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天气是冬天阴冷，夏天湿热，经年多雾，少见阳光。老舍来自大陆性气候的北京，当然不易适应。英国衣料固然驰名全球，无奈老舍手边不“富裕”，只有长年不替地穿着一套哔叽青色西装，太冷的时候，加一件毛衣也就对付过去了[68]。
英国的饭菜有四大特点：难吃、价钱贵、品种少、不易消化。烹饪术中不知调味为何物：几乎什么东西都是白水煮和愣烧。英国人说这是为了不假佐料而把肉与菜的真正香味烧出来[69]。其实这跟他们的民族性和历史背景有关系：
一、英国人的祖先是海盗，当时抢来的东西，赶快煮熟了就吃，无暇去研究烹调术。他们又性格保守，这风气一直遗留下来。
二、重实际：“吃”是为了果腹，其目的是“不饿死”，认为研究食物的“味”是多余的事情。
三、历史短，文化浅（立国约在公元八二九年左右，等于中国的唐朝中叶），又是海岛国家。人民生计以贸易和抢劫为主（各种形式的），故形成尚功利，漠视生活享受。
四、英国人对与“实利”无关的事物都缺乏想象力：上一代这么吃法，下一代照方抓药。几百年前的英国“食谱”和现在差不多。只是以前用手抓，现在改用刀叉而已。
老舍生长在北京，北京的小吃全世界有名，他当然对这个“英国大菜”不习惯。所以常常闹“胃病”，特效药是上海楼里一先令六便士的汤面，甚至于不中不西的“杂碎”也能对付[70]。
话得两面说：英国人不注重“吃”也有好处，他们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有用的事情。中国人和法国人，整天研究“食谱”，的确是个很大的“浪费”。
老舍对英国是又讨厌又佩服。
讨厌他们：固执、高傲、寡合、重功利、种族和阶级歧视、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狭义的爱国主义。
佩服他们：负责任、守纪律、公私分明、极强的独立精神和互助精神、务实际、不“空山雾照”和“海阔天空”、对事物的科学态度[71]。
在《二马》里，他把对英国人的“观察所得”都加了进去[72]。感情上，他则表示：“对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写出来。”[73]在理智上，他警告国人：“想打倒帝国主义么，啊，得先充实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否则喊哑了嗓子只有自己难受而已。”[74]
在感情上，他无法喜欢英国人，除了艾支顿，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英国朋友。就算是介绍他来英国的艾温士教授和顶头上司庄士顿爵士，老舍也没在任何文章里提起过对他们的感情。只有在《二马》，我们可以蛛丝马迹地找出这两个人“混合的”影子：那就是“伊牧师”。他形容这个传教士是这样的：
伊牧师是个在中国传过二十多年教的老教师。对于中国事儿，上自伏羲画卦，下至袁世凯作皇上（他最喜欢听的一件事），他全知道。除了中国话说不好，简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带着腿的“中国百科全书”。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
这当然不是对他们两个人的“好评”。
另外老舍提到的英国人有一个年青工人，是社会主义者。因为工厂时开时闭，也就形成了他间歇性的失业。这个人是艾支顿的朋友，常来他们家聊天，好辩论，有时候和艾支顿粗脖子红脸地抬杠。
还有一位小老头儿，精通德、意和西班牙文。也是由艾支顿介绍相识。此老空有学问，找不到事做，只仗着给一家瓷砖厂“跑外”来维持生计。
有位老博士，学贯中西，也是在半失业状态中，他以上门给人家擦玻璃赚些零碎钱来过活。老舍和艾支顿是他的顾客之一。有时候老博士一边工作一边和老舍谈孔子、泰戈尔和中西哲学什么的。
老舍提出这三人是为了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和学非所用的情形如何严重。其实他不知道，任何“主义”的社会，这个问题都很难解决。当时的英国，还算是情形较好的地区[75]。
其他像东方学院所接触的英国人，和他的几个房东，那只是相识，算不得朋友。
老舍在英国这五年里，自然遇见不少同胞：老华侨、留学生、学者、生意人、中国驻英使馆人员等等。
其中许地山是国内旧识，那时候正好去牛津进修，和老舍在伦敦碰见，可算是他乡遇故知了。又由许介绍而认识了郑振铎。促成他以后在《小说月报》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老张的哲学》。
其他像徐志摩、章士钊到英国是考察性质，而且他们当时已是“名人”，老舍也没有必要去巴结他们。
罗隆基和于俊吉是由美国学成归国，过境英伦，顺带游览。来去匆匆，老舍没机会和他们交往。
刘攻芸、朱光潜忙着读学位。老舍不便去打扰他们用功。
由香港和南洋去英国的像何世礼、关祖尧、林鸣凤等人，因言语隔阂，老舍和他们也没什么“深交”。
真正和老舍常在一起的是宁恩承、郦堃厚、吴定良、邱祖铭和吴南如。他们还成立了读书会，自称为“六君子”。有关他们在英国的情形，宁恩承写的《老舍在英国》里叙述得很详细。
六个人年纪轻，身在“番邦”，“心怀祖国”。那时候正是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他们很兴奋，老舍在《我怎样写〈二马〉》里记载了当时他们的心情：“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虽然如此，我们的消息只来自新闻报，我们没亲眼看见血与肉的牺牲，没有听见枪炮的响声。”老舍他们知道的国内消息多来自英文报，常常因拼音不正确而闹笑话。喻如蒋介石翻作Chiang Kai-Shek，而英文报就写成了General Shek。他们就弄不懂这位“石克将军”是谁。那时候中文报运到英国走海运，平常要四五十天。等他们看见，新闻已经成“近代史”了。
实际上，那个时期，中国的变化很大。
一九二四年：
国共合作。黄埔军校正式成立：蒋中正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教授部主任，聂荣臻等任教官。
冯玉祥把废帝宣统赶出皇宫。
孙中山发表讨伐曹锟、吴佩孚宣言。
一九二五年：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五卅”惨案。
一九二六年：
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员跨党。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等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邓颖超等当选为候补中委。
蒋中正任北伐军总司令。率军北伐。
钱玄同、赵元任创制“国语罗马字”。
这时期老舍很关心“国事”，私生活“严肃”：除了偶尔和朋友到伦敦附近去游览一番之外，简直没什么娱乐。对于女人，更是绝缘。他甚至于对罗隆基闪电式地追求张舜琴也表示不齿[76]。
只有酒，他倒没断了喝，经常地和艾支顿对酌。有一次中秋节跟沈刚伯两个人在“伦敦工人俱乐部”喝得大醉[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