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日》代后记
都在说文学的根，说的却未必是一回事。好比如，小麦是怎么从野草变来的是一回事，人类何以要种粮食又是一回事。
不知前者，尚可再从野草做起。不知后者，所为一概荒诞。并非说前者不重要。
“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
“寻根意识”也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眼下活得卑微，便去找以往的骄傲。一种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为地球上最灿烂的花朵找一片可以盛开的土地。
阿Q想找一头大于王胡所有的虱子。鲁迅的意思是把阿Q、王胡乃至小D都消灭，找出真正人的萌芽。
至于鲁迅倒比阿Q多着痛苦，乃至人倒比猴子活得艰辛等事，另当别论。
什么是文字的根呢？是文化？文化是什么呢？《辞海》上说，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真占得全！全都像是废话。好在《辞海》上对文化还有一种狭义的解释：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想必文学界谈论的是这后一种。又查了“意识形态”条，得这样的解释：亦称“观念形态”，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
似可对文化作如下简明的理解：文化是人类面对生存困境所建立的观念。
欲望无边，能力有限，是人类生来的困境。所以建立起诸多观念，以使灵魂有路可走，有家可归。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说文化是文学的根，犹言粮食是大米的根了。譬如树，枝与干，有同根。文学与哲学、宗教等等之不同，是枝与枝的不同。文学的根，也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困境。
面对困境，文学比其他所有学科都更敏感。文学不仅用着思考，更用着观察，不仅看重可行的实际，还看重似乎不可能的愿望。因此，它不同于哲学的明晰（所以它朦胧）；不同于科学的严谨（所以它耽于梦想）；不同于法律的现实（所以感情不承认法律，法律也不承认感情）；不同于宗教的满足（所以叛逆常是其特色）；不同于政治和经济的立竿见影（所以它的社会效益潜移默化）。据此，它便也不同于教育和宣传。
要求一切都实际且明晰，岂止是在扼杀文学，那是在消灭理想和进步。
波德莱尔说：“诗不是为了‘真理’，而只是它自己。”
我想这话有四个意思：一，人所面对的困境，永远比人能总结出的真理要多。二，文学把侦察困境的艰险留给自己，把总结真理的光荣让给别人。三，一俟真理呈现，探索早又向着新的困境了；只有在模糊不清的忧郁和不幸之中，艺术才显示其不屈的美。四，绝不是说，诗不通向真理。
已有的文化亦可为人类造出困境，当然也可成为文学的根。同样，已有的文学亦可为人类造出困境，文学又成文学的根。究其为根的资格，在于困境，而不在其他；唯其造出困境，这才长出文学。
歌德说：“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我想此话有三个意思：一，人类的困境像人类一样古老，并将随人类一同长久。二，若不面对这困境重新思考，便不会懂得古人思考的到底是什么。三，古人的思考遗留下的谜团，要求今人继续思考；困境是古老的，思考应该有崭新的。
过去的文化是过去的人类对困境所建立的观念。今人面对困境所建立的观念呢？当然也是文化。所以文化不等于涉古，涉古者也不都有文化。阿城说有两种文盲，一种文字盲，一种文化盲。这样分清真好。但能识得字的就会抄书，未必不是文化盲。
因而想到，所谓知识分子，怕也该分作两种。《辞海》上说，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又说，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往往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前后二语，实在是两个不宜混淆的概念。
博士和教授不愿冲锋却乐得拆桥者，永不乏人。从而又想到学历、文凭、职称与文化素养的不同。想到临摹与创作的不同。想到无数画虾者与齐白石的不同。
冲锋必是向着人类的困境，架桥便是做着建立新观念的工作。舍此而涉古，莫如去做古玩商，单知道旧货的行情即可。无论架桥还是盖房，当然离不开基础。真先锋从来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不轻看学问也不会无视传统，与古玩商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创造，一个是典当。假如没有创造，就只剩下典当一条活路。每见洋人把玩中国当代文学，露出考古家的兴致，深感并非国人的骄傲。
某乡村，有一懒汉，爹娘死后，遂成穷鬼。初春，县上下来了命令：村村办起养猪场！队长忙不迭从集市上抱回两头猪娃。众乡亲怜这懒汉谋生无计，便推他做了饲养员。秋后，懒汉把猪娃养成毫不见长大的两具尸首。分红时，懒汉破天荒得到一千工分的钱粮。众乡亲先是祝贺，转而又想：是他养了一年猪呢，抑或猪养了一年他？
老子，几千年后被外国人看出了伟大。同一个老子，几千年来中国人从他那儿学的是诡诈。后来中国人发现外国人发现了老子的伟大，便把老子的书抄在自己的作品上，不料这作品却不伟大。自己久不伟大，便起了疑心，也说中国人崇洋媚外。倘有洋人也不说他伟大，便说也有不伟大的洋人。倘有不伟大的洋人说他伟大，便把这洋人的名姓一串串常说在嘴上，受用终生去了。
说某些“文学作品”没有文化，大概是指此类文字对人类的困境压根儿没有觉察，更不敢用自己的脑袋作出新鲜的思索，绝不是说它没有洋征古引。
文学不是托盘，托着一只文化出来，撕扯在众人的小碟子里，自己又回去。
历史感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是过去的事。历史感必是过去与现在与未来的连接，这连接不是以时间为序的排列，而是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
遗精生不了孩子。避孕也生不了孩子。近亲通婚会养怪物。但要创造。
当斗牛场四周坐满了嚼着口香糖的看客之时，场子里正在发生的已经不是较量，而是谋杀。拳击还是平等的蠢行，西班牙式的斗牛却是合伙在残害一个。我不明白西班牙人在欣赏什么，是斗牛士的卑鄙与虚荣？还是那牛的愚蛮与不屈？
对牛来说，不屈的鲜血光芒四射！
对人来说，这仿古的游戏，却把远古的光荣化作了今日的悲哀。
刘易斯跑起来，让人享受了艺术的美。这美来自那谐调动作所展示的自信力量，来自对前人的超越，来自于他勾引得我们还要希望看进一步的超越。
世界纪录却标出了人的局限。现在是九秒九三、二米四二、八米九〇……将来便有九秒、三米、十米的成绩，局限还是局限，并且定有极限。这困境属于全人类。
当今世上便只有奥林匹克的圣火能把全人类召唤在一处，齐对着命运之神唱出自己的心愿。精神在超越肉体之时，上帝不得不永远赐我们以艺术。
我的朋友陈志伟说：“超越不是前进，不是没边没沿的飞升。超越的对象是现实，现实是超越的基础，二者一刻也不能互相脱离。超越是对现实的把握，超越是更大、更深、更广的现实。”
我理解：所谓超越自我，并不意味着跑百米的跑出九秒九二，跳高的跳出二米四三。我理解：长寿和自杀都不能超越死亡，纯朴和出世都不能超越异化，苟安和金牌都不能超越困境。我理解：把陈志伟这段话中的现实二字换成自我，便是超越自我的含义。我理解：把握现实与自我，正说明我们不能指望没有困境，可我们能够不让困境扭曲我们的灵魂。于是有一种具有更博大的胸怀、更深刻的智慧、更广泛的爱心的人类，与天地万物合成一个美妙的运动，如同跳着永恒的舞蹈。
这样的舞蹈多么难跳。难到常让我们丧失信心。不过，他妈的我们既然活着！
从人的困境出发建立观念，观念是活的，一旦不合人的需要，改革起来也容易。从已有的观念出发构造人性，人性就慢慢死掉。死掉人性的人去改革，常常是再把活着的人性屠杀一回，立起一个更坚固的囚人的观念。
对特异功能一事不信、不听、不看，只因它不符合已有的一种主义。已有的这种主义也是一种文化，然而只从这种文化出发的人却变成文化盲。
也可能是这样的人没弄懂这种主义。也可能是这种主义又一次证明了那句名言：生命之树常绿，理论往往是灰色的。
我们平时不再“之乎者也”地说了，可小说上出现了“之乎者也”却不妨碍这可以是一篇好小说。同样，我们学一点外国的说话又怎么不行呢？事实上，现在的中国人就比过去多了幽默感，外国小说和电影里的翻译语言未必没起大作用。语言习惯的不同，不单是单词排列得有异，更多的可能是思维方式的差别。中国的思维方式太有必要杂交一下，不必把国语的贞操看得太重。
中国人踢足球、打篮球，除去身体素质、技术水平还低之外，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心理负担太重。说是“为祖国争光”一条口号压得教练员、运动员喘不过气，似乎还不十分有说服力。外国人也不想为祖国丢脸。
关键是对争光的理解不同。中国人认为进球、赢球即是争光，所以哆哆嗦嗦、稀里糊涂地把球弄进去也是荣耀。越是看重进球，投篮和射门时心理负担就越重，球反而不进。越是想赢，越是不敢轻易有所创造，昏昏然只记住以往进球的老路，弄不清眼前的困境与通途。而美国的篮球、巴西的足球，却满场显示着每一个生命的力量、自由与创造精神，他们以此为荣，更愿意在困境重重之中表现自己的本事，反而抓住了更多的进球机会。
一个是，借助球赛赞美着生命的辉煌。
一个是，球借助人，以便进门或进篮筐。
写小说亦如此，越想获奖越写成温吞水，越怕被批判越没了创造。没有创造干吗叫创作。叫创作就应与介绍、导游、展览、集锦等等分开。不面对困境，又何从创造呢？
中国人喜欢从古人那儿找根据，再从洋人的眼色里找判断，于是古也一窝蜂，洋也一窝蜂。
阿城并非学古，而是从古中找到了新。也有人总在篇首引一行古诗，问题是以下的全篇都不如这一行有意思。
莫言把旧而又旧的土匪故事写出了新意，精彩纷呈。也有人在新而又新的改革题材上重弹着滥调。
北岛对外国人说：我还没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也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我们不稀罕。可是某位小提琴家在资本主义国家拉着还没有社会主义时代的曲子得了远不如诺贝尔奖的奖时，却被认为是为国争光。
马原的小说非古非洋，神奇而广阔。李劼说他是在五维世界中创作，我有同感。精神是第五维。
说这些作家在五维世界中找中国文学的新路，莫如说他们是在找人的新路。
与世界文学对话，当然不能是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跟着说什么。这样跟着便永远是在后边。
拿出我们自己独特的东西来！但不能拿癞头疮和虱子。你有航天飞机我有故宫，也不行。
那些站在世界最前列的作家，往往是在无人能与他们对话的时候，说出前无古人的话来。他们是在与命运之神对话。因此我们甚至不必去想和世界文学对话这件事，只想想我们跟命运之神有什么话要讲就是了。
这样也不见得能立刻把我们弄到世界文学的前列去，不过我们不关心这一点，我们关心的仅仅是新路。倘有一天中国文学进入世界前列，我们还是不关心这一点，因为新路无尽无休尚且让我们关心不过来。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说，中国文学正在寻找着自己的宗教。话说得乱，引得别人误会了。现在容我引一段既洋且古的名人的话，来说明我的意思吧。
罗素说：“现在，人们常常把那种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人，说成具有宗教观点，尽管他也许并不接受传统的基督教。”
中国文学正做着这样的探究，越来越多了这样的渴望。
罗素说：“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44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44就是哲学。”
科学确切吗？站在爱因斯坦的时代看，牛顿并不够确切。而现今又已有人发现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可超越”说也不够确切。哲学呢？先承认自己不在确切之列。这样看来，科学与哲学在任何具体的时候都不确切得像是神学了。差别在于这二者都不是教条。看来只有教条是坏宗教，不确切是宇宙的本质。所以罗素又说：“只要宗教存在于某种感觉的方式中，而不存在于一套信条中，那么科学就不能干预其事。”
宗教的生命力之强是一个事实。因为人类面对无穷的未知和对未来怀着美好希望与幻想，是永恒的事实。只要人不能尽知穷望，宗教就不会消灭。不如说宗教精神吧，以区别于死教条的坏的宗教。教条是坏东西。不图发展是教条。
什么是发展呢？让精神自由盛开吧。精神可以超越光速。也许，科学的再一次爱因斯坦式的飞跃，要从精神这儿找到生机。
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