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自己的生命反抗独裁政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保护国民和民主主义的其他途径。
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多个月亮
1980年5月至1982年12月，我辗转于中央情报部、陆军教导所与清州教导所，过着流动的监禁生活，罪名是煽动光州暴动，我作为“反国家团体的主谋”，一开始被判死刑，之后变成无期徒刑，又改判二十年有期徒刑。
较之一般的犯人，我的狱中生活尤其严酷。在清州教导所，专门关押我的监牢有三间，我被安排住在中间，旁边的一间住着监狱看守，专职监视我，另一间是“浴室”，放着一个小小的铁皮桶，供洗澡时用。这样一来，我与其他犯人的房间就被完全隔离开，走廊也用混凝土挡住，牢房的四周都是砖头垒起的新墙。
为我配备的看守一共有五名，常常两人一组，交替执行对我的监视工作。对于一般的犯人，常常十个牢房安排一名看守，而一间牢房通常关押十名犯人左右，看守与犯人的比例为1：100，而我的则为2：1.我被封锁得很严，无法与任何人接触，什么信息也进不来。
我的牢房，前面是一重厚厚的门，后面有一扇小小的窗。只有透过这扇窗，我可以看到天空。也就是说，这扇窗是我与外界沟通的唯一通道。
但是窗户上装着很粗的铁丝网，因此连夜空里的月亮，我都不能一览无余。于是我只好透过铁丝网的小窟窿来看，这样就看到无数个月亮。我经常自我解嘲：我是多么富有啊，一次可以看到这么多个月亮！
我在1971年朴氏政权蓄意制造的交通事故中负伤，无法坐在地板上，于是他们给我配了一套粗糙的桌椅。一日三餐的糟糕程度更是一言难尽。饭菜要么太咸要么太辣，还常常是馊掉的，实在无法下咽，所以有时侯我宁肯挨饿。
为了对付饥饿，只好买点心吃。吃甜点心太多，我的体重增加了，还记得被释放出来时妻子看到我说：“看你变胖这么多，谁会相信你受苦了？”
牢房没有地暖，所以犯人们得躺在湿漉漉的地板上，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考虑到我有关节炎，教导所那边答应给我放一个小小的电暖炉，但这对于深冬的严寒无异于杯水车薪，我的身体经常会冻僵。
人是善于适应的动物，不管条件多么恶劣，都会努力去适应，只要假之以时日，最后都会找到应付的方法，这似乎是生存的本能和智慧。一开始，接受这一与世隔绝的事实并不容易，因为我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感情上总是难以适应。
我开始思索这种“被压制者的痛苦”，后来得以阅读神学和历史著作，内心才渐渐找到安宁与平静，之后在一成不变的狱中甚至开始感受到喜悦。
写于狱中的诗
有人要问了，在每天都一样的监狱中会有什么喜悦呢？现在我想回答一下。我在狱中尝到四种甜头。第一也是最大的甜头便是读书的快乐。过去的1977年我在真州教导所，以及1981年在清州教导所的两年就是在读书了。
期间，我阅读了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涵盖东西方多个领域的书籍。我爱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柏拉图的《国家论》、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德日进神父的诸多著作、尼布尔和哈维考克斯的神学著作以及希腊以来的文学书籍等等，并从中受到诸多影响。文学著作中，我对俄罗斯文学感触最深。另外，从《论语》、《孟子》、《史记》等中国古代经典和元晓、粟谷的著述，以及朝鲜末期的实学书籍中，也受到诸多教益。真州和清州四年多的铁窗生活成为我无与伦比的求学生涯，每一天都精神饱满、内心平静，我享受着知性上的幸福。
第二大喜悦便是与家人见面。每个月和家人见一次面，每次仅限10分钟，这比法定时间短出20分，经过我和当局不计其数的争取之后，最终扩大为每月两次，每次延长到20分钟。
对于家人来看我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是多么期待，见面时间结束后，我走在回牢房的走廊里，就开始掰着指头算下次见面的日子，而且一天要计算几十次。
探监室中间挡着厚厚的玻璃，两年里我一次都没能看清过家人的面孔，而且谈话的内容也被录音并记录下来。尽管如此，单是能见到家人就能够带给我无与伦比的喜悦。对骨肉的思念、爱恋以及精神的归属感，这些一个人最珍贵的感情，我在监狱这种极度的限制条件下得以体验，更觉其真切可贵。
第三大喜悦就是收到信件，期间我只能收妻子、儿子与兄弟姐妹的信。妻子两年内每天写给我一封信，一天不落，后来一数共有640封，儿子们的信一共有200多封。然而牢房里不允许保留信件。来信以及家人寄来的照片在看过之后，就被教导所当局全部强行没收了。
我一个月只能寄出一张明信片，这种粗暴严苛的限制全无法律上的依据。我几次申请多给点信纸，却毫无回应，于是我只好开始钻研写小字的技术。日本舆论界报道，我的字只有半粒米大小。这绝不是夸张。因为我在一张纸上可以写下一万四千字，在普通稿纸一格空间里可以写下22个字，不用放大镜是看不清这些“芝麻粒”的。所以，想写一封信，要花两天，连续伏案十二三个小时。
1981年1月6日，我的生日，儿子们来看我，按照韩国传统，儿子们跪在地板上给我拜寿，当然，中间隔着厚厚的玻璃。我胸中涌起一股巨大的悲恸与感伤，于是把当时的感受用一首短诗记录了下来打算寄出去，但像往常一样要经受检查，检察官令我删掉这首诗。
我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军事政权害怕这首诗会激发起国民的感情。诗是这样写的：
地板上，
跪拜着我的三个儿子。
在生身之日受此大礼的人哪，
心焦几何！
我的妻呀，不要委屈，
不是还有孩子们吗？
多么想念，
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的河山！
安心期待吧，
重逢，相拥，
在钟声敲响的那一天！
在狱中，精心料理花圃
监狱给我的第四种喜悦是料理花圃。每天吃完午饭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活动时间，这个时间我拿来侍弄花草。我负责的花圃宽约2米，长约30米，还真不小，里面种着牵牛、杜鹃、蒲公英、雏菊、鼠尾草等，秋天时这里便是大波斯菊与国菊的天下。我尤其喜欢杜鹃和大波斯菊。
我精心地给花儿们浇水、修剪枝叶、拔除杂草。花草是有灵性的，你全心关爱它们，它们便长得尤其美丽。植物的世界没有背叛，我好几次想到小王子在自己的星球上为玫瑰花浇水的情景，我似乎能明白他在给花儿们浇水时为什么那么郑重其事。
我有时候也像小王子一样跟花儿们说话。在狱中，我交谈的对象只有花草。一次，有一株花长得不好，似乎生了什么病，我低声对它说：“你让我失望。我全心全意地照看你，你却不懂得回报，为什么呢？是觉得我的精诚还不够吗？”
说来也神奇，从那以后，那棵花渐渐开始好了起来。
修剪枝叶时，我常常对花儿们道歉：
“不要害怕，这是为了你们好。要想开得更美丽，得经受一点儿痛呢。”
一开始，我在花圃料理花草时，教导官们只是站在一旁看，渐渐地，他们也开始帮忙给花浇水了。夏天不管多热，我也要在花圃劳作，任汗水把全身打湿，打理着这些花草，我所有的悲伤与忧虑也渐渐抖落了。
我的精心培育也得到了回报。深秋，经我料理的花儿们比其他花圃至少多开了一个月。花儿们这般知恩图报，我自然非常高兴。我领悟到，“子女和花草，越打理长得越好”这句话一点不假。
与花儿成为好朋友后，我便与它们难分难舍。而今，我家的院子里种着几十种花，春夏秋轮番开着，冬天我便在客厅打理杜鹃、洋兰和东方兰。直到现在，料理花草仍然是我的一大乐事。
是的，在报纸、电视、收音机等所有媒体都被禁绝的环境中，料理花草、喂蚂蚁饼干屑成为我绝好的休憩和娱乐。
就这样，我的狱中生活无论在知性上还是感情上都过得无比充实。我在读书中探求真理，阅读文学作品获得心灵的充盈；而通过和家人的会面与书信往来，进一步体验到骨肉情深，感受到自己绝不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从而获得将监狱生活坚持到底的力量；而通过修剪花草、观察蚂蚁的活动，我获得内心的喜悦和安慰——我藉此称赞和慰劳自己：金大中，不错嘛，你的铁窗生涯也是无比精彩和成功的啊！而这绝不是自欺欺人，而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和体验。
我的杜鹃花开在寒冬
在这里想赘述一件有趣的事：寒冷的冬天里，我的杜鹃开花了。
那是1982年，室外的花已不堪深秋的寒气，我从花圃里挖了一株杜鹃花，栽进盆里，搬到我的房间。午后的阳光照进铁窗，光照到哪里我就把它挪动到哪里，让它尽可能多地吸收到秋阳的光和热。众所周知，杜鹃花和金达莱一样，秋天结出花苞，却在忍过寒冬之后，春天开放。而我的这株杜鹃，尽管已是十一、十二月，但由于牢房毕竟略暖于室外，并一直享受着阳光，于是它的花苞渐渐地变大。
12月20日，我的杜鹃花居然绽放了。由于是开在冬天的严寒里，它的花是朝下的，花瓣也有些萎靡，但是，她毕竟绽开了明媚的笑脸，我喜不自胜，叫教导官来看，说：“快来看！快来看！冬天开花，肯定有什么好事。”
不知是不是巧合，我恰恰在那天下午被宣告获释，转送至首尔大学医院，接着又被强制送往美国。
还有一件狱中的逸事。犯人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在梦中如果看到钟表，出狱的日子就不远了。由于长时间被关在一个闭塞的空间里，重见天日遥遥无期，所以这种说法会给人无限希望。
我也殷切希望被释放出去，于是常常盼着自己梦到钟表，每晚都怀着这个愿望闭上眼睛，但如愿以偿又岂是一件易事！看来人做梦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啊。
然而有一天，我真的梦到了钟表，而且不是一个，而是挂着几十个钟表的钟表店。我想：“天哪，老天终于开眼了。”那晚之后，我内心躁动难安，天天等待传来获释的消息。但是第二天、第三天，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不禁苦笑，该是有着多么殷切的愿望，理智如我者才会陷入这种幼稚的想象啊！
在狱中，我再次切身体会到，人能够适应任何情况，并从中寻求生活下去的意义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