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嬷，邻家妈妈。怎么写出“这一个”邻家妈妈？写人散文易写难工，原因就在于人难写好。要在几千字的篇幅里画皮画骨，必须要对描写对象有深刻的体认，精准的描摹。说起草原上的阿妈，人们一般会有宽厚、能干、吃苦耐劳，乐观、善良如长调回旋的悠扬与悲凉，这是人们对草原上女性的共性认知。额嬷如何能在这种已有的共性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作者是否能捕捉到额嬷区别于一般人的那一点点特性。这个特性既要和额嬷身上的共性相吻合，又要在共性中铺垫下特性出现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怎么写额嬷？首先要写出额嬷作为一个草原上普普通通牧区妇女的日常状态，当然，这种日常状态中已经暗含了额嬷不一样的特性，然后再写出额嬷的不一般的特性。共性和特性，共同组成了我们看到了额嬷。
作者的文字一如既往地朴素，诚实，但这篇写邻家妈妈的文章里，因为血脉、乳汁的灌注，格外流淌着一种动人的温情。
额嬷一家搬到这个地方，比我家晚两年。两家合住一套从前的富人盖的石头房子，宽敞的堂地，把两户人家分隔在左右两边，门对着门。母亲和额嬷，总是一前一后，不断怀孕，不断地生。一旦孩子降生，就在两户人家共同进出的大门外面，按照边区居民的遗俗，挂上红布旗子。有红布旗子飘扬，就是新地，人们在你的门前停下脚步。
在人类历史上，不断怀孕，不断地生，既是人类繁衍生息至今天的标志，也是女性生存的一种形态。“我”的母亲和额嬷就是在这种生存形态下度过自己的一生的，成千上万和额嬷一样的女性就是这样度过她们的一生的。这是额嬷们在他们的时代的宿命。在医学不发达、医疗不普及的时代，都说女性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额嬷一次次地从鬼门关来来回回，赢得了钦格勒和梅林这样两个称号。钦格勒，蒙语意为欢快、快乐；梅林，蒙语意思里既有智慧之意，也指头领、首领。两个称呼已大致描摹出额嬷的性格轮廓。顺应命运的安排，从容平和地过着平淡的日子，是千千万万额嬷们的生活常态。
人畜肃静的黄昏，空旷的草原小城穿透了野风，红布旗子就在家门口哗啦啦哗啦啦地飘。
母亲生的日子，额嬷早早煮了奶茶递到母亲手里，两个女人守着一铜壶奶茶，守着骨肉分割前稀稀拉拉的安宁，一碗一碗地喝。母亲生头胎难产，后面几个还算好生。额嬷呢，每生一个孩子都像过一次鬼门关，母亲说，替钦格勒接一回生，她就掉一地头发。
钦格勒，是母亲对额嬷的称呼，我父亲叫她梅林，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喊她额嬷。
额嬷听我说大城市很多女人生孩子都要剖腹、侧切，或者自己撕裂，就问我：她们愿意吗？有没有人管这件事？大城市的女人都不确实啦？我说不知道。她愁苦着脸说：不可以，不好，回来吧，回家……她的汉语操练了几十年，仍然僵硬，她就夹杂着蒙语告诉我，人们都回来生孩子，来她这里，这里地方很多很多，告诉你的朋友们如何。额嬷说，她生的孩子个头都很大，虽然难生一点，但没有一个孩子损坏她什么。
母亲说，钦格勒生孩子生不够，生不厌烦（她说额嬷生不“草”），她可真有点儿害怕了。母亲的小臂上至今镶嵌着一块额嬷挣扎的时候咬伤她的疤痕。母亲说，看钦格勒红天黑地流血，就怕她闭上眼睛再不睁开。
额嬷的男人，阿木古隆阿玛在哪儿呢？他离开房子的时候，老婆还像一头母牛在地上拱来拱去，还有奶茶给他煮好端上来，也许是半夜，也许是下一天的哪个时辰，他东摇西摆找到家门，家门口已经飘起了小红旗，孩子已经出世了。额嬷的火炕上，又多了一个占地儿的人，阿木古隆不看也知道他是个人物了，他也有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和金黄色的鬈发，跟他的父亲一样。阿木古隆摸到一片空地儿躺下来，他得醒两天酒。
生吧，哪个女人不生育呢，哪只鸿雁不远飞呢。
孩子的动静，在男人的梦里。
我母亲说，她是怕真实的一个人说过去就过去了。
还好，没出什么事，母亲缓了一口气。可是不久，母亲有了，额嬷也有了。
我和敖登都出生在一月，那是北方最寒冷的月份。人们数不清入冬以来下了多少回大雪，白毛风刮过来多少沙土雪花，又刮走多少破衣褴袍。冰雪覆盖着，大地惨白。早晨，趴在羊皮门帘上的积雪被抖落下来，一个勤快的人走出户外，去清扫一条通向远处的小路。太阳升高了，雪地晶光闪耀，遮挡在玻璃窗外的棉窗帘终于被卷成一个卷儿靠在墙角，遥远而清淡的阳光顿时渗入沉寂的房屋，孩子们立马看见屋子里尘埃欢乐四处飞扬。夕阳西下，棉窗帘又严严实实封闭了所有的人家，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从早到晚，玻璃窗始终没有解冻，那上面纹刻着悬崖沟壑、椰林草丛，还有刀光剑影、妖魔鬼怪……每一天，每一块玻璃上的内容都重新开始，就看风怎么刮。
我和敖登的出生是额嬷和母亲常态生活的延续，也是终结。
风犹如刀子，磨砺所有成活在那里的生命。
土地冻裂了，噼噼啪啪地响，等到冰雪消融，土地上就有了无数纵横交错的缝隙。孩子们始终解不开土地的秘密：有一天，原来的裂缝不见了，田地又龟裂出新的深不可测的轨迹。
额嬷的奶就在昏暗的房子里裸露着，像两架皮鼓，跟随她移动，跟随她抖擞。不一会儿，乳浆胀破了奶头，不失闲地流淌，额嬷发出“噢噢”的叫声，她急不可待地拉过敖登，拉过我，用她的一只奶喂饱一个孩子。
艰辛的日子，额嬷饱胀的乳房就是我和敖登的天堂。尽管日子艰难，额嬷需要去野外挖耗子洞里的粮食度日，却仍然有足够的乳汁喂养两个孩子，草原上的女性，就是这样，把艰难过成了日常，把苦困视为生活的常态，以她们的坚韧、吃苦耐劳缝补着平平淡淡的日子，让这样的日子因为她们的存在而有了亮色、有了不一般的滋味。但终究是缺衣少食的年代，饱涨的乳汁缺少足够的营养，喂不饱两张嗷嗷待哺的嘴，额嬷到底也成了空空荡荡的母亲。额嬷的个人史，就是那个年代的历史。
额嬷要是出门，比如去野外挖耗子洞里的粮食，我和敖登就各在各家炕上的一点范围里爬蹭，很想爬远一点，但是寸步难行，我和敖登都被拦腰捆着，拴我们的那根绳子在炕角一根铁棍上绑死了。我和敖登就隔着宽阔的堂地大叫大哭，街上干瘦干瘦的野狗听到我们的声息，跑到院子里来，隔着玻璃窗，跟我们一起蹿上跳下，沸沸扬扬。这时，要么是母亲三步并作两步从工作的地方跑回来，要么是额嬷背着口袋“噢噢”叫着推门走进来，反正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们俩能听到我和敖登呼叫。母亲急急忙忙说，快吃，她只有半个钟头时间，她的奶胀啊，疼啊……她就知道孩子们饿了。奶水洇湿了她的衣裳，她先过去喂完敖登再过来喂我。奶水被我们抽空，她就离开家继续去工作。
太阳昏昏沉沉，还不能射进房子里。我们又饿了。我听到敖登跟我一样哭那种瘪嘴巴的颤音。我们的委屈说不出来。清汤寡水。
那是耗干孩子们哭声的年代，也是耗干亿万个母亲身心的年代。没有人告诉我们的母亲，少生一个孩子，让世界少一张苍黄的脸，是她们的贡献。也没有人告诉她们那场自然灾害没有人为祸害的话，其实不会那么严重、那么惨痛。因此她们从不怀疑，无论领袖，无论自己，也无论是岁月。
60年代出生的孩子，陪伴了执着得空空荡荡的母亲。
额嬷经受得更持久一些，是靠了她的底气吗？
额嬷的高颧骨永远幽黑发亮。她眯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不停地对我和敖登叙说，一串音节在她飞快地转动舌尖时滑出来，又一串音节跟着混入，蒙古语言就在我们的心田里开垦耕种了。额嬷急了就骂嘿哈赫森！可你判断不出她是真恼还是正高兴呢。有时候她说：我生气啦！可她的脸上还是慈祥一片。我和敖登就在她宣布“生气”以后快乐得忘乎所以，把炕上能搬动的东西都推到地下，再把自己跌下去，她看着我们折腾，在那里笑。只有当我们各自坚守一个乳房，在额嬷怀里拥挤，敖登表现出不愿意我在他妈妈怀里的意思，伸出脚踢我，我把他的脚推回去这样来往时，额嬷的喊声才准确无误就是嘿哈赫森！两个孩子于是认真，停战。
她与她的两只奶终于松缓下来，孩子们已经睡意迷蒙。
她仍旧跪在炕毡上，臀部稳稳地偎进后脚弯里，脸上呈现着那种恒久不变的微笑。蓝布棉袍罩住了她的身子，她跟菩萨一样坐出一座山，坐出一个宁静。突然，从她胸腔里流出悠远跌宕的声音，那是天然淳厚的蒙古长调。那声音粗犷、没有遮拦，自由自在地走，走过沉睡，走过苏醒，万物萌动，天地啜泣……顽强的颤音被送得很远，你相信它已经接近了人生前无法晋见的天堂。我睡着了，但一直跟着额嬷的声息飘游。在她的歌儿消失得渺无踪迹的时候，我挺起身子，看她是不是哭。
这一段文字很温暖，很有意味。被吸空的额嬷在孩子们的睡意迷蒙中坐成了一尊菩萨，坐成了一座山。在属于额嬷的宁静里，额嬷不再是“我们”的额嬷，成了她自己。从她胸腔跌宕而出的长调，粗狂而自由。为生计劳累的额嬷，在这一刻的时光里，释放了自己，日子里遭受的内容，都在长调渐渐飘远的声音里得到了救赎。短短的一段文字，借由蒙古长调，勾画出了额嬷的精神和魂魄。长调是内蒙古草原上的精魂，只有长调才能填满那样广阔无垠的草原，只有草原才能装得下那么悠长、厚重而苍凉的长调。长调是流动在音符里的草原，草原是物化显形的长调。额嬷把自己装进长调里，就是把自己交给了永恒。蒙古人和长调之间的关系，是很难解释描述的，却又是最好去理解的。
二三十年后，我接触了一点音乐，有了一些作曲的朋友，可我始终想不出额嬷的歌儿是谁能写出来的，人们有了章法，就不能尽情地野；有了感觉，就把它加工得离开了原味……山，冰雪，寒流，牛羊，蓝天，和女人，那些流淌不息的东西。
长大以后，我远离家乡。一听见马头琴声，就想哭。
额嬷就在琴声里。
额嬷和母亲都日见苍老，两个家庭也发生了不少变故。额嬷这边，阿木古隆阿玛患肝癌去世了，额嬷的儿女们远走高飞，小儿子巴耶尔死了。
额嬷独自住在城边上一所开阔的院落。院子比篮球场还大，杂草肆意丛生，有半人高，星星点点，长出白花、黄花、紫花、蓝花，草原上点缀的差不多就是这些碎花。杂草丛中，踏出一条小路，环绕院子，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额嬷早晚就在小路上走动。她埋着头，缓慢地走完一圈再缓慢地走，只是身子更加弯曲、更加笨重，宽大的胯骨拖着她朝前的沉重，在齐腰深的草丛里左边、右边，这么摇晃，摇晃得很有耐心。
我走进额嬷的大院子，看见额嬷正在小道上走动，我和儿子站到她面前。她“噢”了一声，双膝跪地去抱巴顿，随后颤悠悠地托起孩子，托至头顶，混沌的目光在太阳底下闪亮，直到气喘吁吁，她才把孩子搂进怀里，在他的小脸上亲，巴顿尖厉的哭声随之而起，我知道是额嬷亲得太重，就像当年亲我，把我的脸深深吸进她的嘴里，想把我吃掉那样，吸出我的眼泪了，也不放我。但她放了巴顿。
额嬷和我面对面跪着坐在后脚弯里，一人端起一碗奶茶，慢慢地喝。奶茶就像醇酒，你可以喝上一整天，从天亮喝到天黑，又从天黑喝到天亮。
额嬷疲惫地微笑着。从前在她棉袍下拱动的羔羊，如今已经三十岁了……她说：“萨仁嘎娃，可怜的孩子，你的小英雄坐火车啦……没看清火车长什么样子就回家啦？噢，嘎娃，我的孩子！”额嬷摇头，额嬷笑。
她比画着说：女人撕破确实不好，回来生。
做梦都想回来生呵，可是回得来吗，额嬷？遍地都是女人，就像遍地长的草。
是啊是啊……她喊黑狗嘿哈赫森。
黑狗就跑出去了。
黑狗在额嬷踩踏出来的小路上追逐什么东西。
母亲说，钦格勒这些年和人们走动得少了，越来越沉默寡言。她在院子里挖了一口水井，用绳子拴着那个她年轻的时候就使唤的皮斗子打水，皮斗子用一阵就补一块补丁，里里外外补贴满了，人就是不喝外面水站供应的自来水。除了上街买点儿炒米、奶食，很难见到她。
再见额嬷，欢快的钦格勒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外人很难见到她。就像很多人一样，随着岁月的推移，额嬷遭遇了家庭的变故。究竟是什么样的变故让热气腾腾地生活着的额嬷变得如此的离群索居？
巴耶尔，是母亲为额嬷接的最后一次生。
巴耶尔出场了，巴耶尔是额嬷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巴耶尔是额嬷最小的孩子，额嬷的生育史到巴耶尔这儿终于画上了句号。但巴耶尔终结的，不仅仅是额嬷的生育史，还有额嬷的生命史。没有了巴耶尔以后，额嬷只是生物性上的活着了，不是一个人在活着。
他死了。额嬷弯腰从彩绘的硬木碗里抓一把炒米倒进我碗里，又为我兑满奶茶，然后挺了挺腰身，重新坐稳当。当她抬起头，眼里有了浑浑一层泪水。
巴耶尔是个头重脚轻的孩子，你简直想不出他的头有多大，有多结实。头上的毛都是浅黄色，嫩得有些透明、发绿。射弹弓的把戏他从小玩儿，长大以后还是玩儿得不亦乐乎，石头子从你家玻璃窗钻进去打你家的电灯泡。这种被他称作“二踢脚”的快乐游戏射击完毕，他掉头就跑；有时却站在原地不动，看有没有人追出来，没有人追，他就一脸沮丧，有人追，兴奋不已，单等对手追到眼跟前，他才像野羚羊一样嗖地逃遁。你有耐心你就追吧，巴耶尔正巴望有人跟他玩儿，也好有一点儿热闹。一旦跑不过你，巴耶尔就停下来，任你劈头盖脸打他，他弹来弹去像个拳击沙袋。
你打他他跟你笑，打巴耶尔让人扫兴。
巴耶尔会漫天云雾编造一个故事，把城里七零八落的孩子笼络到自己麾下，如果卡了壳，他就随意揪出一个孩子揍上一顿，借机结束他的讲述。
他每天重复自己的游戏。
我知道巴耶尔，尽管他长大的日子我已经离开了家。
他是十八岁闯出人命的。他把皮靴里插的匕首插进伙伴的胸膛，碰到心脏，那孩子当下就死了。这一回他终于认真起来，所以他就失踪了。
巴耶尔杀了人，逃了，追捕他的，正是当年他父亲的部下。
警察搜寻了四十多天。
警察都曾经是阿木古隆阿玛的部下。
有一天，人们看见警察从额嬷的菜窖里抬出了巴耶尔，那孩子僵硬地挺在一块木板上，头还是大得不可思议。
警察把套过巴耶尔的皮绳递给额嬷，看着额嬷。
她依旧默然无语，直到大院子里的人都走尽了，又静静地呆立了很久，最后在门前的石头台阶上坐下来。
母亲说，本来，钦格勒要受审。
额嬷对所有找她谈话的阿木古隆阿玛生前的同事说，巴耶尔在菜窖里，她不知道。至于巴耶尔每天吃掉两斤多食物，那是法医的说法。额嬷对显而易见的事实，遵守得像个秘密：谁提供的食物？
当初警察说：知道巴耶尔的消息就来报告。
额嬷答应：好。
警察在等待额嬷吗？
额嬷几十年来从未去过阿木古隆阿玛工作的地方，人们记不起来额嬷是不是讲到过阿木古隆这个人。二十多年前，阿木古隆被关起来交代历史问题，专案人员上门询问额嬷：阿木古隆为什么给国民党送信，又给共产党送信？他跟没跟你说过？额嬷神情专注地听完这个问题，沉思良久，终于恍然大悟，好像突然明白，相守多年的这个男人有许多故事是她以前所不知道的，这个阿木古隆！但是令人失望的是，她依然答非所问。她说：“谁的信我都没送过。”显然你花多大力气，也没有办法让她明白其中的大是大非。专案人员失去了耐心，厉声训诫，额嬷站在靠门的地方，低下头虔诚地倾听。工作人员说：“你要和阿木古隆划清界限。”怕她不明白，又说：“不要再爱他。”额嬷这回像是听懂了，她松弛了肃穆良久的脸颊，点点头说：“好。”
额嬷爱自己的孩子，哪怕他杀了人。只不过，额嬷爱自己的孩子的方式，是替孩子选择一种有尊严的死亡方式。让孩子在母亲的心里死去，是母亲最后唯一能替孩子做的事情。这就是额嬷的不一样，是额嬷之所以成为这个额嬷的关键所在。一个坚韧的母亲，一辈子生了五个孩子，又亲自送走了一个孩子。在额嬷的生活中，生育孩子、养育孩子花费了她一辈子的时间，她的世界里，只有这些，在日常生活之外的内容，额嬷都是懵懂未知的，她也不想知道。就连她不再生儿育女，也是丈夫以国家的理由说停就停的。一个看上去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外面世界的额嬷，也许在很多事上是懵懂的、无知的，但在对待生命这件事上，额嬷却是最清楚、最明白的，所以，她选择了巴耶尔的死，并且为巴耶尔选择了死的尊严，同时，额嬷也为自己选择了维护生命的尊严。所以，进入暮年的额嬷，还是像年轻时候一样有力量。
其实她仍然不懂这里面的道理，不懂要她做的是什么。在她看来，干部们或许是说她的男人还要在外面待一段时间。阿木古隆总是有事出去，从这个苏木到那个嘎查，公社啊大队啊，跑来跑去……即使是准确理解了工作人员的意思，谁又能影响她呢？谁又能改变她身心运转的方向呢？
阿木古隆喝醉酒打她像打一面皮鼓，她爱他什么呢？这个旗里的人都不怀疑，她确实爱他，这一点，没有疑义，跟阿木古隆再有恩怨的人，也指望不上什么。多少年来，她望着阿木古隆的时刻倾心尽力，都像是第一次望见他，那一次，她上了他的马背。那是十几岁？从她家乡的草地上路过一个小伙子，她扔下正放牧的羊群，跟着他走了。一走就走了数不清的白天黑夜，走到她陌生的世界。直到她送走阿木古隆，送走小牛犊子巴耶尔，一个人生活在一所静悄悄的大院子里。
额嬷为阿木古隆阿玛生育了五个儿女。
她两年坐一次月子。阿玛说他是干部，不能按人头分走国家那么多供应粮票、油票、肥皂票，让她停她就停下，不再生了。
停在巴耶尔这儿，这个孩子。
额嬷心里埋藏了什么，都会让它跟着她一起衰老，跟着岁月消逝。
巴耶尔是她杀的。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明明白白选择一种方式，孩子在母亲心里死去，就是这样。
你还想知道额嬷如何度过那四十多天？她把皮绳子递下菜窖时对巴耶尔说了什么？还想知道巴耶尔的最后吗？
我记忆里的额嬷，年轻时候就显得苍老。如今真的进入暮年，动作迟缓了，可还像年轻时候一样有力量。
额嬷每年在蒙古人隆重的小年和大年，买来鲜果、鲜奶、黄油和洁白的哈达，煮好牛羊肉，供在炕桌上，然后长时间跪在桌前默诵真言，祈祷神明。
炕毡上，额嬷经常跪坐的地方磨出一个洞，她在那里放了一块老羊皮，老羊皮又磨掉了毛。
送我们出来，额嬷亲了我，亲了巴顿。
总评
写人散文易写难工，难就难在写出人的精气神。但散文几乎都离不开写人，在秋子的散文里，人物众多。虽然每个人物身上的笔墨不多，但人物的气质都鲜明，辨识度高。这就是作家的功力。《额嬷》这篇文章，写出了一个在艰苦岁月里普通女性负重的一生，生活的重压没有让她屈服，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生命尊严的维护，让她普通平凡的一生具有了不平凡的色彩。
第一部分，多年后“我”带着儿子回老家，再见到额嬷，由此展开了对额嬷一生的叙述。在这一部分里，额嬷是健朗的，明快的，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但坚韧的额嬷在草原上的生活就像牛和羊天生属于草原一样，自然而自在。宽广的草原给了额嬷宽厚的心胸和宽阔的生命力。生育，接生，红布条，几个简洁的场景勾勒出了额嬷生活的常态。钦格勒和梅林，属于额嬷的这两个名字，也给读者留出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不多的几个自然段，是日常生活状态下额嬷的速写。
第二部分，额嬷喂养刚刚出生的敖登和“我”。在幼儿的视角里，额嬷忙碌而充实，充足的奶水让额嬷可以同时喂养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当额嬷揣着两个饱胀的乳房“嗷嗷”叫着踏进房门寻找两张饥饿的小嘴时，额嬷和孩子们都是“钦格勒”。这样的场景，在草原上是随处可见的。哺乳的妈妈或牛羊马的妈妈们劳作的时候，会突然停下正在做着的工作，急切地寻找喝奶的小嘴。这样的场景蕴藏着生命的秘密，也是草原生命生生不息的纽带。喝饱了孩子睡着了，额嬷把自己交给长调，让蒙古长调释放自己、清洁自己，这样的画面，庄严、美好而带着一丝悲凉。当额嬷和孩子们相伴佯装生气时，又是一幅苦中作乐的最为美好温馨的画面。在这部分里，额嬷是个强壮、能干、坚韧的母亲，既平凡又伟大，她坚定地完成着自己延续生命的使命，并在养育的过程中得到快乐，实现自己的价值。
对于一个以孕育生命为己任的母亲来说，有什么比自己亲手送走自己的孩子更为残酷？第三部分围绕巴耶尔写额嬷。这一部分作者的文字是克制的冷静的含蓄的，如果说第二部分的文字还显喧闹的话，这一部分的文字是死的静默。巴耶尔杀了人，额嬷把他藏了四十天，然后，额嬷递给了巴耶尔一根皮绳子，巴耶尔用这根皮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部分里，额嬷只有几个动作，和外界没有语言和眼神的交流。但从前面两部分的铺垫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额嬷的内心里经历了怎样的波浪滔天、翻江倒海？最终，额嬷用巴耶尔的死维护了巴耶尔的尊严，维护了生命的尊严。一个普通草原妇女就这样默默地捍卫了她心目中的道德伦理，捍卫了她认为的生命的尊严。前两部分，作者画的是龙身，第三部分，作者给龙点上了睛，额嬷就这样活了。
这是一篇非常能体现作家散文写作功力的文章，从篇章布局到叙述节奏，包括文字色调的转变，都配合得恰到好处，共同完成了文章写作的主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