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化的先行者崔浩
北魏的更伟大之处在于它几近疯狂、不遗余力地汉化。
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是位粗人，他手下的兄弟们比他更粗，他们只喜欢过大碗喝酒、大碗吃肉的生活。虽然手下人如此粗野，道武帝自己也非常喜欢这种近乎黑社会的生活方式，但对自己部族未来的担忧和恐惧让他还是想尽快把手下人洗白。于是他开始努力结交那些自永嘉丧乱后留在中原的衣冠巨族，让他们进朝做官，想用他们文明的生活方式来熏陶自己的手下。但榜样的力量并不是无穷的，他努力的效果并不明显，他的手下依然过着野性十足的日子。而道武帝也被这群文明人带来的“资产阶级生活”污染了，迷上了嗑药（服用寒石散），结果变得喜怒无常，搞得众叛亲离，最后竟然被自己的儿子杀死。
于是追求文明的重任渐渐转移到了魏道武帝的孙子——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身上，就是那位最终统一北方的赫赫英雄。这位皇帝很懂得“江山易得，本性难移”的道理，于是他把这难活交给了手下的一位重臣崔浩。崔浩是事实上比诸葛亮还神奇的人物，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而崔浩的家族清河崔氏是中原第一盛门。出身上流社会的崔浩觉得先得净化这些鲜卑粗人的心灵，于是他选择了从宗教信仰入手。当时全国上下都非常迷恋佛教，脑子愚昧的鲜卑族人尤甚。而崔浩和皇帝却崇拜道教。崔浩劝太武帝让大家别信佛教了，改信道教。结果，全国和尚被杀无数，佛寺尽数被毁，那批鲜卑粗人也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此是中国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中的一武）。
在思想领域作出杰出成就后，心血来潮的崔浩又开始搞家族排行榜了，他的说法叫“齐整人伦，分明姓族”。这下那些鲜卑人实在受不了，这不是不给他们活路吗？因为这排行榜不考虑什么打斗、砍杀的功底，那两大打分要点全是有利于汉人大族的：家庭背景、儒学功底。那些鲜卑人想想自己的祖上全是放羊的，或许连个名字都没有，哪有什么好背景；自己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有什么狗屁学问？而且更可恨的是如果上不了这个排行榜，不仅平时低人一等，而且自己的子孙很难被举荐为官了。信仰终是虚的，放弃一下无所谓；仕途可是关系到荣华富贵、举族兴旺的东西，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鲜卑人对崔浩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正干得起劲的崔浩却全然不觉这些危险，他又开始想在历史领域做出一番事业。他把自己总编的历史书刻在石碑上，全公布在交通路口，而上面恰恰记载了很多这些鲜卑人祖先偷鸡摸狗的事。这时，鲜卑人的愤怒终于爆发了，接连向太武帝告状。野蛮人的毒素再次在太武帝身上爆发（因为那石碑上肯定也有他祖上的丑事），他下令将清河与崔浩同宗的崔氏全部灭族。但这还不够，崔浩的亲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得灭族。仅此一案，被诛杀者有近两千人，北方的名门几乎为之一空。
崔浩的用心其实非常良苦，他欲借助鲜卑武力的外壳，将华夏文明注入其中，达到华夷融合的效果，以期重振汉人的荣光。可惜当时拓跋鲜卑族的野蛮力量非常强盛，而他的改革又过于激进。改革最好要给别人留一条活路，当然，这条路其实最终也是留给自己的。
胡化的潮流在北方大地又占据了上风，华夏文明的复兴似乎又开始遥遥无期。
迁都 迁都
然而两位横空出世的人物却如同彗星般划破了这漫漫黑夜。
第一位是文成冯太后，史称其“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而她推行汉化的得力助手李冲也是她床上最亲密的爱人。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了均田令、太和十年改立了三长制，这时的孝文帝虽然已登基了十四年（其实他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但这个国家真正的权力都掌控在冯太后的手中，所以她才是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而冯太后出生于汉人的家庭——你不得不承认，女人有时也是我们文明曲线救国的一种特殊武器。
如果没有均田制奠定的良好经济基础，没有三长制实行后形成的和谐基础，孝文帝后来的一切文化改革都是空中楼阁，而崔浩的改革就是因为只注重文化层面和急功近利而一败涂地的（和北魏的改革近似，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最早先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业上积累一定的财富，然后转向工业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最后才缓缓转向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如果稍懂点儿历史，就都知道如果没有均田制，怎会有隋唐王朝的鼎盛辉煌？
做好了上述两项工作，冯太后安心地离去了，因为她已经给自己的事业选定了最好的接班人。这位继承者便是孝文帝，深受祖母影响的他更加痴迷于华夏文明，是儒家文化真正的孝子贤孙，他的汉化改革几近疯狂。没有了祖母的束缚，他已经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搬家（迁都），因为他深知要想让手下这批野蛮的乡下人过上文明人的生活，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都送到城里去。当时北魏的国都是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是军事要地，易守难攻。但这地方四周的土地很贫瘠，经常要闹灾荒。一旦遇到荒年，国都里的人都要像蚂蚁搬家般涌到中原讨饭吃。
更可怕的一点在于平城的北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更野蛮的民族——柔然，而慢慢适应了定居生活的鲜卑人已不像以前一样能征善战了，北魏的军事威力已逐渐衰落，而避开这个野蛮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离他远点。
可供孝文帝搬家的地方有两处，一是黄河之北的邺城（就是西门豹混过的地方），二是黄河之南的洛阳。邺城对孝文帝的诱惑的确是很大的，因为当时北魏的财政收入大多数来自于河北之地，那里还是北魏的粮仓和丝绢产地，并且邺城曾是后赵、前燕的旧都，城市基础非常好。而这时的洛阳已经荒凉残破，河南的经济也远远落后于河北。除了以前的好名声，洛阳几乎一无所有。但邺城的繁华没有挽留住孝文帝前行的步伐，他在邺城搞了一次朝拜的彩排后便毅然决然地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因为洛阳曾是汉、魏、西晋的旧都，在孝文帝眼里，唯有如此，北魏的政权才能继承他们的传统，成为真正的华夏正统，才能让那些中原巨族名门死心塌地地跟随自己。
但帝王搬家却不同普通人那么容易，不仅没有“孟母三迁”的自由自在，而且要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孝文帝搬家付出的便是亲生儿子的生命。
被牺牲的太子
孝文帝的太子元恂长得非常肥胖，很怕热，而洛阳那地方一到夏天便如同蒸笼一般，简直是胖子的人间地狱。于是在全家搬到洛阳的第三年（公元496年），元恂便开始了自己的离家出走计划，可惜没跑出去就被人逮住了。按理说，儿子想回老家看看，闹了点小动静（因为他顺手还杀了个人），一般父亲随便教训几句就算了，但孝文帝却没有如此仁慈，他当时怒不可遏，亲自和自己的兄弟将儿子打得奄奄一息，又将其关到牢里。于是大家都以为等孝文帝过几天气消了，这事就过了。可是趴在牢里几月不起的元恂的厄运却没有结束，不久他的太子之位被废，丢掉了唾手可得的江山；一年之后他遭遇了更大的灾祸——孝文帝下令将其毒死，直接原因是有人告发废太子企图谋反。
这简直匪夷所思啊！“虎毒不食子”，深受儒家教化，平时又温文尔雅的孝文帝却为何变得铁石心肠，做出如此狠毒的决定？我想当时的他也是非常痛苦：我这么煞费苦心把这群野蛮人从乡下（平城）连哄带骗拐到城里来（其实孝文帝迁都的过程很好玩，这里就不说了），是多么不容易啊！现在正是他们人心浮躁、蠢蠢欲动的时候，而太子，这位天下的未来之君竟公然与自己对抗，想搬回老家去。要是再不断然采取措施，自己的改革计划必定要付诸东流了。那么就让他们都看看，我连太子都可以废掉，还有什么可以阻挡我改革的坚强意志！
但儿子毕竟年幼，通过思想教育应该可以改造好。可还是太危险了，我百年之后，继承者一定要与我一样有坚定的改革意志才行。只有这样，我们大魏的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成为大汉那样的伟大王朝，受后世万民的敬仰。而且，儿子必须死，因为他还有可能被居心叵测的大臣拥立，这样的话，我的事业又会毁于一旦。唯有如此，我才能保证我的改革之路没有半点危险。我们的弓马，给了我们力量，但这武力至多三世而衰，只有制度的力量才能让我们生生不息。
看来做伟人的儿子是件极为危险的差事，因为对雄才大略的父亲而言，儿子有时只是一枚棋子，一枚可以随时挪开丢弃的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