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中国几千年的帝制统治变了共和国。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三月，大总统换了袁世凯。老舍考进祖家街的北京市立第三中学。按阴历算，他那年十四岁[27]。
政治上的巨变，对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大影响。老舍家里依旧是很困苦，而且人丁也越来越凋零了：和他家同住了三十年的老姑母刚死不久，姐姐已经出嫁，哥哥在外边当差，只有他和母亲相依为命[28]。
《老舍四十自传》里说：“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
老舍很多文章里都提到他母亲，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里[29]，有这么一段：“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宁可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
老舍在“市立三中”读了半年，就考进北京师范学校，他转学并非为了立志将来献身教育事业，而是图那里不要学膳费，还供应书籍和制服[30]。
在“北师”，老舍相当用功，国文成绩尤其好。当时很受到校长方还的赏识，亲自教他作旧诗词[31]。他有时候也仿着陆放翁或吴梅村作几首旧诗[32]，可惜这一类的作品他少发表。
由于对旧学下过功夫，才奠定了他日后作国文教员的基础。同时对他后来的写作也有很大影响。在他的作品里，熟练地运用文字技巧，半文半白的体裁，字句间俏皮和巧妙的安排，都是那时候打的底子。
在“北师”，老舍读了四年，除了学校的课程之外，他对“时务”也相当有兴趣。据罗常培说，这时期他非常活跃；经常参加辩论会，而且十回有九回胜利，同时也常到宣讲所去演讲[33]。
这里我顺便介绍一下当时环境对他的影响。
民国成立那年，老舍刚进中学，正是发育时期，思想上虽然不成熟，但青年人吸收力强，感觉敏锐。正巧碰上“时局”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清朝两百六十几年的统治结束了。爱新觉罗王朝倒了台。老舍是旗人，按说应该沮丧才对，可是他和汉人一样地感到兴奋、新奇；这在《我这一辈子》和《茶馆》里，我们都能蛛丝马迹地找到他自己的影子。他有这种感觉，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
一、在清朝，“皇恩”并没有沐及老舍家这种穷旗人，他们一直是在贫困中挣扎。那时候旗人的特权已经式微，而且也一样受到迫害。譬如在《茶馆》里有这样一段对白：
宋恩子（清廷特务）：“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子）
常四爷（正派商人）：“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吴祥子（清廷特务）：“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二、民国成立以后，汉人并没对旗人实行大规模的报复行动，甚至于连歧视也很少见。那时候有优待皇室条例，宣统仍然在紫禁城里关上门做皇帝。
三、清末政治腐败，国势日衰。朝野都在寻求图强之道。当时虽然学说纷纭，总括起来，不外乎“办洋务”一途。所谓“西学”，在知识分子中间很流行。老舍那时候刚进师范学校，由于耳濡目染，当然对于所谓“新知识”也略有涉猎。他虽然不一定能明白国家病源所在或图强之法，但懂得“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由“帝国”改成共和是“大变”，所以他可能相当兴奋。
四、老舍小时候虽然上过短时期的私塾，但后来一直都是读“洋学堂”，并没有受过训练科举人才的教育，所以对新事物很容易接受。
由于以上的几种原因，他对新的政权寄以希望。可是事实的发展，使他的新希望趋于幻灭。他看到了宣统皇帝换了袁世凯大总统，换汤不换药，政治一样地腐败，土匪军阀横行霸道，内战外侮没停过。穷则变，变则“没”通。
在他早期的作品里，多数是以讽刺“旧的事物”作为主题，恐怕也是受到那时候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