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满十四岁，很想找一份工作，这样我才能使这个家在新的地方有所起色。
不久，父亲觉得有必要放弃织布生意，于是就在居住的阿莱干尼市的棉厂找了一份工作。父亲还在这家厂子里给我找了一份绕线的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从那儿开始的，每周的工资是1.2美元。那是一种艰苦的生活。
不久后，约翰·海先生——阿莱干尼的苏格兰线轴制造商想招一个男孩，于是就问我是否愿意为他干活儿。我去了他那儿，每周的工资是2美元，但这份工作起初甚至比工厂的工作更令人厌恶。
有一天，这种改变发生了。海先生要制作一些广告。他问我能写什么书法，并提供了一些内容让我写。他对我写的东西很满意，认为以后让我来为他写广告，事情就好办了。除了书法，我还擅长算术。
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当我下班回家时，有人告诉我，电报公司的经理大卫·布鲁克斯先生曾向我姨父霍根打听，问他是否知道上哪儿去找一个能做信使的优秀男孩。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说他要去问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职位。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过河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得到这份工作以后，我就打算尽量留在匹兹堡。这就是1850年生命中第一次真正起步的经过。信使工作很快就使我认识了城里的几个头面人物。
总的来说，信使生涯是快乐的。在这段时间里，跟朋友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当我们送的信超过一定的数量，公司就允许我们每封信收取10美分的额外费用，这是信使生涯中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可以想象，我们都急切地关注这些“10美分信件”，为这些信件的递送权而争吵。为了解决问题，我提议把这些信件集中起来，然后在每周末平均分钱，还委任我为出纳。后来，大伙儿再也没有吵过嘴，这种将额外收入集中起来而不产生人为价值的做法，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也是在财务体制上的第一次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