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会有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这我清楚。本章的每句话都会使分裂我国的每个党派如坐针毡。但这并不能阻挡我吐露自己所有的想法。
欧洲有两个彼此冲突的理论正在交战，面对那些争辩，我们无法确切判断出哪个源自于理论自身，哪个又是源自于争辩产生的情感，所以，我们难以在欧洲探明民主的真理性和永恒性。
美国的情况与之截然不同。那里的人民直接统治国家，不需要担心危险，也不用因受到了伤害而复仇。
所以，民主在美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行动。它的行为顺应自然，它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任何行动。想准确地评判民主，必须选择美国。无论和哪个国家相比，这一研究都对我国最有用处，因为我们没有一天不是被某种势不可当的运动推着胡乱前行的。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
或许是独裁，或许是共和，但无论我们迈向哪里，社会一定是朝着民主走的。
普选权
美国在普选权方面已达成了共识，这点我前边已经说过了。这一权利是所有人都有的，无论社会地位高不高，都是如此。
普选权的落实情况，我在一些不同地区，在一些如外国人一般的种族间——因语言、宗教和习俗不同导致的——都看到过。人们期望普选权在欧洲引发的所有好处和所有坏处，在美国都远没有出现，它的推行结果通常也和想的不一样。
人民的选择，以及在这种选择中，美国民主的本能
欧洲有不少的人都是这样：心存疑虑但不说出来，或者心里完全不信嘴上却说：在普选权最大的优点中，有一个是它可以呼吁民众最信赖的人成为公务人员。在他们看来，人们虽然无法独立治理自己，却真心期盼着国家能够繁荣昌盛；人民绝对可以选出与他们志同道合且最出色的人物去负责政治工作，而不受自己的喜好干扰。而我，我不得不说，我在美国的见闻告诉我，他们绝非如此。
到了美国之后，我发现被治治者中间实在是藏龙卧虎，统治者中却没什么名人，这让我非常诧异。最优秀的人不会去做官是如今美国的一个普遍情况。而且不得不说，这种情况是民主在全面打破界限前导致的。这五十年来，美国的政治家家族的数量明显下滑。
能够指明的导致这个情况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人民的文化水平仍未能达到相应的标准，虽然已经做了不少事。减少学习内容，改革教学措施，选择正确的学习之路，都不难做；难的是没有足够的学习时间让人学会知识并加以运用。
所以，人们有多少必不可少的学习时间，得看他们有多少不用劳动就能生活的休息时间。这一时间，有的国家多，有的国家少。要是一点儿没有，那么人无法以真实的人的身份生活，只能为了满足生活的物质需求而劳作不休。无论是一个社会所有人都博闻强识，还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都财大气粗，这都很难想象。这两种情况没什么关联性。人民大众无不期望国家繁荣昌盛，这点我乐于承认；我还可以承认得更多一些，我曾经说过的，相比于社会上层，社会下层的民众掺在这一期望里的私欲通常更少。可是，他们为了实现真心期望的目标所采用的措施到底好不好，他们——虽然程度不同——却通常无力辨别。在这方面，一些杰出的天才都会犯错，一般人就更不用说了。这份工作，人们没时间做，也做不了。他们通常只看事物的外部特征，在匆忙间下结论。所以，人们最诚挚的朋友无法得到人民的信任，可各种骗子却能耍弄讨好人民的把戏。
此外，人们有时会不喜欢或者不想通过民主的手段来推选他们信赖的人。
不得不承认，民主制将人们心里的嫉恨之情挑拨到了极致。这是因为民主制度为所有人提供了让别人和自己平等的办法吗？相比于这个原因，更合理的解释是人们通常无法驾轻就熟地应用这些办法。对于平等的诉求，永远无法彻底满足，而民主制度唤醒和煽动这一诉求。每当人们觉得得到了这种绝对平等时，它就会从指间逃走、消失。按帕斯卡的话说，就是这样永远消失了。
人们总是乐于追逐那些近到触手可及，远到无法企及的首要利益。若成功的机会很大，大家就兴高采烈，若成功的机会很小，大家就意志消沉。
他们一时满心欢喜，一时灰心丧气，一时怒不可遏。除非每个点都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否则，他们会将其当成使他们的期望无法逾越的阻碍。所以，上级就算再遵纪守法，他们也全不理会。
这种蛰伏在暗处，怂恿社会下层将上级拉下管理公事的职务的天性，不少人觉得只有我们法国才有，其实不是。
我说的这种天性是民主的天性，而非法国人的天性。特别的政治环境无法制造这种天性，虽然它能让人觉得这种天性是严厉的。
美国的民众只是不喜欢社会高层，想办法不让他们掌权，却不会仇视他们。
民众不会因为存在天才而忧心忡忡，只是不会重用他们。除非天才已经出人头地，否则人民是不会赞扬他的。
一边是人们因为这种固有的天性不愿意让出色的人掌权，一边是另一种力量——它并不比这种天性逊色——因这些人无法在政坛的竞争中保护自己，让自己不被腐化，所以将他们带离政坛。
衡平法院第一法官肯特就非常直白地袒露出此种想法。对于宪法赋予总统的提名法官之权的相关条款，我谈及的这个声名赫赫的作家在称颂过之后，说：“因为不想在普选中取胜，最胜任的人或许不会积极行动，精神也完全无法放松。[158]”
这一论调是1830年在美国发布的，人们并未表示反对。
我说这些，只是想证明那些觉得普选权能够确保人们选出最佳人选的人，绝对是在做梦。普选权的优点确实不少，可是没体现在这儿。
有哪些要素能够对民主的这种天性进行相应地修正
如果国家陷入险境，人们通常能够顺利地把最能救国家于水火的那个公民选出来。
我们发现，人处于危险之中，他的表现通常和平时的水准不同，不是比平常的水准好，就是比平常的水准差。
这种情况，放到国家身上也是一样。危险到一定程度，国家不仅不会振作，有时还会被吓住。
这种危险可以刺激民众的情绪，却无法指引民众的情绪。它能够碰到民众的思想，却无法唤醒民众的思想。当初犹太人的神殿已经被战火烧成废墟，可他们仍在上面互相残杀。
不过最多见的是，当灾难来临，某些国家和个人反倒非常镇定，做出不同凡响的平复灾难的事。此时，一些伟人如矗立在夜色中的高楼一般高大，刹那间，被大火照耀得清晰可见。天才不再迟疑，勇敢地站了出来；被苦难折磨的民众，暂时将他们的嫉恨抛到一边。有很多伟人的名字就是这时从选票箱中出现的。如今在美国从事国家事务的人，和50年前掌政的人相比，差得很远，这点我前边已经说过了。之所以如此，法律是一方面，环境是另一方面。
为了获得独立而斗争不止，当美国进行这一正义事业时，这个国家是想从他国的压迫中得到解脱；而等美国作为一个新的国家登上世界舞台，这个国家所有民众都具备他们所追寻的目标必备的思想道德水平。伟大的人物在整个国家欢声雷动中走到人前，人民举起双手迎接他们，关注他们的言行。可是，这种情况终究不多，必须再看看事物的另一面。
过于短暂的事物会抑制民主的激情；而激情的走向会强有力和长时间被人民的文明程度，尤其是民情所影响。这种情况在美国十分平常。
在新英格兰，道德和宗教掌握着所有的教育和自由，当前的社会形式是早就构建完成，传承了很长时间的，已经形成系统的道德原则和习俗。因此，财富和出身素来能够带给人们的优越性，人们并不关注，与此同时，还十分推崇知识和道德带来的优越性，且心甘情愿地听命于它。所以，相比于其他任何地方，在新英格兰，民主做的选择都是最好的。
可是朝南走，情况就不一样了。南部诸州的社会纽带出现的时间短，还不够坚实，受过教育的人有限，道德、宗教与自由的融合还无法让人满意。所以，那些州的政府中，没几个人有足够的德行、才干或者二者兼备。
西南部各州的社会体系才刚刚建成，若是去那儿，人们会发现全是冒险者和投机家的庄园。此处治理社会的权柄居然控制在几个人手里，着实让我们惊异，心想：想让国家富强、社会昌盛，在立法部门和个人自由之外，还能有何种力量可以做到？
有些法律虽带有民主色彩，却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主的危险天性进行了修正。
走进华盛顿众议院的会议大厅，你会为厅内粗鲁的言行与举止而大吃一惊，虽然你看遍整个大厅都找不到一个名人。所有议员近乎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人物，我们的脑海中没有任何与他们的名字有关的印记。他们大多数人，不过是乡村律师、商人，甚至还有社会最底层的人员。这个国家虽然大致完成了教育普及，可听说人民的代表也不全都是能说会写之士。
参议院大厅的大门就在几步之外。可这个小小的会议厅却汇集了美国的大多数名人。在这儿，你看到的所有人都能让你记起他最新的成就。他们中间有雄辩滔滔的大律师、威名赫赫的将军、公正廉明的行政官和家喻户晓的国务活动家。这个会议厅里的所有演说，即使是与欧洲各个国会最卓越的辩论相比，也不会有丝毫逊色。
这两个对比如此诡异的场景，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众议院看不到的国家精英，都集中到了参议院？为什么前者都是一些粗人，后者却被天才和名人所霸占？可这两个院的议员都是从人民中选出来的啊？而且直至今日也没听说哪个美国人指控参议院与人民的利益为敌。那如此让人惊异的差别，是怎么来的？在我看来，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一事实：众议院的成员来自人民的直接推举，而参议院成员要经历两个阶段的推选。各州所有公民推选本州立法部门，联邦宪法授权诸州立法部门为选举团，参议员由这些选举团推选。自然参议员也代表了（虽不是直接代表）普选的成果，因为推举参议员的诸州立法部门，本质上是为诸州的所有公民效力，而非贵族集团或者自身拥有选举权的特权阶层；还有诸州的立法部门通常每两年或者每一年重选一次，所有公民以改选来更换立法部门的成员进而掌控参议员选举。可是这个选举团在转达人民的意愿时，或许出现了某些变化，给自己添加了更威严和肃穆的色彩。所以，通常情况下，选举团推举的参议员确实能够代表管理国家的多数。不过，他们代表的只是国内盛行的崇高理念和为国家指明前进方向的国家精神，至于那些会让国家发生动荡的小众激情与让国家声名狼藉的恶念，就不是他们所能代表的了。
美国的各共和州，早晚有一天会因为在选举制度中添加了两级选举而变得繁荣昌盛，这点不难想象。不然，他们可能要掉到民主的圈套中饱受磨难了。我对此毫不怀疑。
在我看来，各个阶层的民众只有通过两级选举才能共享政治自由。我相信，无论是指望将这一举措变成政党独有的武器，还是对这一举措心存恐惧，都不正确。
美国民主对选举法的影响
选举的间隙如果太长，那每次选举国家都有出现动荡的可能。
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机会，此时，每个政党都会竭尽所能地想尽所有办法。选举失利对候选者来说几乎是致命的，这或许会让他们暴跳如雷，无所不用其极。可这种合法的竞赛，若是用不了多久，就能再来一次，那么落败的政党就能忍一忍了。
如果选举络绎不绝，发生的频率太高，会让社会无法安定，让政府工作处在变幻不定的状态中。
所以有两种不同的危险，一种是让国家小病不断，一种是让国家突发重病，也就是发生革命。前一种体制不利于政府的良好形象，后一种体制会让政府遭遇生存危机。
相比于第一种缺陷，美国人宁肯忍受第二种。因为他们对变化的热爱被民主演变成了激情，所以此间指引他们行动的通常是本能，而非理智。最后，美国制定的法律易变得让人惊奇。
大部分美国人将其法律的易变性，视为一种整体来说效果显著的制度的不可阻挡的结果。可是我敢说，所有美国人都清楚这种易变性是有缺陷的，或者它本身就是一大缺陷。
在论述完某项或许会遏制或者延迟颁布不良法律的权力之后，汉密尔顿又说：“有人可能会说，这种权力除了会防止不好的法律的颁发，也会压制好的法律的颁发。可是，只要你对法律的动荡性和易变性有正确的认知，就不会将这一反对意见放在心上。法律的动荡已经给我国政府的性质和方针泼了最大一份污渍。[159]”
麦迪逊说：“看上去，我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立法简单且不受限制。”（《联邦党人文集》第62篇）
这种危险，杰斐逊自己——截至目前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出现的最伟大民主主义者，也谈到过。他说：“我国法律的动荡不安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也就是有必要作出规定：某项法案提出的时间和批准执行的时间可以有一年的间隔。法案提交之后，先进行讨论，等没有其他修正意见之后再进行投票。如果法案需要立即批准执行，那么必须在两院都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而不能按照简单的多数进行。[160]”
美国民主体制下的公职人员
在美国，公职人员没有府衙和侍卫，也没有官服，和人民群众没什么不同。掌权者的这种朴素的风气，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社会的基础方针。
组建政府对民主来说非但不是好事，还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灾难。官员必须有权，否则，他们将毫无用处。可是，官服不过是权力的外在体现，对工作来说并不是不可或缺的，更何况，群众也不喜欢见到。
作为公职人员，自己之所以能对别人发布命令，一个前提就是言行举止不能高高在上，这点他们非常明白。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员作风比美国的公职人员更简朴，更和蔼可亲，他们问问题时语气温和，回答问题时和颜悦色。
民主政府的这种自然的风气，我觉得很好，这种相比于职位，更重视职责，相比于权力的外观，更看重品德的公务人员的身上有一种男子汉的工作作风，让我敬佩。
在我看来，我国这一百多年来高估了官服的作用。在美国，我没发现哪个公职人员因为工作时的着装与身份不匹配，就不受敬重或被人小瞧了。
此外，公职人员假模假样地穿着官服就能特别为人民所敬重了吗？我非常怀疑。在我看来，不可能发生公职人员因为衣服而非品德受到敬重的情况。
看见我国某些官员蛮横地对待别人或者嘲讽别人，耸着肩表示不同意或者洋洋自得地笑着发号施令时，我真想将他们的官服扒下来，一直扒到他们恢复一个公民的本来面貌为止，看他们能否想起人民理当得到的敬重。
在美国，公职人员虽不需要穿官服，但可以拿俸禄。
相比于以上各条，这点更理所应当，是民主原则所要求的。民主体制并不反对官员炫富，只要不直接损害民主原则，他们可以用丝绸、金银装扮自己。这种特权不是永久性的，而且和个人无关，只与职位相关。不过，公职人员若是没有俸禄，就会出现一个有钱且独立的公职人员阶层、一个贵族中心。此时，人们就算没失去选举权，也不能得心应手地使用这一权利了。
一个民主共和国若是取消了公职人员的俸禄，那这个国家正在朝着君主体制前进，这点我百分之百可以确定。一个君主制国家若是开始不为公职人员提供薪资，毫无疑问，这种行为表示这个国家在朝独裁政体或者共和政体迈进。
所以，以有薪公职人员取代无薪公职人员，我认为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场货真价实的革命。
美国所有公职人员都有薪俸这件事，在我看来，是民主在这一国家彻底占据统治地位的最鲜明的标志中的一个。无论性质如何，只要为公共事业效力就得拿俸禄。所以，所有公民都有为公共事业出力的权利，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能养家糊口。
民主国家确实人人都有机会成为公职人员，但不是所有公民都能成为公职人员。这是受候选人的数量和获选要求所限，并非因为候选者没有资格，要知道，选举总会有所限制。
严格意义上讲，一个国家若是各个方面都严格遵循选举原则，那么所有公职都将是临时的。人们通常是偶然之间得以出任公职，谁都无法永远继任。如果每年改选一次，就更是这样了。所以，公职在稳定的时期，对人通常没多少吸引力。在美国政坛里讨生活的人，通常都没什么大志向。才华出众和志向高远的人，通常不会参与政治，而是去追逐财富。不少人是因为没有信心做好自己家的事业，才去统领国务工作的。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以及民主的选择弊端，使得不少庸才成为了公职人员。在美国，就算哪个杰出的人才想要获选，人民是否愿意选他，也是未知之数，不过我敢说，他们是不会站出来参选的。
美国民主体制下的行政官[161]独裁
让行政官员拥有众多特权的政府有两种，一种是政府掌握在一个独夫手中，一种是民主政府。
引发这一相同结果的，几乎是同样的理由。
独裁的国家不仅民众的命运得不到保证，连官员的命运也是如此。为统治者所聘用的人，他们的性命、财产都掌握在统治者手里，有时他们的名誉也不例外。统治者相信他不必担心这些人，他们不会用他给他们的自由来对抗他，所以还让这些人拥有了不小的行动自由。
独裁国家的君主对自己手中的政权非常重视，甚至担心自己规定的体制会损害到政权；只要臣属越界的行为不十分严重，他都乐于将其当成偶然事件，相信这并非源自臣属真心的反意。
民主国家的多数并不担心自己委托的人行权过度，因为他们每年都能从这些人手中将权力拿回来。多数乐于让掌权者展现他们的才华，因为他们随时都能将自己对政府的看法传达给掌权者，他们不愿用一条规定约束掌权者，因为死板的规则对他们来说，所限制的不仅是掌权者，还有自己。
可是，民主体制下的行政官员的特权，甚至比独裁国家的还要大，这点只要研究得再深入一点儿，即可发现。
独裁国家的君主，能够马上对他见到的所有违法行为进行惩处，可是他能及时发觉所有应该进行处罚的违法行为吗？他自己都不敢作此保证。而民主体制下的施政者，不但权力非常大，还渗透到了各个角落。例如，我们会发现，欧洲任意一个官员的行动自由，都比不上美国法律为其公务人员限定的职务范围内的活动空间大。
通常，他们被告知的只有应当完成什么工作，至于以何种方式完成，他们可以自行判断。例如，按照规定，新英格兰各个乡镇的行政委员需要举荐陪审员。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选择陪审员必须是拥有选举权，且名声不错的公民[162]。
若是哪个法国的公职人员有了如此恐怖的权力，人们势必觉得威胁了民众的生命和自由，无论这一官员如此行使此项权力。
新英格兰乡镇的行政委员还可以将酗酒者的名字贴在酒店里，严禁民众卖酒给他们，并对违反的人员予以罚款[163]。
就算是最独裁的君主制国家，这种禁止之权也受到民众的激烈反抗；可是在新英格兰却轻轻松松地就被认可了。
民主共和国的法律赋予行政官员的特权，比任何地方的都大，因为这种特权是安全的。甚至可以这么说，选举权越往社会下层普及，行政官员的任职期限越短，行政官员的自由程度就越高。所以，民主共和国变成君主制国家的难度极大。若是行政官员保有民选官员的权力和习惯，却不再由人民推选，那么势必引发独裁专制。
法律不仅能为官员限定活动空间，又能引导官员的所有行动这种情况，只有立宪君主国才会发生。之所以如此，很容易解释。
立宪君主国的权力由国王和人民共享，两者都不希望行政官的职务变幻不定。
国王担心行政官员对王权不利，所以不希望人民掌控行政官的命运；至于人民，他们则担心行政官员对国王唯命是从会损害自己的自由。所以，无论是君王，还是人民，行政官员都留有距离。
君主和人民之所以愿意官员保持独立是因为这个原因，国王和人民之所以想方设法确保官员不会滥用此种独立，进而危及王权或者人民的自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两方均认为预先为官员限定好活动空间是有必要的，并且相信让官员遵循一套严格的规则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