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光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长征沿线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历史和社会等因素限制，农村经济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以农业为主；农业经营呈现典型的小农特征，规模狭小，基本还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与市场联系松散且不稳定；城市化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如何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这些地区当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
本文将主要按如下顺序展开，第一部分简要介绍长征沿线地区的自然和经济状况；第二部分论述并回答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给予长征沿线地区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第三部分着重分析这些地区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最后通过上述分析，提出促进长征沿线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些建议。
一 长征沿线地区农村经济发展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的瑞金出发，先后经过了今天的江西、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您從及陕西10个省区，历时一年多，行程两万五千里，最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长征所经由的地区有城市，如延安和遵义，更多的则是县城和乡村。由于它们之间的经济状况差别很大，很难放在一起综合考虑，本文将把长征所经过的省区作为对象进行研究。但在长征所经由的10个省区中，福建省是改革开放的首批试点省市，经济较为发达，属于东部地区，很多方面与其双省份不可比，这里不做研究重点。因此，本文所指的长征沿线地区主要是其他9个省区，它们在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上存在某些共性。9省区中湖南、江西属于中部地区，余下的7个都处于今天的西部。地处西部的7个省份经济总量占据了西部经济总量的大部分，结合西部大开发的大背景，文中某些地方宏观数据还将以西部为例。
1.长征沿线地区的农业资源
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人口密度低，具有丰富的农业和林牧业资源。人均土地面积3.8公顷，人均耕地0.208公顷，人均草地面积0.8公顷，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倍以上。西部地区还有林地1400多万公顷，总体污染程度显著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很多地方山清水秀，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但西部地区农业发展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就总体而言，西北属于缺水地区，干旱少雨，蒸发量大，部分地区属于干旱或半干旱区；西南则属于少土地区，岩石裸露，很多作物难以生长。同时，西部地区由于生态环境基础脆弱，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还较差。水土流失问题一直较为严重，草原退化、沙漠化难以遏制，沙尘暴频频发生，农业成灾率不断上升。
长征沿线的9省区1996年农业普查共有耕地面积4328万公顷，占全国33.3%；1999年底人口达到3.77亿，占全国31.1%；农林牧渔总产值6046亿元，占全国总量24.7%，其中农业产值3593亿元，占全国农业总产值25.5%；林业产值307亿元，占全国林业总产值的34.6%；牧业产值1886亿元，占全国牧业总产值的26.9%；粮食产量1.43亿吨，占全国粮食诇产量的28.1%；油料产量604万吨，占全国油料总产量的23.3%；畜产品产量1880万吨，占全国畜产品总产量的31.6%。由此可见，9省区在耕地和林业资源拥有量上具有一定优势，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林业产值两项指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畜产品产量也略高于全国平均。但是，其他各项人均产值和产量指标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说，长征沿线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某些省区经济发展水平更始终处于全国各省区末位。如贵州省属于典型的农业资源贫乏，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低省份。全省1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山地占了62%。丘陵占了31%，山间平坝仅占7%略多，人均耕地不足0.8亩。1998年，在贵州3658万人口中，农业人口占了86%。人均粮食产量仅301公斤，经济作物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比重仅15%。人均经济指标多项排在全国末位。
从县级层次看，长征沿线地区很多地方自然地理环境极为恶劣，基础设施匮乏，交通不便，水资源短缺，电力供应不足。如以大渡河和泸定桥闻名于世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泸定县，该县地处康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地带，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区。年降雨量667毫米，蒸发量1276毫米。境内遍布高山，大渡河由南向北贯穿全境，耕地面积十分有蠟。同时，交通非常不便，县城内仅有一条沿大渡河的曲折公路。高山上的一些村落电力和水资源供应存在较大障碍。
2.长征沿线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
历史地看，长征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綇大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些省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粮食、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产量连年增长。目前，尽管局部地区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困，但是，总体上这些地区已经稳定地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正在向小康道路迈进。仅1980～1999年的19年间，长征沿线的9省区农林牧渔总产值就从583亿元增长到6046亿元，增加了9.37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3.1%；同期，农产品产量也出现大幅增长，经济作物产量更是成倍增长，其中粮食产量从10876万吨增加到14299万吨，增长了31.48%；油料产量从170万吨猛增到605万吨，增长了256.01%；畜产品产量从437万吨增加到1881万吨，增长了330.15%。老区人民物质生活不断丰富。
“彝海结盟”所在地的四川凉山自治州冕宁县解放前农业生产力水平一直非常低，农业基础设施也十分薄弱，人民长期无法解决温饱问题。改革开放后，这一地区农业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到199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了9.8倍，农民人竟纯收入达到1406元，比1978年增长了11倍。全县人均占有粮食由1952年的233公斤提高到1998年的452公斤。经济作物和畜产品产量也大幅度提高，水果产量比1978年增长了16.6倍，年均增长15%；猪牛羊肉总产量比1978年增长6.9倍，年均增长10%以上。
3.长征沿线地区产业结构变化
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长征沿线各省区经济结构也在经历着深刻变化，结构日趋合理。第一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迅猛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第三产业迅速崛起，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部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仅1980～1999年的19年间，四川省GDP总量就从322亿元增长到3712亿元，增长了10.53倍，其中第一产业GDP从134亿元增长到941亿元，增长了6.02倍；第二产业GDP从122亿元增长到1557亿元，净增加1435亿元，增长了11.81倍；第三产业GDP也从66亿元增加到1213亿元，增长了17.29倍。三次产业比例也从1.0：0.9：0.5发展到1.0：1.7：1.3，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GDP均已超菇包括农业在内的第一产业。同期，湖南省GDP总量从195亿元增加到3327亿元，增长了16.08倍，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从1.0：1.0：0.4发展到1.0：1.7：1.6；陕西省GDP总量从95亿元增加到1488亿元，增长了14.71倍，三次产业结构比从1.1：1.7：0.7发展到1.0：2.4：2.2.
4.长征沿线地区的农民收入及消费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征沿线地区农民收入出现了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甘肃省为例，1980～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53元增长到1357元，净增加1204元，增长了7.87倍，年均增速达到12.2%。同期，广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74元增加到2048元，净增加1874元，年均增速达13.9%。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62元增加到1363元，净增加1201元，年均增速达11.9%。从收入增长来源看，尽管目前家庭经营收入仍占到这些地区农民收入诇量的70%以上，但是劳务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仍以上述三省为例，1999年甘肃农民收入中有999元来自家庭经营，占73.6%；有278元来自劳动者报酬收入，占20.5%。广西省农民平均有1523元来自家庭经营，占74.4%；有396元来自劳动者报酬，占19.3%。贵州省农民平均有1019元来自家庭经营，占74.8%；有264元来自劳动者报酬，占19.4%。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与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地区农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农民收入来源仍然主要局限于增收空间十分有限的种植业。1999年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5409元，相当于甘肃的4倍。上海农民人均收入中家庭经营收入仅857元，占15.8%；劳动者报酬收入高达4192元，占77.5%。这说明与发达地区农民相比，中畏部地区农民面临的增收机会明显较少。
长征沿线地区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也有一定差距。从消费支出构成来看，长征沿线地区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在农民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仍在60%左右，而发达地区食品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则要小得多。1999年贵州省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支出1070元，其中，食品支出722元，占67.5%；衣着支出49元，占4.6%；居住支出107元，占19.3%；文教支出84元，占7.9%。甘肃省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支出881元，其中，食品支出499元，占56.6%；衣着支出46元，占5.2%；居住支出114元，占12.9%；文教支出98元，占11.1%。而1999年上海市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支出3867元，其中，食品支出1669元，占43.2%；衣着支出202元，占5.2%；居住支出681元，占17.6%；文教支出474元，占12.3%。即使在食品消费中，长乍沿线地区农民食用油和肉类消费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如1999年甘肃省农民人均消费食用油3.91公斤，猪牛羊肉7.29公斤；而上海市农民人均消费食用油7.33公斤，猪牛羊肉16.08公斤，消费量均比甘肃高1倍以上。
5.长征沿线地区的农村贫困
1978年以前，中国按政府确定的国家贫困衡量标准统计的贫困人口在2.5亿以上，占中国农村总人口的33%。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产品的多次提价，土地产出率大幅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村经济显著发展。经济发展成为这一时期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力量。从1978～1985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迅速下降到1.25亿，有近一半人实现了脱贫，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也从33%下降到17%。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长征沿线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历史和自然地理方面诸多因素制约，农民脱贫比例要低得多，全国贫困人口分布主要集中到了这些地区。据统计（开发与致富：21世纪初中国扶贫战略国际研讨会，2000），1985年中国有4000万人年均纯收入不足50元（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8），占农村人口总数的4.4%。这些人口居住较为集中，大都分布在18个集中连片地区，相当一部分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这一情况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随后，中国政府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制定了专门的政策措施，对救济式扶贫进行了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并在1986年确定了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其中云南占了73个，陕西占了50个；贵州48个；四川43个；甘肃41个。扶贫资金和政策不断向西部省份，特别是长征沿线省份倾斜。
1994年中央政府又进一步制定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在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之前，首先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截至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也下降到3%左右。一些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也已经整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如井冈山、沂蒙山和闽西南地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地处西北的“三西”地区。1982年12月，国务院决定对以甘肃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河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实施“三西”农业建设计划，每年拨专款2亿元人民币，建设期10年。目标是3年停止破坏，5年解决温饱，两年巩固提高。并在1992年将这一计划又延长了10年，以稳定解决贫困农户经济来源和多数农户的温饱问题。1999年经验收，“三西”地区已从整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三西”扶贫开发使得过去温饱都解决不了的贫困地区逐渐走上了小康和富裕之路，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的典范，给贫困地区以极大地鼓舞。
长征沿线地区脱贫步伐的加快与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以甘肃陇南地区的宕昌县为例，从1986～2000年，国家扶贫资金投入累计达到1.785亿元，贫困人口人均753元，累计解决了16.43万人的温饱问题，占1986年初贫困人口总数19.03万人的86.3%。同期贫困面由75.8%下降到15.2%，下降了60个百分点。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尽管西部地区很大部分农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目前其生活标准仍很低。很多地区农业生产条件仍然十分落后，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能力还不强，一遇自然灾害，一部分人很可能饱而复饥、温而复寒，重新返贫。仍以宕昌为例，2000年全县人均占有粮食仅176公斤，人均缺粮125公斤；农民人均纯收入615元，不及1998年国定贫困县人均纯收入1318元的一半。同时，该县贫困人口每年自然增长数达0.14万，已经解决温饱的农户在正常年景返贫数为0.25万人，受灾年则多达2.6万人。
二 加快长征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长征沿线地区经济的快速和持续发展，不仅对解决该地区自身经济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些地区经济能否快速发展还与生态环境和政治稳定息息相关。但是，由于经济实力弱，自身积累能力差，因此，单纯依靠自身力量，这些地区很难尽快实现经济的高增长。这就要求国家增加投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同时，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西部地区自身发展能力，尽快摆脱落后的局面。
1.大力发展长征沿线地区经济是我们国家战略调整的重要举措
长征沿线地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它们为中国革命奉献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战争时期无论中国革命如何风雨飘摇，老区人民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他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一定会更加幸福美好。解放后，我们党也一直把老区的发展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制定了很多有针对性的发展政策。著名的“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对西部地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也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老区的经济环境毕竟存在很多劣势。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国家逐渐把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更具优势、效益更好的东部沿海地区。1978年以后，中央政府采用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即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在对外开放和财税政策等方面都对东部地区进行倾斜，从而加快了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但是，区域间的差距也由此拉大。
因此，东西部今天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国家经济战略调整的结果。概括起来，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政策主要在三方面对东部地区较为有利。第一，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上。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由于开放的步伐是国家主导下有步骤进行的，由经济特区逐步扩大到沿海沿边地区，最后扩大到内陆地区，因此在吸引外资上西部地区比东部发达省份要慢得多、总量规模也要小得多。1999年在全国外商实际投资总额403亿美元中，东部地区占了87%，西部地区仅占13%。第二，早期的价格双轨制造成收入向东部地区倾斜。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但加工能力较弱，在国家产业分工中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发达地区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存在，主要是向东部地区输出初级产品。而东部地区加工后的产品又有很大部分返销淡中西部地区。1985年价格改革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实行价格双轨制，很多工业品价格逐步放开，但基本农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仍由国家控制，实行低价格。因此，这一时期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从这一政策中获益綇多，利润有了较快增加。第三，财政承包制有利于东部地区增加积累。80年代财政体制改革中，政府引入了承包制。这一政策对东部地区的发展和积累起着重要追用，因为当时东部地区财政税收收入增长迅速，在承包基数变动不大的情况下，其自身积累必然迅速增长。相反，西部地区则由于增收困难而所获较少，国家财政的薄弱也使得国家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增长较慢，公共财政没有发挥应有左兠。
今天，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极大提高，政府有能力给予西部更多的关注，促进西部更快发展。而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西部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也是国家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2.发展长征沿线地区经济是国家政治稳定的要求
包括长辗沿线地区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不仅集中了中国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人口，而且广西、云南等省还毗邻边境，与别国接壤。因此，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整个国家的政局稳定息息相关。这些地区交通闭塞，自然条件差，特别是生活在岩石地区、荒漠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更差，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正是这一原因使得这些地区解放前长期处于政治边缘，成为中国革命的坚定拥护者。今天，若不能成功解决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缩小地区差距，它们仍有可能成为许多政治不稳定因素的载体。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和缩小地区差距，加快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使边疆地区的经济总体发展水平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好于周边国家，民族地区经济与全国经济发展总水平相协调。这样西部边疆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才能长期保持民族团结和统一。
3.发展长征沿线地区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西部地区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孕育中华民族文明的母亲河——黄河和黄金水道——长江的发源地。西部地区的环境关系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和生态平衡。
历史上的西部曾是一个多林地区，3000多年前的黄土高原曾是林木蔽天、水草丰盛的地方。但是，经过多次大规模垦屯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目前，这一地区面临严峻的生态问题。据1993年第四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显示，陕、甘、宁、青、新五省区占国土面积1/3，但森林覆盖率仅2.78%；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80%；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国的90%以上；严重退化草场绝大部分在西部地区；全国15～25度坡耕地西部地区占了70%。西部地区还是我国水土流失的重灾区和沙尘暴的主要尘源地。更值得忧虑的是，目前西部地区林草植被破坏、土地沙化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状况仍在扩展之中。因此如何尽快遏制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对于改善全国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发展对环境有着重要影响，为了求生存，西部很多地区将原来的草地和林地资源垦殖后用来种粮食，解决了基本的生存和温饱问题。这种战天斗地“乱石堆里造良田”的精神可歌可泣。但是，人类的这种行为却要付出环境代价。因此，如何处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在部分地方仍没有稳定解决温饱，很多地方只是低水平解决了吃饭问题的情况下，很难要求农民单纯从保护生态环境出发，自发放弃已经开垦的土地。在缺乏资金、市场信息不灵情况下，更不能希望农民自主调节产业结构，通过经济作物换取粮食，稳定提高收入。因为面对比经济作物更加不稳定的市场环境，农民不可能将口粮问题撇开，靠市场解决吃饭问题。这就要求政府着眼于全局，通过给予农民适当的补偿，首先打破西部地区“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
中央政府要加大西部地区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力度，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的政策措施，由国家无偿向农民提供粮食和苗木，对陡坡耕地实行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争取到2010年，生态环境特别恶劣的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水土流失及严重荒漠化的治理初见成效，为再造西部秀美山川打下良好基础。力争到2030年实现重点治理区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西部地区还是我国重要的矿产基地，在未来国家能源可持续发展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部地区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资源、铅、锌、锰等大宗主体矿产以及铬、锡、镍、稀土等稀有战略性矿产在全国都占有重要位置。磷矿、钾盐、岩盐等化工非金属矿产和建材非金属矿产资源也很丰富。未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使得资源短缺问题越来越突出，东部地区能源需求缺口将呈不断扩大之势。因此，西部地区将在东部省份发展中担当起能源供应者的角色，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的情况下，西部作为能源基地将为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物质基础。
4.当前发展长征沿线地区经济是促进内需的大好时机
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刻变革，贸易自由化的深入使得各国间联系日益紧密。而当前美国经济的疲弱和日本经济的长期徘徊必然拖累世界经济。中国作为一个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外贸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作用已经有所减弱，必须寻求其他途径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扩大内需就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适时提出的。而扩大内需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西部大开发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因为目前东部地区自身经济实力已经明显增强，不仅各项基础设施已具备相当规模，而且私人或地方投资也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来独立发展基础设施，并且表现出良好的意愿。过多的政府投入并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很大作用，只能是挤出私人或地方政府投资。相反，西部地区则不仅基础较差，很多地方交通运输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而且自身积累较弱，若没有中央政府扶持和外力的介入，短期内很难实现跳跃式发展。因此，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时，西部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外部环境出现波动的时候，西部的巨大发展空间和潜力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从发展前景看，通过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也具有较强可行性。中国经济在走出短缺之后，投资拉动一直是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特别是90年代初期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政府的高投入。目前，中央政府财力充裕，外汇储备充实，并且财政税收连续几年大幅增长，因此有实力进一步增加投资，为今后的发展积蓄力量。但是，投资的方向必须明确，政府作为宏观管理部门，投资将主要集中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而不应过多的将资金投向企业。特别是在讲求效益的今天，连年亏损的企业决不应该再成为政府扶持的对象。相对而言，广大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匮乏，生态环境日益恶劣，正好为政府投资提供了良好场所。对西部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的投入不仅关系到西部的发展和全国环境的改善，而且有利于保证政府资金投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开发西部，农业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没有农民收入的较快提高，西部地区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将难以保障。而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全面现代化。但是，从全购情况来看，目前农业占整个GDP的比例不足18%，而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西部地区农民收入60%左右来自农业。如此大量的劳动力依靠产值相对较小的农业获得主要收入，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如此低就不足为奇了。
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地区消费总额占全社会比重不断降低。到199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县及县以下地区只占38.7%，其中县以下地区仅占26.2%，而1985年这一比重分别高达56.5%和39.3%。1999年按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居民最终消费中，农民所占比重仅为45.9%，而1984年这一比重达64.9%（《农村经济绿皮书2000～2001》，p170）。农村消费的低迷已经明显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农村购买力低，许多工业产品和耐用消费品尽管在农村有着广阔的需求空间，却无法转猾兩有效需求，出现积压、滞销等局面。因此，要重视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提高。这样才能带动农村消费的增长和储蓄的增加，为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奠定基础。
三 制约长征沿线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
虽然改革开放后，长征沿线地区经济出现了滑速增长，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无论在经济增长还是在社会发展水平上仍存在明显差距。突出表现在思想观念落后，市场经济意识差；基础设施发育水平低，社会投入严重不足；财政自身积累能力差等方面。
1.基础设施发育水平低制约了长征沿线地区经济的发展
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交通的便利、通讯条件的改善不仅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经济效率，而且还可以方便对外交往，促进产品、观念和技术管理的沟通。而目前长征沿线地区在这方面发展明显落后。在贵州境内很多地段上，汽车在路面上时速只能达到30公里左撘。由于道路崎岖或泥泞塌陷，气候恶劣时很多地段甚至根本无法通行。平时在发达地区高速公路上不到2个小时的路程，在贵州往往需要一整天时间。效率大大降低，令人望而生畏。因此，西部很多地方把基础设施的改善，尤其是交通状慷的改善作为发展的首选目标。“要致富，先修路”西部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切地渴望交通状况的改善。
从整个西部情况来看，1998年，西部地区交通运输线路综合密度，即每万平方公里铁路、公路和内河航运公里数，仅为768公里/万平方公里；相比之下东部地区为4488公里/万平方公里，中部地区为2583公里/万乒Ы公里。东部为西部的5.85倍，中部为西部的3.36倍（陕西省财政科学研究所，2000年）。
从通讯条件看，1998年每百人电话拥有量东部地区为16.29部，中部地区为7.87部，而西部地区仅为5.62部。东不ヘ区为西部地区的2.9倍，中埠呚区为西部的1.4倍。而从长话业务电路看，东部地区更为西部地区的50倍，中部地区为西部地区的12倍。
长征沿线地区不仅交通运输线路密度小，而且质量低。很多地区不通铁路，缺乏高等级公路，没有高速公路。公路老化情况严重，多年来一直处于修修补补状态。以红军过雪山草地时经过的四川若尔盖县为例，该县幅员辽阔，总面积10436平方公里，但境内却蕉有两条公路主干道，而且等级较低。国道213线朗木寺至县城90公里建于20世纪50年代；县城至松潘100公里的县级土石路修建于70年代，1996年改为国道后一直未得到改造。由于整个路段大部分处于沼泽地带，路基软，路堤矮，时间久，加之受特殊高原气候影响，每年道路翻浆时间达5个月，车辆通行严重受阻，制约了本地优势产品的销售和外帛产品的进入，旅游业丰富的资源也难以得倒嚔挥。而且该县目前还有20多个村没有通公路，很多已经通路的囩村道路由于缺乏养护，也是路慷很差，利用率不高。至于通讯设施，目前若尔盖拝了县城和唐克乡基本实现光缆传输和移动通讯外，其他乡场则基本不通电话，通讯十分困难，信息根本无法及时传达给农牧民，开会必须提前多日通知。
2.观念落后，人才缺乏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当今的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人才和科技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追用越来越重要。同样，人才和科技的竞争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过。可以说，谁赢得了人才，谁就抢占了发展的先机；谁鹰有了先进技术，谁就拥有了发展的主动权。但是，西部地区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人口素质上都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
从人口素质上看，1998年，文盲和半文盲人繗西部地区占16.90%，中部地区占11.55%，东部地区占13.26%。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3.7个百分点。而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东部地区优势更加明显。1998年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占总人口的比重东部地区为15.6%，中部地区为13.24%，西部地区仅为10.91%。东部比西部地区高4.69个百分点。
从全员劳动生产率看，1998年东部地区平均为40545元，西部地区仅为27113元，东部比西部地区高出13432元，东部地区是西部的1.5倍。这表明，东部地区工业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和职工技术熟练程度竟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从生产产品上看，西部地区产品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小。
目前，西部很多地方“等靠要”思想还很普遍，思想上安于现状，墨守成规。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开放观念、竞争观念和效益观念还很薄弱。虽然西部地区早已经认识到，观念的落后是西部落后的根源。但是，思想解放并不是简简单单地通过几次交流和学习就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而且发达地区的经验和做法必须和本地区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更新观念，引进和培养人才在西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3.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
从农村产业结构情况来看，尽管东中西部地歉农业内部结构上差异不大，但是东部地歉在二三产业发展上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并且在农民增收中的作妹日益突出。由于中国农业整体水平较低，农业自给自足成分大，农产品生产专业化、商品化程度不高，因此东中西部地区在农业内部结构上差别并不大。1999年，东、中、西部农业内部，种植业所占比重分别为59%、62%和66%，西部比东部地区高7个百分点；林牧渔业所占比重分别为41%、38%和34%。
但是，由于东部地区具有相对优越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亥济条件，因此改革开放后，这些地区及时抓住了机遇，在农村二三产业上获得了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异军突起后，在90年代弧得了长祝发展，企业无论在规模和效益上都极大提高，其抗拒市场矅险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高。1999年东部地区农村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农村增加值中的比重为70%，比中部地区高出11个百分点，比西部更高出27个百分点。成为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由于二三产业起步比较晚，近几年又遭遇供过于求、产品普遍过剩、积压的市场状况，因此发展上无法像东部地区那样，通过初期的拾遗补缺逐步培养自身的优势产业。在市场供过于求的背景下，未来发展面临很多困难。
从农村经济效益指标上看，西部地区也处于明显劣势。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均创造的增加值分别为11382、7877和4385元，东部是西部的2.6倍；从土地生产率上看，平均每公顷耕地实现的种植业增加值东、中、西部分别为10213、5707和5377元，东部是西部的1.9倍（《农村经济绿皮书2000～2001》，p121）。
4.自身涵累能力差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的发挥与公共财政收支关系密切。财政收入规模小，必然影响政府对基础设施的供给和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在“吃饭”财政情况下，政府很难集中财力做大事，经济发展将受到制约。长征沿线地区财政实力明显较弱，很多地方是赤字财政，需要中央政府扶持，很难依靠自身积累投资大的生产建设项目。
1999年末，长征沿线9省财政收入合计1047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18.7%，远低于9省人口和土地在全国所占30%强份额。同期，9省财政总支出2062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支出总额22.9%，余额主要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承担。
从东西部比较看，无论在财政总量上还是在人均指标上，西部地区都显著低于东部地区。1998年财政收入合计东部地区2874亿元，中部地区1145亿元，西部地区仅为946亿元，东部地区是西部的3倍。从人均财政收入看，这一差距更大。东部地区人均财政收入965元，而中部和西部分别为291元和269元，东部是西部的3.58倍。从财政支出上看，同年东部地区财政支出合计3915亿元，中部地区1909亿元，西部地区1849亿元，东部是西部的2.12倍。人均财政支出东部地区为1279元，中部地区为499元，西部地区为705元，东部地区是西部的1.8倍。
若进一步从省区间财政收支观察，差距更为明显。1998年广东省财政收入641亿元，而西部地区的贵州省仅为65亿元，为广东的1/10.人均财政收入上海市高达2607元，而西部地区的贵州省仅为180元，仅为上海的7%。同年广东省财政支出826亿元，是贵州省的6.2倍。人均财政支出上海市高达3218元，是贵州的8.8倍。
县级层面看，大多数地方财力拮据，赤字严重。以若尔盖县为例，1987年实行财袉收支基数包干时，该县核定收入基数为412万元，支出基数为568万元，定额补助156万元。但由于经济发展落后，财政收入不稳定，2000年该县财政收入仅为289万元，不仅很多国家支持政策要求的配套资金难以到位，而且经常由于保“吃饭”，耽误或挤占建设资金。
从农户层面看，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偏低，很多地方仅能维持温饱，自身积累能力很弱，大规模生产投资更是无从谈起。1999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产费用支出615元，中部地区489元，西部地区仅为462元，比东部地区少153元，而这其中很大部分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同年，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1744亿元，占全国当年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68%；中部地区为737亿元，占28%；而西部地区仅为94亿元，占投资总额比重不足4%。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无论是地方政府、集体组织还是私营经济自身积累能力都较弱。若不通过外界融资，单纯依靠西部地区自身力量，靠地方积累发展经济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5.农业生产规模狭小，产业化发展水平低
由于生产规模狭小，科技含量较低，长征沿线地区农业生产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同时，农业投入水平低使得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抗自然灾害能力较差。因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这些地区土地的单产水平十分低下，如长期缺水的西北地区很多地方即使在正常年景，农业单产水平也不足100公斤。经常面临自然灾害侵袭，有时甚至颗粒无收。
同时，长征沿线地区农业发展缺乏产业龙头，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严重滞后，阻碍了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由于农产品储藏、保鲜、运输以及深加工业发展滞后，长征沿线地区农业生产结构难以按市场化要求进行调整，农产品大多停留在自给自足的阶段，商瞥ǒ率很低，往往是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小而全的经营。这种状况还造成农民长期固守在土地上，市场经济意识薄弱。龙头企业的欠缺和社会化服庱体系不健全，造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相互脱节，销售渠道狭窄，且关系极不稳定。
四 促进长征沿线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把握西部大开发机遇，促进基础设施发展
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已成为西部发展的瓶颈所在，西部大开发把基础设施的改善确定为重要内容之一，这将为包括农业在内的各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由于西部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所限，还础设施的投入成本相对较高。据估算，在贵州修一条公路的成本将比在平原地区修一条同样等级的公路成本高出一半以上。同时尽管西部省区对改善基础设施的要求非常迫切，但是其目前的经济活动流量却可能不足以支持这样的大规模投入。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必须给予西部地区一定的扶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农业、水利、交通及通讯等基础设施专项转移支付资助力度。必要时可以设立西部开发建设专用基金，多方面筹集资金解决西部大开发资金需求量巨大，时间咖度较长的问题。这样才能通过外力打破西部地区的封闭状况，使经济发展步入良性轨道。
在解决西部大开发基础设施先行问题时，我们还要处理好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要讲求效益，将有限的资金投向最需要的领域，使投入获得最佳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发展西部地区交通、能源、通讯以及水利等项基础设施，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避免重复浪费。对于那些投资少见效快或能迅速提高经济效益的项目，要优先发展。二是要拓宽投融资渠道，多方面筹措资金，建立灵活高效的融资机制，通过政府补贴或政策优惠引导资金投向。美国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某些做法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即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给予资助。从18世纪末卡斯特大道建设开始，直到19世纪全国铁路网基本形成，政府始终在交通供给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政府又把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南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先后投巨资参与了多个工程的规划和建设。其中著名的包括耗费政府12亿美元的阿肯色河水利工程以及花费40多亿美元的田纳西-汤比河水利工程。中国西南地区雨量丰沛，是多个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发展水利工程不仅有利于解决降雨季节性不均问题，而且有利于防止水害发生。西北地区缺水严重，地表蒸发量大于降雨量，水利工程有利于蓄水问题的解决，对人畜饮水和农田灌溉都有好处。但交通、水利等大项目的启动，必须有政府的扶持和帮助。
2.政府在促进长征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走访长征沿线地区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热切期望。对于如何发展地方经济这一问题，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争取资金，上这样或那样的项目问题，并以此作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举措。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回答经济发展中，特别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中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市场经济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因为政府并不会比私人投资者更理性地选择投资项目。政府的作用在于引导市场，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无论西部还是东部地区，这么多年以来，急于发展经济以至于许多大项目一上马就出现亏损，或只在短期内产生了效益很快就让政府背上沉重包袱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因此在长征沿线地区经济面临前所未有发展机遇时，当地政府必须重视这一问题，不能再重蹈覆辙，那样将丧失宝贵的发展机遇。
相反，地方政府要解放思想、转变职能，把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放在工作的中心位置上。首先，政府应该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由直接项目投资转向重视服务，从软件M硬件两方面改善投资环境。尤其是要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树立良好形象，为企业发展着想。西部地区地广人稀，财政供养人口比重普遍过高，人员开支占栈个事业费开支的比重一般高达65%左右。这种状况既造成了低水平供养人口过多，财政建设资金难以保证的局面，同时又导致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因此，长征沿线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精简机构，提高人的素质，改善投资环境。其次，政府应加大科技和教育投入，培养人才，依靠科技发展经济。长征沿线地区很多地方为民族聚居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加上实行双语教学，教育负担较重。但要发展经济必须重视教育和科技，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这样才能培育起这些地区的发展能力。在这些地区，中央政府要改变目前基础教育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的通行做法，加大补贴力度，减轻当地负担，因为教育负担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农民的重要支出。各级政府还应重视科技投入，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建立健全科技成果推广体系。最后，政府要为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负起责任，加大环保和生态建设。在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西部地区作为发达国家和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新的基地，必须把好环境关。决不能为了一时的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能走“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从开始就防止污染发生。
3.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步伐，促进小城镇发展
由于我国过去长期推行工业化倾斜发展战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仅为30.9%。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均GDP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也明显不相称。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滞后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大。据估计，目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2亿人左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以及种植业收入的下降将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我国城乡经济差距也呈不断扩大之势。目前，我国城市经济创造了70%的购内生产总值、80%的国家税收，国家90%以上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集栃在城市。城市和农村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和福利水平。
特别是近几年，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二三产业就业和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因此，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推进城镇化步伐，加快剩余劳动力转移已成为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的重要条件。但是，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大城市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速度和规模都将较为有限。相比之下，小城镇则由于其便捷和经济等诸多特征成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必由之路。
但在小城镇发展中一定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第一，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上。小城镇必须要有经济增长点，只有如此，才能创造效益，带动就业，也才能保持自身活力。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为小城镇建设积累了物质和经济基础，中西部地区则应把交通便利、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聚集的地方作为小城镇发展的重点。第二，现阶段小城镇发展应以内涵式为主。1996年我国有建制镇16126个，其中除城关镇外，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比例高达66%。而相关研究表明，小城镇只有达到3万人以上规模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因此，现阶段发展小城镇并不是要在小城镇数量上实现多大增加，而是要注重已有小城镇规模的扩大和集聚力的增强，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第三，发展小城镇必须从体制着手。小城镇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体制问题，必须尽快消抄各种体制障碍，改革现有户籍制度和小城镇管理办法。完善各种就业支持措施，包括就业中介服务、职业培训以及劳动保障等，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的转移。第四，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多方面筹集小城镇建设资金。小城镇建设所需资金巨大，单靠政府财政和城市建设维护费根本无法实现。因此，要拓展融资渠道，尤其要发挥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和支持他们通过自身力量建设美好家园。第五，小城镇建设一定要统筹规划，严格建设用地审批。各地区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小城镇建设进行科学规划，形成合理的城镇化体系。既要防止盲目追求高标准，资金和土地使用浪费严重问题；又要避免建设趋同，千镇一面。同时，对城镇建设用地要依法审批，并建立相应的耕地补偿制度，防止农业资源流失。
4.依托资源优势，加快农产品市场化进程
由于长期受政府计划和政策干预的影响，我国现有农业生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偏离资源结构，突出表现在品种结构和区域分布上不合理。目前农产品总量已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农业生产受到资源和市场两方面约束，市场约束越来越强。加入WTO后，农业生产将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调整。这些因素决定了长征沿线地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要依托自身资源，通过结构调整和合理的政策引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和农产品竞争力。
首先，要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满足市场优质化和多样化需求。一方面，尽管总量上看，我国农产品已经是供大于求，但从品种结构上看，优质农产品市场供给仍显不足。另一方面，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进入小康阶段，对农产品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加入WTO后，农产品要想打开出口市场更需要在品质上下功夫。因此，长征沿线地区必须根据农产品市场的这一演化趋势，适时调整生产结构，发挥自身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打“绿色”牌。同时，加快发展优质专用农产品生产，加快农作物和畜禽良种的引进、繁育和推广。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的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同时要注重品牌的培养，建立自己的品牌，维护自身的名牌，通过品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
其次，要优化农业生产布局，调整产品结构和区域布局。应该在更大的范围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资源，按照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要求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从国际市场角度看，作为土地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如粮食和油料作物生产将受到较大冲击。而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如园艺、水果和畜产品竞争力将会增强。从国内市场情况看，随着国家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将逐渐趋于合理。东部地区将逐渐向高附加值、高科技和出口创汇型农业方向发展。中西部地区则将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在政府的积极扶植下，发展粮食生产和特色农业。长征沿线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特点，按照这一要求调披农业生产结构。
最后，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加工水平和增值程度都很低，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很不健全。因此，要增强农产品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必须从农业产业化入手，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带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产品销售。同时，要积极培育农民市场组织和各种专业协会，加强对农业的服务意识，促进农产品销售，增强农民市场谈判地位。
5.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提起农民负担问题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红都瑞金革命斗争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为了确保红军在前方打胜仗，老百姓都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支援前方。据不完全统计，1933～1934年不到两年时间，瑞金全县每户征粮都在10担以上；1932年6月至1933年8月瑞金人民三次认购政府公债每人平均达2块大洋；另外商业税征收仅1932年每人平均就达2块大洋以上。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下，老区人民的奉献可以说难以想像。但他们无怨无悔，甚至主动退还公债票，因为他们坚信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会让他们过上幸福生划。的确今天老区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是农民负担问题却依然较为严重。与革命时期不同，和平建设时期农民对减轻负担抱以热切期盼。
考虑到长征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现实，国家给予了这些地区很多税收方面的减免，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在地区的发展建设中，很多社会事业如修路、通电以及兴修水利等仍需要农民负担。可是建设过后，农民不但没有产权，相反读书、用电、交通却比城市贵得多。就其原因，二三产业发展的滞后使得地方政府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农民税外之费就自然随着建设步伐的加快而水涨船高。特别是近几年，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低迷使得农民增收缓慢，甚至有的地区农民收入出现负增长，农民负担也出现反弹势头，有不断加重趋势。
加入WTO后，面对国外现代化农业的竞争，中国小规模的家庭农业本已处于不利地位，过重的税费负担将进一步加剧这种局面。因此，必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给农民以国民待遇，这样才有利于农产品竞争力的提高和中国农村的长治久安。从目前的农民负担税费结构看，农业税所占比例不大，主要是农民为维持基层组织运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所支付的费用。基层政府组织应转变职能，削减冗员；中央财政则应增加农村、尤其是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方面投资。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增强农民福利状况。
6.选择适宜项目，消灭绝对贫困
自1986年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实施区域开发扶贫政策，脱贫解困步伐大大加快，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30.7%迅速下降到2000年的3%左右。但是，贫困人口日益集中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的现实使得这些地区扶贫开发工作的任务仍然很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极少数人的温饱问题，通过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逐步改变这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实现小康创造条件。针对长征沿线地区的具体情况，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加强會策调整力度。
首先，选择适宜项目，提高扶贫投资效率。目前单纯依究总体经济增长已经很难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贫困人口由于资源占有状况和自身能力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因此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经济增长给贫困人口带来的福利增加。必须改进扶贫瞄准机制，通过适宜项目，使扶贫资金能够集中于贫困人口，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往以贫困县为单位的区域瞄准方式，已经很难适应新形势下范贫工作的需要，目前一半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实际上并不生活在国定贫困县内。未来可以考虑将享受扶贫资源的对象由县级变为乡级或村级，这将有助于提高瞄准的准确性。
其次，要鼓励发达地区和大中型企业按照自愿与互利合作的原则以多种方式参与农村扶贫开发。总结农村扶贫开发的历史经验，发达地区和大中型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未来老区农村扶贫开发也离不开发达地区和大中型企业的支持，他们在提供就业机会、建立产业联系、培训人才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政府应该通过确定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他们以多种方式参与农村扶贫开发，要避免硬性的行政命令，建立在自愿和互利合作基础上的扶贫开发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最后，要探讨和建立穷人参与扶贫计划制定、项目实施和监测评估的制度。中国的扶贫政策制定和项目的实施中往往忽视贫困人口自身的想法和意见，导致贫困人口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所实施的项目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政府和项目实施机构有必要利用参与式等方法，鼓励贫困人口直接参与项目选择、监督与评估，以保证扶贫资源真正为穷人所享用，同时提高扶贫效率。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开发与致富：21世纪初中国扶贫战略国际研讨会》，2000年5月。
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农村经济绿皮书2000～200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陕西省财政科学研究所：西部大开发的财政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0年第117期。
4.长征沿线有关地区的政府工臃报告和社会经济发展执行情况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