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对于我才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悲壮，是一种既苦涩又甜蜜的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读小学在20世纪60年代初。小学期间，我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高的一个，且又属于智力晚熟类型，身体和大脑的发育不能同步，五年小学也不知道是怎么糊里糊涂混过来的，印象中似乎90分很少跟我沾边。
196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升初中。那时候正是“文革”运动要起未起之际，升学考试尚未破除，我硬了头皮去考县中。早晨起床，吃了母亲头天特意买回来的米糕和粽子，取“高中”之意。而后母亲送考，将我押到做考场的教室门口，便回去给她的学生上课了。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在队旗下成长。1966年刚满11岁的我，居然就有了很敏锐的政治嗅觉，知道什么样的作文内容能拿高分。我编造了一段如何与我的地主奶奶划清界限的故事。回家父亲盘问我考试的内容，我怕父亲生气，谎说我写的是关于热爱劳动的故事。父亲叹口气，说我选的题材太平凡了，怕是难拿高分。我不吭气，心里却暗自得意。
考完试我回如皋外婆家过暑假。此时“文革”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我在外婆家遭遇了破四旧和抄家等一系列大事，使我短时间内很快地长大和成熟起来。一天我接到父母拍来的电报，寥寥五个字：“蓓考上县中”。当时我并不很吃惊，有那篇作文垫底，我对自己很是自信。直到去年，有一次和父母聊天，谈及我们生活了很多年的县城里的熟人，父母才漏出来，原来那年我并没有能考上县中，是一位管文教的好心的副县长说情，又因父母都曾在县中执教，这才得以破例。此事父母瞒了我将近30年。如今想来，若是当时知道自己分数不够而进了县中，幼小稚嫩的心灵是否会早早背上一个耻辱的包袱呢？
我的初中时代从1968年始，至1970年终。那几乎是我一生中最抬不起头来的日子。我父亲被下放到苏北黄桥中学任教，全家跟随迁去。三年中我总是为同一件事情困扰：如何应付那一次又一次忆苦思甜的班会和作文。家庭出身不好是我心中时时在流血的伤疤，我躲闪着遮掩着尽力不让我的同学知道。但是我不敢谎报出身，说自己的祖辈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吃了上顿没下顿。我总让自己的言词模棱两可，在剥削与非剥削的边缘之间滑来滑去。那几乎是一场出色的智力游戏，我不能不赢。我在那其间日益聪明起来，并且打下了日后当作家写小说编故事的基础。
初中毕业，正逢上山下乡运动有一个暂时的停歇，全班除我以外，全部放弃高中，参加工作分配。那时父亲被关在县里的一个学习班上，让我继续升学的决定是母亲几夜不眠之后独自做出的。没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人，想象不出我母亲当年做出这个决定的艰难：不升学能够进工厂，升了学很可能两年后毕业下乡。这是关系到女儿一生命运的选择，我母亲的焦虑和徘徊，想来不亚于中世纪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感谢母亲当年的决定。母亲是教师，在教师的心目中，大概再没有比读书更要紧的事情了吧？
我升高中没有考试。文革期间没有升学考试这一说法。
高中一年级，我一次次打报告要求入团，一次次被拒绝。眼泪咽进肚里，化作一种不屈的自尊，使我憋足劲儿在班上拿学习第一。到高中毕业考试，语文、数学、外语、政治、物理、化学，总共六门功课，我拿了平均98分的成绩。那时候考试是我最愉快的日子，因为我只有通过考试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我清楚知道毕业之后的出路便是下乡，惟其如此，学习对于我才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悲壮，是一种既苦涩又甜蜜的说不出来的滋味。
1977年，我在农村插队，一天从广播喇叭里听到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时间好像是在春末夏初，而考试定在冬天举行，其间有半年左右的复习期。
父亲给我寄来复习课本，嘱我不能放弃机会。我自然也明白此一搏对我的重要。
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采用了推荐和考试两结合的办法。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明白，这一次的推荐只是过程而已。记得那天队长召集农工们开会决定我的命运，我提心吊胆地徘徊在门外，浑身冷一阵热一阵哆嗦不止。
通过了推荐关，接着是预考。四乡八镇的知青太多，没法集中到县城，便在各个公社开设考场。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深秋天气，我们穿着破旧的高统胶靴，在又粘又滑的江堤上跋涉了好几里路，赶到公社中心小学。一屋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缩肩驼背坐在窄矮的小学生课桌前，边答题，边哈手。凌厉的江风从破败的芦苇屋顶和残缺不齐的窗户里尖叫着挤进来，其场景悲壮而又肃穆。
正式考试挪到了县城。也因为人太多，城里几所中学安排不下，一部分考场还是设在小学里。做我考场的那所小学，当年我曾在那里代过短时间的课，想起来也是一种缘分吧。
我父亲那年被抽调到扬州地区参加语文阅卷。事先他来信嘱我，每日考试完毕，将所答内容详尽记下，寄往扬州他的住处，他可请各科老师给我估分。
考试进行了两天，两天中我的精神高度亢奋。早晨起床，与我相依为命的老外婆还在睡着，我便捅开炉火给自己热一碗稀粥，就着咸菜吃了，然后揣着钢笔和准考证匆匆赶往考场。两个小时交了卷子，几乎飞奔着回家，不忙吃饭，先在纸上把刚才的答题回忆出来。人到关键时刻，潜能总能得到超常发挥，当我回忆考卷时，我的脑子便成了一台高清晰度的复印机，连考卷上的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处小心的涂抹都精确重现了。我依照回忆把考卷复写一遍之后，塞进信封，贴好邮票，三两口地扒下一碗饭，又匆匆出门，先去邮局投了信，再赴考场。下午和第二天，重复这一套程序。
考试过后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他给我估出了一个相当精确的分数。除了埋怨我的作文没有发挥到最好之外，父亲认为我这个分数录取是绝无问题。
必须说明，在此之前我以非常现实的态度填写了录取志愿表。我心中最向往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复旦新闻系，可我在信中与父亲反复磋商之后，只填了南师大中文系。做知青的要求不高，有个大学上，将来能分配工作，已经是十分奢侈了。
我心情愉快地与老外婆告别，回农场等录取通知。我对老外婆说：放心，不出一个月我就会回来。到了农场我决定不下地干活了，我手头正给父亲织一件毛衣，必须在这一个月之内将它织完。我的同伴们对此表示了惊讶和不屑，也许还有暗地里的嘲笑。我却沉默着什么也不解释。
一天下午，我坐在宿舍里正飞针走线的时候，门外喧哗起来，有人高叫着我的名字，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我一惊，站起来，针扎了我的手，很疼。然后同伴们闹哄哄地涌进来，为首的手里举着印有“北京大学”的信封。我伸手去接，手颤动得厉害，半天撕不开封口。无数次从小说中读到的人激动时手哆嗦，那一回我有了生平第一次的体验。
三天之后，我把铺盖卷好，把所有的衣物书本日用品塞进一口大木箱，离开农场，独自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