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祖母拿着巧秀给她的几粒微小的冰糖，竟像个恢复了常态的人，也不傻笑了。不过她寻找父亲的信心更执著了。有一天，祖母天不亮就独自起床，背着一个包就要出门。祖父拦住她，说，这么早起来干什么？祖母说，我去找癸子。祖父说，癸子忙得很，你到哪儿去找？祖父从不敢把外面传说的父亲失踪或死去的消息说出口，害怕加重祖母的病情，所以就常常说癸子还在西水东调的工地上干革命。祖父看到老婆子今天说话，似乎跟过去不一样，条理清楚，神态也正常，还以为我祖母的病情有所缓和了。可是，当祖父抢掉祖母的包时，祖母就突然口吐白沫，眼睛发直地傻笑。她一边笑，还一边胡说八道，说什么癸子说好了要她去接他，他的船就停在洵滋河边。祖母执意要往外走，祖父只好默默跟在后面，一直跟踪到洵滋河河堤上。当时，天才刚刚亮，河水无声地流着，微薄的晨光使祖母的身影变得异常恍惚。她的一双小脚敲击着路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她回过头来的时候，看见身后的祖父，竟突然跑过来，抱着祖父就大叫着癸子癸子你回来了？然后她望着河水大笑起来。
在那时，我祖父感到，祖母的神智永远也不可能再清醒了。
4
小姑是家里最小的幺姑，马滩沟人都叫她幺姑。小姑的圆脸上荡漾着稚气，为了照顾祖母，她把婚期推迟了两年。在她出嫁的时候，什么仪式也没有举行，因为祖母的灵位上还燃着香火。按照马滩沟的习惯，香火得燃烧3年。在为祖母守孝的日子里，小姑的圆脸变成了长脸，常常不言不语地坐在水塘边，玩弄祖母送给她的银镯子。那时她想早点逃离这个家。银镯子是祖母在生前送给她的惟一的嫁妆。
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忆起，小姑的未婚夫跛着腿、脖子上挂着相机去水塘边寻找小姑时的情景。小姑的未婚夫从小是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可是他脖子上的那个不知产于哪个年代的相机却成了姑娘们艳羡的对象。我的小姑后来说，她并不是因为那个相机才嫁给他的，而是祖母在临死的时候，他给祖母照了生前最后也是惟一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祖母简直年轻了许多，她深深的眼窝，好像特意画上了油彩，浓密的头发，盘在脑后，一丝不苟，我从没发现她的鼻梁是那么小巧，竟然显露出某种倔犟。当时的她已经有一个月没进任何食物了，因此身体显得十分虚弱。但是在面对镜头的一瞬间，她却突然焕发了精神，好像又回到了生命最旺盛的时期。祖母的生命光彩居然停留在了她临死的前几天。不少看过照片的人都怀疑照片的真实性。有人说，真是邪了，杨婆还没死，竟提早在纸片上托生了。
小姑的未婚夫姓郭，人们都叫他郭师傅，是个很老相的人，常常跛着腿在马滩沟串街走巷，是个上门服务的照相师。除了马滩沟的姑娘和小伙对他还友好外，当地的老年人并不搭理他，他们认为他脖子上挂着的东西是个摄人魂魄的机器，更不可能让他照什么像。他们认为人一上了纸片，就等于魂被收走了。这一迷信的说法，直到彩色照片的出现，才有所收敛。我的祖母在这一点上却非常大度，在生前没有反对郭师傅脖子上的机器和小姑的这一桩婚事。她说，郭师傅人本分。
小姑并不希望郭师傅来找她，她看见他跛着腿朝她走来的样子，心里就有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她真希望把自己的腿借给他一条。这是小姑的心里话，只是没当着任何人的面说出来。我知道小姑还是喜欢郭师傅的，我亲眼看见她跟郭师傅在棉花地里亲嘴时的情景。当时我心跳加快，比他们还要紧张，在紧张之余，我不自觉地咳嗽了几声。当时小姑的裤带已被郭师傅解开，半瓣屁股露在外面。相隔十几米远，我依然听到了小姑急促的喘息声。郭师傅脖子上的那个笨重的照相机不断地撞击着小姑洁白的屁股，他的那条废腿像根棍子支在身体后面，而两只手却显得灵活自如。
小姑突然尖叫了一声，头顶上顿时飞舞着十几只迷乱的黄蝴蝶。接着我又不自觉地咳嗽了一声。这一声咳嗽使郭师傅在瞬间停止了动作，他僵在那里，身体保持着一种非常滑稽的根雕样。我趴在一个土坎上，正好看见郭师傅惊慌的眼睛和小姑饱满的屁股。十来分钟后，棉花杆又开始动了起来，那些黄蝴蝶又开始迷乱地飞起来。这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就朝棉花杆舞动的地方丢了一块土疙瘩，然后躬着背，沿着沟坎跑了。我躲在一扇土墙边淋漓尽致地撒了一泡尿，之后，才看见小姑披头散发地从棉花地里钻出来，随后就是郭师傅像只兴奋的灰老鼠爬上了田坎。
小姑和郭师傅偷情的场面多年之后像刀子一样地刻在了我心里，这也是我头一次目睹男女亲嘴的场面。这一印象几乎使我长大了几岁。有好几次，我在梦中梦见那些迷乱飞舞的黄蝴蝶，它们竟然还嗡嗡地唱着歌，把翅膀上的粉末撒在我脸上。每当这时，我就被一泡长尿憋醒，十分慌乱地等待天亮。
后来，我只要看到在空中在草丛在屋前屋后飞舞的黄蝴蝶，我就不自觉地想到小姑的那半瓣洁白而饱满的屁股。后来我还发现一个奇迹，每当郭师傅来找小姑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有几十只黄蝴蝶飞动，它们争先恐后地往小姑的窗口飞。有一次，我从窗口发现小姑的蚊帐上，歇满了无数的黄蝴蝶，它们几乎像粘上去的蝴蝶标本，一动也不动。这一秘密我只给巧秀说过。我说，黄蝴蝶在小姑的房间里做窝了。巧秀一点也不感到有什么奇怪的，说，那是它们在产卵。
我不理解巧秀的话，因为我从没看见过蝴蝶产卵的样子。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真看到了满屋的黄蝴蝶；那或许仅仅是我大脑里萌生的幻觉。
5
有一天，我家里突然闯进来几个人，劈头就问母亲，你家男人呢？母亲说，我还想问你们呢，他有一年多时间没回来了。有个我陌生的人，肩上竟背着一杆枪，胳膊上戴着红袖标，脸上有一小撮胡子，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家伙可能就是队长的从县城里回到马滩沟闹革命的堂弟马德扶。我母亲看见来人的阵势，心里突然感到有点不妙，不知道父亲到底出了什么事。那时的革命风云突变，谁也把握不了方向，在这样的形势下，母亲以为天下大乱了，就更不知其所以然了。所以来人临走时抛出的一句话，几乎把母亲吓晕了过去。小胡子邪恶地朝母亲望了一眼说，你家男人抢走一杆枪就逃窜了，他回来后，立即通知我们。
这件事一直没有得到证实，我不相信父亲会走到那一步。再说，抱着枪杆跑到长沙闹革命，在那种形势下，几乎是不可能，他随时有可能被路人盘查。如果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父亲在半路就有可能被人暗算或者杀害了。这又跟后来父亲战友的描述差离太远了。
可是，这件无中生有的事使母亲差点没有熬过那段严酷的岁月。
那几个人一走，母亲就傻了眼，她的脑子里乱得像一锅粥，父亲“抢枪逃窜”，这无论如何是要杀头的。
母亲一夜也没有睡，她靠在床上，身体好像已被虫蛀空，一幕幕虚幻的场景在她眼前晃动。第二天，她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小姑和祖父，祖父当时一惊，但是他根本就不相信小胡子马德扶的话。祖父说，马德扶在城里得势了，跑到马滩沟来胡闹。后来，母亲才得知，父亲曾与马德扶有过过节，那还是在多年前，马德扶在马滩沟当会计的时候，据说那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时间一过也就忘了。
小姑听到母亲的话，浑身激灵了一下。她手里端着的豆子从簸箕里像滚珠一样地滑落下来。
从那以后，就常常有人来家里盘查，看我父亲是不是回来了。在马德扶的鼓动下，马滩沟的主要路口都设了岗哨，他沙哑的声音常常从高音喇叭里蹦出来，好像马滩沟即将处于阶级敌人的包围之中。
母亲受到惊吓后，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可是她一无所获。她连夜跑到西水东调工地，希望能找到父亲的蛛丝马迹。母亲大失所望，因为她仅仅在一间房子里找到父亲的一只布鞋，其他的东西都已不翼而飞。当时的工地，一片萧条和混乱，只有几个人在那里看守，工地上的挖土机像战场上被炮弹击中的坦克，丢弃在烂泥里。母亲进入工地后，被看守的人盘问了半天，才答应让她进入工区的房子里。
母亲拿着那只布鞋出神，她坚信是父亲的布鞋，因为她熟悉鞋底上那整齐的针脚，还有那双重底的鞋底，有一块布料还是母亲从她一条烂裤上剪下来的。母亲试图找第二只，可是她把那个狭小的房间翻了个底朝天，依然没有找到。她从废报纸里捡起一张用钢笔写的字纸，迟疑地揣进口袋。母亲不识字，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她希望是父亲临走时留下的什么字据或信件。
母亲回到家后，小心翼翼地把字纸展开给我看，里面有很多字我不认识，但我发现那的确是父亲的字迹，可是跟母亲想要知道的内容相差甚远，那根本就不是父亲的信，而是他最初到工地来时写的决心书。除了引用几条毛主席语录外，内容十分空洞。但是母亲还是把这个字纸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了起来，好像包着父亲临终的遗物，藏在了箱子底下。
母亲拿回来的那只鞋，她自然也舍不得扔。她每次看到那只鞋时心里就有点迷惑。她回想起有一次巧秀梦游的时候，穿着的就是这双布鞋，因为父亲只有这惟一的一双布鞋，过去穿烂了的都当废物卖掉了。母亲当时看见巧秀在月光下迷迷糊糊行走的时候，就穿着我父亲的这双鞋。母亲感到很惊奇，巧秀怎么会穿她父亲的鞋？因为她记得很清楚，我父亲就是穿着这双鞋到了工地，这鞋怎么又穿在巧秀脚上？难道他真的偷偷回来过一次？还有个更大的迷惑，就是她第二天寻找这双鞋时，怎么也没有找到，问巧秀也是一问三不知。
双重的迷惑使母亲的大脑越来越迷糊。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在巧秀梦游的那天晚上父亲的确偷偷回来过，当天晚上又偷偷地走了。但是母亲不愿相信这种解释，既然回来了，为何一声不吭地偷偷走了？难道遇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紧要事情，必须连夜赶回工地？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即便是再紧要的事情，他也应该与她见面。这就是母亲不相信父亲回来的理由。她情愿相信，巧秀梦游时不是穿着父亲的鞋子，是她看花了眼睛，或者是丢了魂魄的巧秀制造的幻觉。
可是有一次，巧秀的话使母亲几乎惊呆了。巧秀说她有一天晚上看见父亲回来过。母亲问，什么时候？在哪儿看到的？巧秀说，反正有一天晚上。具体在哪一天，父亲回来时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巧秀却说得颠三倒四的。母亲不相信巧秀的话，但是又不得不相信。因为她觉得巧秀不会无缘无故的撒谎。
母亲想来想去，感到可能是巧秀把梦境和现实混同了起来，一个没有魂魄的孩子或许可以看到常人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
不过，自从马德扶带人找我母亲要人之后，母亲就制止巧秀说父亲回来过的话。她害怕这个没有得到证实的说法给自己引来麻烦。
可是，后来这话竟不知怎么还是传到了马德扶的耳朵里。就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母亲突然被几个人带走了，据说关在马滩沟的一所小学里。马德扶亲自审问了几个小时，母亲一直坚持说，我男人根本就没有回来过，他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有必要撒谎吗？马德扶说，他在工地夺走一杆枪，你知道是什么罪吗？母亲说，我怎么知道？马德扶说，你连这都不知道，那你等着瞧吧。马德扶一直没有审讯出半点想得到的证据，有点恼羞成怒，但是面对我母亲凛然的姿态，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母亲被关了一夜后就放了出来。
那一夜母亲的头发白了不少。她一回来，就把巧秀狠狠地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哭泣，说巧秀嘴贱，胡乱说话。还说就是你父亲回来了，他也不是什么四类分子、反革命，他在工地上的表现是积极的。
那天母亲几乎气疯了，她从柜子里拿出那张用手帕包着的父亲的“决心书”，像捏着一根救命的稻草。母亲在家里哭了一会，又在稻场上哭诉着。她见人就把那张纸拿给别人看，说，这是我男人清白的证据。
法建看了几眼，似乎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一声不吭地严肃地走开了，可能他对那样的“决心书”早已多见不怪了。在那个年头，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什么请战书，什么学著作的心得体会等等，在马滩沟的墙上到处都是，有的是整面墙都用红油漆写着。在一面废弃的破庙墙上，就糊了几层的白纸和红纸，像一面百衲墙。那些贴上去的大字报和什么请战书常年在风中瑟瑟作响，谁也不敢把那上面的纸撕下来。
不过，马疯子是个例外，他曾到那个破庙里住过一段时间，他可不管那上面写的是什么，有多么重要，常常撕掉那些刚贴上去的红纸白纸，然后糊在身上，整个人像个纸扎的似的，晚上有个人与他相遇时，差点吓破了胆，真以为遇到牛鬼蛇神了。后来，马疯子被人赶了出来，禁止他住在那个破庙里。其实，那个破庙，已基本上被毁掉，屋顶被掀，窗户被砸，下雨天也难以找到下脚的地方。一座石佛早已丢进了名堂湖，因为几个城里来的红卫兵用铁锤砸了半天，也丝毫无损。
他们认为这个“封资修”实在是太顽固了，只好派人丢到很远的名堂湖里去了。为什么把石佛丢到名堂湖？那是因为名堂湖本身就是个兴风作浪的鬼湖，石佛它与妖魔鬼怪去做伴合情合理。后来马疯子只好回到他自己的长满杂草的屋子里去了。
挨了打的巧秀，一直没有哭，她不知道母亲为何要打她，也不知道母亲手里拿着的是个什么宝贝。她傻傻地站在那里，在阳光下比梦游的时候还要恍惚。
从那以后，母亲仿佛被某个噩梦追逐着，她的慌乱不是仅仅因为传说父亲抢了枪，而是父亲到底是死是活？一个连生死都不明的人，是无法给他定罪的，这是母亲简单的意识。可是现实的发展，远远超越了母亲的想像，后来父亲还是被定罪为反革命。这个罪名是马德扶在马滩沟的“贫下中农法庭”上宣布的。
当时母亲突然感到头顶有无数耀眼的金星在飞舞，她不自觉地望了一眼天空，耀眼的阳光像云母片一样向她砸来。母亲的身体像一尊突然放置在暴烈阳光下的冰雕，渐渐在融化，浑身的冷气与炎热的空气相撞，产生出蓝色的雾气，并且很快被蒸发。
从会场出来后，母亲已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了，落在她身上的目光，变得复杂起来，有的像茅草拂面，有的像藤刺扎人，有的像冰凌硌身，她知道那些目光的含义。
总之，那些目光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像网住母亲的一面巨大的蜘蛛网。母亲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跪在主席像前，嘴里不断地祈祷请求老人家做主、请他老人家宽恕。第二件事就是从柜子里翻出父亲的那张“决心书”，把它小心翼翼地裱糊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像旁。母亲坚信，那“决心书”是父亲清白的证据，她像在恶浪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