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方面，我的叔叔劳德正确地重视了背诵的好处，我和多德因此还得了不少便士的奖励呢。和堂兄常常穿上小斗篷或衬衫，挽起袖子，戴上纸头盔，把脸蛋抹黑，用木板条代剑，来扮演诺瓦尔、格雷纳文、罗德里克·杜和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向同学们和年龄大一点儿的人背诵他们的台词。我的记忆力的大幅提高，一定有赖于叔叔采用的这种教育模式。
随着蒸汽机的应用和发展，丹佛姆林小生产商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最后，父母给匹兹堡我母亲的两个妹妹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们经过深思熟虑，打算上她们那儿去。收到了回信，答复是令人满意的。于是，父母决定把织布机和家具拍卖掉。
1848年5月17日，我们离开了丹佛姆林。当时，父亲43岁，母亲33岁。我13岁，弟弟汤姆5岁。
我永远地离开了学校，只在美国读了一个冬天的夜校，后来暂时由一位法国家庭教师来教我，他是一个雄辩家，从他那里，我学会了怎样巧辩。
我能读会写，还会算术，并且开始学习代数和拉丁语。除了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的书，几乎没有读什么书，但记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
到达纽约时，有些不知所措。在我移居的城市中，纽约是第一大工业城市，这里的繁华和喧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纽约移民代理人劝说下，父亲领我们穿过伊利运河，途经布法罗和伊利湖到达克利夫兰，然后随运河下行至比文。
匹兹堡的朋友们正焦急地等待我们的消息，在他们温暖而深情的问候下，我们忘记了所有烦恼。跟他们一起在阿莱干尼市住了下来。姨父霍根的弟弟曾在丽贝卡大街街尾搭建了一间小小的纺织铺子。这间铺子有两层楼，第二层楼上有两个房间，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开始操持家务的。母亲包揽了妈妈、保姆、厨师、家庭教师、教师和圣徒的角色，而父亲则是我们的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和弟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跟这些“财产”相比，富翁或贵族的孩子所拥有的一切又算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