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住友小次郎政友（空禅法师）已经34岁了。出家的20多年里，他敬重师父、热爱寺庙，同时，还顺便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古代日本和尚可以这样），涅槃宗的消亡很可能就意味着自己人生的彻底毁灭。
怎么办？空禅询问自己的老师空源。
空源思忖良久，最后决定奔赴江户，直接向德川家康讨个说法！空禅毫不迟疑地表示，自己愿意随恩师共同前往，空源感动得泪如泉涌。
小次郎政友心底明白，这次旅行凶多吉少，他必须把妻儿交给一个靠谱的人，于是，自己的姐夫苏我理右卫门海选胜出。
住友小次郎政友没想到的是，苏我不仅仅答应照顾自己的妻儿，还提议让两个表兄妹结婚。要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时的小次郎政友可谓是在风口浪尖上念经，在朝不保夕间敲钟。苏我如此忘我地帮助他，可谓是恩同再造。
处理好家务事，空禅和自己的师父空源就奔赴江户了。
空源大师身体不好，还没走到一半，就圆寂了。空禅心灰意懒，精神支柱瞬间坍塌，他决定追随先师而去。
说走还没走的时候，一个好消息来了。
江户那边的寺院领导们提议，只要涅槃宗答应归属于天台宗，和尚们就可以回寺院继续参禅礼佛。涅槃宗弟子们大喜过望，而空禅却沉默不语，他深知，自己恩师的一生都献给了涅槃宗，归入天台宗无疑是取消门户，先师的在天之灵定是难安啊。
心灰意懒之下，空禅默默地回到了江户，默默地留起了头发，默默地还俗了。
不过，还俗之后的住友小次郎政友并没有彻底离开佛教，他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嘉休”，同时带发修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俗家弟子。还俗之后，小次郎政友为了安身立命，从姐夫苏我理右卫门那里借来了本钱，开了个书店，同时把卖药当营生。没想到，这个书店生意奇好，顾客盈门，利润可观。
苏我理右卫门觉得，自己这个小舅子不仅仅精通佛法，还很懂生意经，为了亲上加亲，他又让自己的儿子入赘到了住友家。女婿又成了儿子，自然欢喜不尽。兴高采烈的住友小次郎政友给自己的儿子兼女婿取名为住友友以，日后，他继承了住友家的事业，被称为家族的“业祖”！
当然，这是后话。
当时的住友小次郎政友除了经营生意之外，依然潜心修习佛法，更重要的是，他把佛法与经商结合起来，从每日的生意经中领悟了更深层次的佛学精神。同时，他把佛家的很多思想也融入商业当中，创立了有日本特色的商业伦理观念。
比如，这位商业鼻祖提出，对于那些特别便宜的东西，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断不能盲目购入；经商一定要讲诚信，不能唯利是图，要坚持仁爱之心；他告诉自己的儿子、女儿，做人须宁静致远、淡泊名利，方可成大器。他留给子女的经典书籍是《论语》。
这些经商理念的只言片语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佛教和儒家的力量，它像无形的手臂指挥着住友家历经风雨而不倒。
接下来，住友友以从亲生父亲苏我理右卫门那里学会了拔银术，开始逐步接手“泉屋”的工作。
所以，住友友以的血液里既有岳父对商业伦理的坚持，又有生父对技术的敏感嗅觉。这两家人用联姻和送儿子的方式，让技术与商业完美结合，造就了住友集团400年的不朽基业。
后来，为了纪念这三个伟大的人才，日本人把苏我理右卫门称为“元祖”，把住友小次郎政友称为“家祖”，而住友友以则被称为“业祖”。
在日本商人眼中，他们三个不是简单的人，而是超越了凡人的商神，他们的精神就是日本人的“商魂”。
换句话说，从住友开始，武士精神与儒家思想就开始互相渗透，这些商业精英们用开拓进取的精神加上诚信仁爱的价值观塑造自己的商业帝国。这一点和中国居然有着惊人的类似点。今天那些叱咤风云的大部分中国商人都有过从军的经历，比如任正非、海尔的张瑞敏。
即使他们没有受过佛教的熏陶，但在思想深处，也一定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再加上军人的过去，同日本成功商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那么换句话说，武士加儒商的成功范例就是最具东方特色的商人内涵！
命运多舛的矿老板
住友友以这孩子绝对是少年老成，他生于1603年，那一年德川家康夺取天下，成为征夷大将军，开始在日本国内进行一系列改革。15岁的时候，住友友以入赘到了住友家，并且改姓更名成了大当家，开始了自己的经商生涯。
无数伟大的哲学家曾经告诉过我们：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当住友友以迈进住友家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两个家庭的结合将放射出强大的光芒，照耀世界，直到今天。
不过，年轻的住友友以刚刚接手家族生意的时候，就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考验。为了让生意延续下去，“泉屋”必须搬到陌生的城市——大阪。
今天的大阪也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城市。寺院、神社随处可见，绿树成阴，草长莺飞，中国人、韩国人很多，他们在这里做生意、开洗头房、做按摩女，东北话四处可闻，以成为“大阪城的姑娘”为荣，算得上是日本的东北村，为“九一八事变”报了一箭之仇。
在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代，大阪迎来了城市的复兴。丰臣秀吉以大阪石山本愿寺为基础，重新修建了大阪城，让这个荒废已久的地方重新焕发生机，变成一个宏伟的城郭。他在城下修建领主居住的房屋，旁边是武士们的住所。周围布满了各种商业街区，喧闹繁华之声不绝于耳。
到了德川家康时代，大阪成为全国的商业物资集散地。家康虽然定居江户，但从没有遗忘过这个古老的都市。他开凿了几百条水路、扩宽了河流，在城市中设立“藏屋敷”，用来储存各地大名进贡的粮食。因此，大阪也就成为日本最早，也是最大的物流和商业中心。后来，日本人更是创造性地在堂岛玩起了大米期货，大阪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期货市场。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一下住友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商业氛围，才能领悟他为何必须要搬到大阪来，进而看清这个百年老店如何能迅速崛起，成为一代富商。在大阪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的同时，日本的商业也伴随着国家的统一繁盛起来。从那时起，也就是在400多年前，日本的商业就开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延续下来，这个国家虽然也经历了战火、灾难、文化入侵的烦扰，但它依然保持着或猛烈、或渐进的发展，从来不曾出现过断层和终止。
这是中国和日本的真正差距。我们的国家重农抑商，商业文化屡次死于胎中，无论是异族铁蹄的冲击，还是对公有制的尝试，都震撼和颠覆了原本脆弱的商业文明。这可能是中国这样大国的宿命，物产丰富、市场统一，集权式的管理似乎更适应这片一望无际的土地、山河，同时，也让商业思想倍加难产。
再来看日本，从16世纪开始，国土内各个领主国开始设立城下町。所谓城下町，就是把武士和富商集中起来，这也标志着武士阶层彻底从农民中分离出来，成为日本公务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用现在的话说，城下町住的都是日本最有消费能力的人，类似于今天的中产阶层，再加上各地领主为了召唤更多的商人来城下町，纷纷颁布了诱人的减税政策，这也促进了日本商业的繁荣。
而之后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到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都为日本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是伟大的军事家，也是不可多得的商业奇才。特别是那位伟大的织田信长同学，除了是个军事奇才，他更是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这是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故事。他发布了“乐座乐市”政策，让日本的商业文明进入一个新高度。
“座”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日本封建时代的行会组织，一方面充当政府的爪牙，规范整个行业；另一方面，也是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代表着政府、寺院等特权阶层向手工业者收取各种莫名其妙的费用。天长日久，“座”就成为垄断某个行业的团体，具有非常强的排他性，用现在的话说，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下町的涌现，“座”这个鸡肋就越来越不符合经济规律。在天文十八年（1549），近江国出现了乐市。这东西其实就类似于现在的经济特区，减免城下町的各种苛捐杂税，来推动商业的发展，抵制“座”的特权，就叫乐座。
1577年，织田信长更是一口气彻底消灭了“座”，他颁布法令，鼓励商人来城下町做买卖，实行一系列减税政策，允许自由贸易，让商人们放心大胆地从事自己的买卖。到了织田信长的继任者，那位长得跟猴子似的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候，他更是大力继承这项制度，彻底废除了寺院和公家的“座”，让商业在日本繁盛起来。
之后的德川家康也是个经济学家，他对日本商业的促进功不可没。人们容易记住他的英武，却常常忽略他的睿智和远见。
德川家康一当政，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统一货币，虽然比秦始皇老师晚了将近两千年，但也功不可没。他铸造了大判（十两）、小判（一两）、一分金（四分之一两）等货币，这个制度意义重大，改变了过去由于土地割据，各个地方货币混乱的局面，也为促进日本的统一市场埋下伏笔。不过，到了德川幕府后期，全国各地的货币又陷入混乱，还牵扯到了重大的外交问题。
此外，德川家康在掌握了日本统治权之后，颁布了一个规定，叫“参勤交代”，其实就是每年要求各地的大名到江户来拜见他，并且常住一年，也就是当人质。不过，估计德川家康自己也没想到，这个制度促进了日本商业的发展。您想，这些人质时常奔波在江户和自己的领地之间，吃饭喝酒桑拿按摩这些日常活动，必然会带动地方的商业繁荣。
可是，住友家居住的京都是个例外。因为德川幕府一直忌怕大名和在京都的天皇勾结起来，所以规定大名参勤的时候，不许经过京都，必须绕到大阪而行。这样一来，京都就成了一座寂寞之城，大阪却繁荣起来了。
更重要的是，江户幕府又颁布了一条新法令，设立了一个“铜座役所”，要求民间炼铜机构必须把产品卖给他们。这是一个国进民退了一点的政策。
这件事情给住友家带来的结果是，住友家继续在京都混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可问题是，住友家如果进军大阪，就必须要融入当地的商业环境中去，而那个地方的商人自成一派，非常排斥外人。
住友友以决定去试试看，结果，自然是吃了好几天的闭门羹。当地商人把友以带来的土特产扔到地上，大声说：老子在京都吃西瓜都不要钱，你这几个破礼物也想来大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