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也想不起当时到底是怎么和白杨认识的，就是作为同桌的不知不觉，当同桌有很多天然的优势，友谊也是一件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我们四个人如果不是都生在水池里，又不是像村上刚出生，或者还在上幼儿园的小不点那样，那么要结成现在的友谊也没有可能，我想说的是，没有天生的朋友，必须要成为的朋友，不管是什么感情都是要维护的。
跟白杨问一问作业，借一借修正带，白杨看着我蚂蚁爬似的字嘲笑一句，你的字好丑，友谊的小火花就擦起来了。
于我而言，修正带其实是用不上的，李梦兰那个笨女孩还不敢用圆珠笔，写作业还要用铅笔，老师让她纠正过来，我小学里写铅笔字他也不常用橡皮擦，如今用了圆珠笔，没有半点不适应，写错就涂一团。
但是老番瓜不惯着我，开学让我们抄写英语课文，然后加一句，那四个暑假作业没交的回去抄两遍。第二天，她给了我一本小学时候的英语本，让我回去练字，一个字母大小写一行，一个礼拜给她交一本。我心里不干，回去很孬，林甄儿看见我练字，问我说怎么回小学去了，我说老师说我字难看，我自己想练练。
白杨后来和我说，我好啰嗦，到班级第一个礼拜，和她说了很多话，她不回我，我也在继续说。
我问我都说了些什么，她说不记得了，现在就记得我带着她去食堂，做值有轮到她的时候，教她不是去厕所而是在校门口的池塘洗拖把，她说，看到我那么自如地融入人群，她有一种羡慕但是又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感觉。在我眼里，白杨是一个充满仙气的女孩子，但是白杨却觉得那是她身上的疏离感让人和她无法靠近，那不是仙气，而是孤独。她的孤独让我们着迷，我是直到后来才理解她的孤独的原因的，她说是我们治愈了她，那段时间是她小时候最开心的时光，她感激我们，我说，开心就好，我们都很开心能和你相处。
我还问她现在住哪儿，她说住她姑姑家，不知道是哪儿，门前有一棵大梨树，门后有一片竹林，我说我知道那儿，我外婆家就在附近，小时候我们去外婆家吃饭，还在那儿玩过捉迷藏。
第二个礼拜，学校里的校服已经定制好了，那种常见的白色的有黑条纹的衣服，黑色的有白边的裤子，小学的时候规定每周一穿校服，到了中学，学校规定每天都要穿校服，所以春季和冬季各有两套。老倭瓜又说，那几个没写暑假作业的去办公室搬一下衣服。那一个学期，我们在她嘴里都是那几个没写暑假作业的，我们被她盯紧了，有一次在河边洗拖把的时候，我们洒水玩，她喊一声，一群人蜂拥而散，她喊你们几个没写暑假作业的在那儿别动，我，王圣和龚维杰没敢跑，等到她到跟前，冷哼一声，果然是你们三个。那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第一印象，什么叫做裙带关系，什么叫做主观影响客观。
那天她只瞅见高个的龚维杰一个，但我们中有一个犯错，她就觉得我们都在，我们在小学的时候从没有老师把我们当问题学生，在家日子安安稳稳，老倭瓜把我们当问题学生，一心一意给我们纠错，那一年是我在家挨捶最多的一年，流了小学六年加起来都没有那么多的眼泪，大概青春期，都要变得多愁善感些，我觉得自己好脆弱。我们学的课文越来越多，又多了历史，生物，地理和思想品德，都有作业，都要考试。我们的书包越来越沉，上学时间比小学生早，放学时间比中学生晚，能炫耀的就是骑自行车的背影，而他们羡不羡慕都要接我们的班。
大家在教室里试校服，我选的一米六五，有些偏大，整个手都在衣服袖里面。龚维杰的校服是一米七的。
白杨说我的校服有点大，为什么不选小一点的？
我说我妈让我选的，现在选正好的，过个一个学期就穿不上了。
林甄儿还觉得我费鞋，恨不得给我选一双铁鞋子，因为我喜欢在路上踢石子。她还给我准备了一副袖套，让我穿上校服以后套上，因为校服是白袖子，她总觉得我在学校里那衣服袖子是当抹布使的。我在家里苦苦哀求，求您了，学校里哪里还有男生带袖套的。最后协商的结果是，到了周末，我的衣服要自己洗。
还有就是竞选班干部，到第二周同学们已经相互之间有一定了解，每一个职位想要参选的同学自己举手，班级里同学投票选举，白杨当了班长，龚维杰还想着当体育委员，老倭瓜直接取消了他的参选资格，她说当班干部的同学都是要行为能够在同学中间成为表率的，即使是一个体育委员。
李梦兰直接打消了等会竞选文艺委员的念头，王圣和我低着头不想让老师看见自己脸上笑的是多么精彩，老倭瓜在讲台上以为是羞愧，只有坐旁边的白杨能够看见我是在笑，甚至笑得身体都要抖起来。
白杨说，老师也有说你，你笑的这么开心？
我说，我知道，可是她针对的是龚维杰一个人，我们可没有倒霉。
可是龚维杰被训了，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高兴，作为朋友你们不应该安慰他吗？
我说，不知道啊，可能是太要好了，觉得这种事情嘲笑他比安慰他更加有用。
你们的关系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