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作家的这本散文集里，有大部分的篇章都和内蒙古、和草原有关。生于斯长于斯，而后京城求学工作，让她拥有了双重目光。与内蒙古草原骨血里的亲缘关系，让她时刻关切那片土地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立足于京城，又让她关切内蒙古草原的目光里，多了一份审视和反思。两种因素交织在冯秋子关于内蒙古的文章里，使她的这组散文具有了特别的气质：发自内心的关切、细致入微的洞察和冷静客观的反思。《丢失的草地》依然是关于家乡、关于草原的，依然是从对草原的关切进入到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关切，这是爱之深而痛之切的文字。从中可以发现冯秋子散文一以贯之的一个主题：对人的精神状态、生存状态的冷静而不留情面的考察。
1999年7月，巴顿放暑假，我们去了河北丰宁县坝上草原——大滩镇元山子东道自然村，住进一个旅游站的蒙古包。
丰宁满族自治县，紧挨过去的察哈尔蒙古八旗的“四牧群”中的三大牧群，出产著名的“口马”“口羊”“口蘑”。我们所在的东道自然村，耕地稀薄，沙地牧场。它西邻河北沽源，东接森吉图，往北，连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太仆寺旗、正蓝旗和多伦。而正蓝旗是蒙古语标准语言基地，元朝时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元朝迁都大都（北京）后，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改为陪都，每年夏季，元朝皇帝率领众臣僚回到这里处理政务、连带避暑。上都和大都并称两都，13世纪时，上都这座名城通过《马可·波罗游记》远播四海。到明代，此地属北元云需部万户游牧地。清乾隆元年，清廷于察哈尔左翼四旗置四旗直隶厅，四十三年改为丰宁县。以后丰宁划归卓索图盟，成为当时内蒙古地区六个盟制之一，民国以后丰宁归属热河省。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热河省建制被取消，所属丰宁等县市划归河北省。
丰宁，从地名字义理解，过去应该是水草丰美、富足安宁的地方。
巴顿比较熟悉西北部的内蒙古，每次乘火车回去，兴奋不已。从低海拔的京城，攀旋进入中国北部山脉紧缩、沟壑纵深的断块山地，海拔一千米到一千五百米高处。而姥姥家，是在蒙古高原上，隶属察哈尔右翼旗部，位于海拔两千四五百米处，山势相对和缓，间有望不到边涯的草场、荒野。在那里，开垦的农田，要么沉闷于风雪，要么奄息于风沙，村庄与村庄之间，相距非常遥远，被戈壁草原隔断在寂寥的北方。巴顿想在那里上学，我没同意，做母亲的不能放弃抚养孩子的义务，他就说上完学要到那儿当一名体育教师。但愿他的想法能够持久，他在北京住的院子里踢球，“撩了一下脚”——他这样向我解释，就把邻居的玻璃踢碎了，有两次玩儿得高兴和小朋友喊叫出声，被占地建房的一家公司的领导抓住揍了一个耳光。我怀疑，有一天，他忘记了在北京踢球的遭遇，还会不会想去内蒙古当一名他称作的“自由奔放”的体育教师。
这是巴顿第一次坐长途汽车，不去姥姥家那边的草原，而去另一片草原。这片草原也坐落在那么多高山上，他感到惊奇。他说，原来所有的草原都是在高山上，所有的草原都离太阳更近。
所有的草原都离太阳更近。一句看似孩子气的话，蕴含着最为朴素的真理。广袤的草原没有多余物的填充，没有人的喧嚣和吵闹，一切都是最为自然最为天然的存在，它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孩子，是散落人间的天使，是离真理最近的人。孩子，也是成人世界的参照。在冯秋子的散文中，巴顿（蒙古语意为勇士，作者的儿子）多次出场，这并不是作家散文写作的随意文字。孩子的天然、直接、纯真和诚实，是成人世界正逐渐遗失的可贵品质。
傍晚，我和巴顿出去骑马。这片低山丘陵草场，蒲公英、黑麦草、羊草、散落的野蘑菇和杂类草，让我和巴顿像置身在察哈尔家乡的草甸子上。
草地里只有两个当地人，牵着两匹马，一马雄健，站着就想往出蹿；一马低矮，闷着头吃草。巴顿提出他骑大马，他七岁时在内蒙古学会骑马，嫌小马跑不快。小马的主人刘亚飞是借马来让客人骑的。骑到半途，原主人又送来一匹马，刘亚飞上马，和我并排，一边骑马一边拉呱。刘亚飞租出借来的马两匹，所得的二十元费用归马主人（其中两元交税），他另得小费十元。我上马前他跟我讲定价格。刘亚飞是满族人。我问他，现在还保留了哪些满族人的习俗。他说现在没什么忌讳了，讲究也没有了。看了电视剧《雍正王朝》，老辈人讲起过去的礼节，他们就听，只剩下听的份儿。
满天满地的乌鸦，在夕阳的残红里追逃，那些站在电线上、跟着电线荡漾两下的乌鸦刺刺啦啦地叫唤。我来坝上前一天，跟母亲通长途电话，她说腿疼，又不能下地走路了，坐在炕上看天上的乌鸦。乌鸦刚把旗里的广播线扯断，把母亲喂狗的食物也带走了，母亲给院子里那窝麻雀洒的米麻雀都没吃着。现在她下不去地，出不了院子，她窝在炕上等人来帮她给小鸟送点粮食……
传统湮没了，习俗没有了，忌讳和礼节都成了传说，草原的丢失还会远吗？沉重的一笔。
我交了坐骑。返回驻地已是黄昏。微光照射，浅草疲惫地喘息。而乌鸦成群结队踞守在草地里吵嘴。刘亚飞说这是不吉利的东西，但猫头鹰更不吉利一些，老乡从不伤害这些个东西，怕惹出什么麻烦。他们到冬天打一种叫斑什么的鸟……是国家保护鸟类？他说管它保不保护呢，到城里，一只可以卖到二十几元。还有山兔，冬天多，夏天也不少，但夏天的兔子有青草味，不好吃，老乡一般不打，到冬天家家下套子……当然不能伤到马。还有狐狸，现在人们不太打狐狸了。但是打山羊……这里没有黄羊，他们打黄羊要到北面一百多里外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地界打，可那里规定不让打野生黄羊，这边的人悄悄过去偷猎，那边的蒙古人若是碰到，就把人放倒……
偷猎，又是一个“偷”字。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成了白音布朗山一样的传说。草原成了人的无止境的欲望的放大镜。“内蒙古的野生动物几近绝迹，广袤的草场日暮途穷，悲怆世事时有见闻。”这几句话简括出了内蒙古日渐恶劣的生态环境。
说到短处，我一时语塞。我曾经早出晚归，拍摄纪念抗战的纪录片，拍摄活佛转世的纪录片，但没做过一部牧人和偷猎者之间痛苦交战的纪录片。想过多次，没真正动手去做。内蒙古的野生动物几近绝迹，广袤的草场日暮途穷，悲怆世事时有见闻。说实话，有多年了，深感忧虑、不安。
内蒙古人对偷猎和破坏草场的事无可奈何，只能叹息。但近几年，每次回家，我都能听到发生在家乡的关涉草场的伤人甚至命案，以暴易暴，粗陋、悲惨。在日益退化的草场上，牧人白天喝喊、恐吓偷猎者，夜晚打伤甚或偶尔打死搂地毛（发菜）的农民。除附近的农民外，很多偷掠者是宁夏的农民，他们成群结队潜入草地，将内蒙古的地毛大规模搂耙、运输到宁夏，经挑拣加工，精装成品，上印“宁夏特产”向全国甚至海外出售。搂过地毛的草场从此裸露，不再有混生草芥。昔日繁茂的草场，就这样被人为地损毁、撂荒，沙石泛起，刮得漫天遍野，牛羊无草可食纷纷倒毙。悲苦的牧民拿起猎枪保护牧场。一俟案发，警方去现场走一趟，草草询问一番走人了事。死者扔弃荒野，任狼和秃鹰分解。
发生在内蒙古境内的由于偷猎、偷搂地毛而引发的人和人之间的打斗层出不穷，粗陋而悲惨的以暴易暴，遮挡了草原上纯净的太阳的光芒。正如作者文中所写，白天像人，黑夜似鬼。问题是，人是怎么样变成鬼的？
一个人自生，就此自灭了。一个家走出去一个人，这个人再没能回来。一个村庄二三十人和别的村庄的二三十人结伙……很快组合起二三百人的队伍，每隔十来天就出发，去草地做发财的梦。白天像人，躺在坡地低洼处挖掘的等身长的地洞里睡觉；黑夜似鬼，悄悄潜进白天侦探好的草地搂一夜地毛，天亮返回地洞，在睡觉的地洞边上埋伏好裹着杂草的地毛，一觉睡到黑，等待下一个黑夜降临。返回村庄时也许某个同伴已经不再……我曾经跟踪采访内蒙古地域一个搂地毛的青年农民和他的妻子。那位叫郭四清的农民彻底丧失了昔日天不怕地不怕的“二不愣”气概，记忆消退、目光呆滞。他的妻子劳花对我说，她丈夫“一走十几天，哪有吃的带呢，一天顶多吃一个窝头，有水喝一口，没水就干着，实在渴得耐不住了，喝草地的水泼洞积的绿毛水。怕被人发现不敢四处走动，一白天尽窝在地窖里头。能回来算事，回不来那就回不来了……能怎么着呢。”她在地里锄草，顺带瞭望出去搂地毛的男人们回还的身影。“没钱交税，孩子们上学也没钱给学校。”
牧民与草依稀生长，对草场一般不有暴殄、暴利之心，其后生晚辈从小被灌输“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和心脏那样爱护草原”。劳花说，这些她知道。“咱们的铁耙子真的把人家的草败倒了。铁耙子下去，草就连根拔出来。”她丈夫跟村里的男人们冒险在深夜耙搂草地，所有搂到的乱草都塞进编织袋，等逃出牧民的领地，再粗粗挑拣。回家后浸泡，梳理，一根根把地毛细挑出来。搂二十多亩草地能得到一斤地毛，专门有人走村串户收购地毛，卖到南方一斤地毛能得二三百元。她说她只能挣个小头。我说郭四清会不会再去？她吭哧了一会儿，说要是没办法死也得去搂哩。
牧民从小被灌输要像爱护眼睛和心脏一样爱护草原，偷猎、偷搂地毛的人心里也知道，搂地毛把人家的草败倒了，把草原毁了，但一旦生计无着落，还得去败人家的草原。这段文字不动声色却又触目惊心。
河北丰宁大滩镇元山子东道自然村的刘亚飞说，这些，他们这儿也有人干，去的就是北面的草原。
刘亚飞家兄妹四人，他是老大。他有两匹马，靠租马乘骑一年可以收入两到三千元。他们村满族居多，汉人、蒙古人也有，哪族人都学会了种地。一百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深草地——我想，这儿跟我家乡一百年前也许一样，是风吹草才能低下那种景气。刘亚非说，他们县的地盘在河北是第二大。他笑着说，他们迁移到此地时，这里更大。快有一百年了吧，迁到这儿。他们在关里受不了欺负出来的。我推算，正是清朝虎落平川、下岗歇菜的时候，满族人那时节万马齐喑。
刘亚飞的失约和我们的等候。不是简单的失约，也不是简单的等候。我们等候的是诚信、是礼节，刘亚飞失约的，是只能听着的习俗和理解，以及被遗忘的忌讳。这一段与前面的几句闲聊相呼应，开始切入正题的关键词：丢失。
结束骑马，我付他多一倍小费。他很高兴，说明天八点他等我们“娘儿俩”。
第二天，我和巴顿按时出了木栅栏。有农民走上前来让“骑马”，我们说不行，约定下了。栅栏前面都是马，都是当地人，还有拴马的一米半高的木桩子。我们从他们身边穿过，没有看见刘亚飞。终于见到头天借给刘亚飞马的老乡，他一指西北方，说刘亚飞的马在那儿，有人骑呢。那是一片看不见马和人的草坡地。我和巴顿一面等待，一面在草地里晃悠。捡了几个小蘑菇。巴顿问：“我们必须等那个刘叔叔和他的马吗？”我说，头天说好了，得守约。我们踩着露水走到草场深处，希望能够碰到刘亚飞和他的马。直到中午，没见人和马影儿，我们只好返回。在木栅栏前的集中地，见刘亚飞在跟抽税的人高声交涉。
周末，旅游站举行篝火晚会。百里以外的内蒙古正蓝旗乌兰牧骑的散兵游勇赶过来包场演出，一场晚会，一个队员挣一百元左右，而旗乌兰牧骑日下已经开不出他们每月降至二三百元的工资。这群特古斯（时任正蓝旗旗委宣传部长，算是我的朋友）的兵，唱《青藏高原》，嗓音条件比李娜天然、宽厚，颤音悠远，但那位姑娘把歌仅当声音发出，而且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声音，她又还给了别人。自己的声音有没有生长呢？一定的，她一出生，就坐进一种长草的土地，坐进长了草的内心，若按正常情况发展下去，会日益地丰腴，日益地博大，一生一世，再一生一世，轮回成长。但一段时间以来，她忽略了自己的草地，她的心或许已经从草地脱落得远远的了，她唱出的歌像流泻出来的冷空气一样，在听众心里一下、一下地顶撞，直至冷却。她的心和声音剥离了，不相关联了。一个人的“自己的声音”到了哪里？她的眼睛是迷茫的，虚妄的，冷若晨霜。
篝火晚会，“我”遭遇了又一次的丢失。只有声音没有灵魂的姑娘，她又是怎样丢失了自我的内核的呢？迷茫的、虚妄的、冷若晨霜的眼睛，不单纯、不踏实、不自信的声音，我听不到幸福和快乐，只能听到年轻一辈的没落声息。
从灵魂里截止了自我意识的那种感觉，是怎样发生、怎样发展的呢？原始的，像土地一样沉重的分量由于什么原因减少了？原本的激情，真心诚意的活法和态度，消失了。人变得不那么单纯，不那么踏实，不那么自信，不那么相信他人，不那么快乐，不那么幸福，不那么安于现状……她只是一味地播放颤动的嗓音，她的声波在夜空来来去去地滚动。歌曲的内容和她发出的声音的内容已然间歇、消逝。这是我从西部到东部内蒙古不时听到的年轻一辈人里的没落声息。
听着驳斥了诚实的歌声，像有一根皮鞭抽打身心，疼痛，羞惭，难耐。
我闷着头发呆，然后进去跳舞，又坐下来喝了一些啤酒。见巴顿正和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沙土地里、在空旷的乐音里，欢歌笑语。跟孩子在一起，在我是很幸福的事，现在我一个人在那里悲伤。
回到草地确实是好。多年离家在外，现在这些草场，这些原来北方各少数民族，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割据活动的地区，真实地铺展在眼前。这片经年流渗鲜血汗水的土地，被一盏高高悬挂的电灯叠映出一些花样，忽忽然然闪动，让人欢喜，又不由得哀痛。默饮了一些生啤酒，感觉稍好一点。可这时，千年古话真就黯然照映了……
在失落的痛苦里，“我”找不到幸福和快乐的感觉，于是愈加认识到，草原上的确很多真实已经消失了，比如真实的幸福，真实的悲苦，真实的拥抱，真实的哀悼，真实的爱恨恩仇。失落了这些人之为人的生存的基本形态后，人还是人吗？这是残酷的现实，这个残酷的现实让作者更为痛苦。
许多真实确实已经消失，真实的幸福，真实的悲苦，真实的拥抱，真实的哀悼……还有真实的爱恨恩仇。一种真实谢世，另一种真实还生，好比真实的绿色牧场几十年间一下子消退，冷酷的黄沙走石漫天遍野。
人活着，还有什么比这更干燥、残酷的事呢。
突然想到忽必烈和其兄弟之间的征战。成吉思汗之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忽必烈，对中原的制度和文化了解很深，在他身为亲王时，奉兄长蒙哥大帝之命多次率众南征，每战必胜，每胜必使新征地的新臣民归心于他。1256年，他命人在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冈营建宫城，三年后完工，命名为开平府，就是今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此地离我们所在的旅游站仅有一百公里之遥。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被推举为蒙古合汗，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几乎是同时在西部大汗都城哈刺和林被支持者推举为合汗，于是兄弟二人多次兵刃相向。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的第二年，即1264年，大败的阿里不哥和他的同党诸王前来向他的兄长忽必烈投降、请罪。兄弟二人在御帐里相隔阒望，潸然垂泪……不幸，元帝国末了，到继元代遗业、统一蒙古各部的鞑靼国，以及各部随后几百年的聚散合分，无不败于蒙古后人间不休的争夺、离析、内乱。生灵失声、景致荒芜。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征战，手足尚且如此，遑论他人？回望历史，便会发现，辉煌的历史也是凶残的历史，而人的失落、草原的失落其实早已开始。
有一句蒙古谚语，翻成汉语大意是：覆灭的火焰自燃。
草地连起的城郭，像人的耳朵。它能完成什么呢。只为让人躲在窝廓那里？我的家人是在那里。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听不到我的。我的忧郁，在这轰鸣着幸福的时刻那么多地充盈到我的心里。我的心境是那个草地的城郭所不能窥见的。
人与人是不是有另一种渠道可以连接，像草地那样式的？草地有生命，和人一样，但也和人一样，颓萎，没落，虽有犹无。谁愿意注意它，倾听它呢。需要草地的人，是些顽冥之人，无力地依附于草地，想请草地倾听他、帮助他，而非他倾听草地、帮助草地。人何时能够自觉地顾忌到草地呢？
是什么阻隔了人获得真正幸福的能力？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究竟有什么方法可以畅通地交流和倾听呢？仅仅是众生平等的理念就足够了吗？作者写下了痛苦的思索，但是没有写下答案。读到这里，我们会明白，草原，是真的被丢失了。
草地的秘密如同人的秘密，随从季节生成和泯亡。
我在这里，等待一个声音。而我母亲正在察哈尔西部草原，等待一个人来帮她给院子里的麻雀送一些粮食。
总评
这是一篇写起来读起来都很耗费情感的文章，读完全文，第一感受是痛。
作者关于内蒙古的文章，向来都有着很深沉、很复杂的情感。一般而言，再深沉、再复杂的情感，“我”承担的都是叙述者、观察者的角色，所以，文字中都透着股冷静和客观的劲儿。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是在内心里和自己较劲，向自己追问着问题的答案。这种撕裂着自己的写作，没有深到一定程度的情感和思考，是写不出也无法驾驭的。散文写作，可贵的和可怕的，都是这种状态。
在第一部分里，作者以自己和孩子暑期到丰宁度假开篇，原本轻松的假期，却在一次小小的意外中开始变得沉重起来。与刘亚飞约好第二天接着骑他的马，结果刘亚飞把约定抛到脑后，而我和儿子则等了他一个上午。从刘亚飞的失约开始，作者进入了沉重主题的解剖。接着，作者荡开笔墨，由草原上的偷猎者和偷搂地毛的农民，写了一个叫郭四清的搂地毛的草原农民。尽管知道搂地毛会导致草原荒漠化，但为了发财梦，他们依然会明知故犯。人和草原、任何自然之间已经失去了天然的和谐的秩序，在利益和欲望的驱使下，人开始凌驾于自然之上。丢失了秩序的草原，开始丢失更多的内涵。刘亚飞的失约，郭四清的失去禁忌，在失序之下成为必然。
失序之后，是失魂。第二部分里，从一个年轻女歌手失去灵魂和自我的歌声里，作者进一步深入到丢失的草原的精神内核，揭示出被丢失的草原的几个层面。浅层面上说的是自然形态的草原的丢失，深一层面说是草原上人的伦理道德规约的丢失，更深一层面上说，则是人们把草原所具有的内涵和精魂给丢失了。人和草原的关系，已经被利益、不安分重新定义，已经不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和谐的生态关系。而这种生态关系的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作者引入了一段历史掌故，用忽必烈和弟弟争权夺利的血腥历史给出了答案。
揭示、呈现并不代表答案。作者归根到底是痛苦的，迷惑的。作者的痛苦在于，在这么多的丢失之后，什么是重建人和自然和谐秩序的方法？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倾听、沟通的渠道在哪里？
作者在等待，老妈妈也在等待，这个心酸的结尾让文章倍增苍凉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