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尼姑庵里那男人是他的父亲这个事实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过去的事并没有过去，那一切我无法忘怀。我说，这里的世界非常好，但它不属于我，我的内心生活只能归属于北半球的那个地方，我的情感、我的生命也只能在那儿。那里虽然并不富有，那里还有我无穷无尽的辛酸与忧愁，可是那里才是与我的生活丝丝相关割舍不断的地方，只有那里才是。我对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我要重新找回往昔，我现在离开这里正是想结束把他作为他父亲的延续，因为这种情感对他是不公平的。我必须离开。
实际上，除了离开，我别无选择。
直到今天，只要我闭上眼睛，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那片辽阔的蓝天绿地之间，一个俊美的青年绝望哀求地望着我，泪水涟涟……
死于华年
我做梦一般地返回了中国。确切地说，当我在家里闭目反思半个月之后第一次上街时，那铺天盖地的人流与自行车才使我猛然醒觉：回家了。
那一天我是去邮局给老巴发信，顺便取一个邮政快件。
实际上，我在返回中国的飞机上就已经开始腹稿给他的信了。记得在墨尔本，飞机刚刚起飞不久，还没飞出澳洲土地的时候，有一位东方男子向我走过来，他垂下头用英语轻声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从他那和我一样的从中央电台里学来的英语发音，使我在半分钟之内就断定他是一个中国人。于是，我干脆用汉语对他说：“请你用中文说话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倘若他只会用英文讲话，我也能应答自如，我用英语讲话就像让我吃面条一样不舒服。他问我是否可以坐在我身边的空位子上。我想，他肯定是感到单独飞行二十个小时太寂寞了。我抬头环视了一下机舱，大概正是旅游淡季，我周围稀稀落落的乘客显得凋零、冷落，许许多多的空位子使我觉得有负于澳航QANTAS乘务小姐温暖热情无微不至的服务。身前身后全是高鼻子、绿眼睛，使我觉得正置身于一群花花绿绿的长毛狗或波斯猫之中。我，大概是除了他自己以外惟一的中国人了。我抬眼打量了他一下，大概是个搞艺术的人，还算得上礼貌和英俊，就说：“别客气，请便吧。”
他坐下来，笑笑说：“这里还是热气袭人的盛夏，再过十几个小时我们就回到中国那冰冷刺骨的西北风里了。”我忽然懊悔起来，因为我一点讲话的心思也没有。以我的心境、经历和年龄已不该仅因为这样一张搞艺术的男人的面孔就忽然变得热情起来。我甚至有点恨他，他干扰了我的冥思静想，打断了我正在进行的给老巴之信的腹稿。
到香港转机的时候，我就设法脱开了他。我喜欢独自呆着。
回到中国，给老巴的信也是一拖再拖，我无法对着那样一双忧伤不解、稚气十足的眼睛给他一个确切的解释，若躲避真实，那么无论怎么解释也无法把我的忽然离开说得圆满。所以，那信一直拖了半个月。
在邮局我先取了那个邮政快件。邮件是由悉尼老巴的祖父寄来的。这使我非常吃惊。我急忙拆开信，结果那最不想看到的意外的灾难就通过那张冷冷冰冰的纸传递给我。我无法相信，人类最大的一种丧失——死亡，简单得就像一张纸掉落在地上。他的祖父说，他的孙子那天在从墨尔本机场返回公寓的高速公路上，由于车祸身亡。
一时间，我呆若木鸡。我的手和腿全都失去控制地颤抖起来，脑子里空荡一片。站在邮局里，身边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墙壁没有了，头顶布满天窗，气流像瀑布从上空倾压下来，震耳欲聋。有一瞬间，我看见我自己就那么站着站着忽然头一歪身子倒下去，死了。手里的那张死亡通知单飘呀飘，渐渐在放大，顷刻间放大成一张蓝蓝的天空覆盖在我的身体上。
……
在我还没来得及向他解释这无法解释的一切的时候，他就带着那豆蔻年华，带着莫名的疑虑，带着纯真的忧伤离去了。
人们说，生如春之灿烂，死如秋之静美。他的生命甚至还没有抵达硕果累累的秋天，死亡已经来临了。
那一切，使我再也无一句话可说，无一个字可说。
现在，已是傍晚，昏昏的街灯在冷风里粼粼闪着。家家户户都在忙碌晚饭，洗菜池里肯定都是水声潺潺，炒菜锅肯定都是在炉灶上喧闹，可爱的小孩子们肯定都是趁大人一不注意就抓一把刚刚起锅的食物塞进嘴里。此刻，我的房间显得异常空旷和寂寥。母亲离休后参加了一个“老人之家”，那里有一些老年知识分子消闲的书籍，还有娱乐、健身、谈心之所，她仍然顽强地为孤独寻找出路，顽强地抗拒着年龄。她知道孤独是全人类的局限，她所要打破的不是那种肤浅的人际关系中的孤独，而是内心中一个更深的层次和段位。我的母亲正是这样一位最顽强的女性。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打开一盏落地小灯，房间里顿时涂染一层黯黯淡淡的橙红色。从隔壁邻居那边传过来一阵阵似有似无的乐声，那是一首流行音乐，不知从哪个窗子流泻出来。那种造作的忧伤使人感到爱情无非是另外一种游戏。那乐声遥远、缥缈、含混不清，像一段由于搁置太久已经无法抓住了的记忆，它使我陷入回忆状态，却又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的大脑把我抛到除却现在之外的任何时光：过去与将来纷至袭来，交相呼应，惟独没有现在。现在，只是一具躯壳在过去和将来、往事与梦幻的空白交接处踱来踱去。长时间以来的积习早已向我证明：我是一个惟独没有现在的人。
这是我与生俱来的残缺。而一个没有现在的人，无论岁月怎么流逝，她将永远与时事隔膜。她视这种隔膜为快乐，同时她又惧怕这种隔膜。所以，她永远只能在渴望孤独与逃避孤独的状态中煎熬。
踱来踱去，踱来踱去，房间里渐渐彻响起脚步的回声。我渴望着这时出现一个分担者在我的房门上响起敲击声，在我最需要的时刻我们不期而遇。我屏息等待，等待。可是，上帝知道，这等待似乎已有一万年之久，我已经等待了一生。然而，房门没有被敲响，一如所有过去了的岁月，寂然无声。
我穿上外衣走了出去，街灯在夜晚的空中开满花朵。我在街上闲荡。一个疯子在街角的暗处朝我嘻嘻笑着。我感到恐惧，跑了开去；他也感到恐惧，也跑了开去。我们互相害怕，只留下空荡荡的街。
夜晚，是情人们的世界；夜晚，是肉欲的世界。
记得，在我终于能够向朋友倾诉那一切的时候，我去找了乔琳。
出门之前，我对着镜子端详，惨白的灯光使我仿佛觉得镜中那女人已是容颜消殒，她使我心头不免涌起“草木之零落，美人之迟暮”之叹。她冲我微笑一下，以装饰那张憔悴的脸，那微笑除了是一张涂红的嘴唇，没有任何内容。只有她的眼睛依然妩媚，这是她惟一生动与鲜活的所在。
我一身寒气按响了乔琳家的门铃，里边没有动静，我又敲了敲门。半天，终于有了拖鞋踏地的声音。门开了，是乔琳。她蓬着头发，眼窝深陷，一身疲乏与倦慵，一眼便可以看出她刚刚度过了那一场难熬的妊娠反应。我们彼此经历了许多以后，再一次见面，所有的话一时间只化作默默的凝视，我们互相凝视，无从说起。她依然美丽，也许是因为婚姻生活的稳定和愉快，她消失了早年那种四处无依的忧郁以及为着寻找爱情而显现出来的孤独。此刻，她从内心里向着身体外部四溢着轻松与稳定。由于瘦削，我无法相信她已是怀胎五月的孕妇了。她说她想要这个孩子。我说那好。她说我看上去好像是去地狱旅行了一趟，神情麻木而冷漠。我说没有。
我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躲躲闪闪避开那使我一触即溃的话题。后来，我想起了在澳洲学会的一种计算日期的方法，掌握了这种方法，无论你提出以前或以后的某一年某一月的某一天，都可以计算出那一天是星期几。我老半天老半天地教给她这种计算法，好像我远道而来就是专程教她这个。
我不敢把话题落到澳洲落到老巴身上。因为一触碰这话题我就会哭出来，就会泪流不止。可我来找她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让她分担我的忧伤。这个时候，她差不多是惟一使我产生一部分依恋之情的朋友了。
后来我感到累了，便靠在沙发里。
终于，我还是抑制不住，我说：“老巴死了。”一触碰到这事，我就再也无法说更长一些的句子。
接下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听见墙壁上的挂钟均匀而沉着地哒哒响着，它和着越进窗幔的远去的汽车声，把岁月轻轻向前摇去。我任凭泪水慢慢流淌，落在我的胸前，然后又滚落到地上。我说：“这事……会影响我……一生。”我仍然在拣最短的句子说。
“我知道，我知道。”她的话很慢很沉。
后来，她说，一切都会过去，时间会使一切消失。这和我母亲在那混血外交官死去后对我说的话一模一样。她的手轻轻放在微微隆出的腹部，说，这世界总会有人死去，也总会有新的生命诞生。她说有一首歌，她忘记了名字，但歌词里说：让时间从心里慢慢流过，让时间从心里快快消失，离我远去，不再回来。朋友，与往事干杯，让那一切成流水。
我的哥哥后来上了军校，成了中国新一代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我对于他的亲密之情完全是来自于童年的记忆，逢年过节，我们互相投寄一张贺卡，以表手足之情；我父亲和他的新一任妻子一直与我们同在一个城市，他老了，已是钟鸣漏尽，一切都变得平静、迟缓，他渴望我常去看看他，但我去了，他又说你有自己一大堆事，不用常来看我完成任务，人老了，就变得知足了。一个生来性情激烈、难以安于现状的人，活到了说“知足”，那真是令人感到酸楚的境界。
有一天，在《灵魂与生命》杂志社主办的一个会议上，我意外地与尼姑庵里那男人邂逅。他的面庞清癯，目光炯然，风采依旧，神情里有一种宗教般的深沉，一种将往昔深埋于心的宁和。与多年前的那个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梦境里的形象迥然相异。他确实衰老了，但没有丝毫的暮气沉沉，老气横秋。我从他的脸上又看到澳洲巴斯海峡那边的年轻人。其实，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会完全相同，但由于生理遗传，会使两个人在神经类型、体态气质、心理构造诸多方面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和类型。我觉得一个人自身一旦形成，他（她）所喜欢和需要的对象的类型就已注定。一个人在一生中也许会喜爱上几个人，但这几个人肯定是那已注定了的类型中的一员。当然，这纯属于我私人的经验。
由于会议主持人在讲话，我们只是匆匆握了一下手，便坐了下来。他那手只是松松地一握，似乎已饱览世事。那一瞬间，我们彼此都从对方深埋泪水的微笑中触碰到了某种东西。我们没有说什么，会间我们传递了几个条子，他没有提及他的儿子——巴斯海峡那边的那个儿子，我也没有说。他也并不知道那一切。
至于我们条子上的内容，我无法在此公开，我想那纯属于我们私人的事情。我甚至不想告诉乔琳这样的密友。世界上有一些感觉是无法传递给他人的，它只能永远埋在自己心中，和生命一同死去。这世界上无论多么伟大的一个人，他的内心深处也会存有阴暗卑琐的一面，只不过有人常常把那些藏在他们的光辉之下，藏得像没有了一样。所以，在我的情感领域，如果我把任何一种真实都披露出来，那么人们肯定会认为那情感里蕴蓄着邪恶。
分手时，我终于有机会问了他是否还好。
他迟疑了片刻，说：“天凉好个秋。”
这种回答，使我的话无法继续下去。
他见我不说话，就又说：你生在玉米地里就长不出高粱来。你要不就出类拔萃，成为那群玉米棒子之首，脱离那块玉米地；要不你就甘心情愿当你的玉米棒子，该哪茬就哪茬，该磨面就磨面，该怎样就怎样。一切就会好起来。
多少年的话一时全堵在我胸口，骨鲠在喉，但在这样一个历尽了人间沧桑的我最早的引导者面前，在这样一个“好个秋”了的男人面前，我再说什么，也恐怕是“不知愁滋味”。便不再说。
又是冬天了，我坐在洒满阳光的沙发里，膝头摊着纸张，纸页上已经涂满了往昔的痕迹。我隔窗望去，天空、绿树、孤雁仿佛都离我很遥远。我的内心并不感到快活，也不感到不快活。
天黑了，夜深了，黎明了。明天，哦明天，仍然有一堆算不上失望的失望在等待着我。我笑了。这就对了，世界因此而正常，因此而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