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政的不稳定性
美国的掌权者在家庭活动中留下的印记，通常比在社会活动中留下的深刻，因为他们不会在台上停留很长时间，很快就会回到外观日新月异的民众中。在美国，公共行政工作几乎全靠口述和惯例进行，而没有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就算曾经写过，也如古代巫女写在棕榈叶上的预言一般，一阵轻风就能吹散，不留一丝痕迹。
报纸是美国仅有的历史资料。要是报纸少了哪一期，时间的链条就将无法连接，现在和过去之间就会出现空白。关于如今美国社会情况的确切资料，若是50年后再找，我敢说，比找法国中世纪行政管理的资料还难。若是哪天美国被原始部落征服了，那么除非翻查其他国家的历史资料，否则是无法探明如今在这里生活的民众的情况的。
民众的习惯已经开始被行政管理的动荡影响了。我甚至敢这么说，如今所有美国人都认为这样更好。人们对发生在自己之前的事漠不关心。任何人都不考察管理措施，都不做经验总结。收集资料原本再简单不过，可是没人这么做。人们偶然间得到的资料，也不会认真保管。知道我手里这几份原始资料是怎么来的吗？是因为我问了几个官员一些问题，那些行政机关才找给我的。美国的社会没有一天不像一个正在作战的军队。可是，行政管理技巧是一门学问，这毫无疑问，而一切学问都是需要一辈辈对前人的经验进行总结，如此才能持续发展。人生短暂，有人笃信行为，有人笃信灵魂；前者创造方法，后者塑造理论。人们是怎么创建出来各门学问的？就是这般一面前行，一面总结着个体的各种经验成果，如此创造的。美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管理人员完全不互相借鉴，并且引导社会工作应该具备的科学知识，他们并不具备，而是全靠自己积累的经验去工作。所以，民主走到行政管理工作时，反倒成了妨碍管理人员学习管理技巧的阻力。若只看这一点，那么相比于这方面经验不足的国家，民主更适合已经学会行政管理的国家。
不仅如此，这个结论的使用空间并不只是行政科学。可是，一个民主政府想拥有这样简单而自然的创建理念，那它的社会一定要十分文明和开通[164]。起初，人们以为这种政府只有远古时期才有；可是经过进一步研究，人们很快发现，只有社会发展到最终阶段，这种政府才会出现。
美国民主统治下的公共开支
想要知道民主政府是不是一个节俭的政府，首先我们得确定一个评判标准。
如果做对比的是民主共和国和专制君主国，那么，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此时，我们会发现，相比于后者，前者的公共开支要大得多。并且这也是所有自由国家和不自由国家的状况。独裁体制下的民众之所以穷，首要原因不是独裁体制夺走民众的劳动果实，而是它阻碍了人民的生产制造。它目不转睛地关注着已经得到的资产，却阻断了财富的源泉。自由正好反过来，相比于毁掉的财富，它产出的多了成百上千倍。一个国家若是知道自由的益处，它的财富的增长速度，通常都比赋税的增长速度快。
现在我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各个自由国家的对照，指明民主对各国财政的作用。
在结构上，有机体必须遵守它确定的规则，不能有一时一刻的脱离，社会也是如此。组成社会的要素每时每刻都在，随时随地都在。
一个民族通常会被科学分为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是由有钱人构成的。第二个阶层是由那些虽然不十分富有但生活宽裕的人组成的。第三个阶层的成员，则是那些几乎或者根本没有资产，只能通过为前两个阶层服务来谋生的人。
社会情况不同，这三类人的数量也会有所差异，但必须承认，这三类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
对于国家的财政管理，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诉求，这非常明显。
若国家法律的决定权完全掌控在第一个阶层手里：因为数额巨大的财产税对这些人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所以他们通常不会思考如何节省国库支出的事。
若国家法律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中间阶级手里：因为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就是小资产高税赋，所以他们必定会尽量节约国家税收。
在我看来，中间阶层组成的政府应该是自由政府。它或许不是最有学问、最豪爽的政府，但在节俭这方面，谁也比不过它。
现在，我假定立法权完全掌握在第三个阶层手里。在我看来，公共开支不会变少，反倒会增加，原因有两个：
第一，立法者大多没有需要缴税的资产，国家的公共支出看上去绝不会让他们受损，反倒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第二，拥有小额资产的人轻易即可想到办法让缴税的担子由有钱人承担，让穷人只得到好处。这种情况在有钱人掌权的时候，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当所有立法权限都由穷人包揽时，公共支出会明显变少，这绝对无法实现[165]。要知道确定缴税法案的人通常不用缴税，或者他们会想办法逃避缴税义务，所以这项支出通常不会小。换种说法，除了民主政府，任何政府都不会让制定税收法案的人避开缴税义务。
就算你表示反对，也不过是白费力气。引导民众捍卫富人的资产，是人民的切实利益所在，如果不这么做，人民很快就会明白什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人民的幸福也可以归结到国王的利益上，贵族的利益无时无刻不在欢迎着人民。一时的冲动和诉求若能被长远的利益压制住，那暴政或者蛮横的贵族制度就永远不会存在了。
有人或许会反问我说：难道没人建议将立法的权力全部交给穷人？
这些人是谁？是创建了普选制度的人。毫无疑问，制定法律的人是多数，不是少数。
如果证实说通常多数是由穷人组成的，那么应该可以再加一句：推行普选制的国家，其立法权不就完全掌握在穷人手里？
纵览世界各国，迄今为止大部分人都没有资产，或者没什么能够让其在不工作的情况下维生的资产，这毫无疑问。所以，普选体制其实是将管理社会的工作交给了穷人。
有时民权会给国家财政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在古代的一些民主共和国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
这些共和国近乎倾尽国库所有的力量，以救助贫苦的民众或者为民众建造娱乐设施。说实话，古代没什么人知道代议制。至于现在，人民的热情虽然难以在公共事务上表露，可是时间长了，代表们势必会对选民的诉求低头，关注他们的喜好和利益。
另外，人民有了钱之后，就不用富人花钱了，何况若是加税，自己也免不了要有所损失，所以人们越是富有，民主所带来的恐怖浪费就越小。考虑到英国几乎所有需要缴税的资产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若只看这一点，在法国推行普选制比在英国安全。美国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资产，并有着远比法国人优越的社会地位。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别的能够增加民主国家公共支出的因素。
当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贵族手里时，国务工作的负责人得益于自己的地位而不用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他们觉得自己命好，一直跟社会索要权力和荣耀；他们将劳苦大众踩在脚下，民众的安居乐业对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有什么推动作用，是他们从未想过的。他们有时的确会同情穷人的悲苦，可是对于此种痛苦，他们的体会没有穷人深。人民安于贫困，是他们所乐见的，他们唯一的期望就是维持统治者的身份，除此，再无索求。
相比于有所发展，贵族体制更重视保持现状。
与之相反，当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掌权者因为饱受磨难，便会四处除旧布新。
改革的思想此时会遍及各个行业，渗入到最细微的层面上，而需要耗费金钱的事业因为以改善穷人无力改变的生存环境为目标，更会善加运用这种思想。
而且，民主社会还有一种模糊不清的进取思想和改革激情——这种激情所追逐的各种革新几乎都是需要持续耗费金钱的。
君主体制和贵族体制下的野心家们总会让掌权者做一些劳民伤财的事，因为他们清楚掌权者想要成就一番大事的本能。
一个民主国家的掌权者如果是穷人，那么他的豪爽将只会在提高社会福利的事业上有所体现，可这种事业通常都得花钱。
此外，人民一旦开始思考自身环境的问题，就会发现很多一开始没注意到的需求，而没有国家的支持，就满足不了这些需求。所以通常来说，文明程度越高，公共开支就会越高，教育的普及情况越好，赋税的额度越高。
最后，还有一个使得民主政府好于其他政府的因素，就是民主政府没有节约开支的办法，所以虽然它有时想节省，却做不到。
时常性的更换目标及政府人员，使得民主政府的事业无法做到一脉相承或者有始有终：第一种情况，国家支出金钱，可是结果与初衷不符；第二种情况，国家支出金钱，可什么都没得到。
美国的民主确定公职人员薪资时显露出的本能
一般来说，民主制度之所以会节制公职人员的俸禄，有一个首要原因。
民主体制中有不少人有权制定薪资体制，可是能够以权谋私的人却几乎没有。
相反，贵族制度中有权制定高薪体制的人却总能发现点儿以权谋私的机会。这就算不是他们为自己累积的本钱，起码也是为他们的孩子预备的财路。
不过不得不说，民主国家对自己的主要公职人员未免太过吝啬了。
和别的国家相比，美国基层公职人员的薪资水平更高，可高级公职人员的薪资水平却差得很远。
这两种相反的情况是由一个原因引起的。人民在这两种情况下，按照自身需求，比照下层公职人员和高级公职人员的功劳确定了公职人员的俸禄。日子富裕的人民认为公职人员也该享有富裕的生活，如此才合理[166]。可是，这个想法在决定国家高级公职人员的薪俸时，并未发挥效力，是随便定的。
穷人不清楚社会高层的生活需求。一笔穷人觉得非常富足的资产，到了富人眼里却根本不值一提，因为前者觉得金钱若能够满足日常所需，就已很好了。在他们看来，州长一年获得两千埃居（6000法郎），就已经称得上幸福，值得人称羡了[167]。
你若是想办法劝服他们，跟他们说在外国人跟前，一个大国的代表必须有相应的排场气度，一开始，他们或许对你的意见深信不疑；可是当他们念及自己破败的小屋，念及自己努力劳作得到的少得可怜的回报，发现他能用你眼中不值一提的钱成就一番大事，他会为这笔款项感到惊异，甚至被它吓住。
此外，如果下层公职人员和人民没什么差距，有些人却高于这一水准，人民便会同情前者，妒忌后者。
这种情况在美国也有清晰的表现——美国公职人员的薪资看上去是和权责成反比的[168]。
这种情况正好与贵族制国家的相反，贵族制国家高级官员的俸禄非常高，下层官员的俸禄只够生活，而原因——从我们上边谈及的相似的原因中——很容易发现。
富人不该享受，穷人也不该妒忌富人，如果说民主制度是这样看的，那么贵族制度就是无法体谅穷人的苦楚，或者说贵族体制连穷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准确地说，穷人和富人根本就不是同类，他们是人的不同品种。所以，贵族体制通常不会留意下层官员的命运，除非下层官员因为俸禄太少而不肯为贵族体制效力，否则它是不会给他们提一提薪俸的。
在处理高级公职人员的薪俸时，并不崇尚节省的民主制度却摆出了节省架势，使得它有薄待他们和对他们吝啬的趋势。
民主制度的确让掌权者的日子不太如人意，可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所需，为了让人们能够丰衣足食，它却可以花费大笔金钱[169]。税收是这些支出的主要来源，但并未遭到挥霍。
民主制度通常将支出放在被统治者身上，花在统治者身上的不多。贵族制度则刚好相反，国家资产基本都被用在了统领国家事务的那个阶层。
美国政府崇尚节约的原因难以辨别
法律对人类命运的切实影响是最难以辨别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只要想探明这件事，就会犯下大错。
一个民族生就活泼好动、激情四射，另一个民族却乐于小心谨慎、擅长运筹帷幄。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特点，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素养或者某些我们不知道的久远的因素。
有些民族崇尚体面、喧闹和游玩，一掷千金只为一时的快乐也不觉得可惜。有些民族喜欢修身养性，觉得自己富裕即可，不该摆阔。
一些国家喜欢美轮美奂的建筑，一些国家却对艺术毫无感觉，对任何不实际的东西嗤之以鼻。最后，有些国家追名，有些国家逐利。
所有这些情况都和法律一起对国家的财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人为什么不在公共庆祝活动中耗费国家经费？除了美国税收取决于人民表决这一原因，还有美国人民不崇尚大肆庆贺的原因。美国人为什么不喜欢修饰建筑物，不看重外在的华美？除了他们的民族崇尚民主这一原因，还有他们崇尚贸易的原因。
公共生活中融入了个人的生活习惯。可是美国源自自身制度的节约，和源自民众习惯和社会风尚的节约，我们不该混为一谈。
是否可以用美国的公共支出和法国的进行对比？
人们近来对美国的公共支出和法国的公共支出做了大量对照性研究，可结果都不合乎人意，他们因何没能得偿所愿，我觉得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
想要探明一个国家公用支出的费用，首先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件事，一定要弄清国家资产到底有多少；第二事情，一定要弄清它在公共支出上花费了多少。既然不但要了解支出金额，还要了解支出和收入的联系，那么就不该只研究税收总额，而不探查应当缴税的资产，否则不过是白费功夫。
一笔富人缴纳起来轻而易举的赋税，却能让穷人一贫如洗。
人民的资产的组成成分很多，不动产是主要成分，动产是次要成分。
想要确切探明一个国家的可耕种面积和它的自然价值与增益，难度很大。想要探明人民持有的动产的价值，难度更大。就算你探明了总数，也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资产的类别太多，数量太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算到了今天，一些历史悠久的欧洲国家都没能准确地计算出它们的财产总量，连中央集权的国家也不例外。
美国人甚至没想过要统计资产总量。这个新兴的国家，它的社会尚未稳定，它的国家机关能够得心应手地使用的下层官员的数量也远比不上我国政府，因为没人整理或者没时间研究，统计资料都不全，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能得出正确的统计结果吗？
所以，我们得不到统计必备的资料。我们没办法用法国的资产来和美国的资产对照。法国的资产是尚未算出确切数值，美国的资产却是连算都算不了。
可是，“对比”这个应该使用的词，我却愿意先把它放在一边，只统计税收的确切数额，而不去探究税收和资产的联系。
读者会发现，我的工作量并未变少，虽然我观察的范围变小了。
我敢说，虽然有很多官员在法国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系中勤勤恳恳地劳作，可是公民直接缴纳和间接缴纳的税赋的总数值，他们却给出不来。这项工作别说一个人做不了，就是法国政府都完成不了，或者起码还没将结果公布出来。现在，我们虽然能知道国家支出的金额和各个省支出的金额，可是乡镇的支出金额，我们却无法探明，因此说我们已经掌握了法国公共支出的全部情况，并不合适。
我们现在若是调转视线，再来观察美国的公共支出，会发现棘手的问题更多，还都是无法解决的。
美国将公共支出的准确的总体金额告诉我了，其二十四个州的预算，我也看到了，可是美国公民让自己的乡镇消耗了多少行政支出，谁又能告诉我呢[170]？
与此相关的材料，不要说联邦政府无法逼迫各州政府拿来给我，就算各州政府愿意帮我，我也不觉得自己拿到了就能得偿所愿。先不说这一工作天然的苦难，国家的政治架构也阻碍了诸州政府努力的成效。乡镇和县的行政委员的任命不由州长负责，州长也管不到他们头上。所以毋庸置疑，拿资料给我这件事，就算诸州政府不反对，也有很大的阻碍——那些原该为州政府效劳的下级官员说不定会敷衍了事[171]。
在这方面，美国肯定没做过任何工作，所以问美国人能不能给我们这方面的资料，不过是白费力气。
所以，如今任何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都无法告诉我们，美国平均一个公民要为社会提供多少金额[172]。
总而言之，想从美国和法国的社会支出的对比中得出结论，难度很大，想从两国财富的对比中得出结论，也是如此。我再多说一句，此种尝试也一样不安全。
除非统计资料的统计基础准确可信，不然，不要说指导工作，还会将你带入歧途。那些看起来对，其实不太正确的事情会轻易迷惑人心，一个错误若是在数学方面穿上真理的外衣，是能让人坚信不疑的。
所以，让我们将数学丢在一边，想办法去找别的证明吧。
没有切实可靠的材料，却想探明人民为社会支出承担的费用和他们的资产是否匹配，方法就是看这个国家物资够不够富足，人民缴纳过国家规定的税赋以后，穷人是不是还能生活，富人有没有变得更富，对于自身的命运，两方自觉满意与否，每天双方有没有为了让生活更加富足而努力，使资金有足够的投资空间，使需要融资的产业获得足够的资金。
毫无疑问，当一个人以这些标准来进行研究时，他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国人民交给国家的税款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远比美国人的大。
可是，两者间的差异，要如何确定？
法国的有些外债来源于两次遭受侵略，可美国却没有被侵略的威胁。我们必须有一支常备的大军，这是我们的地理环境所要求的；可美国的士兵只要有六千人即可，因为它被独自隔绝在大西洋另一边。我们的军舰是300艘，可美国只需要52艘[173]。所以，美国人民的压力比不上法国人民。
可见，两国财政差异巨大，没有可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