖终于让孙儿们听见了她的屁,证实她没有谎报。于是第二天一大早,祖祖就光明正大、大张旗鼓地喝上了她一辈子都离不得,却已经中断了3天的热茶。顺便说一下,祖祖的饮食习惯并不“健康”,她喜欢吃肉,而且喜欢吃肥肉,不爱吃蔬菜水果,喝茶也是喝花茶。唯一可宣传推广的是每天早上自己打新鲜豆浆喝,一把黄豆一把花生,用榨汁机还是搅拌机一转。我想效仿,却懒到今天也没有实施。

住到第四天,祖祖的孙女就拿祖祖的社保卡去给她交费,一会儿回来说没交到,卡有问题。祖祖马上发表议论说,是不是他们一看一个90多岁的人,肯定死掉了,就把卡给我销了?孙女说不可能,叫她不要担心,是换新卡的时候出了错。祖祖的一个孙媳妇正好在社保工作,连忙跑去办理,很快解决了问题,终于刷成了卡,交了医疗费。这下祖祖松了口气,又自豪地跟我说,生病我怕啥子嘛,我刷卡。

隔了一天我再去,形势大好,祖祖不但打了屁,还解了大便。祖祖睡在床上,面色红润,笑眯眯的,看上去很美。一大群年过半百的孙子孙女们围在她的身边,让她心满意足。医护人员都说,祖祖的病房是最热闹的,从来都是三四个以上的人在守护她。除了儿孙,还有她的老邻居,老熟人。祖祖的人缘极好。

因为伤口愈合得好,各项指标都正常,医生就把她的“五花大绑”给解除了。除了每天输几瓶液,就没什么过场了。于是儿孙们就让她多动一动,免得肠粘连。祖祖很配合,让她起来她就起来。起来时,孙女给她穿上一件睡衣,睡衣是粉红色的,因为临时去买没有其他颜色。祖祖有些勉强,倒退回去70年,她都没穿过粉红色,现在也只好将就了。穿好睡衣又怕她冷,就在粉红色的睡衣外面披了条翠绿色的毛巾毯。孙女孙媳妇们一边给她穿一边直乐。祖祖也笑眯眯的说,你们拿我开心哟,出我的丑哟!

穿好之后祖祖就走出了病房。由于她的大名早已传出,所以她一出行,一条走廊上的每个病房都探出脑袋来,并且议论纷纷,啧啧称赞,这个说,快看,这就是那个93岁动手术的老人家!那个说,瞧瞧人家的脸色,比我还好,哪像才做过手术的样子!

祖祖就在一片赞叹声中花红柳绿地向前走去。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祖祖早已拆线出院回家了。祖祖宣布说,这回她要正式退休,安度晚年了。

2004年秋

厨房“超人”

我一直以为,烹饪和写作一样,是需要一定天分的。我这样说显然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不善烹饪(责任在天)。每每有人说,啊,烹饪是通向幸福的桥梁,我就只好灰溜溜地去渡船。更为羞愧的是,我母亲的烹饪手艺很高,在这方面我像个被捡来的孩子。记得第一次给男友烧菜,男友的哥们儿趁我进厨房时压低声音对男友说,你要对今后的生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男友是个嘴很刁的人,一口就能吃出菜里搁的是散打酱油还是瓶装酱油,跟这样的人过日子,想要讨好,只能将毕生的精力献给厨房。可我一点儿也没有这个愿望,怎么办?耍赖呗:我就这手艺,你爱吃不吃。

就不说我的糗事了,还是说说我母亲吧。我刚才说,烹饪和写作一样,是需要一定天分的。同时拥有这两种天分的人极少,我母亲就是这极少中的一个。她写的文章生动活泼,烧的菜也生动活泼。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度过的,物质匮乏还能对吃留下美好的记忆,全是因为母亲高超的烹饪手艺。那时一个人一个月才半斤肉、半斤菜油,拿给现在的年轻主妇,可能一天都不够用。母亲却靠这么点儿东西,让我和姐姐吃得饱吃得好,还要时常为好客的父亲办“宴席”。那时父亲在部队当工程师,周末喜欢把几个单身工程师叫到家里来打牙祭。我时常听见母亲和父亲在拼凑菜单,再怎么困难,要面子的父亲也非得凑个8菜1汤。我常听见父亲用绍兴话嘟囔说:还差一个,怎么办呢……哎,鸡蛋羹!蒸个鸡蛋羹好了!母亲不满地学他,鸡蛋羹,鸡蛋羹,好像鸡蛋就不要钱似的。父亲随她去学,只要到时候桌子上能摆满,客人们赞不绝口就行。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什么都会做,除了南方的一些家常菜外,她也会包饺子、包馄饨、烙饼、擀面条、烙韭菜合子,还会生豆芽、腌榨菜、做豆豉、做米花糖、做饼干、做醪糟、做汽水,等等,简直就是个厨房超人。母亲做的榨菜,比那涪陵榨菜还好吃,又鲜又辣,很下饭。母亲做的饼干,不过是用红苕粉蒸的馍,然后切成片烘烤的,却成为我和姐姐无比喜欢的零食。母亲做的米花糖也很正宗,是用爆米花和花生制成的。关键在于,所有这些东西并无师傅教她,全凭她自己想像、琢磨。

不过在母亲所有的厨艺里,我最喜欢的是她包的粽子。恰好写这篇东西时,端午临近了,我就重点说说粽子。母亲包的鲜肉粽子,是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食物。早年买不到肉时,她就在糯米里和上酱油和猪油,也很香,比嘉兴粽子还好吃。不光是我,我父亲也非常喜欢。每每粽子包好放进锅里开始蒸时,他比我还急,搓着手在厨房来回走,还不停地看钟。母亲说,冒气后要1个半小时(那时没有高压锅),他就严格遵守,一分也不敢少。粽子一出锅,满屋飘香,一家人都狼吞虎咽的。其实用料就是那几样:糯米,鲜肉,酱油,竹叶,也许是因为东西新鲜吧,加上母亲包得紧且扎实,吃起来很有劲道,就是觉得比现在店里卖得好吃,而且安全可靠(反正我母亲也不打算开粽子店,吹吹无妨)。我常常一吃就是三四个,需要克制才能停下来,从来没有吃腻过。

那年我当兵离家,像跟着离开了与家相连的各种节日。好在头一年母亲还住在重庆,离我的部队不远。端午节时,母亲就包了20个粽子带到连队来看我。我一个小兵哪还记得端午节啊,见母亲提着一个大袋子来了,笑开了花。不光我,我们分队所有的女兵都笑开了花。她们围着我母亲“阿姨,阿姨”叫个不停。我母亲被叫晕了头,就打开包拿出粽子请她们吃。粽子还是温热的,散发出诱人的气味。母亲包的粽子不光味道好,样子也好,个个都是菱形的。女兵们眼睛瞟着粽子,嘴上都说不吃不吃。母亲坐了一会儿要走,我就去送她,送出营区大门,再送上公共汽车。等我回到宿舍时,床上只剩一个粘粘糊糊的空塑料袋了,粽子们全都没了踪影。战友们见了我都说,我只尝了一口,或者说,我都没吃着!不过,她们还是忍不住说,你妈包的粽子怎么那么好吃啊?母亲听说我一个没吃着,很吃惊,丫头们竟这么厉害。她又专门为我包了一些送来。这回吸取“教训”,先打电话把我叫到营门口传达室,让我坐在那儿吃两个,然后再回连队。我就坐在传达室里狼吞虎咽,连话都顾不上跟母亲说。母亲见我那样,说,等以后你回杭州来,我包上100个,一定让你吃个够。

没多久母亲就返回了杭州。等我春节回杭时,果然看见家里横着两根竹竿,上面一串串地挂着草绿色的粽子,滴里嘟噜的个个都很饱满诱人,肯定不止100个。我当时觉得不用再准备什么过年的菜了,吃粽子就行。以后每到春节,母亲就要包一大堆粽子,一家人从初一一直吃到十五。

当然,虽有粽子,年夜饭依然很隆重。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母亲的厨艺发挥得更加出色了。每次年夜饭,她总要事先写出菜单,近20个有名有姓的菜肴,什么红烧狮子头、葱焖黄鱼、素炒双冬,还有她最拿手的东坡肉、老鸭汤,个个都色香味俱全。每每这时,父亲总是一边喝着加饭酒一边无比感慨的说,我个辈子有三件大事情是做对了的,一个嘛……二个嘛……三个嘛,就是娶了你们妈妈。

父亲的话再次印证了“厨房是通向幸福的桥梁”这句名言。虽然我很想说狗屁名言,但不能掩盖我的羞愧。坦白说,我的厨艺,只限于把饭烧熟,把菜炒咸,完全没有将母亲了不起的厨艺传承下来。母亲在厨房里一直忙碌到80岁,直到今年才开始请人做饭。不过,在此我要揭个密,并非我不想学厨艺,是母亲没让我学。我结婚那年回到杭州,原本想跟母亲学两招的,害怕厨艺太差被休掉。母亲当时正在厨房忙碌,她一边仔细地打理着甲鱼一边压低声音跟我说,不要学了,会做菜很吃力的,我经常烧得腰酸背痛。真的。母亲这么一说,留在记忆里的母亲烧菜的种种情景全部浮上我的脑海。可不是嘛,因为母亲会烧菜,她这辈子在厨房多站了多少时间啊?我一边点头,一边迅速从厨房撤离。呵呵,情况就是这样,打那以后我就理直气壮地跟人说,我不会烧菜。

不过各位朋友看了,不要因此不敢上我们家做客。我毕竟已经做了20年主妇,还养大了一个儿子,加上一点儿遗传,现在也是会做几样拿手菜的,东坡肉是会烧的,老鸭汤也是会煲的。你们如果来了,我也是可以弄个10菜1汤的,实在不行,还可以向父亲学习,蒸个鸡蛋羹嘛。

2007年7月

写诗的父亲

父亲是个学工程的人,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后来做过铁路工程师,也曾在铁道兵学院教书。无论是自己修铁路还是教别人修铁路,他都是在和数字、计算、绘图之类的打交道。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用的手纸,都是写满了公式的。亲将演算用的草稿纸裁剪成两张扑克牌那么大,一摞摞搁在厕所里供大家使用。父亲的心算特别厉害,至今(80岁龄)仍能用心算做出两位数乘以两位数乃至三位数的算式。他这方面有很多事迹被人称颂。某在工地,某个桥墩的水下部分出了问题,父亲看了图纸后,根据技术人员提供的数据,蹲在河边个把钟头,就算出了问题所在——我听别人这么说,就回去问他。父亲严肃地说,没那么神,我是回到办公室以后才算出来的。

在我看来,父亲学工程是物尽其才,他不但有严密的数学头脑,还有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严肃的生活态度。比如夏季吃西瓜,他计划好这个夏季的西瓜经费为10元,那是决不超支的。如果那年的夏天特别长,剩下的日子就用番茄代替。再比如洗衣服(在部队他一直自己洗衣服),他认为袖口和膝盖要比身上多搓10下,那肯定不会多搓15下。还比如,我妈说蒸馒头需要20分钟,让他掌握时间,那他决不会让馒头在炉子上呆21分钟,时间一到他就跑步进厨房。

我渲染了半天父亲的秉性,是想表明,这样一个人,一个被数字管理着大脑的人,生活有条理到了教条的人,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个干巴枯燥的老头,满脑子一加一等于二。不想,他却有个终生的爱好——诗词。

不是单纯的喜欢哦,是创作。就是说,父亲是个业余诗人。

父亲的第一首诗创作于他21岁那年,是他首次见到我妈后,心情激动写下的。虽然他自谦为俚诗,但在我看来却写得很不错。如下:

今日复何日?与君初相识。我之知君兮早在先,我之识君兮始于今日。

君家吴宁镇,我自津门来。路遇强风暴,险渡黄渤海。披星戴月行,一心为何谁?今日抵东阳,随铮上君堂。阿姊呼妹出,倏来漫施礼。窈窕惊鸿身,一如当日模拟者。吾口欲语却又无,吾心欲静又忐忑。

铮兄伉俪何热情,远方来客何拘谨。主人兴高罗酒浆,泡橘露,端果子,声声请客尝;客人翻书看天气,愁天暗,忧天雨,心中没主意。

庭前石榴花已谢,槛外凤仙花正浓。移桌临场圃,把酒话家乡。长者和霭容,语语笑声随。客固善谈者,滔滔无倦态。

俄而天昏黑,铮兄携伞送我归。归来旅馆独悄然,凝灯忆君复思君。君之光彩夺目兮,如夏荷盈盈;君之襟怀磊落兮,犹具赤子心;君之真情厚意兮,当耿耿于心,永为天涯忆。

1947年10月

交待一下背景,父亲当时已读大三,尚无女友。诗中所说的“铮”是他的同班同学,自告奋勇将自己的姨妹介绍给父亲。父亲就跟着他去了他的家,后来嘛,同学就成了姐夫。

这应该是他的处女作。以后父亲陆陆续续地写,虽然产量不高,但持续不断,直到80岁,离休后还参加了老年大学诗词班,其爱好又受到正规训练,热情更加高涨,数量大大增加。有时为了一个句子的平仄押韵,他能琢磨上好几天,推啊敲啊,其态度不亚于对待工程中的算式。一个爱好延续了60年,当然应该算是终生爱好了。

敝帚自珍,父亲很在乎他写的诗词,将它们一一抄录整理,用一笔一划的小楷字誊写得工工整整,然后拿到街上去复印,好像复印了30份,花了不少钱,再一一装订成册,送给亲朋好友,和老年大学一起学诗的同学。

父亲也寄了一份给我。我当时想,父亲这辈子没有任何爱好,不喝酒,不抽烟,不打麻将,就这么一个高雅的爱好,绝对应该大力成全。这么一想,我决定帮他正正经经地印刷成书,出本“诗集”。

父亲的全部作品也就是不到100首诗词,为了让诗集厚重一点,我拼命往里面加东西。现在的书不都是这么做得吗?只不过别人是为了多卖钱,我是为了好看。于是加了作者照片,作者简介,作者手迹,等等。不料清样寄过去,父亲不领情,坚决不要那些附加的,只留目录和诗词两样。他的理由是,我要低调。本来我想调侃他一下,“低调”这个词是专供名人用的。终于不敢,等会儿马屁拍到蹄子上不划算,还是按他的意思来吧。

开印之前我征求父亲意见,印多少本合适?父亲经过严格计算后打电话告诉我,120本。他女婿听到后忍不住笑,我说,他没算出116本来,已经是进步了,知道四舍五入了。我给父亲印了300本,全部寄往杭州。父亲很快电话告诉我,收到了,非常满意,非常好。我听得出父亲的确很高兴,也就放心了。

上周和上上周,我打电话过去,父亲都不在。我妈说,你爸出去搞“发行”了。我哈哈大笑。我妈便一五一十地汇报这些日子我爸的言行,怎么上门送诗集,怎么上邮局寄诗集,一趟趟地往楼下跑、往街上跑,有时走路,有时赶车。虽然诗集没花钱,但“发行”花了很多钱。父亲在老年大学诗词班的老师,还让他送一些诗集给其他同学学习(免费教材啊),父亲十分乐意地不嫌累地送书上门。接下来便是接听各种反馈,亲友们纷纷打电话、致信,畅谈体会,当然是表扬为主。很多读者指出,读我爸的诗集,相当于读了我们的家史。我妈说,据不完全统计,读后掉泪的有5人。

这首便是让一些人读后掉泪的:

古风 母女别

暑气未消暗云低,母女离别何凄凄!

长女三岁略懂事,声声唤妈牵衣啼。

小女出生才三月,深藏母怀睡如泥。

上无婆母和亲母,儿父筑路在闽西。

今日奉令山乡去,一双幼女何处栖?

仰首问天天不语,俯首问地草萋萋!

1958年8月福建漳平

注:1958年8月的一天,接妻来信,叙述丢下幼女单身赴农村的情景。不胜唏嘘,夜不能寐,披衣起坐,草就此篇。诗成泪落。

其中的“小女”就是本人。那年母亲被打成“右派”,奉命去山区“劳改”,其时父亲正在修建鹰厦铁路,母亲只好把两个女儿分别托付给亲戚,只身前往农村。父亲在深山中收到此信,怎能不感慨万千。诗言志啊。

在我看来,父亲写得好的诗词,均是感情丰沛,且心有忧愁悲伤的。后期一些高兴的、喜庆的诗词,反而没那么富有诗意了。但静心细想,我宁可他写不出什么好诗,也希望他过得平和安宁。

当然也有一些批评意见。起初父亲不服气,在电话里跟我辩解那些批评怎么不准确。我开导父亲说,世界名著还有人批评呢,何况你的作品?父亲一想,对啊。遂不再计较。

父亲从诗集中得到那么多的快乐,是我没料到的。父亲高兴,母亲就开心。他们高兴开心,我就踏实。作为一个长期远离父母的游子,还能做什么呢?

新年来临,唯愿我的父亲母亲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2007年12月

子非鱼

6月里闷热的一天,我回到了母亲的老家,见到了我的表哥和表妹。还在路上,我就跟专程送我去的朋友说,我很佩服我表哥,也很敬重他。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老实说,我已经不太想得起表哥的样子了。可以用那个词来形容,阔别20多年了。我猜想他的变化一定很大,但一见之下,我还是吃了一惊:出现在我面前的完全是个老农民——我说这话丝毫没有贬义——黑黑矮矮的,胡子拉碴的,穿了件很新的短袖衬衣(估计是因为我要去才套上的),靸拉着拖鞋。他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和我握手,站在他身后的,是更为瘦小的表嫂。

我想我的朋友一定很诧异吧?

但我一点儿没说假话。就是这个人,这个既不高大英俊,也谈不上风度气质,更没有什么名声地位的人,让我非常佩服和敬重,甚至有点儿崇拜。

他是我大姨的儿子,因家中孩子多,他初中一毕业就没再读书了,直接去父亲的乡村学校做了老师。做老师时,他看到学校的上课铃是由人工操作的,如果忘记了或者看错了,就会提早或延误。他就琢磨了一个小发明——定时电铃,40分钟一到就响铃下课,10分钟一到又响铃上课,学校马上采用了。他脑子闲不住,又开始琢磨电脑。须知那是70年代,一般人连电脑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他这个乡下长大的孩子,却自己画了一张电脑图,然后寄给了我的父亲,他认为我父亲是工程师,应该懂,哪知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对这“高科技”完全看不懂,但称赞不已,将那卷图纸小心地保存下来(一存30年,后来终于交还给了他儿子)。打那以后,父母每次提起他必用一个词:“聪明”,有时是两个词:“真聪明”!

不过,这还不是我佩服他的原因,聪明的人很多。

1977年高考一恢复,初中毕业的他马上报名参加,并且考上了,是他们那方圆百里唯一一个考上的。不料政审时却将他刷了下来,因为大姨的所谓历史问题。那个时候“文革”的影响尚未消除。他一气之下不再去考,娶妻生子过日子。到1979年我考上大学时,23岁的他已做了父亲。但他毕竟是个聪明人,脑子闲不住。改革开放之门刚打开,他就辞去学校的铁饭碗,承包了队里的鱼塘。他一开干就与众不同,打破了传统的养鱼方式:在鱼塘上搭葡萄架,为鱼塘遮阴;在鱼塘四周种菜,把鱼塘里的底子捞起来当肥料;又用菜上和葡萄上的小虫子喂鱼,充分利用了生物链。退休在家的大姨父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父子俩吃大苦耐大劳,很快便成了万元户,是县里的第一个万元户,县长、书记请他吃饭、介绍经验,给他戴红花,发奖状。

这回父母跟我说他时,不光说聪明了,必加上“真能吃苦”、“真能干”这样的感叹。而那时的我正在读大学中文系,陶醉于朦胧诗什么的,好高骛远。听妈妈滔滔不绝地夸他,我还有些不以为然。

聪明而能吃苦的人也很多啊,这也不是我佩服他的原因。

90年代初,正当他们一家红红火火勤劳致富、甚至不惜重罚生下第二个儿子时,妻子突然病倒了,是一种罕见的病,气管里长了一个瘤子,如果不及时手术的话性命难保。当地医院是不行的,必须去上海。他当机立断,将正在哗哗来钱的鱼塘葡萄架统统抵押掉,然后取出所有存款,让刚上初中的大儿子休学一年照顾菜地,把小儿子托付给父母,自己便一人带着妻子去了上海。

他让妻子住进上海最好的医院,跟医院说,让全国最好的医生给妻子动手术。为此他花掉了所有的钱。所谓倾家荡产就是这个意思吧?庆幸的是,妻子的手术很成功,虽然将终生带着一个仪器过日子,但已没有了生命危险,好好地活到现在。

他终于让我佩服了,不止是佩服,还有敬重。他把妻子的命看得比天大,大于钱财,甚至大于儿子的前途。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从上海回到家乡后,他决意从头开始,从一贫如洗的起点开始。他看中了村子外面的一片河滩。河滩上除了沙石还是沙石,但他却勇敢地与政府签下了20年的承包合同,要在这荒芜的河滩上建一个现代化的养鱼场。

儿子回到学校继续读书,老父亲仍是他的重要伙伴,还有母亲,默默地在背后支持他。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在河滩上挖鱼塘,用水泥硬化底部和四周,然后引水养鱼;其中的辛苦,是我无法想像和描述的。鱼塘挖了一个又一个,年年都在增加。当开挖到第10个时,父亲反对了,父亲觉得那些鱼塘已足够他们过上好日子了,也足够他们忙碌辛苦了,但他就是不肯住手,坚持要扩大,以至和产生父亲冲突。父亲拿他无奈,只好跟着他继续苦干,就这么着,一直干到他们的鱼场成为那一带最大的鱼场。他没再搞葡萄架,而是在鱼塘边种树。河滩上没有土,他们就一车车从外面拉土,种了梧桐、棕榈、桃树和铁树,还有石榴树和白玉兰,还有茶花和兰草……将一片荒芜的河滩,变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美丽鱼场。

我能不佩服他吗?从归零的地方重新开始,把失去的一切再夺回来;不怨天尤人,不唉声叹气,只是干,脚踏实地地苦干。

在艰苦创业的同时,他将两个儿子培养成才了:大儿子今年在英国已取得了博士后学位,儿媳妇是英国在读博士;小儿子也即将获得英国某大学的学士学位,马上读硕士了。但我说的“培养成才”还不止这个,而是他的儿子每次从英国回家度假时,会马上跟他一起下地干活儿,跟鱼场的普通工人没两样。

我能不佩服他吗?在今天这个社会,把儿子教育成这样,实在了不起。

到我去时,表哥的渔场已经有了30多个大鱼塘,以罗非鱼(一种非洲鲫鱼)为主,成了当地的罗非鱼养殖基地。每个鱼塘都有增氧机、投放饲料机。为了让鱼苗顺利过冬,他还建了好几个有暖棚的鱼塘,烧锅炉,送热水。如此繁重忙碌的工作,整个鱼场连他带工人才4个人。8月鱼儿丰收时,鱼场每天要拉几卡车的鲜鱼到杭州去卖,一连可以拉上3个月,可见他们鱼场的产量之高。(本来写到这里,我想打个电话跟他核实一下具体数字的,但害怕他倔头倔脑不让我写。我还是先斩后奏吧。)

如今50多岁的他,依然每天在鱼塘干活儿,白天顶着大太阳汗流浃背,晚上也不得安宁:睡前和半夜,都要起来巡视鱼塘,一旦发现哪个鱼塘有缺氧现象,立即打开增氧机。表嫂跟我说,他好辛苦啊,一年到头从来睡不了囫囵觉,连春节也一样。

我无法不佩服他,甚至有点儿崇拜:已经有了千万家产的他,依然如普通农民一样辛勤劳动——因为劳动让他愉快,依然穿最朴素的衣服——因为那样让他自在,依然住最简单的房子——因为那是他亲手建的,他家的楼房连马赛克都没镶,但门前有开满睡莲的水塘,还有可以乘凉的紫藤架。他在用汗水泡出来的土地上,像鱼儿一样自在地生活,辛苦并快乐着。

从来没离开过故土的表哥一点儿不自卑不木讷。两个在英国读书的儿子一再邀请他去英国玩儿,他因为离不开鱼塘而没能成行。今年小儿子又催促说,你再不来,我就要毕业了。他笑眯眯地说,你们别催我啊,小心我去了不回来。表嫂说,你不回来能在那儿干吗?他笑而不答。我相信,他如果真的想待在英国的话,是绝对可以找到事情做的,而且不会干刷盘子洗碗的事,一定是干他喜欢干的事。我相信他有这个本事。

我时常想,如果表哥那年进了大学,如今会是什么样?我是绝对相信他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没准儿也和我们的舅舅一样成为院士——虽然我无法想像他穿着西装呆在实验室或者大学课堂上的样子。

和我一起去的朋友感叹说,你表哥的目光是睿智的,自信的,从容的。我说是的,他是一个按自己的想法去活,并且活得很精彩的人。但凡了解了他的经历,恐怕没人不佩服他。

如今,表哥已经是做爷爷的人了,小孙子今年初在英国问世。他给小孙子取名为子鱼。我问他,此名是否取自庄子那句著名的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他却一本正经地说,不是的,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我们是鱼的孩子。我说,你在养鱼,怎么成了鱼的孩子?他狡黠地笑笑说,子非我,安知我不是鱼之子?

2009年7月5日

写给姨妈的信

姨妈,我从来没给你写过信。这个时代,信早已被电话代替了。但我也没给你打过电话。记得若干年前,你刚搬进新居,一个人很不适应,母亲就让我有空时给你打个电话聊聊天。我打过一次,听起来你的心情还好,就没有再打。现在想想真是后悔,虽然也有理由,离得那么远,工作忙,加上知道表哥表姐对你照顾很好。但无论如何,也不该只打一次啊;无论如何,也该多听听你说说话,多听听你的笑声啊。

姨妈,昨天晚上,当我突然得知你去世的消息时,起初并没有太大的震惊,因为我知道你身体不好已经很多年了,有心理准备。当时我只是怕妈妈受刺激,你们的感情那么好,可她的高血压是绝对不能激动的。于是,马上给她打了个电话,安慰她,之后又给表哥打了个电话,又给姐姐打了个电话,再之后,我像以往一样在电脑前继续坐着。我原以为我不会太难过,我跟妈妈说的那些安慰话其实也是跟自己说的:姨妈84岁离去已经是长寿了,而且,走时一点儿痛苦也没有,是睡午觉时睡过去的。吃午饭时你还好好的,吃过饭你照常午休,表哥和表姐夫在外屋聊天,后来发现你睡的时间比平时长,就进去看,这才发现你已平静的离开了,面庞非常安宁。应该说,这对于一位84岁的老人,已经是个很好的结局了,应该是善终了。

可是,我的身体还是有了反应,脑子发蒙,眩晕,毕竟血脉相连啊。于是我离开电脑进卧室看书,却看不进去,看电视也看不进去。我关了灯躺下,清晰的感觉到了心里的疼痛,鼻子发酸,嗓子哽咽,泪水在黑暗中无声地滑落。

姨妈,无论如何,无论是84还是94,无论是走得平静还是不平静,我依然舍不得你走,依然希望你活在这个世上,好让我每次回杭州看父母时,也能去看你,陪你说话,聊天,听你用浓重的杭州话叫我一声山山……

姨妈,我对你的记忆,是和运河边的第一座桥——杭州拱宸桥联在一起的。我小的时候,你在杭州拱宸桥的丝绸厂上班,从火车站坐51路公交车就可以到那里。你在拱宸桥差不多住了一辈子。我当兵后,上大学后,结婚后,只要回杭州,仍会坐51路车去看你,路过的一个个站名都非常熟悉了。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拱宸桥成了我们家在杭州的唯一落脚点。母亲在经历了黑色的1957之后,戴着右派帽子离开了报社,离开了杭州。以后每每回杭,只能去你那里了。在远离故乡的岁月,我们家往返最多的信也是来自拱宸桥的。拱宸桥这个地名,在我,几乎成了故乡的代名词。你亲切温和的笑容,与拱宸桥连在一起,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画面之一。

妈妈常常跟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几个姐妹里数你最漂亮,一直到结婚后,走在街上依然会有年轻小伙子追看。我也看过你年轻时的照片,的确很美,一点儿不亚于30年代上海滩的那些影星。可是,真的应了红颜薄命的老话,你没享过什么福。嫁给姨父后,姨父家里虽然有钱,但很快就解放了,没有了财产。你跟姨父到了杭州,在丝绸厂当工人,同时抚养孩子,照料姨父。姨父身体很不好,你非常辛苦。那个时候妈妈也在杭州,你们两姊妹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却无暇相聚,因为妈妈也是在工作的同时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父亲远在部队,一年才能探亲一次。你们两姊妹都经历着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

我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到,1957年母亲遭难,当了右派,迫不得已,把我托付给乡下的曾祖母,自己带着姐姐去山村“劳动改造”。父亲回来探亲,看到姐姐面黄肌瘦,身上生疮,心里难过不已,就用背包带将姐姐背在背上,准备带到部队去抚养。路过杭州时,被你坚决地留下了。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又在工地上奔波(那时身为铁道兵工程师的父亲在福建修铁路),怎么养孩子啊?于是,你把姐姐留在了自己身边,当小女儿养,直到两年后母亲重新回到杭州。

这是父母告诉我的。他们每每提及此事,都对你充满了感激。那个时候,很多人对右派是避之不及的啊。以你当时的状况,你也有理由不管的,可你没有,在我们家最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你的援救之手。

后来姨父去世了。姨父去世时你才39岁,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艰难度日,仅凭你每月50多元的工资。可你那么要强,坚决不肯再婚,而且,也不肯向厂里申请一次困难补助。我曾听见你跟妈妈聊天时说,有一次厂里领导主动让你写申请要困难补助,你写好了申请又把它撕了。你说你实在是撕不下这个脸面去伸手要钱。那个时候,我们一家已经离开了杭州。母亲留职停薪做了随军家属,带着我和姐姐去了父亲部队所在地石家庄。父亲母亲看你实在太困难了,于是将你最小的儿子接到我们家来抚养,以减轻你的生活负担。表弟的到来让我有了做姐姐的经历,也让我心生嫉妒。因为爸爸妈妈对他太好了,超过了我和姐姐。比如过去买两份点心,我和姐姐一人一份,表弟到来后依然买两份点心,变成表弟一份,我和姐姐分一份。任何事情他们都优先考虑表弟。我一直到长大后才明白父亲母亲的心情。可惜表弟仅仅呆了一年多,因到了上学的年龄,又返回杭州了。我姐姐和表弟的交换抚养,让我们两家变得更亲了。姐姐叫你姆妈,表弟也曾叫父亲爸爸。那样的亲情,在那样的年代,该是怎样的温暖啊。虽然你是家中老二,父亲和母亲总是叫你二姐。我却从来不叫你二姨,只叫你姨妈。

1975年,母亲非常渴望恢复工作,就带着我回到杭州,想把户口迁回到杭州来。那时,你和3个孩子早已从宽敞的居室搬迁到了只有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里,即使那样,你依然敞开家门接纳了我和妈妈。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情景:我和母亲坐在汽车站的站台上,你和表弟急匆匆地赶来接我们,把我们带回到那间已经住了3个人的小屋。小屋摆了一大一小两张床,还在天花板下搭了层“阁楼”。你让表哥睡在“阁楼”上,让我妈妈睡小床,你则带着我和表弟睡大床。表弟睡里面,你睡中间,我睡外面。我和表弟隔着你照样聊天讲故事,无忧无虑。那时表姐已经下乡了,若在家,我相信你依然会留下我们,想出别的办法来住的。就在这样的小屋里,我和母亲住了整整半年,直到落下户口才离开。现在想来,那是多么不易的半年啊!你本来有充足的理由拒绝我们,一家4口住一间已经拥挤不堪了,再来两个外人怎么住啊?可你没有,连牢骚也没有,连皱眉也没有。

姨妈,你一辈子没有富贵过,一辈子没有权势,可你却两次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手,给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在我看来,你就是我们家的贵人。

其实还有一次,你也“收留”了我。那是1984年,我去北京一家杂志社改小说稿,没有地方住。当时你正好在北京照顾表弟,表弟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有一间简陋的屋子,只能摆两张单人床,做饭什么的都在走廊上。得知我没地方住后,你让表弟去同事那里挤,把他的床让给我。我就又一次与你同居一室了。你每天烧好吃的菜给我吃,还把新织好的毛衣给我穿,把我当女儿对待。后来表弟找了两张参观中南海的票,我就跟你一起去游览。在中南海,我们有一张合影。那时的你刚刚60岁,头发虽然白了,面庞却显得非常年轻。那时的你,多有活力啊。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每次探亲回杭州去看你时,都要提到这两段往事,提到1975年的杭州和1984年的北京。你也总是笑呵呵的跟我一起回忆,还讲起我小时候闹的笑话:我去买糖,把什锦糖叫做神锦糖,去买杏肉(一种果脯)空手而归,因为杭州话叫杏肉为“昂妞”,我怎么也不会说。我也告诉你,那时最开心的,就是跟你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你会给我买点儿零嘴解馋。记忆最深的是一毛钱一个的糯米饭包油条,我跟在你的身后边走边吃,感觉好幸福。你很会烧菜,即使是最普通的蔬菜,你也烧得鲜美无比。1984年在北京那间简陋的房子里,我天天都吃到你烧的可口的饭菜,本来这在北京是不可能的事啊。我因此度过了愉快的数天。一直到90年代,我都工作了,有孩子了,每次回杭州去你那里,你仍会烧很多菜给我们吃。你的简朴的家总是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你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慈祥的笑容。

其实1975年在杭州,还有一件事让我刻骨铭心,可我不愿再在你面前提起。不知你是否还记得?那是一个清明节,我和妈妈陪你去给姨父扫墓,汽车非常拥挤,到郊外下车时,你发现你身上仅有的10元钱被小偷摸走了。当时妈妈很替你生气、难过,须知那时的10元钱,是一家人几天的伙食费啊,你的经济本来就已经很拮据了。可你却跟妈妈说,没关系的,我昨天晚上梦到他(姨父)了,他说手头紧,一定是他拿去了。我当时听了,真的是好心酸。我想在你这辈子无数的困难日子,你一定都是这样自己抚慰着自己,自己支撑着自己。

1979年,母亲的问题得到平反,重新回到报社工作,逐渐有了好心情,于是常常约你一起外出。你们一起去西湖边散步,一起去林峰赏梅,一起去虎跑喝茶,也一起逛商场。虽然你们家是姐弟4人,但大姐在乡下,弟弟在北京,都离得很远,只有你们姊妹俩常在一起。因为家族的遗传,年过60后你们都是满头白发了,两个花白的脑袋说说笑笑的走在一起,总会引来路人注视的目光。我因此写了一篇散文,《老太太的回头率》,还被《读者》杂志选载了。其中写到你:

那位姐姐老太太,因满头的白发没有一丝杂质,面庞又总是那么白皙红润,走出去就常有人问,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老太太说,70多了。问者总是大为惊讶,啧啧不已。也许在他们看来,非得活到一百岁的人,才能拥有如此纯白的头发吧。

一年元旦,姐姐老太太去商店买扣子,她的一头白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又显得十分醒目。她在钮扣柜台选扣子,又有人来问她的年龄。也许那天老太太的心情特别好,也许她不想再看到别人吃惊的样子,于是就开心地说,我99了。

没想到这回答依然令人们大为惊奇。一些人马上围了过来,并且议论说:瞧这老太太99了,精神还这么好。啧啧。有意思地是,商店经理也闻讯赶来,亲热地对老太太说,老人家,你今天来我们商店买东西,真是我们的福气。老太太并不在意,微笑着选了7颗扣子。每颗1元4角,她拿出了10元钱准备付款。商店经理见此情景马上说,这7颗扣子就算是我们送你的了,我们不收钱了。

老太太对这料想不到的结局感到好笑,但看到大家都这么高兴也就不去戳穿了。她乐呵呵地对经理说了许多新年发财万事如意的话,然后从容地捧着那价值9元8角钱的扣子回家去了。

姨妈,我多么希望你永远像那个时候那样慈祥快乐啊,永远笑眯眯地烧着菜,招呼我们多吃些。可最近这些年,你的身体逐渐有问题了,虽然没有躺倒,却大不如从前。我去看你,发现你越来越清瘦,神情也变得忧郁。其实表姐表哥和表弟,还有表姐夫和表嫂,他们都很孝顺你。可毕竟,他们要上班,还要照顾自己的家。大多数时候,你是一个人独处,这样的日子让你寂寞不堪,清苦不堪。你跟妈妈说,很多时候你一个人站在窗边发呆,一呆一个小时,觉得生活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也就是那段时间,妈妈让我给你打电话。妈妈也曾动员你去上老年大学,你有很好的绘画基础。你去了,也学得很好。我看到过你画的那些画,好漂亮,我问你要,你不肯给我,总觉得不够好。你就是太爱面子了,太要强了。后来你不肯再去老年大学,也不肯和街坊老太太们一起搓麻将玩耍,都有这个因素。你骨子里的清高好强,到老也没有改变。

数年前,我正在杭州休假,突然传来你住院的消息。我和姐姐急忙赶到医院去看你。当时你睡在床上,显得那么瘦小无助,我很难过。在我的印象里,你永远是坚强的,能干的,不会倒下的。从那以后,我离开后,在杭州的姐姐常去看你。她跟我说,姨妈那么爱干净,一辈子不愿意进医院,现在却不得不躺在那儿,好可怜。在稍微好些之后你就回家了。可是很奇怪,我每次去看你时,你的状态都挺好,让我宽慰。去年我去看你时你还告诉我,你正在读我的书,已经读了两本了。你还幽默地说,现在我的书桌上都是裘山山的书。你心情好的时候,常常有机智幽默的话蹦出来,让我们开怀。

姨妈,写道这里,我依然很难相信你已经离去。就在几天前,今年的大年初四,我和姐姐姐夫还去看了你。路上买水果时,我看到有很好的百合,我知道你和妈妈一样喜欢花,但那花很贵,我想你自己肯定舍不得买,就买了一大束。进门后我急着让表姐找花瓶插上,然后才坐下来和你聊天。那束花,至今还没有凋谢吧?那天你的话很少,口齿也不大清楚了,但神情很高兴,表弟也从外地赶回来陪你团年了。你依然慈祥地招呼我们吃这吃那。儿女们围坐在你身边的日子,是你最开心的日子。当时我和你紧挨着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着你清瘦的样子,情不自禁地轻轻抚摸你的背,其实是很想抱抱你,但羞于表达。后来表弟从里屋拿出一封信,说是我10多年前写给他的,还说是你头两天刚整理出来的,同时整理出很多“文物”,包括表弟小时候的成绩单。(现在想来,难道你对自己的走有预感吗?)我当时很想问,我没有给你写过信吗?仅仅给表弟写过吗?可我没问。你当时还幽默的说了一句:山山现在是人物了,这封信有保留价值了。这,大概就是你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姨妈,我想告诉你,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你的外甥女,是那个跟你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的外甥女,是那个跟在你身后吃糯米油条的外甥女,是那个漂泊在北京把你当成暖巢的外甥女,也是那个太少太少关心你的不懂事的外甥女……姨妈,写下这封信,不是为了什么保留价值,只为对你说一声,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姨妈。请原谅我,我不是个好外甥女,在你生前没能好好报答你,没有对你说一声谢谢,也没有常常买花给你,让你开心。姨妈,请一路走好,见到久别的姨父,替我们问候,愿你孤单寂寞的心,从此安宁。

姨妈,我会永远把你的美丽善良,留在记忆里。

写于2008年2月17日

你离去的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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