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生活晨报》记者问
把赵树理排除在“山药蛋派”之外，这个说法是很新的，却不符合实际情况。
从得名说，一开始赵树理就在“山药蛋派”中，而且是其代表，并不是后来人们加上的。那时，赵虽然身在北京，但他跟山西的关系十分密切，写下作品总是在北京和山西两地发表。一九五八年起，山西作家连出佳作，《火花》杂志每期头两三篇均出自赵树理或西、李、马、胡、孙等人之手，在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和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等篇发表前后，北京开始有人说山西存在着一个文学流派，以赵为首，有的叫“山西派”，有的叫“《火花》派”，有的叫“山药蛋派”。赵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高得多，以他为首或说为代表，自是顺理成章。一九五九年九、十月间，《文艺报》几乎用整本篇幅编了一个特辑，这也是《文艺报》所编的第一个特辑，评介山西作家，头一个被评介的就是赵树理，评介的文章也多，约有四五篇。说山西有一个文学流派，就是在《文艺报》编这个特辑的时候，所以这个特辑的推出意味着这个流派得到公认，只是那个时候停留在口头。可以说，没有赵树理就没有“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理论主张，也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主张。他们能形成一个流派，是因为这个流派的作家，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相似点太多了。赵树理跟其他五位作家主观条件上略有不同，但客观条件几乎完全一样，这使他们形成相近似的艺术风格。都是写农村题材，都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都使用北方农民常用的大众化语言，都显得幽默风趣。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都善于表现中间状态的农民生活。都善于写中间人物，既跟他们熟悉这一类型人物有关，也是互相影响的结果。写中间人物几乎成为“山药蛋派”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在极“左”时期也就成为他们最主要的罪状，而赵树理被称为写中间人物的“祖师爷”。当年批判“中间人物论”时，赵树理是在报上公开批判，其他人是在会上接受批判，乃是他们几个人共同构成一个流派的生动体现。
张恒以赵树理在极“左”时期能够保持冷静头脑、没有写浮夸文学而是写了几篇“顶风文学”为主要根据，把赵树理从“山药蛋派”中分离开来，其用意是抬高赵树理的文学地位，不能说不好，但它违背了文学本身的规律。赵树理在政治上保持冷静头脑和其艺术风格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山药蛋派”得到公认，主要着眼于那几位作家艺术风格的一致，这属于文学的内部规律，而作家间政治态度如何，却是文学外部的事。不能拿赵在政治上的不跟风取代或抹杀他跟其他几位作家在艺术风格上的一致性。如果说赵树理不在“山药蛋派”之内，那么，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家是谁呢？马烽的文学成就高于其他人，但从未见哪一位批评家说马是“山药蛋派”的代表或“创始人”。一个流派，却没有一个代表人物，这是令人很难想象的。
对文学流派，我一直持消极态度。八十年代初谈流派正热闹的时候，我提出两个观点：一、流派作家都是二流作家（除了其代表人物或旗帜），不值得钻进去；二、流派都是一定社会时期的产物，它在历史中产生，也将在历史中消失，不可能永世长存。对赵树理，我一直认为他是我国五四新文学发展到第二个历史阶段的代表，因此把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称为“赵树理时代”，把赵树理说成一个流派的代表，反而不能恰切地说明其文学地位、文学成就。尽管如此，我不同意把赵树理从“山药蛋派”里拿出来，那样，不仅对许多问题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且，缺了赵树理这一个头脑冷静、坚持反“左”不跟风的领军人物，“山药蛋派”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就不全面了。
2002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