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大序》与郑玄《诗谱序》的“风雅正变”说
“正变”与诗歌发生关系，成为诗歌美学的一个范畴，是从汉代开始的。《诗大序》提出了“变风”“变雅”的问题：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诗大序》是汉代诗学的纲领性文件，它涉及的问题很多，此处不多置论，笔者仅从“正变”的角度，揭示它的美学内涵。
有“变风”“变雅”，也必然存在“正风”“正雅”。《诗大序》虽未明确指出“正风”“正雅”，由于“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截然不同，创作的目的也不相同，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除“变风”“变雅”之外的风、雅作品，都是“正风”“正雅”。东汉的郑玄，除了写《诗谱序》之外，还有一篇《六艺论》，可惜全文已佚，唐人孔颖达仅在《毛诗正义》中引用了某些片断，其中有“至周分为六诗”一句，值得我们注意。郑玄对“六诗”的解释，我们已无法看到了，直到五代的齐己，在他所著的《诗骚旨格·六诗》中，我们才看到“六诗”的内容。所谓“六诗”，指“大雅”“小雅”“正风”“变风”“变大雅”“变小雅”。这很可能就是郑玄所谓的“六诗”。所以历史上“正风”“正雅”的名称是存在的。
《诗大序》对《诗经》中的“风”“小雅”“大雅”“颂”称为“四始”。它对“四始”有一种定义性的解释：“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孔颖达《毛诗正义》引郑玄《答张逸》云：“四始，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毛诗正义》又引《郑笺》：“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
“四始”既然是“风”“小雅”“大雅”“颂”，包括不包括“变风”“变雅”，没有明确说明，从“四始”为“诗之至也”推断，“四始”应当不包括“变风”“变雅”。“至”是至极的意思，是《诗经》作品中备受推崇的部分，从政教上说，它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就是说，这些作品都是能够“正”其初始之大道，是王业风化的基本。上引《诗大序》的后一段，曾说：“《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四始”之“始”字，与“正始”之“始”字，其含义是相同的。后人又将“正始之道”称为“正始之音”。所以“四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四正”。它不应含“变风”“变雅”。“四始”还有一种说法，即《诗经》“风”“小雅”“大雅”“颂”四种体裁的诗排在第一篇的作品，称为“四始”。这种说法出自《史记·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此说比《诗大序》的说法更为分明，司马迁是习《鲁诗》的，这种说法有可能源于《鲁诗》。这样，“四始”不包含“变风”“变雅”就很明确了。
“四始”之作，产生于政治清明、风教盛行的时候，与“变风”“变雅”产生的时代与社会环境截然不同。这就是《乐记》所说的“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诗大序》也有类似的说法：“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1]《乐记》中也有这几句话，有人认为是《诗大序》抄引《乐记》，也有人认为《乐记》产生时代比《诗大序》还晚，到底是谁抄谁的，一时难以弄清，姑且不多置论。总之，《诗大序》与《乐记》对治世与乱世的艺术作品有截然不同的风貌，其认识是一致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有两句名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也是受《乐记》与《诗大序》的影响而概括出来的精辟观点，而且涉及“变”的问题。
其实《诗大序》对“变风”“变雅”的产生条件，也有它自己的论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焉。”这足以说明，“变风”“变雅”是衰世礼崩乐坏、天子诸侯失政、风衰俗怨的产物。诗人“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这里又涉及“变风”“变雅”的另外两个特点：
其一是“变风”“变雅”的讽刺特点。“风”即“讽”。对“正风”“正雅”来说，风即“风化”，是在上者以风化下，是宣谕天子或诸侯的“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就诗歌的“美刺”两端来说，“正风”“正雅”是“颂美”，而不含下讽刺上的问题，《颂》更不必说了，它本来是“颂美盛德”的，根本就不含讽刺。“正始”的“风”“雅”“颂”，都是一味地颂美，据古代经学家考证，“四始”之作均产生于周文王的时代，“风”“大雅”“小雅”“颂”都以文王诗为始，文王时代是个圣明的时代，百姓和士大夫歌颂犹恐不及，没有怨，也没有刺。《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只有《周南》《召南》二国风是“正风”，计二十五篇，其余的十三国风都是变风，《毛诗正义》对每一首诗都附有《小序》，“二南”二十五首的《小序》都是颂美的，兹引录几首，以见一斑：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妻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关雎》小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瀚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葛覃》小序）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卷耳》小序）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樛木》小序）
《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矣。（《螽斯》小序）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桃夭》小序）
《兔罝》，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兔罝》小序）
《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德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汉广》小序）
“二南”的二十五篇小序，这里引了八篇，已可看出“正风”是歌颂后妃之德和文王之化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小序》对诗作的主题认识，有不少是牵强附会的，或者说有些诗的主题被歪曲了，但《毛诗》是古代诗学的代表，汉代以前的《诗经》学，有齐、鲁、韩、毛四家，唯《毛诗》传了下来，《毛诗》的大小序，奠定了我国《诗经》学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发凡，其影响之大，是不可低估的。
前已叙及“正风”是什么意思，那么，“变风”的内涵又如何呢？用极通俗的话说，“变风”标志着风向的改变，“正风”是颂美的，是以风化下，“变风”由颂美变为讽刺，是以下讽上，所以说风向改变了。我们略引《毛诗正义》中几首“变风”的《小序》，就可看出二者的截然不同：
《雄雉》，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邶风·雄雉》小序）
《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邶风·北风》小序）
《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邶风·静女》小序）
《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因作是诗也。（《邶风·新台》小序）
《墙有茨》，卫人刺其上焉。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鄘风·墙有茨》小序）
以上这些诗篇，都是“变风”，也均属刺诗，由此可见，“正变”是与“美刺”密不可分的。
其二是“变风”“变雅”具有“吟咏情性”的特点。《诗大序》说：“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诗大序》在谈到“正风”的时候，只强调美盛德和风化问题，没有强调“吟咏情性”，这一点颇令人费解，“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大序》），“正风”既是言志之作，焉能离开情呢？按《诗大序》的说法，“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便是诗，诗是离不开情的，但“言志”之说，最为古老。《尚书·尧典》就有“诗言志”的说法，这是“正经”；“吟咏情性”之说比较晚出，最早见于《乐记》和《诗大序》，笔者试图做这种理解：“言志”是“正”，“吟咏情性”是“变”。但“吟咏情性”不是随随便便地宣泄自己的情感，它还要受到一定的约束，还要归入“礼义”的规范，因此《诗大序》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即不要突破礼义之大防，不要忘记先王之泽，这实质上还是主张“变”不离“正”。它强调了诗歌的美学特点，却又要纳入“正”的轨道。这与“温柔敦厚”的诗教，“主文而谲谏”的说法，构成了一个系列，正像张少康先生所说：“汉儒开始对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的‘怨’作了明显的限制，‘温柔敦厚’也好，‘主文而谲谏’也好，‘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好，都是为了强调对上层统治者及其政治措施的批评必须限制在统治者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对社会黑暗的揭发，不能越出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不能触及统治者的地位和妨害封建秩序的稳固，必须严格遵守‘礼义’的界限，不许越雷池一步。”[2]《诗大序》对于“变风”“变雅”，表面看来并无多少贬抑，但实际上其所推崇的还是“正风”“正雅”及“颂”，依然是“崇正抑变”的，对于歌功颂德的作品，他没有任何限制，对“变风”“变雅”的“吟咏情性，以风其上”，却加以限制，还是“崇正抑变”的观念在作怪。
《诗大序》之后，汉儒论及《诗经》“正变”的是东汉的郑玄，他在《诗谱序》中说：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这里所说的《周南》《召南》，都属于“正风”。《鹿鸣》是《小雅》的首篇，《毛诗·小序》云：“《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意思是说，《鹿鸣》是人君宴饮群臣嘉宾的一首诗，人君既设飨以饮之，又陈馔以食之，又把满筐的币帛赏赐群臣嘉宾，天子以此表示对群臣的厚意，群臣自然感恩不尽，所以要尽心尽力为人君效劳。君臣上下一片和乐，这当然是颂美人君的。《文王》是《大雅》的首篇。《毛诗·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意思是说，周文王是受天命而王天下并建立周邦的，这当然是歌颂文王的文治武功之作。《鹿鸣》《文王》，按照司马迁的说法，都是“四始”之一。至于“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当然是指《周颂》了。郑玄把它们称为“《诗》之正经”，其正统地位是确定了的。对《诗》之“正变”来说，这些作品是“正”，而不是“变”。郑玄把“正”，又加了个“经”字，更加突出了对“正”的推崇。
紧接着，郑玄《诗谱序》又论到“变风”“变雅”：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烹）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以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五霸之末，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善者谁赏，恶者谁罚，纪纲绝矣！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
郑玄对“变风”“变雅”产生的历史政治条件的论述，和《诗大序》基本是相同的，但郑玄对周天子政治的衰败，叙述得更加具体。他指出周天子的失政，从周懿王开始。《史记·周本纪》载：“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而周懿王失政的大事，便是听任谮言而烹杀齐哀公，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实际上齐哀公也不是一个好的诸侯王。《史记索引》引宋忠曰：“哀公荒淫田游，国史作《还诗》以刺之也。”可见，当周天子失政之时，诸侯也有失政的，也有诗作讽刺他们。懿王之子夷王，夷王之子厉王，厉王之子宣王，宣王之子幽王，简直是一代不如一代，政衰民怨，民不堪命，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他们不听大臣的劝谏，任意胡行，于是产生了许多的刺诗，《十月之交》《民劳》《板》《荡》便是代表作。《十月之交》是《小雅》的一篇，《毛诗·小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板》，凡伯刺厉王也。”“《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这四篇作品，都是典型的“变雅”，讽刺的对象均非常清楚，都属于刺诗，此又可见“正变”与“美刺”是紧紧地联在一起的。清代的程廷祚说：“汉儒论诗，不过美、刺两端。”（《金陵丛书》本《青溪集》卷二《诗论》之十三《再论刺诗》）虽然说得过于绝对，却也有一定道理，“美刺”确是汉代诗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刺”就是“正变”，这是汉代诗学的大范畴。我们不可漫视之，在中国古典诗学中，“正变”（美刺）的影响之大，是不可低估的。“范畴，就是认识事物的网上小结。”（列宁《哲学笔记》引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我们研究范畴，其目的就是通过一个个的“小结”去认识中国的诗学与美学。
郑玄的《诗谱序》还揭橥到《风》《雅》“正变”的认识作用与存在价值问题。孔子是“崇正抑变”的，《诗大序》《诗谱序》也是“崇正抑变”的。传说孔子曾删过《诗》，“变风”“变雅”既非《诗》之“正经”，为何孔子不把它们删掉呢？《诗谱序》说，这些“刺怨相寻”的刺诗、怨诗，以及周懿王、周夷王时代的刺诗，直至揭露陈灵公淫乱之事的诗，孔子却录而存之，“谓之变风、变雅”。据郑玄的理解，孔子之所以“正变”全录，是“正变”之作各有各的作用：“以为勤民恤功，昭示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这是指“正风”“正雅”与《颂》说的，是正面教材，因圣明的天子以“勤民恤功”为务，可以向上帝表白，所以他们的下场是好的，自然受歌颂，享受上天所赐的洪福。反之，“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违而弗用”指不勤民恤功，不昭事上帝，这样不但听不到颂声，只可听到骂声，骂声还是轻的，甚或引来杀身之祸。周厉王失政，引起国人叛乱，厉王出奔；周幽王荒淫无道，被犬戎杀死在骊山之下。他们都没有好下场，讽刺他们的“变风”“变雅”之作也便有了历史的垂戒作用。所以通过“变风”“变雅”，可以认识“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诗谱序》），“足作后王之鉴”（《诗谱序》），这正是“变雅”“变雅”之作未被删除的原因，也是“变风”“变雅”的存在价值。
第二节 “风雅正变”说的渊源
关于“风雅正变”的渊源问题，学术界很少有人论及。唯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明确提出“风雅正变”的渊源问题。从“正”“变”对举的词语出处来说，他认为源于《庄子》与《管子》：
《庄子·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郭庆藩《庄子集释》里说：“辩与正对文，辩读为变。《广雅》：‘辩，变也。’辩、变古通用。”这是不错的。正辩就是正变。《管子·戒篇》也有“御正六气之变”一语。正变对文，这两处似乎是最早见。六气，司马彪说是阴阳风雨晦明。（《周语下》“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韦昭注：“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郭象注这几句有道：“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阴阳风雨晦明都关于气象：“天有不测之风云”，所以要“御”变。郭象“以自然为正”，言之成理；但牵及万物，似乎不是原语意旨所在。……但是以失自然为变，不如以失常为变。《素问·六节藏象论》云：“苍天之气，不得无常也。气之不袭（承袭也），是谓非常；非常则变也。”王冰注：“变谓变易天常。”这似乎明白些。可是《白虎通·灾变篇》也道：“变者，非常也。”接着却引《乐稽耀嘉》曰：“禹将受位，天意大变。迅风靡木，雷雨昼冥。”这就复杂起来。《系辞传》《庄子》《白虎通》都说的“在天为变”，但《系辞传》以变为正为常，《庄子》以变为非正，《白虎通》以变为非常，各不相同。《庄子》里的看法也许比《系辞传》早；前者似乎是一般常识，后者实在是一派哲学。[3]
以上是就“正”“变”对举的词语出处而论，所涉及的是天道、自然、天气的常（正）与变的问题，而且各家之说，并不相同，很难看出与“风雅正变”的渊源关系。紧接着，朱先生又三次引用《汉书·天文志》，指出：“汉儒以为天变由于失政，是对人君的一种警告。”进而他得出结论：“《诗谱序》的风雅正变说显然受了六气正变的分别和天象正变的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后者，只看《序》里归结到‘弘福’‘大祸’‘后王之鉴’，跟论灾变的人同一口吻，就可知道。阴阳五行说是当代的显学，郑氏曾注诸《纬书》，更见得不能自外。但‘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别义，也是助成他这一说的。”[4]引了《穀梁传·僖公五年》的一段文字：
夏，……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戴。无中事（中间无他事也）而复举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与盟也（诸侯夏“会”王世子，秋始自相“盟”）。尊则其不敢与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谨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齐）桓，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块然受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则其所善焉何也？是则“变之正”也。天子微，诸侯不享觐。桓控大国，扶小国，统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会齐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是则变之正也”，范宁《集解》云：“虽非礼之正，而合当时之宜。”
《穀梁传》的“变之正”，朱先生连引三例。并指出：“这就是《公羊传》所谓‘权’。《公羊传》桓公十有一年称美郑祭仲废君为‘知权’‘行权’，说道：‘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经权’又称‘经变’（《春秋繁露·玉英篇》：‘《春秋》有经礼，有变礼’。又，‘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其实也就是正变，这正变是据礼而言。……变而失正就是‘乱’。《太史公自序》引《公羊》家董仲舒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就将‘乱’与‘正’对举。”朱先生指出：郑玄是研究《穀梁》《公羊》的专家，又注过《三礼》，“他那风雅正变对立的见解，也该多少受到这一义的影响”。
朱先生又指出：礼与乐中，都有“正”与“邪”的对举，“《礼记·乐记》以‘中正无邪’为‘礼之质’，也是‘正’‘邪’对举。《乐记》论乐，又有‘正声’和‘奸声’的分别，本于《荀子·乐论》”。《乐论》云：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乱生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应，善恶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
朱先生还指出：“乐是象征治乱善恶的，关系极大。‘奸声’又称‘邪音’或‘淫声’，都见于《乐论》；《乐记》又称为‘淫乐’，说‘世乱则礼慝而乐淫’——孔颖达《疏》：‘淫，过也。’《吕氏春秋·古乐篇》论乐‘有正有淫’，直以‘正’与‘淫’对举；高诱注：‘正，雅也；淫，乱也’。《乐记》载子夏对魏文侯语，论‘古乐’和‘新乐’，称前者为‘德音’，后者为‘溺音’，也就是‘正’‘淫’之辨。子夏说古乐‘和正以广’，新乐‘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古代诗教与乐教是分不开的。古乐衰而新乐盛，正声微而淫声兴，是在春秋、战国之交，正是《汉书·天文志》说的‘饥馑疾疫愁苦’的时代，《乐记》所谓‘世乱’。这对于郑氏的诗正变说当给予一定的影响。”
朱先生旁征博引，从“正”“变”对举的语源上，从天体运动与天象、天气的变化上，从礼与乐的与“正变”相关范畴的使用上等诸多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这些问题说到底，与先秦两汉的崇正抑变的美学思想有关。朱先生所引的例证，只有一个超出了崇正抑变的范围，那就是《系辞传》的“以变为正为常”，把“变”视为正常，也就是把发展变化视为正常的、合理的，这与后代文论家在“正变”问题上大力肯定“变”，把“变”置于“正”之上，其美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朱先生论“正变”的渊源并未停留在这里，他进而指出：“但是对于诗的正变说的最有利的直接的影响，也许是五行家所说的‘诗妖’。”因这个问题关系到“正变”说的渊源问题，或是或非，均是个重要的问题，为了不歪曲朱先生的原意，也为了不断章取义，我们不妨将朱先生的论证引录下来：
《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引刘向《洪范·五行传》云：
言之不从，是谓不艾。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
《志》里解释道：
“言之不从”，从，顺也。“是谓不艾”，艾，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易·系辞（上）》]《诗》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荡》），言上号令不顺民心，虚华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旱伤百谷，则有寇难，上下俱忧，故其极忧也。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拑（《汉书》作“柑”，引者注）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
《开元占经》一一三“童谣”节也引《洪范·五行传》云：
下既非君上之刑，畏严刑而不敢正言，则北（别？）发于歌谣，歌其事也。气逆则恶言至，或有怪谣，以此占之，故曰诗妖。
《荀子》将“奸声”和“逆气”相提并论，这里将“恶言”和“气逆”相提并论，正见乐教、诗教的相通。据《五行志》，“妖”和“夭胎”同义，是兆头的意思。（《汉书》二十七中之上：“凡草木之类谓之‘妖’。‘妖’犹夭胎，言尚微。”）逆气生恶言的见解，春秋末年已经有了。《国语·周语（下）》单穆公谏周景王铸钟，曾道：
夫耳内（纳）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成（原作“贰”，依王引之校改），乐之至也。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
这番话也是论乐教的。“气佚”，韦昭注：“气放佚，不行于身体。”这气就是气质的气。《乐记》说到“逆气”，接着说“君子……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可见“惰慢邪辟之气”就是“逆气”。孔颖达《疏》以“逆气”为“奸邪之气”，刘向以“逆气”为“怨谤之气”，其实都是气质的气。刘向的话，和单穆公是相通的。单穆公说的是人君，“狂悖之言”指教令，刘向所谓“言之不从”说的也是在上位的人。不过他所谓“诗妖”却专指民间歌谣而言。单穆公只据常识立论：刘向有阴阳五行说作背景，说得自然复杂些。“诗妖”既指民间歌谣——那些发泄“怨谤之气”的歌谣或“怪谣”，——而歌谣也是诗，那么，诗也有发泄“怨谤之气”的作用了。这种诗就是所谓“刺诗”；“刺”也就是“怨谤”。依《毛诗·小序》，刺诗的数量远过于美诗（刺诗一百二十九篇，美诗二十八篇）——所以“变风变雅”也比“风雅正经”多得多（变诗二百零六篇，正诗五十九篇）。郑氏给《毛诗传》作《笺》，面对这事实，自然而然会转念头到“诗妖”上去。借了“诗妖”的光，他去理会《诗大序》中“变风变雅”的所谓“变”；他说“弘福如彼”“大祸如此”，将祸福强调，显然见出阴阳五行说的色彩。他又根据天文和气象的正变，礼的正变，以及乐的正淫，将那表见“旧俗”——旧时美俗——的风诗雅诗，定为“风雅正经”，来和“变风变雅”配对儿，这样构成了他的风雅正变说；这一说确是他的创见。（《诗言志辨》）
朱先生认为阴阳五行的“诗妖”说与“风雅正变”说有渊源关系，此说是难以成立的。“风雅正变”说最早见于《诗大序》，看不出它与阴阳五行及“诗妖”说有任何关系。《诗大序》的作者与时代，向来说法不一，郑玄认为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作，而《后汉书·儒林传》提出《诗大序》为东汉的卫宏所作。卫宏约比郑玄早一百多年。今人多认为，《诗大序》产生的时代不得晚于西汉初，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桓宽在《盐铁论》中都曾引用过《诗大序》。当时的“阴阳五行”说还未成为汉代的显学。郑玄的《诗谱序》，将《诗》分为“诗之正经”与“变风”“变雅”两部分，主要着眼点还是时代的盛衰，这一点与《诗大序》近似。所不同的是郑玄指出何谓“变风、变雅”之后，有这样一段议论：“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这里说得很明白，“弘福如彼”云云，是指周代从其祖先后稷、公刘、大王、王季，以至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因其或能播种五谷，使百姓摆脱饥饿，或能世修其业，与百姓共享财富，或使民安居乐业，为民之父母，所以颂声兴，以其成功昭告上帝，故天子受到弘福。到了乱世，政教衰败，虽有人“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诗谱序》），但“在上者”不听从，所以或被劫杀，或被流放，遭到大祸，这一正一反，足作后王的鉴戒。这里谈的祸福，可以说与《汉书·五行志》中所说的“诗妖”毫无关系。《诗谱序》所说的祸福在人而不在天，不带神秘色彩和天的意志，而“诗妖”说是带预示性的，是先验的，也可以说是上天的垂示，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汉书·五行志》所载“诗妖”一类的歌谣、童谣甚多，仅举一例，以见一斑：
成帝时童谣曰：“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其后帝为微行出游，常与富平侯张放俱称富平侯家人，过阳阿主作乐，见舞者赵飞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张公子谓富平侯也。“木门仓琅根”，谓官门铜锾，言将尊贵也。后遂立为皇后。弟昭仪贼害后宫皇子，卒皆伏辜，所谓“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者也。（《五行志中之上》）
所谓“诗妖”多为歌谣或童谣，“童谣之言，生于天心”，旧时把它当作天意的表现，天是有先见之明的，故能预言若干年之后的祸福，实际上乃是有人蓄意创造，以进行附会，它既与“五行”说有关，也有“谶纬”说有关，与诗的“正变”说实在扯不在一起。朱自清先生的说法，首先是把郑玄的原意给曲解了。至于清代汪琬的《唐诗正序》所说的“变之甚者以为诗妖诗孽”，那是借助阴阳五行的说法，以恶毒地攻击当代的“变风”“变雅”，为新的王朝服务。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在清代部分再加论述。这里我们只指出一点，即“诗妖”说与《诗大序》《诗谱序》的“正变”说并无关系。
第三节 唐代孔颖达的“风雅正变”说
对汉代的“风雅正变”说，唐代学者也沿袭其说。如孔颖达在《诗大序》的《疏》中说：
变风、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复之；故执彼旧章，乘此新失，觊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变诗作也。以其变改正法，故谓之变焉。（《毛诗正义》卷一之一）
《诗大序》的“风雅正变”说，就时代而言，肯定“变风、变雅”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等等时代政治原因有关；就作者而言，肯定“变风、变雅”的作者其动机是好的，是匡衰革失的，是以复旧章、救新失的，是希望统治者有所悔悟，而改遵正道。孔颖达在《诗大序》的《疏》中以“变改正法”为“变”，以此将“正”“变”对举，也还是受了汉儒的影响。孔颖达还是尊《诗大序》的。
第四节 宋代朱熹的“风雅正变”说
对汉儒的“风雅正变”说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宋代的理学家朱熹。在朱熹之前，北宋的张方平，写过《诗变正论》一文（见陶秋英《宋金元文论选》），这篇文章只不过是解释《诗大序》，并无建树，其影响亦不大。朱熹认为《诗经》的“风雅正变”，与“心之所感有邪正”（《诗集传序》）有关。他与汉儒的“风雅正变”说不同的是，他很厌恶刺诗，甚至把刺诗目为“谤讪”，正像程廷祚所说：“汉儒茫然不知刺诗之由，紫阳（即朱熹——引者注）出而拟诸谤讪。”（《诗论六·刺诗之由》）汉儒把“风雅正变”与“美刺”联系起来，朱熹则把“风雅正变”与人心的邪正联系起来。他在《诗集传序》中说：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而有信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
上引开头的几句话，认为《诗经》中的《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也就是说，《国风》多为民歌，是男女之间的歌咏，是“各言其情”的作品，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这比《诗大序》所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要科学得多。汉儒论《诗》，穿凿附会之处甚多，朱熹在研读、涵咏《诗经》的过程中，逐渐发现《诗序》（主要指《毛诗小序》）与诗人本意不合，所以不得不“尽涤旧说”。（《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诗大序》提出有“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并以治世之音为“正”，乱世之音为“变”，扬正而抑变。朱熹也认为“风”“雅”有“正变”，但他对“正”“变”的理解，不是因时代而异，而是强调感于物而发于诗的人的情性之邪正来区分“正”“变”，这是他与《诗大序》的不同之点。《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他也认为是“正风”“正风”的产生，不单是治世的产物，也与诗人有密切关系，是诗人蒙受了文王的教化树立了良好的道德规范，作诗之人皆能得性情之正，没有淫邪之思，所以发言为诗，可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中和”之美。所以他把《周南》《召南》视为“风诗之正经”。《诗大序》认为“变风”“变雅”产生的原因是“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朱熹则认为，自《邶》以下，各国的治乱不同，人的贤与不贤也不同，有所感发而为诗，邪正是非是不一样的，因而产生了“变风”。朱熹是理学家，重性、理之学，性情之邪正，道德之高下，是他关注的重心，从而也可看出朱熹以观人为中心的理学家的文学观。对于《雅》《颂》，朱熹认为：“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他还是强调了作者的性情与道德风范。即便是“变雅”，其作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圣人所以取“变雅”之作而不弃，是看中了作者的“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换句话说，“变雅”之作的创作动机是好的，性情也是正的，所以也可尊为经，这些诗，都是“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见也。”（《诗集传序》）这里又一次看出理学家论诗的色彩，“天道”“人事”与“理”，都是“道”，这正与朱熹所主张的“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有一定的关系。
比起汉儒来，朱熹扬弃了“风雅正变”的“美刺”说，而且崇正抑变的鲜明倾向在朱熹的《诗集传序》中也不见了。这是朱熹超过汉儒的地方。
如果我们联系朱熹的其他文论著作，还可以看出朱熹的一个文学观点，即治世的文学未必都发达，衰世的文学未必不如盛世。《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说：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指《战国策》，引者注）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
朱熹在这里指出，不能以治世、乱世分文之高下，衰世亦有好文章。在同书中他又说：“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章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政治、经济与文学的发展，有时是平衡的，有时也会出现不平衡，马克思、恩格斯也论述过这个问题，以此推论，产生于治世的“正风”“正雅”，未必就胜过产生于乱世的“变风”“变雅”，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朱熹才抛弃了汉儒“风雅正变”说的崇正抑变。
第五节 宋代叶适对“风雅正变”说的怀疑
南宋末的叶适（1150—1223），则对“风雅正变”说提出了根本性的怀疑。他说：
言《诗》者自《邶》《鄘》而下皆为变风，其正者《二南》而已。《二南》王者所以正天下，教则当然，未必其风之然也。《行露》之“不从”，《野有死麕》之“恶”，虽正于此而变于彼矣。若是则诗无非变，将何以存！季札听诗，论其得失，未尝及变。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尝及变。夫为言之旨，其发也殊，要以归于正尔。美而非谄，刺而非讦，怨而非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后之学者不顺其义之所出，而于性情轻别之，不极其“志之所至”，而于正变强分之，守虚会而迷实得，以薄意而疑雅言，则有蔽而无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六）
叶适认为孔子和季札都未论及诗之“正”“变”，不能把怨、刺诗视为不正，其看法都是对的，但也不能因为孔子、季札未论及“正”“变”而怀疑其真实性与存在价值。
第六节 清代马瑞辰对“风雅正变”说所作的总结
朱熹之后，对“风雅正变”说阐述得比较清楚的是清代学者马瑞辰。他的《风雅正变说》可以说是在《诗大序》的基础上，吸收了朱熹的部分观点，对《诗经》学的“风雅正变”，作了总结。他说：
《风》《雅》正变之说，出于《大序》，即以《序》说推之而自明。《序》云：“风，风也，教也。”又云：“上以风化下。”盖君子之德风，故《风》专以化下为正。至云“下以风刺上”，风，沉重音福凤反，读如讽，云：“自下刺上，感动之名，《变风》也。”盖变化下之名为刺上之什，变乎《风》之正体，是谓《变风》。《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此盖兼《雅》之正变言之。盖《雅》以述其政之美者为正，以刺其政之恶者为变也。文、武之世，不得有《变风》《变雅》。夷、厉、宣、幽之世，有《变风》，未尝无《正风》；有《变雅》，未尝无《正雅》也。盖其时天子虽无道，而一国之君有能以《风》化下，如《淇奥》《缁衣》之类，不得谓非《正风》也。宣王中兴，虽不得为圣主，而有一政之美足述，如《车攻》《吉日》之类，不得谓非《正雅》也。《风》《雅》之正变，惟以政教之得失为分。政教诚失，虽作于盛时，非正也。政教诚得，虽作于衰时，非变也。论诗者但即诗之美刺观之，而不必计其时焉可也。[5]
马瑞辰在清代的经学家中属于“汉学派”，此文可以说是“风雅正变”的专论。开篇指出，“风雅正变”之说出于《诗大序》，故他推衍《诗大序》之说而自明。他的推衍不是照搬《诗大序》的说法，而有自己的发明和创新，这也就是上文所言的“自明”之意。马氏从《诗大序》的“上以风化下”，推出“《风》专以化下为正”。他认为：正，即正《风》，或称《风》之“正体”。马氏又从《诗大序》的“下以风刺上”，推衍出“变化下之名为刺上之什”，这样就改变了“《风》之正体”，所以称为“《变风》”。马氏将为什么称“变”、“变”的内涵阐述得非常清楚，且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简言之，《正风》与《变风》之不同，其一是功用不同，《正风》是“化下”的，即在上者以风教来教育臣民的，《变风》是“刺上”的，功用改变了，风（讽）向也改变了，所以叫“变风”。这是前人没有明确说过的，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
《诗大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马氏由此推衍，认为这几句话是“兼《雅》之正变言之。”对于《雅》何者为“正”，何者为“变”，马瑞辰仅用了两句话加以概括与界定：“《雅》以述其政之美者为正，以刺其政之恶者为变。”这里所说的“正变”与汉儒一样，还是和“美刺”联系在一起的。《诗大序》仅仅对“变风”“变雅”的产生条件作了一般的说明，即“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何者为“正雅”，何者为“变雅”，并没有论释。马瑞辰将“正雅”与“变雅”作了上文所引的诠释，虽未必尽合《诗大序》之本意，但是有道理的，这是参照《诗大序》又结合《诗经》中作品推衍而得出的结论。他说“文、武之世，不得有《变风》《变雅》”，是从文、武之世的风教与德化均处于隆盛时代这一特点着眼的。至于说“夷、厉、宣、幽之世，有《变风》，未尝无《正风》；有《变雅》，未尝无《正雅》”，这个论断颇有见地，也符合《诗经》的实际情况。夷、厉、宣、幽之世，周天子虽然失政、无道，但《诗经》有十五《国风》，未见得每个国君都是无道昏君，间或有一国之君能“以风化下”，仍不失为“正风”。他并且举出《毛诗·卫风·淇奥》和《郑风·缁衣》两首诗为例来说明它们属于“正风”。《毛诗·小序》云：“《淇奥》，美武公（指卫武公，公元前812年即位，时当周宣王十六年。——引者注）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又一例为《郑风·缁衣》，《毛诗·小序》云：“《缁衣》，美武公（指郑武公，乃郑桓公之子。桓公时当周幽王时代，武公即位于平王东迁之年，即前770年，引者注）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德善善之功焉。”从《小序》的内容一看便知，这两首诗都应属于“正风”，但他们的时代，却是周之衰世或乱世，然其时仍有“正风”，这实际上是订正了《诗大序》说法的不确切。
“正雅”与“变雅”的情况，也有类似“正风”“变风”之处。周宣王时代，已非西周之盛世，与周文王、周武王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马瑞辰认为，周宣王是位中兴之主，虽然算不上圣主，但还有“一政之善足述”，如《小雅·车攻》与《小雅·吉日》，虽产生于宣王时代，但都是歌颂宣王之美政的。《毛诗·小序》云：“《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又，《毛诗·小序》云：“《吉日》，美宣王田（指田猎——引者注）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焉。”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进一步解释说：“作《吉日》诗者，美宣王田猎也。以宣王能慎于微事，又以恩意接及群下。王之田猎能如是，则群下无不自尽诚心以奉侍其君上焉。由王如此，故美之也。”从以上引文可知，《车攻》《吉日》应属“正雅”，而不能算“变雅”。马瑞辰能够不以时代的盛衰作唯一之标准来区分《风》《雅》的“正变”，是正确的，是符合《诗经》实际的。笔者认为，在这一点上，他吸收了朱熹的某些观点。所以他以政教之得失，来认识《风》《雅》之“正变”，又以诗之“美刺”作观察点，来区分“正变”，不拘泥于时世的盛衰，比起汉儒来，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但《风》《雅》的“正变”，又不能说与时世的盛衰没有关系，马瑞辰并没有忽视这一点。他在《豳非变风说》中云：
《豳风》，周公述祖德之诗也。太史因述周人颂公之诗以附其后，意主于美周公，不得以为《变风》也。以《诗序》证之，《序》云：“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豳》岂作于王道衰、政教失之时乎？以《郑谱》言之，《谱》云：“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谓之变风、变雅。”《豳》岂作于懿、夷及陈灵之世乎？据《郑志》，张逸问：“《豳·七月》专咏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风》何？”答曰：“以周公专为一国，上冠先公之业，亦为优矣，所以在《风》下，次于《雅》前。”是郑君以《豳》居《风》《雅》之间，未尝遂目为风，岂得谓之《变风》乎？以此推之，则郑君《诗谱》《豳》为《变风》之说，亦未定之论耳。或以《豳诗》作于周公遭乱之时，故为《变风》，然《常棣》之诗亦为闵管、蔡作，胡不以为《变雅》也？[6]
《毛诗·小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所谓“周公遭变故”，是指武王死后，成王尚幼，故周公摄政，而周公之弟管叔、蔡叔，制造周公的流言蜚语，以中伤周公。周公不得不避居东都，乃作《七月》，以陈述周之祖先后稷、公刘居豳时的风化，明王业之艰难。后来管叔、蔡叔与殷封王的后代勾结，起兵造反，遂有四国之乱。说明这个时代，也有战乱，故对《七月》属于“正风”还是属于“变风”，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从“风专以化下为正”看，这首诗属“正风”；但从《毛诗正义》与孔颖达《疏》看，有的研究者认为，此诗有微讽成王之意，一则因成王不辨流言，怀疑周公，二则“成王不知进退之艰”，又是“遭变”的年代写作的，所以目为“变风”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从主导方面来说，《七月》不应视为“变风”，马瑞辰的辨证是对的。这说明对于具体作品，区分其“正”“变”，不是很容易的。还有的作品，是“美”“刺”结合的，以时代而论，治中有乱，乱中有治，所以需要观世、观人与观作诗之旨结合起来考察“正变”。
“风雅正变”说到清代学者马瑞辰，可以说作了一个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