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的书信，寒斋倒是收集了已经出版的各种，今年暑假在南京开会，实在无聊，于是便买了一本《暮年上娱》消遣时光，竟然兴趣盎然，回家后便将俞氏的几本通信集重又读过一遍，真是大有收获。
1977年10月12日致叶圣陶的信中说：“近读义山诗集，此弱岁肄习者，顷始重展每为惆怅”，“弟习诗由斯入门，生平多靡丽晦涩之句亦半由于此”。读此恍然大悟，虽然“靡丽晦涩”确实是俞氏作品的一大特色，虽然知堂当年也曾有“（据说）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一说，虽然废名受李商隐影响是公认的事实，但是我确实愚钝到竟然没有想到俞平伯作品与李商隐的关系，也许是因为没有这样第一手材料而不敢先“大胆的假设”再“小心的求证”吧。又，1979年5月11日致叶圣陶：“佩公晚学宋诗，或较坚涩。弟则好幻思缛采。”“幻思缛采”确实也是李商隐的特征，至于“佩公”，当即朱自清，三四十年代他一直教授宋诗，“学宋诗”当属教学相长之所谓也。不过，如其自谓，“不能做诗”，是一个比较拘谨的学者，“学宋诗”倒不失为“善”学。
俞平伯对朱自清是十分感激的。原因恐怕在于朱自清在俞平伯人生的关键时刻，有过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20年代开始的真挚的友谊。抗日战争期间，朱自清对俞平伯在沦陷的北平，十分牵挂，特别是在周作人“落水”之后。1983年10月26日、11月1日给俞润民的信中，两次提到朱自清的赠诗，即1941年寄自昆明的《寄怀平伯北平》的第三首。俞平伯忽发奇想，以为这首诗竟然“预言”了“我的后半生”，虽然他也知道“如1967、1977、1982各年事均在朱之身后，以之说四十年代的诗明是附会”，但是，这不恰恰说明他对朱自清的这首诗刻骨铭心么？说明他在意识的深处早已将朱自清的这首诗与自己的人生、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么？否则何以有此“附会”，以至于“枕上忽然惊觉”呢？朱自清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忽惊烽燧漫天开，如鲫群贤南渡来。
亲老一身娱定省，庭空三径掩霉台。
终年兀兀仍孤诣，举世茫茫有百哀。
引领朔风知劲草，何当执手话沉灰。
深情感人，但更重要的则是最后一联的殷殷期勉之意。俞平伯当时对此有何感受，不得而知，但事实是，据孙玉蓉的《俞平伯年谱》，1942年9月13日，他出席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全体大会，并被选为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员会的评议员；1943年春，他参加了伪华北作家协会第一次“华北文艺奖金”审查委员会会议，并担任诗歌方面的主审委员；此外这期间还一再在敌伪报刊上发表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43年12月，俞平伯收到了朱自清同年11月的来信，朱自清说：为伪杂志写文章，“弟意仍以搁笔为佳”。俞平伯听从了朱自清的劝告。毕竟书信中的直接、明了的劝告，比诗中期勉之意，更为显豁，更具警醒意义。1948年朱自清去世，俞平伯十分悲痛，发表了一篇题为“诤友”的悼念文章，文中有“直谅之友胜于多闻之友，而辅仁之谊较如切如磋为更难”之感慨，这是意味深长的。“诤友”之称，“直谅”“辅仁”之说，显然是指朱自清1943年信中劝告这样有重大意义的事。我以为，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对俞平伯来说，朱自清的这封信，远比他的诗更具意义，而俞平伯之所以对朱自清的这首诗记忆深刻，可能是因为这封信使得俞平伯重新意识到诗中的期勉之意的重大意义，殷切、郑重而非泛泛之言。
俞平伯1945年12月28日致胡适的信，为周作人“汉奸”一事所作的“陈情之书”（按，信中语），倒不是“说情”之书，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俞平伯对周作人另有说法，则鲜为人知。1983年1月16日，致俞润民的信中说：黄裳《金陵五记》“中述知堂题画梅诗有‘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自比东坡，何其谬哉！”但是，将俞平伯致胡适的“陈情之书”和他的《诤友》对照阅读，也许是有意义的。俞平伯在信中提到胡适1938年寄给周作人的那首著名的诗：
先生曾有一新诗致之，嘱其远引，语重心长，对症发药，如其惠纳嘉诤，见几而作，茗盏未寒，翩然南去，则无今日之患也。
这使我们联想到朱自清致俞平伯的诗和信。再者，俞平伯在信中紧接着上面一段话说到他自己：
此诗平曾在伊寓中见及，钦迟无极，又自愧咎也。以其初被伪命，平同在一城，不能出切直之谏言，泥其沾裳濡足之厄于万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人之不相及亦远矣。
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他之所以称朱自清为“诤友”了：胡适于周作人，正同于朱自清于俞平伯，这不正是推人及己——他于周作人——而来的“深愧友直”之自责么？——不知这样在不同的文本之间建立“互文关系”的“解读”，是否有刻意之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