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全国愤慨。
那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原名《青年》），提倡“新文化”，介绍“新思想”。
年底，袁世凯嫌大总统不过瘾，接受“拥戴”，要当“皇上”。
第二年（一九一六年）正式“登基”，结果天怒人怨，众叛亲离，闹了不到三个月，折腾死了。
时局像“走马灯”似的，一幕一幕地换。北京的老百姓照旧完粮纳税，反正“帝制”和“共和”都差不多。
那年老舍从师范学校毕业，由校长方还的推荐，当了北京方家胡同市立小学校长，才十七岁[34]。
十七岁还是个大孩子，去负责国家基本教育行政重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简直有点“荒唐”。可是那时候刚废止私塾没几年，全国都改成洋式“小学堂”，教育行政人才缺乏，无论如何，老舍是正规师范学校毕业。机缘巧合，这个大孩子就当了小孩子头儿。
这是老舍有生以来第一个职业。同时也把家庭的重担由母亲手里接过来。他必须兢兢业业，保住这个饭碗。
老舍规规矩矩地做了三年小学校长。考绩特优，由当时的学务局派到江浙考察教育[35]。对他来讲，这是一种荣誉。我想他当时一定相当兴奋，因为有机会能到“南边”去见见世面。
就在老舍南下的那年（一九一九年），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开始了。由北大等十几个学校的学生发起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后来全国响应，连安分的北京人也卷入了这个大风波。
三月底，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对德和约签字。
十月十日孙中山宣布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年底，毛泽东在湖南办《湘江评论》[36]。
瞬息万变的“时局”，对老舍的影响并不太大，他在《我怎样写〈赵子曰〉》[37]里说：
……“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
这话，依我看，他有点儿言不由衷。
当时周围的环境，对老舍有多大影响，我们无法知道。但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面临这么大的一个运动，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对于当时的社会一定感到不满。既“不满”，为什么又没有什么行动呢？
我看主要是为了“生活”，得来不易的职位，不能凭一时冲动，就把饭碗砸碎。还有，“五四”各校代表决议，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没有小学师生的份儿。老舍是小学校长，以他“北京人的性格”，绝不会“上赶着”去参加。
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他是“北京人”。北京人永远安于现状，不做“过激的事情”。五四运动是“革命”和“造反”的行为，北京人绝不会参加。所以他只限于“不满”，或者“彷徨”。
同时，老舍并没有一定的政治理想，或笃信任何学说，所以就无从为某种理想或学说去奋斗，而成为一个革命者。他写过一篇叫《习惯》的文章，叙述任何一个主义、一种理论都不能使他永远相信。有时候一篇文章，一场电影，或者和朋友谈一席话都能改变他的整个思想。而生活习惯则不易改变：如抽烟、喝酒和种花之类。
他的理想是什么呢？在《我怎样写〈赵子曰〉》里边，他说：
……我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我的理想永远不和目前的事实相距很远，假如使我设想一个地上乐园，大概也和那初民的满地流蜜，河里都是鲜鱼的梦差不多。贫人的空想大概离不开肉馅馒头，我就是如此。明乎此，才能明白我为什么有说有笑，好讽刺而并没有绝高的见解。
老舍不但没有什么固定的“理想”，而且也不大喜欢好高骛远的人，在《我的理想家庭》[38]里，他说：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讲恋爱，讲革命，讲志愿，似乎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简直想不到组织家庭——结婚既是爱的坟墓，家庭根本上是英雄好汉的累赘。及至过了三十，革命成功与否，事情好歹不论，反正领略够了人情世故，壮气就差点事儿了。虽然明知家庭之累，等于投胎为马为牛，可是人生总不过如此……
这些话可以代表老舍对做人的看法。在《一筒炮台烟》[39]中的关进一、《铁牛与病鸭》[40]里的王明远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公民”。他们的特点是身体健康，爱国家，孝父母，做人本分，做事规矩，助人克己，大节无亏，小节马虎……
在《大悲寺外》[41]里的黄先生，《骆驼祥子》[42]里的曹先生都是老舍心目中的好人。而丁庚和阮明一类的青年都是“披着革命外衣”的坏蛋。依老舍的看法，三十岁以前的革命者多出于赤诚，上了年纪就变成了“吃革命饭”的，而拿美丽的理想去奴役别人的自私自利者。
总之，老舍理想中的“标准公民”和当时“修身”教科书里讲得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