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晋文化研究会举办的赵树理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赵树理无疑是贯彻党的文艺路线的典范。但要看到，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全心全意为农民写作。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就是“为人民”的方向。他把“为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解放以来政治路线有曲折，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赵树理依然十分清醒，并没有为极“左”的政治路线服务，而是写了几篇表现实事求是精神的小说，使他成为普通老百姓的真正代言人。四十年代赵树理写过一篇《从“三”字到“万”字》的杂文，讽刺一些人看不起喝南瓜汤的农民，指出那些人把大众化当作对老百姓的恩赐，自己高高在上，一边喊着“大众化”，一边对老百姓持鄙视、鄙夷的态度，总说老百姓低级、丑陋、落后。赵树理跟那些人不同。赵树理为老百姓写作，首先是真心爱老百姓，不是虚情假意，感情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也就是说真正解决了立场问题。最难得的是那一份真情。他是彻底农民化了的一位作家。我以为这才是赵树理身上最可宝贵的。我们纪念赵树理，就要把赵树理作为一面旗帜，这面旗帜要一直打下去。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三晋文化研究会的会议，但我跟三晋文化研究会早有联系。十年前，我和朋友合写了一本《鲁迅与山西》，就是由三晋文化研究会资助出版的，李玉明会长写了序。后来又写了《狂飙盟主高长虹》，也编在《三晋历史文化丛书》里。对此，我很感激。二十多年来，我把几乎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在山西文学和文化整理上，除了赵树理，还有狂飙社和高长虹，去年临时搞了个董永。狂飙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二大文学社团，也是唯一在省会城市成立的综合性文学社团，但它受到的对待是很不公正的。我已把这一冤案基本搞清，应该为高长虹等人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和面目。三晋文化研究会如能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就好了。在整理山西文化遗产上我还有两个设想，但工程都很庞大，绝不是一个人甚至几个人能够完成的，真希望有更多的人共同来搞。
2006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