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近各路宋军见到皇上的黄龙大旗，都欢呼跳跃，高呼“万岁”，士气大振。寇准指挥宋军出击，个个奋勇冲杀，消灭了辽军数千，射死了辽军主将萧达兰。萧太后见辽军陷入被动，要求议和。经过寇准的坚持和使者到辽营的一再讨价还价，于公元1004年12月正式议定：宋朝每年向辽提供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边境设置榷场，互通贸易；辽军撤出宋国边境，不得再起战争。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辽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和发展，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统一。
天降祥瑞
“澶渊之盟”开创了以输岁币求苟安的恶例。然而，宋真宗却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并得意了一阵子。不料有一天，参政王钦若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王钦若的话，本来是要贬低寇准的，却不想也同时给爱虚荣的宋真宗泼了一盆冷水。从此，真宗怏怏不乐。
王钦若是个善于察言观色、逢迎邀宠的马屁精。他对正经事儿没多大能耐，却非常擅于搞小动作。他看出真宗这人是既好大喜功，又害怕战争，就找了个机会假意向真宗提议说：“陛下若出兵收复幽、蓟两州，就可以洗掉澶渊之盟的耻辱了。”真宗说：“河北的百姓刚免了战争之苦，我哪忍心再挑起战争呢？还是想点其他主意吧！”王钦若乘机说：“那就只有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了。但自古封禅，都得有‘天瑞’出现才行。”接着他又说：“当然，这‘天瑞’不是说要就有的；前代之所谓‘天瑞’者，有些是人为搞出来的，只不过人主把它当真的崇奉起来，并以之昭示天下，就会同真的一样了。”
真宗听了，当然心领神会。于是，他暗中唆使王钦若导演了天降祥瑞一事，为自己封禅做好了铺垫。
泰山封禅
王钦若伪造天书，制造了天降祥瑞的假象，一时间人们街头巷议，对此津津乐道。真宗也就顺理成章地于十月初正式就道东行。那“天书”被载以玉辂，在前开路；王旦等一般文武百官扈从；还有一大批供役人员，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历时十七天才到达泰山。
他们一伙人在山下斋戒了三天后，才开始登山。按照事先拟定的礼注，真宗等人在山上完成了祭天大典，又于第二天跑到山下的社首山行了祭地礼。此后，又是一连串的庆贺活动。于是，这次“东封”时间，包括到曲阜祭孔在内，前前后后总共花去四十七天时间。
这场由王钦若执导、宋真宗主演的闹剧虽然暂时结束了，但真宗并没有停止其“以神道设教”的事业，那些阿谀奉承之徒不断向他“争奏祥瑞，竞献赞颂”，几至达到“一国上下如病狂热”的地步。三年以后，在一些人的怂恿下，真宗又到山西汾阳去行“祭祀后土”（又称“西封”）大礼。可以说，一直到死，宋真宗都把这类自欺欺人的措施视作维系其政权命运的纽带。
宋仁宗：无愧于仁的皇帝
宋仁宗赵祯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也是宋朝历代帝王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达四十二年。统治期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因此，当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宋仁宗在位期间，对西夏发动的战争屡屡失败，被迫以岁赐银、绢、茶妥协；对辽也以增纳岁币求和。同时土地兼并及冗宫、冗兵、冗费现象日益严重，虽起用范仲淹等进行改革，但最终失败。宋仁宗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
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颇能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古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史书记载，有一天，他处理事务直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此事，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面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厨下以后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就要数百只。若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更不堪算计。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实在不忍。因此我甘愿忍一时之饥。”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拯。包拯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如果皇帝不清明，包拯哪里有机会秉公执法、伸张正义？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以至于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的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
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去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的宠妃张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递上去后，仁宗也有点为难。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允许，且谏诤更加激烈。
仁宗有些生气地说：“能不能不再谈论张尧佐的问题？节度使只是一个粗官，何需争论？”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气：“太祖、太宗全都担任过节度使一职，怎么能说是粗官！”
虽然双方唇枪舌战，包拯如此不给自己面子，仁宗却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最终，张尧佐还是没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你只知道索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的职位，难道你不知道包拯是掌管官员的御史吗？”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范仲淹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北宋著名的词人柳永，好不容易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更适合填词，就把他划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在柳永的词里还高唱宋仁宗的赞歌，能让一个放勒不羁之人不计前嫌，可见宋仁宗的魅力。
仁宗日理万机，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能把持。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仁宗病死后，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嚎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
宋英宗：一出历史的闹剧
宋英宗赵曙是濮王允让之子，宋仁宗无子，英宗幼年被仁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为宗实，仁宗死后，赵曙登基。
濮仪之争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十四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二十四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
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八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是宋仁宗的兄长，英宗应称濮王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濮王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
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就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
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
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
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
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十八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
英宗政绩
英宗虽然多病，行事甚至有些荒唐，但刚即位时，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有为之君的风范。
英宗行事很有些雷厉风行的风格，与滥施仁政的仁宗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如此，英宗也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当时，辅臣奏事，英宗每每详细询问事情始末，方才裁决，处理政务非常认真。
更重要的是，英宗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面对积弱积贫的国势，力图进行一些改革。他对以前旧的选任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甚至走得比当时劝说英宗的欧阳修等人还要远，还要快。
不仅如此，英宗还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和整理。肯定和鼓励司马光编修史书，从一开始就成为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坚强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十九年时间里，将其全部精力都耗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编纂上。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
宋神宗：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忧外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他力图有所作为。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因此即位不久，赵顼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
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相反，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正确决策，保证了变法的成功，这对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新政维艰，王安石变法虽然在前一阶段取得胜利，但守旧势力的攻击并没有停止，特别是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触及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越严重，守旧势力的进攻就越猛烈。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