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人对待事物的判断和文人有着天壤之别。在我看来，卖炭煤在这个城市是非法的，政府天天想着办法治理空气污染，时时处处在为净化空气想方设法，可生意人并不那么想。
平安说：“存在就是合理的，那么多卖煤的人，每个人一年挣好几万，也没有见政府抓了谁逮了谁？”他还说：“这是民族饮食习惯，政府不会一棍子打死，夜市是一个城市繁荣的象征，也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你不知道，光这一个夜晚，全西京城就烤肉一项有多少税收收入呀！”
置身于灯红酒绿，烟火萦绕的夜市，看着眼中的事实存在，我没有理由去阻止平安的想法。
春天刚为城市披上绿装，平安就在枣园南岭租房子，带着常青开始卖煤了。
五月初，单位派我去渭北做驻站记者，约定一年，我不想去，领导脸色清冷地说：“可以不去，把新房钥匙退回来就行！”
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单位领导就是父母，领导可以让你有房子住，也可以让你没房子住；可以让你有钱花，也可以让你没钱花。为了不交出新房的钥匙，我马不停蹄地去了渭北。
岳父患糖尿病多年，到了生命晚期，老婆带着女儿一直住在巴山怀中为岳父尽最后的孝道。出差前，我又一次把新房的钥匙交给平安，让他帮我再次看家，并严肃地告诉他：“只要不损伤我的书，就是在房子里卖煤也行，但绝对不能向春节那样，让房子里有血腥味儿！”
那时，渭河平原被列为关中经济圈，正值发展佳期。我刚到渭北，结识了几位有实力的农民企业家，有位做水泥的老板，读过我发表在副刊上的文章，他说我的散文比新闻写得好。他让我为他们水泥厂写一篇报告文学。看着首付的蓝汪汪的三万元，我答应了。我想。用三万元装新房绰绰有余，还能还部分房贷。大约在八月初，我回到了热浪滚滚的西京。
打开房门，产生了错觉，我的房子是水泥地板毛糙墙，可我脚下踩的是白中带乳色的地砖，摸着我理想中的书架，看着古朴典雅的博古架，几种不同色彩和造型别致的耀州瓷宁静地兀立于棕红色的架板上，还有一个大红景德镇瓷瓶，不知从哪儿钻出来，鹤立鸡群般耀眼于耀州瓷中，像领导站在群众中间。这是梦吗？我摸着自己的脸，拽了拽自己的耳朵，捋了捋头发，感觉一切都是真实的。等自己平静了心绪，方想到，一定是平安所为，也只有平安，才能做出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等我把房子用手珍惜地齐齐摸一遍后，决定去找平安。
平安的生意做大了，他在枣园南岭除租下煤场还租下四间房子。平安不在，常青在大堆煤块上用小铁锤砸煤块，看到我，一脸煤黑的常青老远站起来，兴奋异常对我说：“王叔，我这回可不欠你账了，心里一下子坦然了！”
“啥意思？”站在煤堆旁，看着瘦小的常青脸上闪着黑色的光泽。
常青说：“我干爹说了，你为了从看守所把我捞出来，花了不少钱，我把这半年工钱全给你装了房子，咱们可以说是平账了，你看行不？”
我被常青的问话噎得半天不知说什么好。这个平安，才当了几天老板，就有剥削人的想法，救常青是他花的钱，而且就那么点钱，怎么能让一个远离亲人和家园的孩子白白为我干半年呢？心中如此想着，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
常青开始抽烟，抽着价格不菲的烟，他给我敬了一支，又毕恭毕敬地为我点燃，笑嘻嘻地说：“谢谢王叔，要不是你和我干爹，我这会儿，可能还在哪个监狱里呢。”
我摸着常青凌乱的头发说：“你应该好好感谢你干爹，是他救了你，你想想，你是要他命的人，他不仅没有忌恨你，还给你创造挣钱的机会，你想过这些问题没有？”
“肯定想过。”常青整理着自己的头发苦涩地笑着说，“你和我干爹，都是我的恩人！”
我问常青平安的生意情况，他摇摇头说，说不清，整天就是个忙，要煤的人特别多，一天24小时都有人要煤。我抬头看着偌大的煤场，心中溢出一些安慰。我想，平安实在是太精明了，自己没有钱，如何从别人手上弄来这么多的煤呢。正在我和常青说话的当口，平安骑着一辆三轮车风风火火地冲进院子，他脱掉上衣，用衣服擦去脸上的汗，笑嘻嘻地对我说：“装的房子行不？我和他们说了，主人如果不满意，他们还可以推倒重新弄哩！”说完他一手拿着衣服一手忙把我拉到一边悄声对我说：“你可别乱说，装房子的钱是我出的，我故意说是你从看守所里弄出了常青，让他出的！”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人家孩子不公平！”
他继续用衣服擦着脸上的汗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从一个娃身上搞剥削，我是怕他乱花钱，你没看他抽的烟，比你的烟还高级哩，我用这种方法替他管钱哩，再说，我也是教育他哩。这孩子呀，教育好了是个人才，放弃了，说不定将来就是个江洋大盗，你信不？”
我低头想了想说：“你知道我目前没有钱，你这么一弄，我啥时候才能给你和常青还上钱呀？”
他抬头看了一下空中的太阳笑嘻嘻地说：“放心，这回我翻身了，我问你，是人命重要还是钱重要，你救了我几次命，我还你一点不行呀？以后，这样的话不许再说！”
秋月沉静的夜晚，我们三人在一起搓了一顿，菜很丰盛，为了答谢他俩，我预付了钱，还给他俩一人发了一盒从渭北带回来的软中华烟。
吃饭时，平安提出，让我有时间把杨思敏叫来。他说：“人家救了我干儿子，还没有好好谢人家哩！”平安的话刚一落音，常青忙说：“干爹，过一些日子吧！这阵子我没有钱了，钱全给王叔装了房子，请人家来，拿啥请啊！”
平安拍拍常青的肩膀说：“有干爹呀，这些都不是你要考虑的，你给咱把煤块砸好就行了。”
常青用手揉揉眼睛说：“我也不想欠你的人情呀，我刚把王叔的人情还清，又欠你的，不好吧。”
平安看着常青有些不高兴，说：“那就欠律师的人情呀？我给你说，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女律师有多厉害，人家到了看守所，竟然敢骂那些警察，把警察骂得抬不起头来，这样的人多厉害呀！如果我们不还人家的人情，她要是给我们找点什么事儿，我们还能在这座城市混？门都没有！”
常青将两只黑乎乎的手往饭桌上一拍说：“行！这人情咱还，一定还！”
平安拍拍常青的肩膀说：“要想在这座城市混，有三种人你一定要巴结好，一是警察，二是记者，三是律师！”
常青忙插嘴说：“还有税务和工商哩。”
平安举起酒杯摇着头说：“他们不算什么，他们只知道要钱，要钱给钱就是了，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不是事儿，最怕遇到用钱也解决不了的事，知道吗？我刚才说的这三种人，就能主宰你在这个城市的人生。记者咱们有，公安嘛，抓你那些人，我会和他们成为朋友，而我们现在少的就是律师！”
常青揉了一下眼睛说：“要和律师交朋友，我劝你另找个人交吧，就那个女律师，一看就是城市人，长得洋气不说，我估计就咱俩这样子，请人家吃饭人家都不会和咱们往一起坐哩，嫌——咱——脏！”
我突然意识到，常青从看守所出来那天，杨思敏没有让他坐车，他一直耿耿于怀。
平安又一次拍拍常青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小子，咋没一点骨气呢？她嫌咱脏，咱可以不和她坐一个桌子呀！让你王叔和她坐一张桌子，咱俩坐另一张桌子。咱不是想和她吃饭，主要是要通过什么手段拉近与她的距离，让她为咱服务，也可以说是给咱壮胆，知道吗？”
吃过饭，平安用拉煤车把我带到红庙坡一个建筑工地，那儿正在建造房子，他指着一栋正在建设的房子对我说，他想买一套房子。我问了他一套房子得多少钱。他说：“小一点的大概需要十来万元。”“你手头上有多少钱？”“大概有两三万元。”“两万元就想买十万元的房子？”我说，“你是不是酒喝多了？”
“没有！没有！”他晃着脑袋解释道。
我问他：“你是不是不要家了，要在这儿重新组织家庭呀？”
他慌忙辩解道：“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我说：“你看你，家里的事还没有处理完，妻离子散的，你咋还有了买房子的想法？是不是和那个谁谁走得近了，不能自拔了？”他用手抓着头皮笑嘻嘻地说：“就我这样子，谁会看上我，再说了，我也不会看上别人，大家在一起玩玩还可以，如果说来真的，我会立即翻脸的！”
我突然意识到，平安的生活出现了问题，一定是那次他带的那个女人缠住上他了，要不，他为什么急着找律师呢？不会是要和老婆离婚吧？
在这个历史厚重文化灿烂的大城市，一个人要学好不容易，要挣到很多钱也不容易，一个人要学坏，可以在一夜间彻底完成。我转身用逼仄的目光看着满脸堆着笑的他。我说：“你要是好好挣钱，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如果你要是学坏，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他比我整整大十五岁，我帮他处理的每一件事，都令他信服，这些信服中也许有些是表象的，有些是他埋藏在心底的，对他而言，我说的话多少有些震慑作用。
乐不思蜀。我想平安一定是有了大事情要发生，这回不会是天灾，也不是外来因素的侵袭，是他内在意识发生了质变，我不能让他这样下去，必须阻止。我想起一句话：“春风未动蛙先觉，暗算无常死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