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推断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切实节俭的制度，依据是什么？是通过美国和法国的对照吗？不是，是通过对美国现实状况的观察。
我们研究过联邦诸州后，发觉诸州政府在计划方面通常前后不一，对所聘职员的监控也不严格，所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一定不会珍惜纳税人的钱，或者会在某些工作上浪费金钱。
可是我发现政府对选民是忠诚的，它为了满足社会下层的需求，为了帮他们打开监控政府之门，为了让他们得到幸福和学问，而不懈地努力着。它让穷人能够维持生活，每年耗费巨额经费用于办学，让所有的工作都有薪酬，连小人物也不肯亏待。我承认以这种方式治理国家合乎情理，可我仍然要说，它耗费的金额过于巨大。
我发现此间处理公共事务和统领国家财路的人是穷人，我相信这里的国家时常会有新的支出，因为这对穷人有益。
所以，不用残缺的统计数字，也不用做不可靠的对照，我就敢说美国人的民主政府和人们想的不同，它并不是一个吝啬的政府；我也敢说大部分州贵族国家或者君主国家的税赋水平，美国在遭遇重大危机时也会达到。
民主国家掌权者的贪贿行为及这种行为对公共道德的影响
贵族体制与民主体制都控诉对方易于引发贪贿行为，有必要对此事进行讨论。
在贵族政府中处理政事的都是富人，他们追求的是权力。在民主政府中处理国家事务的都是穷人，他们追求升官发财。
最后，贵族体制国家的掌权者通常不会贪污，钱财对他们的吸引力不大；可民主国家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想在贵族体制中掌权的人，没有一个是缺钱的，可因为职位少，能掌权的人就不多，于是贵族政府就成了囤积居奇的政府。相反，想在民主体制中掌权的人，不仅几乎全都穷困潦倒，还人数众多。所以，民主体制下，买官的人远多于卖官的人。并且想要成功，一次要贿赂不少人。
这四十年，法国有不少执政者被控为追逐钱财而罔顾本国及盟国利益，可这种指控，却很少发生在以前君主制时期的官员身上。不过，在英国习以为常的贿赂选举的实例，在法国却极为罕见。
我从没听说过美国有买官卖官的情况，可我不认为美国的公职人员就清廉正直。不仅如此，我时常听闻他们之所以成功是用了无耻的阴谋诡计和应该受到唾弃的手段。
所以，在变坏这件事上，若说贵族体制的掌权者有时会尝试一下，那么，民主政府的领袖却是主动进行的。
前一种情况，腐败的官员会直接冲击人民的道德品质，而后一种情况，人民的思想观念势必会受到腐败的官员更严重的影响。
民主国家的国家领袖通常都会受到使之不满的质疑，所以他会想方设法让政府对他承受的指控进行保护。如此一来，正在与恶厮杀的善从他那里看到了一个危险的例子，让潜藏的恶有了名誉的外衣。
有人说，各个阶层都有不好的情感，王位通常来自天赋的权力，贵族国家也好，民主国家也罢，谁能彻底避免让极端无耻的人成为国家领袖呢？可是，这种争论毫无意义。
因为意外掌权者的腐败堕落中，有一种粗鄙的东西让人民群众也跟着腐败堕落，而那些有钱人的腐化堕落中，却有一种贵族的文雅气度和高高在上的排场让腐化堕落局限在相应的区域内，所以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没什么用处。
宫廷斗争的诡秘，人们永远不会知道，而且无耻的行径通常掩藏在高雅的行为、高尚的喜好和优美的言词之下，难以被人发现。可是，即使是最不值一提的小人物也看得到盗用国家资产或者售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并且为了想要尝试而心痒难耐。
此外，让人忧心的不是大人物品德败坏，是要道德败坏才能变成大人物。民主体制下的某些民众，发现他们之中有人不过几年就从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如何不惊讶、嫉妒？如何不会在心里思考，这个昨天还和自己一般无二的人，今天怎么就成了他们需要俯首的人？如果说此人能够得势，是因为他品德出众，这不是表示自己德行不如别人？没人愿意这么想。所以，人们会把主要原因归结到此人的一项劣迹之中，并且通常坚信就是如此。
最后，在无耻和权位中间，在卑下和成功中间，在脸面和现实中间，出现了概念上的混淆，这非常悲哀。
民主可以进行的尝试有哪些
读者们，请允许我提醒你们，此间我所说的政府不是打着人民旗号对人民发布命令的政府，而是切实地按照人民的意愿组建的政府。
一个打着人民的旗号发布命令的政府，可以以大部分人的意愿作为托词进而形成道德力量，将独裁者的意愿坚定、迅疾、强硬地变成现实，所以最难抵抗。
当国家遭遇危难，一个民主政府能努力到哪一步，难以预料。
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共和国。1793年掌控法国的寡头政治，若给它冠上共和的名号，就是在羞辱共和政体。共和体制最新的良好范例只有一个，就是美国。
到现在已有50年历史的联邦政府所遭遇的生存危机只有一个——独立战争。这场耗时长久的战争，人们起初为之奉献的激情十分高涨，这非常少见[174]。可是，战争进行得越久，人们心灵深处的自私就越茁壮：人们拒绝为国库提供钱财，不再去军队服役；人民当然想独立，可却在独立的措施前停下了脚步。
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2篇）中，汉密尔顿写道：“我们增加了不少税收条款，推行了一些新的税赋措施，可是毫无用处。民众的期待全都变成泡影，国库一穷二白。硬通货极端缺乏的情况，摆在了我们民主政府内在的民主行政体制这一属性面前，而这种情况又让商业掉入了萎靡不振的深渊。迄今为止，民主行政机构尚未停止增加税赋的努力，不过徒劳无功，连各州的立法部门也发现这种做法的愚蠢了。”这是美国至今遭遇的最后一场需要坚持到最后的大战。
所以，当美国人民如英国人民一般必须交出一半收入给政府处置，或者如法国人民一般不得不将国家二十分之一的人送往战场时，我们才能知道民主制度所能承受付出的极限在哪儿。
美国人不接受征兵制，除非有薪水可拿，否则不会服役。我敢说，没人有胆量将征兵制写入法律之中，因为强行征兵的手段和美国人的观念冲突，和美国人的习惯不符。
毫无疑问，法国嘴里的征兵制是我国民众最大的负担。可是，只要我们想赢得陆地战争的胜利，我们就必须实行征兵制。
无论是英国的那种强行征募海军的措施，还是我们法国的那种征集海军的体制，在美国都不存在。美国海军和商船上的水手没什么不同，招募的原则都是自愿。
可是，一个国家想要维持一场大规模的海战，不用以上两种方案，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有过光辉灿烂的海战历史的合众国，一支大型舰队都没有，但美国也曾耗费巨资去装备少数几艘舰艇。
美国的国务活动家们曾经同我说过，它若想维持海上优势，就必须施行海员强制服役制度或者海军征兵制，可是对于掌控国家主权的人民来说，这种制度是难以忍受的。
在国家遭遇危难时，相比于非自由体制的国家，自由体制的国家所展现的毅力更强劲，这点不需要证明，可是我更相信，在贵族成分较大的自由国家，这点会表现得更明显。我认为，相比于长时间地与损害国家政治生活的大动乱对抗，民主制度更适合管理安定的社会，或者在需要的时候以它来激励民众的情绪。这不难理解：在长久的苦难面前，镇定多思比激情澎湃有用，尽管后者能让人奋不顾身。和不经过大脑的行动相比，天性勇敢无畏也是颇具城府的。一开始的冲劲儿，通常只靠激情就能产生，可是最后结局如何，要看这股冲劲儿能不能持之以恒了。人们是为了救下其他部分，才会牺牲某些贵重的东西的。
可是，通常来说，民主就缺少这种对未来的明确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是构建在知识和阅历上的。
和理智相比，人们用得更多的是情感。当前的灾难确实不小，但并不值得畏惧，让人畏惧的是不去思索被苦难压倒的结果，进而引发的更大的灾难。
民主政府之所以坚持得没有贵族政府坚定长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对于将来的好坏，人民看得不如社会上层清晰，可忍受的磨难却比社会上层沉重。贵族确实置自身于险境，可是他们赢得荣耀的机会和蒙受损失的机会是一样的。
当贵族把大多数资产交给国家，它不过暂时失去了一些物质上的享受。可并不追逐死得荣耀的穷人，其谋生手段却总要面临连富人都厌烦的赋税的重担的威胁。
妨碍欧洲建立此种共和国的最强劲的阻力，或许正是民主共和国会在困境期出现的这种相对而言的弱点。除非欧洲所有国家都施行此种体制，否则没有哪个欧洲的民主共和国能够长存。
随着时间的流逝，民主政府的社会力量必定会增强，这我毫不怀疑，可是它无法如贵族政府或专制君主国一般马上将力量凝聚到一个地方和一个时间点上。我相信若是将一个民主国交给共和政府治理一个世纪，等这个世纪结束，无论是比国富民强，还是比人丁兴旺，还是比安居乐业，临近的独裁国家都比不上这个国家。可是，这个国家在这世纪之中将会有多少次要面临那些独裁国家的侵略威胁呢？
美国民主经常表现出的自控力
为了有益于将来而暂时抑制激情和诉求，我们可以从发生在美国的一些小事上看出民主在这方面遭遇的苦难。
一个喜欢受人追捧的人，通常自控力有限，若有人请他们帮忙或者进行救援，一般在最开始都会被他们拒绝，就算他们觉得对方的目的没什么问题。人们公正地称颂着美国人对法律的遵从。不过有一句话必须要说，就是美国的法律是人民自己制定的，为的也是人民。所以，美国法律的获益者是那些无时无刻不想脱离法律的人。于是，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一项法律，若是大部分人都觉得无法让自己获得现实利益，让人厌恶，那么这项法律将难以通过，就算通过也得不到遵守。
美国没有哪项法律是惩处谎报破产者的，为什么？难道是因为美国没人破产？不，正相反，原因是美国有不计其数的破产者。相比于因别人破产而受到连累，大部分人更担心自己被控诉成破产者，并且某种犯罪行为的披露若是源自个人检举，民众会有一种宽恕心，尽管不该如此。
新兴的西南诸州，其司法权近乎全由民众自己掌控，谋杀案此起彼伏。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生活在那片荒漠上的民众蛮横而无知，对他们来说，互相决斗好过向法律求助。
一天，在费城，有人告诉我，酗酒几乎是美国所有罪案的原因；因为酒非常便宜，所以下层民众可以敞开肚皮大喝特喝。我问他说：“你们可以向酒收税啊，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回答说：“我们的立法者有这个心，却没这个力量，他们担心人民不同意，要是哪个议员给这一法律投了赞成票，下次他就无法获选了。”我又说：“看上去，在你们国家，喝酒的是多数，禁酒就失了民心。”
你和美国的国务活动家说这件事，他们只会和你说：“把这件事交给时间吧，痛苦的经历能唤醒民众，告诉他们，他们到底要什么。”真相通常确实是这样。和一个国王或者一群贵族相比，民主制度拥有的犯错的机会更多，可是民主制度的自身利益通常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相符的，也并不抵制理性，所以它回到正途的机会也多，只要它意识到自己错了。可是，民主制度承认的真理必须经过实践的考验，而不少国家还没看到错误的后果就已覆灭。
所以，美国人极大的优势除了是因为他们比别的民主更睿智，还因为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有一点需要补充——民主制度应该让民众的文明和文化到达一定的水准，这有利于民众从以往的经历中吸取经验。
在一些初等教育非常糟糕的国家，冲动、蒙昧和对所有事物的误解融合到一起形成人民的秉性，所以他们探寻不到自己悲惨的根由，受到了他们无法理解的灾祸的压制。
我曾经路过几处印第安人的故乡——在那片广阔的区域中，那些曾经强有力的印第安人现在已经消失了；我曾经在垂死挣扎的印第安部落待过几天——那支部落眼见着自己的人口越来越少，过往的彪悍和荣耀渐渐消失；这些印第安人曾经向我预言，他们的种族末日将至。那时所有的欧洲人都觉得，为了不让这些悲惨的人走上末路，应该想办法去保护他们。可是，他们自身却什么都不做。
灾难每年都会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不是没有感觉，可他们就是不要援助，就算被迫害得只剩一人。想让他们继续生存，日后只能以强迫的办法进行。
25年来，某些南美新建的国家始终在革命的交锋中厮杀，看到这种情况，实在让人惊异。因为盼着这些国家回归正途，人们没有一日不在等待。可是，对南美的西班牙人来说，谁又敢说革命不是他们当前最自然的正途呢？处在深渊底层的这个地区的社会，正在向上攀爬，可社会却无法依靠自身的努力从中走出来。
这片占了西半球一半的土地如此美丽，可生活在上面的民众，看上去却满心都是消灭彼此，完全没有改变心意的意思。他们耗尽所有力气之后，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过后，疯病又会再次发作。
当我们发现他们处于此种状况之中：要么是在承受磨难，要么是在犯罪作恶，我只得承认，对他们来说独裁或许能为他们带来福泽。
可是，在我的思维里，独裁和福泽格格不入。
美国民主如何解决国家的外交事宜
按照联邦宪法，外交事宜的处理工作由总统和参议院负责[175]，而在一定的范围内，总统和参议院是能够让外交的总体策略脱离人民的直接和常规监控的，这点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说美国民主地处理外交事宜，并不合适。
对于美国的外交策略，华盛顿和杰斐逊的指导直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
华盛顿给自己的同胞写过一封值得称颂的信，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这位伟人在政治方面所立的遗嘱。
他在信中说：
“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原则是：尽量不和别国缔结政治联系，但要增加我们和它们的贸易关系。我们要尽量遵守我们已经签署的条约。不过，只做到这一步即可。”
“欧洲各国有一套基础利益彼此羁绊，这些利益就算不是和我们完全没有关系，也没多少关系。所以它们势必争斗不休，而说到底，这些争斗也影响不到我们。所以，日后要是有人牵线搭桥，将我们和欧洲平常的政治斗争相连，或者和欧洲各国一时结盟一时敌对的分分合合相连，未免太过愚蠢了。”
“我们之所以能够被引导和批准走这条与众不同的路，就是因为我们和别国距离遥远，孤悬海外。如果我们能在一个高效的政府的管理下，以一个民族的身份继续存在，那么很快，我们就不会遇到了因外国侵略而导致物质损失这种事了；我们可以保持中立这种无论何时都能让我们受到敬重的态度；我们可以让各个参战国不会轻易向我们寻衅，因为他们无法从我们身上获益；我们可以以自身利益与正义为原则来决断是战争还是和平。”
“这种源自于地理环境的利益，我们没道理舍弃。我们没理由丢下自己的领地，到别国的领地上乱蹦。我们没理由将我们的命运和一部分欧洲的命运缠绕到一起，让欧洲人的野心、抗拒、利益、肆意或放纵，干扰到我们的和平和昌盛。”
“不与任意外国缔结永久盟约，这是我们切实的外交政策。我说得是，我们要继续自由地行动，就像现在一般；请不要以为我说的是我们不该遵循现存的条约。最佳的策略就是诚实守信，我在公事上对这一信条的遵守，并不比在私事上逊色。所以，我再说一遍，我们要按照协议的本义遵守协议。不过在我看来，没必要对原本的协议进行扩展或者签订新的条约，这并非明智之举。”
“为了让自己处于受人敬重的防守立场，遭遇突发的危险也能安全地借助临时结盟获得保护，请时刻注意采取适宜的手段。[176]”
华盛顿在这段话之前，还有一句让人敬佩的金玉良言：“一个习惯于憎恨或者喜欢另一个国家的国家，就像是一个奴隶，就是说，它被自己的喜爱与憎恶奴役着。[177]”
华盛顿一直按照这些忠言来进行政治活动。当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处在战火之中，他却让自己的国家得享和平。在他看来，绝不插手欧洲的内部斗争，就是美国人的基本利益所在，并根据这一原则行为处事。
杰斐逊做得比华盛顿更决绝，在外交政策上，他坚守的格言是：“未免外国向美国索要特权，美国人坚决不向别国索要特权。”
这两项方针显而易见的公平，民众理解起来毫无难度。美国的外交政策因它们得到了极大的简化。
在美洲，美国所有邻国的力量都不足以和美国对抗，联邦政府既然不插手欧洲事宜，那么，严格意义上讲，就没有它需要拼抢的外国利益了。出现在旧大陆的那种骚乱之所以没在美国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地理环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自身的心愿。对于骚乱，它不维护也不扶持。而新大陆的骚乱，还在将来里藏着呢。
因为联邦政府不让自己受限于旧有条约，所以它不仅能从欧洲某些旧国家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又不必非得如它们一般使用过去、强迫过去与现在保持一致。如此一来，它们不得不接受的先辈留下来的大笔遗物，它就可以舍弃了。在这些遗物里，不仅有荣耀，还有苦难，不仅有国家间的睦邻友好，还有国家间的血海深仇。在对外事宜上，美国采取的是一种观望政策，并且得到妥善的执行。这种政策不是让你做什么，而是让你不做什么。
所以，在处理国家外交事宜时，美国的民主能够展现出何种程度的成熟，眼下人们还无法确定。暂时来说，它的朋友和对手对此都有疑虑。
如果要问我的个人看法，我会果断地回答说：我认为，在引导国家外交关系方面，民主政府和别的政府相比，绝对有差距。可是民主体制近乎总会从经验、习惯和教育中学会一些对日常生活有益的知识，以及和生活小事相关的名为常识的知识。人的常规行动，有常识引导即可。
一个国家如果教育工作非常完善，那么民主应用于国内事务时所拥有的自由，通常超过了民主政府因失误而引发的灾难。不过，在解决国家和国家的关系时，这种情况就不是一定的了。
民主内在的一切素养，在外交政策上，通常都不适用；反倒是那些民主近乎完全没有的素养，才是外交政策需要使用的。民主可以提升国内资源，让人民过上闲适的生活，促进公益思想，推动社会各阶层遵法守法；连国家的对外关系也能间接受到所有这些事的影响。可是，在一个宏伟事业的各个具体环节上，民主却力量有限，它拟订计划，之后扫除阻碍，并对落实的情况进行监督。暗中制订方案、平心静气地等候这一方案开花结果这种事，民主通常无法实现，而这种素养正是单独的个人或者一个贵族拥有的。
可是，这种培养出来的个人的素养，国家在长时间地经营之后，也能拥有。
相反，在指导国家外交事宜上，贵族体制的内在缺陷所带来的结果，几乎没什么明显的效果，这点你只要研究一下这些缺陷，就会发现。人们之所以指责贵族体制，主要是因为它服务的对象是自己，而非人民群众。贵族体制在外交政策上，通常不会区别对待自身利益和人民利益，因为在它眼里，自己就是人民。
法国革命时期出现的那种趋向——在政治上，让民主听命于感情而非理智，为了一时的激情，舍弃完善而长久的计划——美国也出现过。那时，那些还有理智的人想方设法让美国人接受这种观点——美国的利益在于不让美国卷入屠戮欧洲的战争，不让美国蒙受丝毫损失——就和现在一般。
可是，人民声援法国的心情非常激烈，若非华盛顿的性格坚韧不拔，且颇受人民敬重，美国怕是已经和英国宣战了。可是，这位伟人凭借其周密的理智对自己同胞豪爽而草率的冲动进行的压制，几乎葬送了他的国家对他的敬重——这是他所追求的仅有的回报。那时，他的政策遭到了不少人的指责，虽然它现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178]。
引导国家外交事宜的工作，如果宪法那时没交由华盛顿负责，人民也不支持华盛顿，那么，那时美国将采取的举措，势必会是它今日指责的那种。
这并不奇怪。从罗马人算起，一直到如今的英国人，一切民族，只要对世界产生过严重影响，拟定过、遵守过、施行过宏伟计划，几乎无不以贵族体制进行统治。
事实上，这些国家相信世界上任何制度都不如贵族制度稳固。蒙昧和激情或许会让民众受到欺骗，意志动摇或许会让国王在落实方案时瞻前顾后，此外，国王或许也没办法与天地同寿，可是，贵族集团却能因为人数众多而不会轻易走上歧途，因为战斗力强大不会轻易被激情俘虏。一个贵族集团，无异于一个长生不老且坚如磐石的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