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董永遇仙传》
以上文字为主传播阶段，上节写到宋代《太平御览》。其实像这样传记性的文字记载，以后也没有断绝。直到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张之洞在他编写的《百孝图》中还为《董永卖身孝感天》写了一段较干宝《搜神记》长得多的文字。它增加了人物，有些人物有了名姓，故事也铺演得比较细致。这乃是作者吸收了历代讲唱文学或戏剧文学中董永故事的一些成分而成的。其他一些记载，或者照搬前人说法，或者做些剪裁，都不值得注意，我们略过不提，只说其他传播形式中的董永故事。
在艺术发展史上，中国跟西方一个区别，是戏剧产生在后，在戏剧产生之前，有一个以讲唱为主的发展阶段。讲唱文学是以第三者身份，客观地把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故事叙说出来，而戏剧文学则是表演者把自己变成事主，深入到角色身上去，直接地、直观地把原来发生的故事原原本本重现出来。董永故事的传播，进入唐代，文字传播渐渐退居次席，代之而起的，先是讲唱文学，元代以后，以戏剧文学为主，讲唱文学为辅，两种传播形式相辅相成，互有消长。这两种传播形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面向普通老百姓，通俗易懂，受众面大。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用术语说，属于通俗文学。它真正把董永故事普及到普通老百姓中间去了。
本节说讲唱文学。
“讲唱文学”一词是郑振铎先生创造的。郑先生在其《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说：
第四类，讲唱文学。这个名词是杜撰的，但实没有其他更适当的名称可以表现这一类文学的特质。这一类的讲唱文学在中国的俗文学里占了极重要的成分，且也占了极大的势力。一般的民众，未必读小说，未必时时得见戏曲的演唱，但讲演（引者按，演，当为唱字）文学却是时时被当作精神上的主要的食粮的。许许多多的旧式的出赁的读物，其中，几全为讲唱文学的作品。这是真正的像水银泄地无孔不入的一种民间的读物，是真正地被妇孺老少所深爱着的作品。
这种讲唱文学的组织是，以说白（散文）来讲述故事，而同时又以唱词（韵文）来歌唱之的；讲与唱互相间杂。使听众于享受着音乐和歌唱之外，又格外的能够明了其故事的经过。这种体裁，原来是从印度输入的。最初流行于庙宇里，为僧侣们说法、传道的工具。后来乃渐渐地出了庙宇而入于“瓦子”（游艺场）里。
他们不是戏曲；虽然有说白和歌唱，甚且演唱时有模拟故事中人物的动作的地方，但全部是第三身的讲述，并不表演的。（后来竟有模拟戏曲而在台上表演了，像近来流行的化装滩簧，化装宣卷之类。）
他们也不是叙事诗或史诗；虽然带着极浓厚的叙事诗的性质，但其以散文讲述的部分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决不能成为纯粹的叙事诗。（后来的短篇的唱词，名为“子弟书”的，竟把说白的部分完全地除去了，更近于叙事诗的体裁了。）
他们是另成一体的，他们是另有一种的极大魔力，足以号召听众的。
（第9-11页）
唐代最主要的讲唱文学形式，是变文。
前已引用《敦煌变文集》，读者也已知道该书由王重民等六人整理编辑而成，共八卷。此书实为唐代文学作品的一个总集，有创作，也有前人作品的抄录和改编。该书按故事内容分类编排。一至三卷为有说有唱、有说无唱或对话体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如《舜子至孝变文》《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王昭君变文》等；四至六卷为释迦牟尼的故事、佛经讲唱文和佛家故事；第七卷为押座文和其他短文；第八卷即是句道兴《搜神记》和无名氏《孝子传》。从文体上说，第八卷所收两种是跟干宝《搜神记》、释道世《法苑珠林》等没有区别的普通叙事文，像《搜神记》那样称作最古老的小说亦可，并不是此处所说有说有唱、韵白结合、以讲说他人故事为主的变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就说第七、八两卷“实已超出变文范围”。真正的变文，又省称作“变”。最初有好几种叫法，有称为“唱文”的，有称为“讲唱文”的，也有称为“押座文”的。变文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倡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文体。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倡导论》，僧徒宣扬佛理“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至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同。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所以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有韵有白，接近口语，其题材多选自佛经故事，也有一部分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胡戟、傅玫在其所著《敦煌史话》中说：
变文是敦煌石室所出文学资料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它是唐代说唱文学的一种主要形式。关于变文之“变”，研究者解释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即转变、变化之意，其含义主要是指从某一种体裁改变为另一种体裁，如依佛经改变为说唱文，或依史籍改变为说唱文。变文的主要特点是语言通俗，接近口语，有说有唱，韵白结合。
变文的出现最早是在佛寺中，是与寺院中进行的“俗讲”密切相关的。佛教传入我国后，僧人为了宣讲佛法，便开始了讲经说法的活动。但传统的讲经专门讲解佛经文义，道理玄虚而且枯燥无味，不受广大群众欢迎。为了能够招徕听众，僧人便从佛经中摄取一些有故事情节和饶有趣味的东西加以发挥，并采取一种通俗的宣讲方式，这样便出现了“俗讲”这种文学形式。变文就是当时僧人进行俗讲的底本。
（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3页）
周绍良在为《敦煌文学作品选》所作代序《唐代变文及其他》中说：“……用‘变相’来解释‘变文’的含意，这是对的，在《王摩诘集》中有两种不同题目，一种题作‘《西方变画赞》’，一种题作‘《如意轮像赞》’，为什么不都叫‘变画赞’或‘像赞’呢？从文章内容体会，知道《西方变画赞》所绘盖为极乐国图，而《如意轮像》则是多臂观音。从这样的启发，因而想到‘像赞’‘变赞’两者歧异之处是什么？后来到了敦煌，参观了一些洞窟，初步得到理解，原来一些祇有单独一尊绘像的就祇称‘××像’，如‘弥勒像’‘观音像’等，另外一些既有像还夹有故事图者，也有祇是故事图者，这便是‘变’，如《八相变》《维摩变》等，因之认识到：所谓‘变’，应该解释为‘故事’之意，所谓故事图像就是‘变相’，而故事文就是‘变文’。”（该书第3页）
在非佛教故事的变文里，有《舜子至孝变文》一卷，藏巴黎国家图书馆。作者不详，写本的年代，是天福十四年己酉（949年。按，这段话据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第261页，原作天福十五年，今据《历代纪元编》改）。此《舜子至孝变文》也有作《舜子变》的，如刘守华在《中国民间故事史》第一章中说：“《列女传》中的《有虞二妃》，流传后世便形成唐代变文中的《舜子变》……”（第65页）有《孝子传》写到董永。陈桂声《话本叙录》云：
存。唐话本。佚名撰。
此文由敦煌石室遗书写本，见存凡五种：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二种，编号为“斯五七七六”（载故事六则）、“斯〇三八九”（载故事五则）；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三种，编号为“伯二六二一”（载故事二十三则）、“伯三五三六”（载故事三则）、“伯三六八〇”（载故事三则）。五种皆无标题，王庆菽校录，依故事内容，拟题为《孝子传》，收入《敦煌变文集》。
文叙舜、姜诗、蔡顺、老莱子、王循、吴猛、孟宗、丘吴子、曾参、子路、闵子骞、董永、萨包、郭巨、江革、鲍出、鲍永、王祥、王元伟、王褒（引者按，疑为裒之误）、赵孝、季札、孟子、伯夷与叔齐、文让、向生、王武子等人事迹，多为历代孝子。其中郭巨故事，见汉刘向《孝子传》。舜、姜诗、老莱子、王祥等人，皆为后人收入《二十四孝》一书。
此文所叙，每则故事后多有出《太史公本记》《春秋》等字样，内容极为简略。然叙舜故事二则，多为虚构，有如小说梗概，其第二则故事结尾处，有七言诗两首八句，或是艺人作场时之唱词。其他故事，亦或有类似情况，据此，此文应为话本摘要之汇辑。
（第28-29页）
另有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孝子董永传》，现只知其名，不知何种文体，许地山在其《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中提及。《董永卖身变文》当是在《舜子至孝变文》产生不久之后产生的，至今也有一千年时间。它跟《孝子董永传》以及前引无名氏《孝子传》、句道兴《搜神记》同时发现于敦煌石窟。《敦煌变文集》里收有《董永变文》。且看开头：
人生在世审思量，暂时吵闹有何方（妨）；
大众志心须净（静）听，先须孝顺阿耶嬢（爷娘）。
好事恶事皆抄录，善恶童子每钞将。
孝感先贤说董永，年登十五二亲亡。
自叹福薄无兄弟，眼中流泪数千行；
为缘多生无姊妹，亦无知识及亲房。
家里贫穷无钱物，所卖当身殡耶嬢。
便有牙人来勾引，所发善愿便商量。
长者还钱八十贯，董永只要百千强。
领得钱物将归舍，谏泽（拣择）好日殡耶嬢。
父母骨肉在堂内，又领攀发出于堂，
见此骨肉齐哽咽，号咷大哭是寻常。
六亲今日来相送，随东直至墓边傍。
一切掩埋总以毕，董永哭泣阿耶嬢。
直至三日复墓了，拜辞父母几田常；
父母见儿拜辞次，愿儿身健早归乡。
又辞东邻及西舍，便进前程数里强。
路逢女人来安问：“此个郎君住何方？
何姓何名依实说，从头表白说一场！”
娘子把言再三问，一一具说莫分张：
……
全文共一百三十余行，以上所引，为开头部分。从内容说，它不同于《搜神记》的，一是有些地方给出了具体情景，如说董永“二亲亡”时他“年登十五”；二是把父亲之死提前，以致删去了“鹿车载父”的情景，从而使人看不到董永是如何孝顺父母的；三是增加了后续情节：两人结合后便生了孩子，名叫仲，分手时，女人嘱咐“看好小孩子”，不料“董仲年长到七岁，街头由喜（游戏）道边旁，小儿行留被毁骂，尽道董仲没耶嬢……董永放儿觅母去，往行直至孙膑傍”，孙膑为董仲算卦，忽然“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傍”，原来是董仲的母亲。可见这个变文，冲淡了董永行孝的内容，把重点放在男女二人情感关系上，结尾“因此不知天上事，总为董仲觅阿嬢”二句，带有点睛之意。文辞是粗糙的，为了押韵，有些词反复使用，有些句子显得生硬。而且很可能有遗漏。像“董永向前便跪拜”一句，跟上句便不属同一情节。
在《董永变文》之后，有话本《董永遇仙传》。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道：
上次讲过：传奇小说，到唐亡时就绝了。至宋时，虽然也有作传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为唐人大抵描写时事；而宋人则极多讲故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讳忌渐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以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谈什么文艺。宋人虽然还作传奇，而我说传奇是绝了，也就是这意思。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因为当时一般士大夫，虽然都讲理学，鄙视小说，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娱乐的；平民的小说之起来，正是无足怪讶的事。
宋建都于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因之很多，市井间有种杂剧，这种杂剧中包有所谓“说话”。“说话”分四科：一、讲史；二、说经诨经；三、小说；四、合生。“讲史”是讲历史上底事情，及名人传记等；就是后来历史小说之起源。“说经诨经”，是以俗话演说佛经的。“小说”是简短的说话。“合生”，是先念含混的两句诗，随后再念几句，才能懂得意思，大概是讽刺时人的。这四科后来于小说有关系的，只是“讲史”和“小说”。那时操这种职业的人，叫作“说话人”；而且他们也有组织的团体，叫作“雄辩社”。他们也编有一种书，以作说话时之凭依，发挥，这书名叫“话本”。南宋初年，这种话本还流行，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国时，则杂剧消歇，话本也不通行了……
（《鲁迅全集》第9卷第319-320页）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宋之话本》中说：“然用白话作书者，实不始于宋。清光绪中，敦煌千佛洞之藏经始显露，大抵运入英法，中国亦拾其余藏京师图书馆；书为宋初所藏，多佛经，而内有俗文体之故事数种，盖唐末五代人钞，如《唐太宗入冥记》，《孝子董永传》，《秋胡小说》则在伦敦博物馆，《伍员入吴故事》则在中国某氏……”（同上第110页）鲁迅此处说在敦煌千佛洞藏有话本《孝子董永传》，又说这些“书为宋初所藏”，而“盖唐末五代人钞”，时代已经很久了。鲁迅又说，这几种话本“大抵运入英法”。我未看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手稿，此处标点符号有不明确处。“盖唐末五代人钞”后是个“如”字，即举例性质。所举例，从语法结构上讲，相当于宾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些语法书上称作“表语”。三个书名后却是“则在伦敦博物馆”，这书名又成了主语。是《秋胡小说》在伦敦博物馆，还是三本都在那里？无论怎么理解，鲁迅“惜未能目睹”是的确的。因此本书也无法介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题为《董永遇仙传》的话本，收在明朝人洪楩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里。这个《董永遇仙传》跟《孝子董永传》是否同一种，不得而知；洪楩编辑《清平山堂话本》，是从何处得来《董永遇仙传》，亦不得而知。鲁迅既说“南宋初年，这种话本还流行，到宋亡，而元人入中国时，则杂剧消歇，话本也不通行了”，那么，这个话本的产生时代，早则“唐末五代”，迟则在南宋。
洪楩，生卒不详。此《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十家小说》，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六集，每集十篇。大约刻印于嘉靖二十年至三十年（1541年—1551年）间。现存《雨窗》《欹枕》两集的残本，仅十二篇；又残本三册，书名不详，存十五篇，藏日本内阁文库。共二十七篇，影印本合为一书，是为《清平山堂话本》。另有两篇话本的残页。在董永故事演变史上，话本《董永遇仙传》有重要意义。此处据中华书局二〇〇一年版《清平山堂话本》对《董永遇仙传》做一评述。其开头曰：
入话：
典身因葬父，不愧业为佣。
孝感天仙至，滔滔福自洪。
话说东汉中和年间，去至淮安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有一人，姓董名永，字延平，年二十五岁。少习诗书，幼丧母亲，止有父亲，年六十余岁。家贫，惟务农工，常以一小车推父至田头树荫下，以工食供父。如此大孝。时直（值）荒旱，井内生烟，树头生火，米粮高贵，有钱没处买。董永心思：“离村百里之外，有一傅长者，专一济穷拔苦，不免去求他。”乃对父曰：“如此饥荒，无饭得吃。天色寒冷，孩儿欲去傅长者家，借些钱米来过活。”父言：“你去，借得与借不得，便回，免教我记念。”
开头这段话虽然不长，却有好几个“第一次写到”。比如：
第一次写到董永生活年代，
第一次写到董永籍贯，
第一次写到董永“字延平”，
第一次写到董永读书识字——“少习诗书”，
第一次写到父亲年纪，
第一次写到“傅长者”。
以下还有许多第一次。如第一次写到“傅长者”有个“院子”，第一次写到“众仙女”，第一次写到娘舅，第一次写到董仲舒，等等。
这些第一次写到的内容，显然都是“说话人”想象出来的，并非真实。像那个年号，历史上从无。再如籍贯，从《搜神记》以来大部分记载都说董永是千乘人，此处却说是“淮安润州府丹阳县董槐村”。“字延平”，系从名“永”而来。历史上，汉代确有这么一个人，但话本的作者并非根据历史事实而写。字，俗称表字。古代男子二十而冠，冠后据本名含义另立别名，称字。《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疏》：“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如汉代大学者、历史学家班固，字孟坚，“坚”由“固”来。这都可称为“合理的想象”。说那个“专一济穷拔苦”的长者姓傅，亦属“合理的想象”，不过随便点了一个姓氏安在“长者”头上而已。父亲的年纪和主人公本人的年纪，亦是这样。还有下边所写出外“借些钱米”的时间（“十二月半”）。对此，我们今天的研究者无须认真，只当那是“说话人”的创作。
以下是仙女织锦，情节同前。还债完毕，仙女升天，傅长者看完“仙女所织之纻丝”后“大惊，不敢隐藏，将此事申呈本府。府尹闻知，有如此孝感之事，具表奏上朝廷。汉天子览表，龙颜大悦……遂命近臣修诏书一道，宣董永入朝面君”。董永是“到府”接诏的，随后亲赴京都，被“封为兵部尚书”……这些情节是《董永变文》所没有的，府尹、“天子”“天使”（送诏书之人）等人物也是新添的。接着写傅长者“因进贡异样纻丝，朝廷亦封为佥判之职”。也为《董永变文》所无。这些且都略过，也不论其所写职务是否真实。
最值得关注的是后续情节的发展。
在《董永变文》里，两人结婚后仙女生了个儿子，要分手时，“娘子便即乘云去，临别吩咐小儿郎。但言‘看好小孩子’，董永相别泪千行”。仙女生的儿子名叫仲，因为被人骂为“没阿嬢”，以后出现了董仲寻母情节。在话本里，傅“长者有一女儿，名唤做赛金娘子，生得十分容貌，未曾招亲”。他招董永做乘龙快婿。这是在董永被封为兵部尚书以后的事。他也有了一个儿子，但不是赛金娘子所生，而是回到天上的仙女所生。她给儿子所取名字，比变文里的名字多了一个字，是董仲舒。话本写道：“且说天宫织女自与董永别后，不觉十月满足，生下一子，取名叫作董仲舒，遂自送下界来，与董永抚养。”董仲舒为汉代大儒，是一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人，现在做了董永的儿子。这并不是传抄中衍字而成的，乃是“说话人”由“仲”字发展而来，也可能跟同一朝代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有关。该书中有一则记载曰：“董仲符，汉董永之子也，母乃天之织女，故生而神灵，数篆符以镇邪怪。尝游京山潼泉，此地多蛇毒，书二符以镇之，害遂绝。今篆石在京山之巅。”这笔记载是本章所论几种传播方式以外极为少见的一条。这自然不可能是真的。窃以为，也许世间确有这么一个名叫董仲符的人，他自称董永之子，人们口耳相传，于是有了这么一个有意无心的附会。其实，把汉代大儒董仲舒派作董永之子，这种现象在民间传说中并不罕见。像孟姜女传说中，也有的地方版本让孟姜女生了项羽，由他灭秦复仇。请读话本中仙女送子的描写：
……却说董尚书升厅，只见牌坊下立着一个妇人。董尚书教人喝问：“那妇人是何人，敢窥望朝臣？”只见仙女高声叫道：“忘却织绢之恩，到（倒）来喝我？”董永听得，慌忙下厅看时，却是前妻，吃了一惊，相抱而哭。便道：“今日有何缘，得遇贤妻下降？手中抱着何人？”仙女道：“是你儿子，今日特送还你。”董永拜谢，道：“多感贤妻之恩，不知曾取名否？”仙女道：“玉帝已取名了，唤做仲舒。”董永大喜，接了孩儿，便道：“自别之后，又早一年有余。今日相逢，与你同享荣华，偕老百年。”仙女笑道：“相公差了。夫妻自有天数，不可久留。”说罢，冉冉而起，董尚书仰天大哭……
无疑，这样的描写使原故事的神话色彩大为丰富。同时，这也使董仲舒这个大儒的出生带有“天意”和极大的特殊性。在中国历史上，许多伟人的出生都跟平常人不同，不是母亲“践”了巨人脚印，便是母亲梦见一道毫光，或其他异象。董仲舒则是由天仙织女所生。
话本的最后一个情节，系由《变文》而来，在董仲舒寻母上铺展。《变文》写“董永放儿觅母去”，董仲“往行直至孙膑旁”。此孙膑为一卜者，即算卦的人，竟跟《孙子兵法》的作者同一名字。卜卦后，董仲来到天上，见有三个女人正在“池边澡浴”，其中“换取紫衣裳”者“便是董仲母”，她“此时修（羞）见小儿郎”。最后是：
我儿幼小争知处，孙膑必有好阴阳。
阿嬢拟收孩儿养，我儿不宜住此方。
将取金瓶归下界，捻取金瓶孙膑傍。
天火忽然前头现，先生失却走忙忙，
将为当时总烧却，检寻却得六十张。
因此不知天上事，总为董仲觅阿嬢。
到话本《董永遇仙传》里，算卦人变成严君平。以下写算卦情形（按，这年董仲舒“年登一十二岁”）：
仲舒见说，便将了十文钱，径来问卦。严君平问道：“小官人欲占何卦？”仲舒备言欲见母亲之事：“望先生指引则个。”先生看卦已了，乃言：“你母乃天仙织女，如何得见？”仲舒听罢，哭拜在地：“万望先生指引，死生不忘。”先生道；“难得这股孝心。我与你说，可到七月七日，你母亲同众仙女下降太白山中采药，那第七位穿黄的便是。”仲舒道：“不知此去太白山，有多少路？”先生道：“约有三千余里。”仲舒道：“我到彼，娘如何肯认我？”先生道：“那穿黄的，你一把扯住，拜哭起来，他便认你。若问何人教你来，切不可说是我。”
这里不仅把算卦人改为严君平，而且第一次提出天仙织女共有七位，董仲舒之母为第七位，即最后一位，穿黄色衣服。又说只有七月七日才能见面。“七仙女”的源头在此；把这个天仙织女跟牛郎织女的织女相混，同为“织女”是第一原因，说只有七月七日才能相见是第二原因。把算卦人由孙膑改为严君平，是“说话人”对《董永变文》的改进。严君平，为一神仙。本蜀人，名遵，以字行。据《高士传》，严君平隐居不仕，尝卖卜于成都，日得百钱以自给。好《老子》，著有《老子指归》，近年已见出版。《太平御览》卷八引《集林》云：“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织女支机石也。’”民间传说中，严君平妙悟天机，此处又有天河、织女之说。这虽不是人们把董永故事里的天仙织女跟牛郎织女故事里的织女相混的直接原因，却也会促使人们那样想。
在这个话本里，汉代大儒董仲舒不仅是董永的儿子，为天仙织女所生，而且也是一位神仙。董仲舒寻母过程是这样：仲舒经严君平指点，向父亲董永告别，董永历数途中危险，仲舒拼命要去。他带着仆人老王，“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一日来到太白山，正是七月七日。适值众仙女下凡在此冲洗药瓶，母子相认。其母将一金瓶、一银瓶交给仲舒，并嘱将金瓶交严君平，银瓶留下自用，瓶里的东西每天只能吃一粒。严君平拿到金瓶，忽然火星四溅，所有命相书被烧毁，双眼被熏瞎。仲舒打开银瓶，里面有七盒米，他以为每天只吃一粒恐无济于事，便将七盒米一起煮熟吃完。谁知身材暴长，不到半月竟身长一丈，腰粗十围。其时董永年老体衰，骤然受惊，不幸身亡。“这仲舒见父已故，哀痛之甚，备衣衾棺椁，送柩回乡，安葬已了，守孝三年，不思饮食。忽一日，对人言道：‘前者母亲与我仙米，我却不知，一顿吃了，不料形体变异。今玉帝差火明大将军宣我上天，封为鹤神之职。每遇壬辰癸巳上天，辛亥己酉游归东北方，四十四日后还天上一十六日也。’直至于今，万古千年，在太岁部下为鹤神也。”
不言而喻，《董永变文》为后世董永故事的发展做了初步规划，而话本《董永遇仙传》基本为之定型。由于《董永变文》出世不久即被封存于敦煌千佛洞，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重见天日”，话本《董永遇仙传》便成了此后几乎所有讲唱本、演出本的主要根据。这个话本在董永故事演变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