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尖利而清冷，只能够小口小口、轻轻地呼吸，让冷空气在鼻腔和气管中稍稍地停留一会儿，变得温暖一点，再滑入肺腑
那一年，农场的冬天冷得有点邪乎。九九八十一天，几乎是逢九必下雪。场里的老人都说，建场这些年，还没见哪个冬天有这么多的雪落下来。
雪总是从前一天的傍晚开始飘落。先是零零星星，横七竖八，小一片大一片，毫无章法，仿佛探头探脑的侦察部队，对地面上看到的一切都万分好奇。很快地，大部队就性急起来，铺天盖地蜂拥而至，管你河流田地房屋行人，扑上去掳住再说。
雪大的时候，三步开外看不见东西，也不能开口，嘴一张，雪就把你呛住了，噎得你险些窒息。满世界都是急速下坠的一根根线条，眼花缭乱，久看之后会感觉天旋地转，弄不好真的咕咚一声坐倒在地，屁股跌得生疼。
耳朵也像是被棉花闷紧了一样，真是静啊，静得耳膜嗡嗡作响，疼痛，胀紧，脑袋也跟着发炸。极度静谧的状态原来并不好受。雪这玩意儿怎么就这么能够吸音呢？
冷。除了冷还是冷。这里的冷跟北方不同，北方人家起码有个暖烘烘的屋子可以躲藏，在这里往哪儿躲呢？每一间屋子都成了冰窖，洗脸的毛巾瞬间会结上一层薄冰，饭菜端上桌子，如果不能在三五分钟之内咽下肚去，那就只好冷着进口，让舌头牙齿受罪了。
因为潮湿，雪总是很容易化去。中午，太阳只需出来一个淡淡的日影，踩踏最多的大路上就变得一片泥泞。雪搅和着岛上特有的粘土，地表一层成了粘稠的泥浆，稍不留神就是一个跟头，身子像犁头一样，在泥浆中犁出去丈多长的浅沟。真是丢人啊！那些新近来场的知青，总是被农场的泥浆路弄得狼狈不堪。女孩子们干脆结伴儿走路，一个牵着另一个的手，低头看脚，步步小心，长长的一串缓慢移动，活像越南战场上的女子探雷队，又像拴在一根绳上的花蚂蚱。走过几趟之后，就有热心的老职工指点她们：路不是这么走的。首先，高帮胶靴是农场的必备之物；其次，穿上胶靴之后不能平着脚板迈大步，得侧着脚背走，两只脚底板面对面朝里拐。脚的侧面接触泥浆的面积小，减小了摩擦度，又有点锲子一样锲进地面的意思，抗滑。就是走长路累人，二里路走下来，从里到外地冒大汗。倒也好了，冷的感觉便丢到脑后了。
待到傍晚，太阳收山，西北风啸啸地一吹，路面立刻上冻。白天留下来的一个个深深的脚窝，此时都成了刀山冰川，硬得出奇。人们穿着手纳的半寸厚底的棉鞋走上去，高一脚低一脚的，心里不住地抱怨：这鞋底怎么这么薄啊，纸糊的一样，要硌死人呐！
因为大冷，上冻，田里进不去，各队都把人招呼到仓库里，男的搓草绳，编杞柳筐，修整农具；女的剥棉桃。剥棉桃是每年的一个大任务。江心洲农场以栽种优质棉花为主，深秋拔棉杆的时候，枯杆子上总是哩哩啦啦剩着不少僵桃。它们有的是因为先天不足或者虫咬病灾，过早地夭折在母体上；有的却是成果太迟，等不及绽放花絮就被寒霜冻死。这样的棉桃看似黑不溜秋僵硬如铁，却并非完全没有用，用劲剥开它，里面还会有一团湿漉漉的胎体，挖出来，晒干了，机器上一轧，照样会出来蓬松松的棉花。纤维短一点儿，颜色黄一点儿，纺纱织布不行，但能做成棉絮，冬天身子下面垫垫，再絮个鞋底啦，缝个饭捂子啦，缀条棉门帘啦，那是足以管用的。起码它不算计划内，不必拿宝贵的棉花票去买。
雪天里的仓库，不存籽种、化肥和农具了，就这么腾出地方来库存人了，男人和女人，搓草绳的男人和剥棉桃的女人。这时候的仓库是全农场最热闹的地方，人们一堆堆一簇簇，手不停口不停，讲古说段子，打情骂俏丢媚眼，恼极了就站起来追打一番，男人逃，女人撵，人堆里见缝插针地跳过去，惹出又一阵笑骂。门外大雪飘飘，门内人气沸沸。棉桃的烂熟味，稻草的霉腐味，杞柳条子的沤馊味，加上人们的口臭脚臭汗臭，仓库里终日氤氲着这种乡间特有的气息，使每一个呼吸在其中的人心里无比踏实。
场部组织了宣传队，准备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主任雄心勃勃想拿一面锦旗回来，让大家脸上光彩光彩。我作为一支笔杆子被奉召去写唱词和三句半之类的小节目。
宣传队员们来自农场各个生产队，初时大家彼此并不熟悉，谁擅长表演什么互相也都不知道，得有一段磨合过程。我那时年轻，好胜心强，逮着机会就想表现自己。看看半个月下来节目没有什么进展，心里替主任急得慌，自告奋勇跳上台当导演。
我读中学的时候，一直是学校舞台上的活跃分子，高二的时候还曾被弄到县文化馆的文工团当了两个月演员，演小歌剧，饰演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我那时嗓子亮，唱什么都不费劲儿，只是唱完之后被人嘲笑为“奶声奶气”。身子也没有发育丰满，穿一件老太太的大襟褂子，空落落就差没飘起来。后来导演替我找了他母亲的一件棉背心，棉袄外面穿上棉背心，背心上面再扎蓝花布围裙，腰背处立刻臃肿了许多，老太太的形体才算出来了。可怜在台上被灯光一打，我热得可以，30分钟的戏下来，行头一卸，周身都冒热气，像一根刚捞出锅的玉米。幸运的是，那两个月里，我因为化了老太太装就无法参加别的节目，所以只排演了一个歌剧，其余大部分时间就都闲着，看人家又说又唱又跳。当然不是白看，所有的节目都吃进我肚子里了，从唱词到曲谱到动作，可以说无一遗漏。我之所以在农场宣传队敢跳上台当导演，仗的就是肚子里有那点儿存货。
这样，我先把记忆中的那些唱词在纸上抄出来，再哼曲调，由乐队的一个二胡手负责记录。教会大家唱熟之后，接着教他们动作。独舞的怎么摆姿势，前排什么队形，后排什么队形；男生如何跳，女生又如何转，整个儿就是个“能不够”。也不知道队里的伙伴们有没有背地里笑话我，反正自己的感觉极好。
教了舞蹈和表演唱，编了三句半和快板书，连相声也磕磕绊绊地憋出来两个，距两小时的节目时间还是差得太远。那就上歌剧吧，歌剧有唱有说还有情节冲突，好看又撑时间。于是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三天，编出个剧本叫《猪场风云》。瞧瞧，名字够气派吧？模模糊糊还记得点内容，是写一个养猪技术员为革命培育良种猪，既与猪场走资派作斗争，又顶住了丈夫的反对和嘲笑，最后当然是胜利育出一窝良种小猪。剧中的女主角，我也就毫不谦虚地派给了自己。
晚上10点钟，场部熄灯，宣传队结束一天的排练，大家四散回家。
跟男孩子们一块儿踏雪夜归的时刻是多么幸福啊，20年后我还清清楚楚记得那些时刻。南方的雪光是柔和的，仿佛四野都撒上了荧光剂，是存心要给我制造一种梦幻和惊喜。厚底的棉鞋踩着路上刚刚上冻的冰凌，喀嚓喀嚓响得十分清脆，心里面就多了一层孩子气的欢愉。空气尖利而清冷，只能够小口小口、轻轻地呼吸，让冷空气在鼻腔和气管中稍稍地停留一会儿，变得温暖一点，再滑入肺腑。身上倒是一点不冷，前胸和后背甚至还有些微汗沁出，那是因为幸福把体内的细胞全都激活了，它们争先恐后地要参与到兴奋中来，挤来挤去挤出赶集般的热闹。
排练到最后要串节目，才发现演员少节目多，个个都是以一当十，中间就没有了换装的空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又是我跳将出来，义不容辞地添加了一个“女声独唱”。我那时候喜欢马玉涛，邯郸学步地全是唱她的歌。马玉涛音域广，我却是逢到低音就没了声，只好拔高一个调子唱，弄得满舞台嘹亮无比。
演出少不了报幕员，全宣传队里数我的普通话还过得去，于是这个差事又被我揽过来。我小时候走路内八字，平常还看不太出来，上台报幕时从台下走到台中央，几十秒钟的时间满场人看的都是我走路，这个缺点就太明显了。别的人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有一次我妈在县大礼堂看我演出，回家就冲着我叫：“唉呀，你走路的那个样子太难看了！”我顿时闹个大红脸。
演出化妆也是无师自通的。我原本是方下巴，久而久之也知道怎么样用深色粉底把下巴遮得尖削一点。后来学会用红笔在眼头上点两个点儿，台下看着这双眼睛便有些水汪汪动人。再后来用指肚沾了浅咖啡色在嘴角外按两个圆圆的印子，张嘴时好像多了两个小酒窝。台下人看不出来，羡慕地告诉我：“你的两个酒窝真漂亮！”我伸手点点自己的脸，说：“假的！”人家竟大吃一惊。
一晃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我在公众场合中常常是沉默寡言，淡漠恍惚，再也没有从前那种“能不够”的心气。有一回参加一个会，跟我们省的宣传部长同桌吃饭，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20年前我在如皋教书，看过你上台表演节目。”我一下子怔住，恍惚中那个多雪的冬天穿过20年的时空，无比清晰地展开在我的眼前，声画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