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之春”的惊险
有件事，即使现在想起来也不免头皮发麻，这就是所谓的“首尔之春”。事情发生在1980年5月，当时，全国大学生示威游行闹得沸沸扬扬，直到5月17日。5月13日这天，10万名大学生一齐涌向街头，聚集在首尔站前面高呼口号，要求全斗焕、申铉确下台，并解除戒严令。
我深深理解学生们的诉求，但对于示威游行这种方式，则忧心如焚。我担心的是这种街头的游行示威会给国民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另外，恐怕还会贻人口实，成全那些策划军事政变的居心叵测者。
因此，为了摸清国民们对此事的看法，我派秘书们微服私访。从出租车司机和街上遇见的人们那里收集起来的舆论证明，我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国民对于学生们的焦急冒进是持强烈批判态度的。
新军部那边心怀鬼胎，有意让学生们酿出事端。我当时认为，如果能再稍加忍受和等待，由国会来解除戒严令，才是明智之举。
然而总有人沉不住气。5月14日，几位在野党干部过来找我，他们异常兴奋，显然是受前日集会的鼓舞，一个个意气风发，幻想着一瞬间就可以扭转乾坤。这些躁动的干部们把一张文书摊开在我面前，我扫了一眼，发现他们对现实的认识是多么天真啊！
“所有军人，放下武器，走出军营！所有工人，放下锤子，离开工厂！所有商人，关门罢市！全体国民，把黑丝带系在胸前，到长春坛公园集合！”
看过这些，我哭笑不得。我冲着他们吼道：“你们还要不要命？”那时的他们就像抱着汽油向火里冲，但对危险却一无所知。我的怒吼惊醒了他们。
在新军部势力的操纵下，“让军队解除武装”绝对会被扭曲为“将三八线让给北方（指朝鲜）”。到时候，敌对分子们绝对会借题发挥，做出一些我们意料之外的极端举动，而我们这些“闹事分子”甚至可能会被当即处决。这种草率的冒进只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危及安保从而误导朝鲜做出错误的判断。而破坏经济、扰乱社会安定是更加行不通的！我反复强调，只有坚持这种态度，才能在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走上实现民主化的正途。
而且，在所有言论都会受到审查的“戒严”之下，即便我们发表了该声明，也肯定得不到任何媒体报道，只能让自己牺牲惨重，所以这种冒进简直就是一种愚蠢。在断然否定他们的主张之后，我说服他们仅仅保留“解除戒严”与“全斗焕、申铉确下台”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人民的普遍情绪相一致。
但是起先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说学生们已经拟好文件在外面等着了。我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冲他们喊道：“我们应当引导好学生们，这样被单纯的学生们牵着走像什么话！”
他们指着尹潽善前总统的签名，再一次催促我。我说，尹老前辈已经年迈，所以觉得不会有什么大碍，但是我们头脑要清醒，如若妄动，一定会遭遇不测。
就这样，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之后，他们终于对起草的文稿进行了大幅删减，只保留了“解除戒严”和“全斗焕、申铉碻下台”的内容。
当时倘若不然，我与那几位在野人士中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四天后，也就是17日，新军部以“内乱阴谋罪”为名将我们集体逮捕并宣判死刑。
我是多么庆幸当时强硬地拒绝了几位在野党干部的声明草案，要是签名并发表了的话，将给新军部提供了多么完美的口实啊！
我被押送至中央情报部受审讯时，调查员这样对我说：
“当时如果不废止那份声明草案，恐怕大中先生您早已在黄泉之下了。”
思考大局，不忽略细节
我从政四十年，一直希望比别人看得能更宽些，更能把握大局，同时也比他人更细致敏锐。不知道这种细致敏锐是不是拜独裁政权所赐。事实上为了抵御他们的污蔑和暗算，每一个瞬间我的神经都高度敏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纵观历史，我确信民主政治必将获得胜利；但这一进程中也处处潜伏着危险和阴谋，需要时时留心应对，也就是说要“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东方人容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西方人则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觉得两者都不够完美。
东方社会认为，为社会和国家做大事的人们，不应该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比如说家庭琐事或是日常事务，这些琐屑的小事会消磨掉人的意志，从而影响人做大事。事实上，在政治家或企业家中，这种“大事主义者”屡见不鲜。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走在路上对路边开的一朵花或路两边的牌子表现出兴趣时，许多人都颇感意外。他们的反应好像在说，原来你对这些小小的东西也留心呢。常常有许多人问我，忧国忧民的金大中与对路边不知名的小花刨根问底的金大中，哪个是你的本来面目？我回答说二者都是。
我努力成为大写的人，不做贪图一己私利的小人；但是我也一直努力深入观察细微事物，力图做到事无巨细都处理得妥善周全。看着街道两旁的花，我会考虑我们的环境和地球的明天；看着街边的牌子，我能感觉到韩国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变迁。
既见森林，又见树木，不是把森林和树木割裂之后分别来看，而是要培养在密切的相互联系中统筹规划处理问题。实际经验告诉我，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事物，提高效率，减少失误。
我在1971年大选时说过：“这次如果还不能实现政权交替，韩国将出现整体上的专制政治。”两年后的1973年果然发生了朴正熙改革。同时在那次大选中我所提出三步走统一方案，也被采纳为国家统一方案的基本路径，直到今天。1985年，我结束在美国的流亡生活回到国内，却看到许多人从推进总统直选运动之中抽身而退，我只好孤身坚守，直到政府发布“6·29民主化宣言”。在朝鲜核问题上，我提出了双方妥协方式，也成为南北协商的进展方向。
先民主，后统一
在生活中，我们必须均衡把握事情的大与小、缓与急、轻与重，这是人生成功之路。读书亦是如此，虚下心来精读和独立思考、判断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广泛更深入地吸纳先哲前贤的思想，为我所用。
此外，我们还要培养起创造精神和能力。首先，对所有的事情都有好奇心和兴致，这是创造的开始。好奇心和兴致集中在一个领域就是兴趣，将兴趣深化系统化，就成为钻研。纵观世界历史，那些为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人，其初衷也往往始于单纯的“感兴趣”这一点。
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追问为什么是落地而不是落到天上，在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探索之后他发现了万有引力，这个故事我们耳熟能详。我们需要的恰恰是牛顿这种人，不放过细小事物，进行细致观察，并能够进行综合把握和研究。
为了了解整片森林，需要先仔细观察树木，观察树木也是为了了解森林。恕我赘言，如果不是当初事无巨细一律加以缜密考虑的话，就没有今天的我。
如果仅凭着胆量和勇气做事，而不注重细节的话，我早就被残忍狡猾的军事政权置于死地了。我的人生经历过数不尽的劫难，而恰恰是这种敏锐的洞察让我成功避开这些明枪暗箭，而且让我在应付突如其来的大事时做到缜密、稳妥。
还有一件我流亡海外时发生的事。说来也奇怪，在海外生活，人的民族感情会不自觉地高涨，我也不例外，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坚决的南北统一论者。但对于极端统一论者主张不择手段地实现统一，或是有些海外同胞主张的仲裁促进统一，我从来都不敢苟同。
我的一贯主张是先民主后统一，绝对支持大韩民国。我想申明的是，一直以来我们反对的并非大韩民国，而是那些所谓的改革和军事独裁。
因此，即使在我回国后被军事政府找借口抓起来，他们也从来找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证据。他们调查得越深入，真相就越能水落石出，那就是，我绝不是一个陷入一己浪漫空想、从而想在大韩民国之外另立门户的人。而期间我与世界各国领导人会面时，都会申明自己一贯支持大韩民国、反对独裁的立场。
数十年的经验告诉我，能一边思考大局，同时不忽略细节，只有具备这种素养才能做成大事。
§§第二章 一个弱者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