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在我妈妈身边开始上小学。乡下的孩子没有上过幼儿园，性子有点野。复试教育让我坐在教室能听到上边年级的课程，我虽然很小，但是很鬼精。有时候上边年级的学生没有明白，我就已经听明白了，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妈妈问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说知道。虽然解释得不准确，意思却是跟上了。妈妈就骂那些个糊涂蛋学生。这样的结果导致了一个很恶劣的后果。那些挨骂的学生常常躲在什么地方向我暗中袭击。比如藏在谷子地里，我路过时地里有人朝着我扬土，我披了一身的尘土狼狈而逃。这些事情我都不敢和妈妈讲，怕讲后遭到更大的报复。好在乡间的教学方式是走一个地方时间不到两年就要换一下。我很喜欢走村这样的教学方式，大部分是在夏季放暑假后换地方。那时候乡下没有车，也没有拖拉机，只有毛驴车。换地方了，我和妈妈开始收拾家当，车由调入教师的村庄派来。行李堆满了车，太高，不好坐人，我常常要骑在毛驴脊上，晃晃悠悠看着驴耳朵走向另一个村庄。
我的小学时光大部分就是这样走过的，没有一本很好的书可以教育我，小人书也很少，有的只是课本。其实我母亲算是严格的家长，看着是一个闺女，她从不惯着我。大约九岁就叫我学做饭，学做一些缝缝补补的活计。最关键的是妈妈在我年龄不符的事情上总喜欢较劲，老爱谈一些读书无用，有点抓小放大的意思，我不胜苦恼。那些日子很喜欢听村庄里的老人讲“古今”，常常一大早跑到人家家里帮着烧火。烟熏火燎的灶火口上听他们边做生活边讲与人缠绊的神鬼故事，那些故事都带点浪漫色彩，我便常幻觉故事中的人和事会降临到自己身上。大约这就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故事文学。如今回溯起来，才蓦然知道童年记忆中的乡村浸润对我的写作左右之大。我的小学时光，因灶火旮旯里听来的故事具有了一种生命的活性与通达，我人生的幕布从那时开始徐徐拉开。故事听得多了，我开始觉得妈妈是一个很财迷的人，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一本书，爱之深生出的责之切，认为我学再多的东西没有用，反正我可以接替爸爸的班去当工人。当时正流行黄帅和张铁生的故事，妈妈短浅地认为那就是我这一代的未来。有时候在别人家的炕头上读到字，那些书纸当了炕围糊在墙上，它们于我也起了另一种孕育催生作用。
春天和秋天的时候我喜欢跟着乡间人去地里干活，也是想听他们讲故事，尤其是春天。看到农人用犁把板结的土地一浪一浪地犁开，看到土地尽情地散发出憋了一冬的水汽，坐在田埂边上，看到蚯蚓在新翻出的泥地上扭动。农人告诉我，蚯蚓是上辈子做了恶事的人变的，这辈子天神罚做了恶事的人不敢见阳光。我看到那些蚯蚓拼命往暗处钻，我信了。我不想它们不见阳光，我用木棒挑起它放到石板上晒，不一会儿它就晒死了。他们吓唬我说：“你也是做了恶事的人啊，把一条活生生的命晒死了。”我哭，他们显得很高兴的样子，抱我放到牛脊上，只一会儿工夫我把什么都忘了。
那些衔接我小学时光的岁月，至今回忆起来，骨头缝里都透着酥软的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