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 224—263）、嵇喜是魏晋之际的兄弟俩；鲁迅与周作人则是现代史上的两兄弟。他们时隔一千六百多年，但就兄弟二人的生命境界和人生道路说，这两对兄弟却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比较他们的行藏出处令人感慨唏嘘，亦颇耐寻味。
说他们相似，盖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少年时期他们都敬兄爱弟，情同手足。其二，早年离别时，都依依不舍，作诗赠别。其三，后来却分道扬镳，人生道路大相径庭。
一
且看他们青少年时期和乐亲密的情形。
嵇喜，字公穆。排行老二，比嵇康略大几岁。他们青少年时期是在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修武县云台山一带）度过的。山阳北依太行，南临黄河，是个山明水秀的所在。小时候他们在这里一块儿钓鱼、射箭、田猎，自由嬉戏，亲密至极。嵇康甚至把仲兄嵇喜视为精神上的郢人（喻为知音）。
大约在嵇喜三十岁，即魏嘉平元年（ 249）（见庄万寿《嵇康年谱》，台湾学生书局，民国七十九年十月版） ，嵇喜以秀才身份应司马氏征召从军做官。离别，是最能凸显人类情感深度的，所谓“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他们兄弟依依不舍，互赠诗句，表现了深挚的手足情谊。嵇康先后三次共写了十九首诗，即《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极力挽留兄长，流露了深深的眷恋之情。其中有句云：
双鸾（两只凤凰一类的神鸟，喻兄弟）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其一）
嗟我征迈，独行踽踽。仰彼凯风，涕泣如雨。（其三）
所亲安在，舍我远迈。弃此荪芷，袭彼萧艾。（其七）
思欲登仙，以济不朽。缆辔踟蹰，仰顾我友（指兄嵇喜）。（其八）
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其十四）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喻知音，兄嵇喜）逝矣，谁与尽言。（其十五）
旨酒盈樽，莫与交欢。鸣琴在御，谁与鼓弹。仰慕同趣，其馨若兰。佳人（喻嵇喜）不存，能不永叹。（其十六）
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其十九）
（见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版。参阅韩格平注译《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版。下同。）
纵观嵇康赠诗大意，不外两层意思：一是手足情深，留恋不舍。二是阐明仕途险恶，劝兄不必从军为官。就中也展示了嵇康超迈不群的高洁心性。随后，兄嵇喜写了《答诗四首》：
其一
华堂临浚沼，灵芝茂清泉。
仰瞻春禽翔，俯察绿水滨。
逍遥步兰渚，感物怀古人。
李叟寄周朝，庄生游漆园。
时至忽蝉蜕，变化无常端。
其二
君子体变通，否泰非常理。
当流则蚁行，时逝则鹊起。
达者鉴通塞，盛衰为表里。
列仙徇生命，松乔安足齿。
纵躯任世度，至人不私已。
其三
达人与物化，世俗安可论？
都邑可优游，何必栖山原。
孔父策良驷，不云世路难。
出处因时资，潜跃无常端。
保心守道居，视变安能迁？
其四
饰车驻驷，驾言出游。
南厉伊渚，北登邙丘。
青林华茂，青鸟群嬉。
感悟长怀，能不永思？
永思伊何？思齐大仪。
凌云轻迈，托身灵螭。
遥寄芝圃，释辔华池。
华木夜光，沙棠离离。
附漱神泉，仰叽瓊枝。
结心皓素，终始不亏。
从以上嵇喜诗句看，“李叟寄周朝，庄生游漆园”，说老子都做过周朝的史官，庄子做过漆园吏，以此为自己辩护。“君子体变通，否泰非常理”，说君子懂得因时因地的变通，命运的顺逆没有定数。“出处因时资，潜跃无常端”，说入仕或是退隐随机缘而定。可见嵇喜的世故。史称嵇喜“有当世才”（《晋书·嵇康传》） ，信然。从这些诗句中兄弟俩出处辞受的差殊已略见端倪。而从“都邑（京城）可优游”语，知嵇喜并未从军远游，而是进入司马氏幕府。“从军”一说，主要是就司马懿父子执掌兵权而言。
再看鲁迅兄弟。鲁迅比周作人大四岁，年龄相近，爱好相似。少年时代起，两兄弟就情同手足，形影不离，一起在百草园游戏、玩耍，在三味书屋上学、读书。他们的时代、社会、家庭和教育背景几乎完全相同，性情虽有差异，亲情却甚是笃厚。
1900年1月26日，鲁迅由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回家度岁，不忍与诸弟别离，2月29日返校后写了三首诗，表达了对兄弟手足聚短离长、依依惜别的眷恋之情。
别诸弟三首 庚子二月（ 1900年）
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
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
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
夹道万株杨柳树，望中都化断肠花。
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
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
第二年（ 1901年）春，鲁迅度假返校时周作人步鲁迅诗原韵作了三首七绝送别鲁迅，为《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
一片征帆逐雁驰，江干烟树已离离。
苍茫独立增惆怅，却忆联床话雨时。
小桥杨柳野人家，酒入愁肠恨转加。
芍药不知离别苦，当阶犹自发春花。
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
自惭鱼鹿（喻功名）终无就，
欲拟灵均（屈原的字）问昊天（苍天）。
（录自影印本《周作人日记》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之后周作人请鲁迅再作和诗，于是，鲁迅又作三首七绝如下：
别诸弟三首 辛丑二月 并跋
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更养花？
（抱瓮：《庄子·天地》有丈人抱瓮灌园的故事。）
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
何事脊令（鸟名，喻兄弟）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
仲弟次予去春留别元韵三章，即以送别，并索和。予每把笔，辄黯然而止。越十余日，客窗偶暇；潦草成句，即邮寄之。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指离别） ，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辛丑仲春戛剑生（鲁迅早年笔名）拟删草
以上诸诗都表达的是兄弟间的离情别绪，抒发了鲁迅与诸弟的深切思念之情。从中也不难看出原本冷峻的鲁迅也有其温婉柔情的一面。
此外，鲁迅1902年6月有从日本寄给周作人的《题照赠仲弟》（题句） ：
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即周作人，原名櫆寿，字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
（以上见《鲁迅全集》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赠照并写下不乏谐趣的题句，以偿“仲弟（周作人）之英盼”。周作人对兄长也非常敬爱，日记中随处可见“大哥”如何如何，心系魂牵，深情款款。不难看出兄弟间亲密和谐的情谊。
鲁迅对二弟确实关怀备至，他带作人东渡扶桑，多方设法为作人谋得京都名校的教席。他们不仅是同胞兄弟，而且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五四狂飙中，两兄弟因缘际会，名满天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座重镇。1919年，周氏兄弟卖掉绍兴的老屋，买下八道湾的大宅，举家移居北京，誓言永不分离。
二
然而，这两对兄弟却因志向不同，终于分道扬镳，铸成反差极大的两种结局，甚至关系破裂，形同参商。
先来看嵇氏兄弟。嵇康，好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玄学的名士，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在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斗争中，无意于仕进，隐逸山林，对滥杀无辜、觊觎朝政的司马氏集团更是不屑为伍。尽管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始终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也想结交嵇康，因受到冷遇，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妻被其兄吕巽奸淫，巽进而诬安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
嵇喜则不然，魏时举秀才，后为司马，司马是相国府的高级幕僚，掌军事，为齐王（司马攸封号）一派重要幕僚。晋时历江夏太守、徐州刺史、扬州刺史、太仆、宗正等官职，成为司马家的重臣。尤其对杀害嵇康的司马昭之子态度更让人感慨莫名。魏咸熙二年（ 265） ，司马昭过世。其子卫将军司马攸因过分悲伤而绝食，左右劝阻皆不听。嵇喜时任卫将军司马，进谏且“躬自进食，攸不得已，为之强饭”。司马攸谓左右曰：“嵇司马将令我不忘居丧之节，得存区区之身耳。”（《晋书·司马攸传》）
嵇康与嵇喜，一个因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被司马昭杀害；一个投靠司马氏，成了司马氏王朝的重臣、功臣，对司马昭的后人甚至“躬自进食”，可谓鞠躬尽瘁。
再看鲁迅兄弟。
1923年7月19日，鲁迅忽然收到周作人的决裂信，从此不睦。
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八道湾，周作人则始终住在那里。兄弟失和的原因，两人到死都没说过一句。尤其令人感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两兄弟的政治态度、际遇判若云泥。鲁迅愤怒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反对不抵抗主义，呼吁团结抗日。周作人则投靠日伪政权，成为人所不齿的汉奸。
《“友邦惊诧”论》是鲁迅一篇字里行间都迸发怒火的檄文。这篇文章历数日本“占据了辽吉”的种种罪行。他呼吁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反汉奸。鲁迅说：“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1936年8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痛斥那些“攻击一致抗日论”的人，他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中说：“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庄严地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支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支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1936年8月《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这一年鲁迅的肺病日益严重，十月就去世了。重病缠身的鲁迅，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亲自操劳，搜集有关抗日的资料，积极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鲁迅不仅以“言论”表明自己的抗日立场，更以行动证明了自己是抗日反汉奸斗争中的一名坚定分子。
再看周作人，周氏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了八道湾的房子，之后，便是北京、广州、厦门、上海，到处迁移，居无定所，最后客死沪上。周作人却是不离故居，连北平沦陷都不撤离，直到“文革”死在八道湾。不离故居或许有些客观原因。但，做汉奸一事就很难让人曲为之讳。
1940年汪伪政权正式建立后，即开始着手恢复沦陷区的教育体系，在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上，汪伪政权沿用了国民政府的教育组织建构。伪国民政府行政院设教育部，华北政务委员会设教育总署。周作人于1940年12月19日，被汪伪国民政府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署长）。周作人在“既非胁迫，亦非自动”的情况下做了汉奸，且先后出任过的伪职据说竟达到三十多项！
由此，周氏兄弟不特因家事失和不相往来，更因国是而势不两立、薰莸异器了。
三
两对兄弟中的嵇康与鲁迅不论在士林、文坛，还是在史册载籍中都得到极高的评价和赞誉。而其落水一方的嵇喜与周作人的处境则较为复杂。他们的遭际和行事是有所不同的。
嵇喜，因投靠司马氏政权，就很为嵇康的朋友们瞧不起。阮籍、吕安都以不同方式嘲讽他。阮籍（字嗣宗，210—263） ，据说他看人有两种眼色，《晋书》本传记载他居母丧期间一事云：“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由是礼俗之士疾之若雠，而帝（按指司马昭）每保护之。”
关于这白眼与青眼，鲁迅先生有过一个解释，他在讲到“竹林七贤”时说：“这七个人，脾气各有不同。嵇（康）阮（籍）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阮年轻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我想，青眼，大抵就是人们正常情况下所显现的黑眼珠，不难学的。白眼，恐怕就是全然看不见眸子，带鄙视神色的“翻白眼”吧。
其实，鲁迅对“白眼”是心领神会的。他有一联诗就道是“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哀范君三章》其一） ，这是写范爱农的，其实也是自况。对于强敌鲁迅横眉冷对，而对于“鸡虫”般争权夺利的各种宵小之辈，则一向不拿正眼看他们。
再有，《世说新语·简傲》载：“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鳯’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鳯’字，‘凡鸟’也。”
一次，嵇康好友吕安来访，嵇康不在家，他的哥哥嵇喜出来迎接。吕安不进去，只在门上写了一个“鳯”字就走了，嵇喜很高兴，以为吕安是夸奖他。其实，“鳯”字拆开就是“凡鸟”二字，吕安意思是说嵇喜是个平庸的人。可见人们对嵇喜的鄙视。
这里需要略作交代的是，如前所述，嵇康当初赠别嵇喜的诗中是一再把兄弟俩比作鸾凤一类的神鸟的。后来嵇康自然在精神上也把嵇喜视为“凡鸟”。不过，他们兄弟俩仍不乏亲情。嵇康临刑，嵇喜来送别，虽则人生道路不同，毕竟亲兄弟，知弟莫如兄，他把嵇康的七弦琴也给带到身边。使嵇康在从容赴死前得以完成他那感天动地的广陵绝响。可见他对弟嵇康还是相知而深有感情，总不至于像周作人那样决绝，失和后竟与曾多方关照过自己的兄长不相往来。
然而，周作人投靠日伪政权之后，其处境及反响似乎并未尽遭唾弃，情况较为复杂。落水之初，国内文化界大为震惊，往日的同道们哀其不幸，恨其不争，联名致信希望他回头是岸，“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 1938年5月14日，《抗战文艺》1卷4号发表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十八人《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然而，由于他特殊的文化地位及其文学成就，由于他曾经保护和营救了一些人，周作人似乎确又不同于普通的汉奸，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周作人，一方面愤恨他的堕落，称其为“文化巨奸”；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落水期间只是与日本消极合作，并无深重罪过。为此，一批文化名人、学者为其奔走、多方营救。最终，出任多项伪职的周作人，竟只度过了三年多的牢狱生活。如此种种，可见国人对周作人落水经历有比较复杂的情感！但无论如何，终究抹不去他附逆的耻辱印记。
而对于鲁迅，周作人在鲁迅生前几乎再不往来，而因为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却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原宥。嵇喜，虽则颇受当时名士的鄙薄，但他对嵇康还是颇有感情的。嵇康死后，他写了《嵇康别传》，对嵇康多所称道，评价也还是中肯的。如说嵇康：“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虽然，周作人也写了不少有关鲁迅的回忆文章，但出狱后迫于以稿费为生的谋生手段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
临了，还应提到，或许就是声应气求吧，生当一千几百年后的鲁迅对嵇康格外尊崇，不仅赞赏嵇康的“脾气”，喜爱嵇康的道德文章，还专门辑录、整理嵇康的著作。
从1913年到1924年，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鲁迅整理《嵇康集》，校勘四次，抄写三遍，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整理、研究嵇康的第一人。王瑶先生说：“鲁迅特别喜欢嵇康。”指出鲁迅“简约严明”的文章风格是与嵇康、阮籍等人形成的魏晋风格有一脉相通之处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应该说，鲁迅对嵇康的爱戴是因为声气相投、人格相侔。在人格层面，可以说，嵇、鲁都是“骨头最硬”的人，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堪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
2012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