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西事件和水门事件
众所周知，水西事件曾连日见诸报端，国会议员寡廉鲜耻的行径大白天下，国民闻之无不义愤填膺。青天白日之下，一个人的黑钱交易高达几亿，自然是骇人听闻的。
青瓦台（韩国总统官邸，喻指韩国政府）与企业主之间进行着数百亿元的交易，但是事实上这些议员贪污的钱仅仅是个零头，侵吞的大头还不是他们。当时我曾做过这样的比喻：
“有人蒸了一笼糕拿进青瓦台，掉在地板上一些糖面儿，几名议员赶紧趴在地上用舌头舔。那么吞掉这一笼糕的又是谁呢？是青瓦台。”
我收集了大量资料和文件并公之于众，可以充分证明青瓦台涉嫌水西事件，但是媒体对我揭发的事实真相仅仅报道了一天就戛然而止。据当时的传闻，言论界出入相关部门的几名记者也与黑手交易有干系。
言论界对于自己的问题当然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于是一开始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水西事件在监察部门的操纵搜查之下只将几个国会议员关进了监狱就草草了事，而这些议员舔到的不过是掉在地上的一点糖面儿。
令人惊讶的是国民们的态度。大家曾一度那么激动，那么愤怒，但对于谁是真正的犯人以及调查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却不留意，对于自己为什么激动和愤怒，人们似乎也不清楚。还不到两个月，人们就淡忘了水西事件，别说追究，就是听也懒得再听。韩国有句谚语“热得快的砂锅冷得也快”，用在韩国人身上正好合适，国民的这种健忘在历代政权中不知曾几度上演。
再不久，涉嫌水西事件的原企业负责人便恢复职位，借助报纸大规模宣扬自己的企业是走向世界的民办企业云云。而对此，人们似乎并不以为意，舆论界也沉默不语。看看吧，我们的社会是一张多么适合坏人生活的温床！政府或企业在为非作歹之后，只需要乞求两个月赶紧过去就万事大吉了，因为两个月后，事情就会不了了之。
韩国人的这种态度与美国人对待水门事件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水门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美国流亡，每天通过电视和报纸得以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
一天，我正在与当时的民主党上院总务迈克·麦恩·斯菲尔德议员进行会谈，突然来电需要他出席讨论水门事件的会议，他当即向我说抱歉，中断我们的会谈就出发了。而原定于两个小时后的我与共和党上院院内总务休·斯科特的会谈也因为水门事件的关系被取消了。是的，在美国，水门事件是件头等大事，所有美国人都在参与。而所谓水门事件，指的是1972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在民主党的选举本部——水门公寓安装了窃听器。
水门事件的焦点不仅在于共和党是否窃听到了情报，更在于尼克松事前对此是否知情。起先，尼克松矢口否认，但是舆论界与国会穷追不舍。在整个美国国民毫不倦怠的关注与鞭挞下，真相最终大白天下：尼克松事先是知情的。这直接导致尼克松面临遭受弹劾的处境，为了免遭弹劾，尼克松自行辞退总统职位。
尽管尼克松有杰出的总统才能，在任期间又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业绩，但因为自己的一句谎言，就得不光彩地退位。应该说，是美国国民历时两年多的持续关注与责难推动了舆论界与国会，让他们不得不去追究。这与水西事件中韩国国民的态度可谓有天壤之别！要是水门事件发生在韩国，两年后人们是不是还能记起有这么件事都是个问题。
查帕奎迪克事件
而在这一点上，爱德华·肯尼迪上院议员也曾与尼克松遭受同样的命运。当初，不论在谁看来，他都是总统的完美人选，但是最终当选的并不是他，因为他唯一的一次失手没有得到美国人民的宽恕：
他和自己的女秘书一起开车出去时车不幸落水，秘书身亡，而肯尼迪却在十几个小时过后才去报案，这就是著名的查帕奎迪克事件。处理这种事情要用上十几个小时，可见其优柔寡断。作为总统，面对一些突发事件需要当机立断的能力，美国人民显然认为不能把国家的命运交给一个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人：
“作为总统，即使在需要动用核武器等千钧一发的危急情势下，也应当具备当机立断、采取正确措施的能力，事件中肯尼迪的道德问题尚在其次，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国家交付给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正是因为这件事，一直被公认为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落选了。对于自己的领导人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美国人记得一清二楚。
美国人可不仅仅是在事发当时才加以关注和批判，在数年乃至数十年过后人们也仍会念念不忘。美国国民扮演着国家政治最严峻的监督者的角色，国民的批判精神与监督意识给准领袖们上了重要的一课。我想这正是美国的民主主义健康发展的原因。国民令人敬畏，政治家才不敢胡作非为。只有依托于国民的追究和明辨精神，民主主义才能生根发芽。
水门事件不过是个小小的窃听事件，发生在美国，总统就被赶下权力宝座。在韩国，类似的事件每天都在上演，这些国政监察也曾经披露过，然而国民与舆论界却都不甚以为意。现在我们应当惊醒了：政治家犯了错误或欺骗了民众，只要两个月过去国民就不再追究的历史惯性必须做出改变了。如果国民盲动又健忘的政治风气继续的话，韩国是无法实现民主主义，更不要指望会实现政治清明与社会道德的愿景，而这正是一些浑水摸鱼的从政者希望看到的。
另外，宽恕人，但对于坏的制度与习惯却不能放任，而一定要予以修正。只有这样，坏的政治与从政者才无处立足。然而只有这些还不够，还应当对表现好的从政者给以充分的理解、鼓励与支援。
韩国的国民们对待从政者却不加辨别，“一视同仁”，不论他是冒着所有迫害的危险、为了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懈奋斗的勇士，还是放弃这条艰险的路、偏安一隅的懦夫。这样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期待政治家不欺骗国民呢？无论自己多么正直与诚实，也得不到国民的认可，而正直诚实的人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又微乎其微，能有几个人甘愿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呢？
国民若是期待好的政治领袖，自身先要扮演好监督者和审判者的角色。尽管坚持正义不是为了一定要得到什么报答，但总不应该与为恶者受到相同的对待吧。现在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英雄牺牲自己的青春为正义而斗争，不仅得不到认可，反而被抛弃！
民众的麻木与健忘
前面说到的水西事件绝不仅仅是个孤例，回顾韩国光复后的历史，这样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8·15解放”宣告了日本殖民时代的终结，随之而来的却是美国军政与李承晚政权，这为依附于他们的亲日派再度打开了起用之门。对此，国民们曾一度进行强烈抗议与批评，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这阵风潮就过去了，在国民的默许之下，韩国的国家命运自然而然地受到亲日派的支配。
我们知道，朴正熙曾在为日本效忠的伪满军队服役，这样一个人竟然可以当上韩国的总统并操控韩国政治18年。而那些反对亲日势力支配韩国的人们却被淘汰，下场极其悲惨。那些长期以来为了国家和民族艰苦斗争甚至曾流亡海外饱尝世间辛酸的爱国者们，却遭受排挤，只能住在最贫穷的棚户区，最后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而他们的子孙后代因为无法受教育，入世之路受阻，最终只好被历史的风尘湮没。亲日分子的子女们呢？他们凭借父辈权势，上一流大学，到海外深造，回国后一跃进入新的精英阶层，构成支配我们社会的中心势力。这一事实是多么令人惭愧和痛苦，但造成这一结果的正是国民们的健忘与麻木。
“4·19”与“5·16”时民众的反应又怎样呢？“4·19”是全体国民主动参与的民主革命的话，而“5·16”则是反民主的军事政变。时隔一年，民众在“4·19运动”中的民主热情到哪里去了？“5·16军事政变”就这样在众多人的沉默中得到了认可。
请想一想当年的金刚山大坝骚动事件吧。当时的报纸进行着铺天盖地的报道——朝鲜一旦打开金刚山大坝的水闸，韩国63座大厦的2/3将被淹没在水里，国会礼堂早就看都看不到了，报纸还附了详尽的示意图。报道耸人听闻，国民们信以为真，无不战战兢兢。政府利用人们的不安心理，连日宣扬我们应当建一个所谓的和平大坝以防御朝鲜的“水攻”，于是开始了全国募资，募资运动声势浩大，甚至连小学生也省下零花钱来参与，最后募集起来的款项达几百亿。
可是，当初承诺的和平大坝在哪里？募集到的几百亿资金又到哪里去了？大韩民国四千万国民啊，就这样被当局堂而皇之地愚弄了。执政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是不惜捏造事实诸如所谓朝鲜威胁论的，以此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削弱对人们当时政治体制的抵抗力量，甚至恬不知耻地从不懂事的孩子手里要钱。如果他们敬畏国民的话，恐怕就不会犯下这种难以想象的可耻罪行了。
然而，韩国的国民对这件事也很快就淡忘掉了。正是国民的健忘，使这些人有这种想法：我们大可不必把真相公之于众，没有必要祈求国民的宽恕。恐怕这就是对和平大坝事件的调查不了了之的根本原因吧。在一个不分是与非、不追究事实真相的地方，民主主义是无法生长的。
国民须明辨是非善恶
我们应当让为政者知晓历史的严肃，为政者的行为会和自己的名字一起，永远留在国民的记忆里——经受苦难与迫害的堂堂正正的人，他们所做的事一定会从国民那里获得意义上的认可和支持——我们得树立这种信心，因为历史自有公道。只有这样，政治才能正常运转。
放眼世界，所有的民主主义国家只有韩国不实行地方自治，这也正是韩国为什么在选举上不正之风盛行的原因。直到1991年中期，韩国才开始根据地方自治团体相关法律法规实行自治团体的选举。这本应该是一件应当普天同庆的喜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国民们不动声色，舆论界似乎也丝毫不想过问。
为了推动地方自治制度，我从60年代初期就开始在各方面不遗余力地奔走，1990年9月还曾绝食13天进行抗争。终于，在1995年，韩国恢复了地方选举制度，争取这项成果历时三十年。这项成果来得相当不易，我们应当妥善使用与坚守。
还有，在过去的第14届总统选举中，韩国媒体信誓旦旦地报道，朝鲜广播宣传支持金大中做总统，同时国家安全企划部也揭发了所谓的“6·25”以来最大的间谍组织——韩国朝鲜劳动党，一些不着边际的谣传纷至沓来，许多政界人士特别是在野党议员被诬陷与朝鲜间谍组织有牵连等等——这给选举的胜负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选举一结束，这种论调也都不知所终了，而国务总理与安企部部长在后来回答在野党议员的提问时，只好亮出朝鲜的广播实属子虚乌有的公文书。
至于间谍组织事件，经过审理裁定，真相大白于天下：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韩国朝鲜劳动党。实际上，选举一结束，对间谍组织大张旗鼓的搜查就停了下来，当时的执政党代表还曾为自己选举期间捏造事实的行径道歉。
如此种种，欺骗、捏造事实、挑拨地区感情，数也数不清，许许多多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不道德行为持续反复，都是因为国民们的健忘与放任，而媒体作为社会的喉舌，揭露、批判强势群体的不正之风是义不容辞的事，他们的懈怠应当为这一现象负更大的责任。
我们的国民需要拥有公民意识、足够贤明并令人敬畏，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的民主、正义与公平。国家的主人们只有自身拥有价值和力量，才有资格塑造我们的社会，只有国民明辨是非善恶，民主主义才能根深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