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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古村印象

山西省襄汾县的汾城镇,2004年被确定为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原本是唐代开国元勋尉迟恭的封邑,称为敬德堡(尉迟恭字敬德)。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贞观七年(633年,农历癸巳年)太平县治(原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设置的泰平县,后周闵帝元年避太祖宇文泰讳,易为太平)迁徙于此。民国初期的1914年,因全国范围内地名重复过多,方改为汾城县(汾城南二十五里的古晋城早在秦汉就设置临汾县,又称汾城,后几经搬迁,徙至现在的新绛,隋唐时由正平县升格为州。太平县改称汾城县就是证明了这段历史)。做了一千三百二十余年县城的汾城,20世纪50年代因撤县合并降格为镇,然而经过唐、五代、宋、元、明、清的营建,作为封建制度下的县邑治所,古建筑的规模和格局非常典型,县衙、诸司、仓廪、监狱等行政设施一应俱全,孔庙、社稷庙、城隍庙、龙王庙、慈氏院等大型庙宇寺观达十余处,学宫、书院、楼观、佛塔、店铺、古城墙应有尽有,说明这一带历来就是富庶之地和礼仪之邦。

步出汾城北门(承恩门),沿着千百年来形成的西山煤运故道北行五里,东西两堡夹道而立,这就是李果村。路左较大的堡是西堡,被人称为大李果;路右较小的堡是东堡,被人称为小李果。两堡都筑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曾经有人认真地丈量过,从原汾城古县城中心的鼓楼到大李果村南城门,不多不少整整五华里,可见当年建堡时是经过认真测量的,县城到各村的里程,是以鼓楼为统一标的物的。

根据村内古碑文记载,李果村原来是战国名将李牧之子李果曾经居住的地方,因此而得名,可见村落的形成应当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比汾城建县又早出了八九百年。

李果村不仅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更为可贵的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于斯、长于斯的李果村先民们传承了勤勉劳作的习惯和淳朴仁厚的村风民风。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余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十年间,新一代的李果村民更是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开拓进取、奋力拼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精神物质双文明的奇迹,为这个两千三百余年的古村落增添着新的光彩。

第一节 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

2012年10月16日,李果村民为自己新建的舞台举行了隆重的剪彩仪式,这是1939年原有的戏台被日本鬼子拆毁后,时隔七十四年村里第一次建起的舞台。同时村里还做了一件让全体村民为之振奋的事——为一块历尽劫难有幸仅存的古碑,建立碑亭,并正式揭幕。一位负责各项文字工作的老先生在仪式上深情地对全体村民说:“这块碑的年龄虽然只有四百年,但它却为我们记载了李果村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的事实,所以我们要记住两个数字:四百年和两千三百年。”

李果村之所以历史悠久,是因为它置身于河汾文化的大环境中。

早在二十五万至十五万年前,汾城县城东三十里,现在的丁村一带,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那是一支基本上完成了由类人猿向现代人进化的古人类,他们已经学会了用树枝、石块等简单的工具,并以狩猎为主要的谋生手段。他们靠群体的力量,连野牛、披毛犀等大型野兽也经常成为他们的猎物。他们还开始用树叶、兽皮制作简单的衣物,并开始了火的使用。古人类学家把他们命名为“丁村人”,填补了从“山顶洞人”到北京猿人之间的进化环节。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经历了大的洪荒时代,黄河水漫溢出晋陕之间的峡谷,肆意泛滥,其中一条支流从今天的石楼、大宁境内漫入南吕梁山区。遇峰迂回,逢壑奔突,最后从豁都、尉柏等山峪中奔腾而出,进入汾河谷地。生活在汾河谷地的人们,不得不迁徙到地势较高的地方,之后就在丁村东北不远的地方形成了属于龙山文化一支的陶寺文化。大禹采用疏浚的办法治理洪水,凿开了禹门口,使黄河水驯顺地南流东折,汾河谷地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豁都、尉柏等峪外冲积成的黄土层逐渐发展成适宜于农耕的肥壤沃土,河汾地区的文明又进入了新的历史期。唐、虞、夏、商、西周及至东周前期,虽然国家的政治中心屡次搬迁,由河汾地区先向南,再向西(先后为平阳、蒲坂、安邑、耿、唐等地),但河汾地区仍不失为经济文化的中心。晋献公九年(公元前699年),晋以绛为都邑(即现在的赵康镇南三里的古晋城),曾有过历时八十五年的八王之盛,在春秋五霸中首屈一指。在李果村周围的赵康、汾阳、习礼、赵雄、程公、三公、太常、永固等村落曾经演绎了悲壮千秋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大约四百四十年后的战国末期,又出现了赵国名将李牧及其儿子们父忠子孝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李牧(公元前288年—前228年),战国末期赵国名将,长期为赵守卫北边代雁门、抗击匈奴十余载。“秉山岳之灵,擅风云之气”,“与匈奴烈较则云飞雷奔,铁马鳞张则流星电击”。(引自《李牧将军庙之碑》)威镇边塞,匈奴胆寒,为保卫赵国的疆域,他还曾经南阻楚师,西拒秦兵,特别是赵王迁三年(公元前233年),秦军进攻赵都邯郸,赵王急调李牧据守肥下(今昔阳县东),待命抗秦,秦将桓齮对其阵地久攻无获,只得分兵攻打甘泉。李牧乘机夜攻秦营,大获全胜。桓齮闻报,急忙回军营救,却中了李牧的伏兵之计,致使全军覆没,只身逃回咸阳。赵王于是封李牧为武安君,这也是河北省武安县县名的来历。可惜的是四年后的秦军在大将王翦、杨端率领下再次进攻赵国遭到李牧及其副将司马尚的顽强抵抗时,昏庸无能的赵王迁却中了王翦的离间之计,听信奸相郭开的谗言,褫夺了李牧的军事指挥权。既悲愤于遭受诬陷又急于国难难赴的李牧怎么也想不到,受郭开等人指派的部将赵葱,竟然趁他借酒消愁、酩酊大醉时,残忍地杀害了他。由于同李牧甘苦与共的司马尚也被免职,代署兵权的赵葱、颜聚根本不是王翦、杨端的对手,随即大败。次年,赵国就被秦灭亡了。太史公司马迁悲叹说:“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

李牧有四个儿子,其中长子名荣,次子名果,他们对父亲的枉死非常悲愤,费尽周折找到父亲的尸骨,可他们既不愿意把父亲埋葬在屈辱的赵地,又不情愿作秦朝的顺民。他们背着父亲的遗骨一直回到河汾地区古晋国的发祥地(由于韩、赵、魏“三国分晋”,所以他们把古晋国看作是自己的根基),安葬了父亲,并在父亲的陵墓附近住了下来,一直为父亲守孝,子子孙孙都以农为业,不离本土。汾城一带有许多村名都带李字,相传都是李牧的后人。李姓较为集中,村子规模较大的北李村就有李牧将军庙。该庙创建年代无法考察,但据唐贞观七年(633年)重修庙宇的碑文记载,祀奉李牧将军的庙在隋代时已经存在,且香火旺盛。李果村西南方向的孝村,就是李牧陵墓所在。因长子李荣护陵守孝,故名孝子村,后简称孝村。李果村则是次子李果曾经居住的地方。李荣死后,安葬在孝村与李果村之间,人们就称该地为长子丘,时间一久,便谐音为长子头,现在也成为一个自然村。

秦汉时期,在如今赵康镇的晋城村(旧称晋城园子,古晋都绛)设置了临汾县(也称汾城)。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又从临汾县分出泰平县(县治在今古城镇京安村南泰平关外,隋义宁二年,即618年移至现今的景毛乡北古县村),在这些年间,这个距县城不远也不近、规模不大又不小的村子,人们过着与世无争、于人无求的平静生活。唐贞观七年(633年)太平县治迁徙至敬德堡(现在的汾城),李果村成为县城近辅,地位才变得重要起来,特别是明末至今,不论是李闯王三攻太平县,还是革命军光复县城,近至日伪横行,八路军解放汾城县,每次大的战事,李果村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不是作为重兵驻扎的防地,就是战间休整的场所。每次都是责无旁贷地出人出力出钱财,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经历了战争的苦难,饱受了战火的破坏。最惨重的是日伪横行时期,把一个历史沉淀厚重、百姓富足殷实、村容古朴幽雅的李果村糟蹋得几乎面目全非。

李果村所处的地理位置也非常优越。

从地质考古的结论知道,吕梁、太行都是较为年轻的山脉,河汾地区的古地貌原本是低缓坦平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大洪水,为她覆盖了一层平均三四十米厚的黄土。大水退却之后,一方面是滔滔南流的汾河流水年深日久的冲刷切割,形成了陡峭的崖岸和深深的河谷;另一方面是季节性的山洪携带的泥沙不断淤高着东西山峪口外沿山一带的台地,形成了古老的黄土沉积层与新生的山洪堆积层的相互叠加。新生的山洪堆积层富含着从广袤山地裹挟而来的枯枝败叶形成的腐殖质,也有鸟兽的遗尸粪便转化成的有机肥料,土壤极其肥沃,对农耕者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发展起来一些较大的村庄。仅豁都峪、尉柏峪(也叫三官峪)外就有数千人口的大型村庄六七个,而古老的黄土沉积层上却分布着一些更为古老的村庄。李果村的位置正好处于扇形山洪堆积层的外缘,经常可以获得山洪漫灌土地的益处,却很少受到洪水肆虐时的危害。这里地貌比较稳定,很适宜于人们安居乐业。大部分土地在村北、村西,一直延伸到村东南,一般年份都可获得较为稳定的水源。村西北六里之遥的西中黄村和村北五里许的峰坡峰把山洪的主流分为东南两股,以致偏东北的曹路村,偏西南的程公村经常遭受水患,李果村却能安全无恙。村西还有一条防洪渠(俗称小鬼道),把多余的洪水一直导向村南。而村南一里半处,并列着三条南北走向的沟,西沟、南沟、县道沟。三条沟在李果地界处合为县西沟,到汾城西门外与源于阴司汧的孝村沟汇合。经汾城南关的洪济桥、单家庄西北的会济桥往东,接纳县东的五龙庙沟,过西村到彭村,又合并汾阳岭阴的定兴沟,一路东行,过义顺、西毛、上毛、西张,到东毛村东与源于南固县的南贾、张坦沟交汇,转向东南,经西牛、东牛、车回东、万王、姚村进入汾河。这是姑射山麓扇形山洪堆积层上一条最重要的泄洪故道,而李果村所在之地正是这条泄洪故道的最上游。与豁都、尉柏两条涧滩型季节河的下游地区一样,直至20世纪40年代,从洪济桥上下开始的整个泄洪故道中,水位低浅,泉水漫流,芦苇水草,郁郁葱葱,水鸟鸣禽,栖息其间,李果村的饮用水井也仅仅十五六米,而周围村庄大多数井深都在三四十米,有的甚至深达五六十米,没有两条壮汉休想从井内打出水来。

历史上,从李果村贯村而过的西山煤运故道是一条交通大动脉,由于西山一带的煤层浅,煤质优,易于开采,也由于长时间山洪冲刷造成整条涧河河底宽阔平坦,易于行走。汾城以南的曲沃、新绛、稷山,直至万荣闻喜的运煤者都要从这里经过,顺豁都峪进入乡宁境内,或循西河而西,到台头、管头一带,或溯北河而北,直至临汾县(现为尧都区)辖的枕头、峪口。那时的运载工具主要是骡马大车,牲口驮子和手推车。运一次煤来回得三四天,从李果村到峰坡庙之间就有三四个煤栈(经营煤焦的囤积销售,兼作车马店铺,当地人称“炭院”)和两个车马大店。两堡之间的煤运大道上总是吆喝声、鞭子声、车马铃铛声、驴嘶马叫声,不绝于耳。上一拨儿刚走远,下一拨儿又赶过来,一派车辚辚、马萧萧的景象。峰坡峰上还有座泰岳庙,一年有三次庙会,届时朝拜进香者,设摊经商者,赶会采买者,逛庙会看热闹者,从会前两三日到会后两三日,汾城县城到峰坡峰的十里大道上,你呼他喊,人欢马叫,十来天里络绎不绝,处于其间的李果村自然是他们打尖歇息的地方。如遇赛神正日更是热闹非凡,各村都几乎是锁门闭户,倾村而出,大路上有时人们都挤得无法畅行。

村东三里之遥,是一条与煤运大道几乎平行的古官道,北通平阳府(今临汾市),南达绛州城(今新绛县)。它本来是一条古驰道,路旁每隔五里路,就有古代用以传递信息的燧火台。到明清时期才为了回避汾河阻隔,移驿道于河东,在现在的襄汾设立了史村驿。但这条古驰道,因其通州接府,直达快捷,依然是一条南北交通要道。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在原日军史村至汾城补给钱(简易公路)的基础上,扩展延伸,开通了襄汾到乡宁间的县际公路。随后,南北古驰道又逐步扩展延伸为临汾到夏县的省级公路。目前襄乡、临夏两线都上升为国家二级公路,襄乡公路从李果村南贴村而过,两条干线交汇的汾城大十字距村不足二里,村村通的小公路连接成网,李果村在交通方面的优越性更加明显。

按照堪舆家的说法,李果村可谓占尽地利,事实也正是如此,村子北靠峰坡峰,南接古县城,东临古驰道,西绕防洪渠。四周村庄密布,但大小均不足以匹敌;大道交汇于此,虽邈远皆可称之便捷。峰坡峰又称岳峰,上有泰岳庙,是姑射山的余脉,古太平县志称其为“全县来脉起顶处”,“南下则专注禹岭”(今西贾乡安咸平村所在地,汾城县东南之高阜,上有禹神庙)“东下则衍结巴山”(今南贾镇大柴至东刘一带,汾河西岸隆起之崖壁)。李果村位于峰坡峰两翼环抱之中,于气候北阻凛冽之气,于水患拨转汛期洪峰,竭尽捍护之功。汾城是一千三百余年的古县城,人文蔚郁,商贾丰饶,不无滋润之利。西枕姑射,“巍峦迭峰,晴晖雨景,晓翠如黛,晚紫凝霞,其胜何穷。”东临驰道,商旅络绎,通州达府,声气相通,得九州灵气,享远近之渔利。周围三五里,薛庄、张高、长子头、孝村、程公、南中黄都是百余户人家的古老村庄,长期来和睦共处,互敬互利,稍远一些的村子也知道李果村以平和淳厚著称,向来怀着尊重崇敬之意。

第二节 平和质朴的古村落

对于上一辈的人来说,七八十年前的李果村是颇具魅力的。虽然不像有些村子出过大官,建有诰封牌坊、冲天旗杆,显得势炎逼人;也不像有些村子有过大商号、大买卖家,一家独大,一村之内除了主子就是下人。正因为如此,才显得平和而又质朴。

李果村民分东、西两堡而居,但不论是村级事务的管理,还是村民的意识,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出门在外说起自己的籍贯,也只说自己是李果村。除非对方对这一带稍有了解,专门追问是哪个李果村。即使遇到这种情况,也要在回答过大李果或小李果后附带加以说明,“虽然是两个城圈(指围起来的城堡),其实是一个村子。”说起来道理也很简单:村子存在了两千余年,而建筑城堡不过是三百七十来年的事。因为有一条煤运古道贯村而过,建堡时只好在左右两边分别建堡,于人于己,两取其便。建筑城堡是为了村民的安全,平时防野兽、防歹人,非常时期更利于护村保家,怎么能因为建堡使村民们离心离德呢?

村子形成得早,村子的中心就形成得早。中心要便于村民的集中,自然就被圈在了人口多的西堡之内。它位于西堡中间略偏南的地方,面积约六千平方米,占全堡的二十分之一、全村的三十分之一。

正北是大庙,前后两进。第一进并列三座庙宇,三三九间,称为九间殿。殿基高两米,进深八米,中殿高六米,偏殿高五米,总共九楹十柱三十六扇雕花窗棂活动门(俗称软门)。阶外是六尺高的木栅栏,中殿另有廊柱四根,较偏殿深出八十厘米。殿内供奉主神为真武大帝也称披头祖师,佑圣真君玄天上帝。座高二尺,像高八尺一寸,总高一丈零一,取“高天一层”之意。披发黑衣、金甲玉带、仗剑怒目,足踏龟蛇、顶罩圆光,两侧塑有配神,右侧为黑虎灵官,即武财神赵公明。一手按扶黑虎,一手高擎番天印,左侧为华光大帝,即灵官马元帅。白面长须,三眼灵光,两侧偏殿东殿天齐仁圣东岳大帝,西殿九江圣母,主神座高二尺七寸,像高七尺二寸,总高九尺九寸,取“九九纯阳,逊天一等”之意。东岳大帝金盔金甲,金面长髯、手执钢鞭。九江圣母凤冠霞帔,慈眉善目,手倾玉瓶。其余配神坐侍各具神态,栩栩如生。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雕花门扇全部卸去,供村民供奉瞻仰,在村、社头人,乡老耆旧的带领下奠祭如仪。平时则门窗紧闭,有专人看管,别说进庙,就是庙前的台阶上也不能随意坐卧停靠,妇女小孩更是碰都不准碰。殿后有一小院,大门开在庙东的北门巷内。院内五间北房。里侧三间称作后殿,供奉着社神座像和牌位,兼作村公所头脑(以前称为“官人”)们办公的处所,靠边两侧储放村产、社产。当时村里有什么事传唤都说是“庙里”叫哩。直到解放初都是这个习惯。一有大事,就派一名当差的敲着锣转着村子吆喝:“诸位,都听着,往庙里走着!”

社(shà,此注音为方言读法,发音、声调按其习惯标注。后同)是农耕社会的一个特有概念,就是一村一庄的土地之神。(不同于人死后到阴间报到上户籍的土地爷,那个土地爷体系上归城隍爷管)。人们依附于土地,靠土地生存,对土地神自然十分敬重。社就成为组织民众对社神进行祭祀的机构。社有社产,主要社产是社田,靠社田的收入支付各种祭祀活动的开支,包括购置祭祀用品。那时候社里就有上等木材精制的八仙桌四张,配高背椅八把、条凳十二条,四十公分高的锡制香炉,烛台八套,湘绣的夹桌裙、椅被十六套,四节食笼四副等物品。所以,当时的社是与村、族、学并列的社会机构。供奉社神的地方称作村庙,相对而言,供奉玄天上帝、山神、水神的前殿就是圣庙。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赖大自然的力量。玄天上帝镇妖荡魔,法力无边,风雨雷电冷暖寒暑无所不管,加上东西两殿的山川河流之神就是全部大自然。与圣殿里的神像相比,村庙里的社神要随和得多,很能放下架子。人们对他敬畏之余,还多一些亲近。他的塑像安放在一个活动的神龛里,村里唱大戏,峰坡庙赛神会,人们就抬着他去。

大庙前面是一个广场,往南是水面近千平米的泊池,再往南又是一个小点儿的广场,然后是坐南向北的戏台。戏台台基高两米,台口阔一丈八尺,进深一丈六尺,台后有屏蔽隔断的后场,左右“鬼门”(两则后场通向前台的便门,演戏时被三道条幕边帷掩映着)分别写着“出将”“入相”的字样。东西都有耳房,西耳房是演员的衣箱化妆间,东耳房为班主办事兼会客用,从西耳房山墙里侧的便门可以顺台阶走下戏台。台口的槛、楹、云板全部雕花彩绘。楹柱上刻一副对联:“天地大戏台任英雄豪杰呼风唤雨,戏台小天地看生旦净丑出将入相。”戏台与台下的小广场被东西城门之间的大路隔开,小广场青砖铺地,是看台。

每逢唱大戏时,三座圣殿正门敞开,家庙中的神像在器乐吹奏中被请了出来,安置在看台中央,两侧是村社的方桌,四周是各家各院摆放的桌子,外村来的看客和村里的小青年则在台下的大路上站着看戏。再旁边是卖吃食的摊位。那时候唱戏是唱给神看的。人们看戏等于“叨光”。村、社的头面人物和捐了钱的大户们,可以坐在神龛周围的座位上。这些“台面”上的人也不容易,得板着面孔,端着架子,给人们做出样子,还得应付班主、茶房,点头哈腰地讨要赏钱。对于青年人,远没有挤在人堆里站着看戏,想溜达到哪儿就溜达到哪儿来得惬意。

李果村的泊池在当地也小有名气,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其位置特别,干练秀气,一年四季水质出奇地好。他北向大庙,南临戏台,前后都是广场,左右都是大路。南北西三边取直,东岸却稍微带些弧度。因为上善若水,水性至柔,如果四边都取直取方,与“至柔”不相协调。除东南一角外,全村大部分多余的雨水都要汇集到这里。泊池的西北、东南各留一个砌成坡度的大入水口。一则清淤时(村里叫作淘泊池)车辆进出方便,二则为孩子们玩水留下了“浅水区”,同时也便于牲口喝水,过去一般庄稼户都养牛。夏天天热时,牛最喜欢喝水时踱入浅水中,凉快地摆着尾巴,脖子也不需低得太多,低头喝几口水,抬头“哞”一声,挺潇洒的。东北角还留一个小的入水口,青石砌成的槽形小渠,却不留坡度。一下大雨,泊池里水面低时形成个小瀑布,水深时槽里都漫着浅浅的水,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地方。泊池四周都有矮墙,俗称拦马墙,既是一种安全措施,又有利于保持水质清洁。东西两边,矮墙直接砌在池壁上,墙体实砌,对付现代的载重汽车恐怕不行,然而对付那时的车马却是绰绰有余。特别是东边,考虑到是大车道,矮墙外侧又有石头砌成的宽台阶,既加固了墙体,又起到了人行道的作用。南北矮墙的主要作用是与广场隔开,带点装饰性,墙心为花砌(所谓花墙)。墙内石砌池岸为两层阶梯形。上一层青条石,下一层都是沙页岩的废旧磨盘,当搓板用的。不要说过去吃水靠水井、洗衣靠手搓,直至现在有些妇女还是愿意把衣服拿到泊池边洗。一排人或蹲或坐,没紧没慢地洗着衣裤床单,边说些家长里短的事。旁边的孩子撩着水玩,虽不像南方浣纱女那么富于诗意,但也别有一番情趣。北边的池岸较低,池岸也宽阔,并且向阳,洗衣服的人就多。经常会有三五个人围着一个人,一会儿一惊一乍地传播新闻,一会儿释怀大笑地抖着笑料。对于大多数妇女来说,泊池岸边真是个好去处。说是忙着洗衣服,却能扎着堆说笑,婆婆的唠叨、丈夫的严恶、家中的烦恼、家务的烦琐,一时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男人们到泊池边要少得多,除非是牵着牛来喝水,为牲口淘草、挑水浇房前屋后的小菜园,灌完茅粪后来洗刷茅桶,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只有集体化时期饲养处的饲养员,谁要分工挑水,就得整天奔波在饲养处和泊池之间。挑水时间最长,最能任劳任怨的是李五十,从天不亮到半后晌,每天四五十个来回,坚持了将近20年。但挑水一般都在池岸较高的南岸,不影响妇女们洗衣服,加上“重任在肩,不容延宕”,同洗衣服者顶多也只是打个招呼而已。从泊池里打水不单需要力气,还要有技巧,一只水担钩钩住水桶,唰地甩出去,顺势一压,入水时桶口就斜着向下,一个转身就舀了个满桶,一倒手,担身就翻到右肘内侧,左手压下水担另一端,同时直身转腰,满桶水就稳稳地放在了身子一侧。像李五十整天干这个营生的人,重复两个动作,加上放担、起挑、走来、离去,加起来也就是一分来钟,难怪有时候别人没注意他已经挑了两三趟。

泊池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地方,特别是男孩子。冬天,一二十厘米厚的冰为孩子们提供了玩耍的绝佳场地,助跑几步侧身滑行的,坐一块小木板让别人推着走的,摔倒了打个转身就爬起来,既无尘土又无水渍,连拍打都不用又接着玩。盛夏时更是消暑的好地方,有时多达二三十个十来岁的孩子满池子地“狗刨”。小点儿的光着屁股在入水口附近瞎扑腾,经常是饭熟了也叫不回去,有时刚拉回去又偷着溜了出来。大多数人都是小时候在泊池里的瞎扑腾中学会游泳的,尽管他们的泳姿很不标准,他们把狗刨式的游水叫作“凫水”,把仰泳叫作“漂鱼儿”,把潜水叫作“钻洞(tùn)”,把泅水叫作“踩水”。水平高低存在着差异,但大多都能扑腾几下。

小孩子一旦长成大男人,就不再去泊池玩水了,认为那是小孩子的事,也觉得众目睽睽之下落汤鸡似的不雅观。有时有三两个人想要洗一洗,泡一泡,游一游,也要等到入夜后没有妇女小孩在场才行。多年来,大白天在泊池里游水的大男人屈指可数,先是因扛长工在本村落户的河南南阳人李海亭(绰号狗老三)。他在唐河边长大,水性好,一个猛扎子能从泊池这头钻到那头。他性格豪爽,大大咧咧,认为耍水应当是男人的本能,全村人没有不服的。再后来是霍高见,从部队复员回来,思想解放。他说在部队游泳是一项人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他体质好,速度快,一口气游三四个来回还觉得不过瘾。

泊池是这一带农村重要的公共设施,几乎各村都有,大的村子还不止一个。夏天把多余的雨水蓄起来,经过沉淀,水质就澄清起来。李果村的泊池池岸完整,池底处理得好,村民环保意识强,组织清淤及时,水质一直很有保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条件好了起来,遇到大旱年水量清耗过多时,还开动机井补充池水的不足,周围村子都很羡慕。

圣庙、家庙、戏台、泊池两头东边巷门阁楼上的老爷庙(敬奉关公)、财神庙和观音阁(敬奉南海观世音菩萨)、泊池西边的尉家祠堂、王家祠堂,包括大槐树下刻着“敬惜字纸”匾额的焚化炉,组成了村子里的中心庙宇群。这里有七条巷通向各个方向,却很少有私人宅院的大门开在这里,庙右的古柏和泊池四角的四棵老槐遮天蔽日,任何人独自置身于此,都能感受到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到了夜间,皓月当空,池水平静、蛙声呱呱,树影婆娑,更增添着几分神秘。整个区域就是村民所说的大庙,泊池以北称北头庙,对岸的戏台下面就称为南头庙。

旧时的农村,各种神仙被当作人们命运的主宰,也是人们的精神寄托。越古老的村子庙越多,神越全。李果村也一样,除去中心庙宇区,村内村外各处还散布着大小不同的庙。首先是村北头与大庙遥相对应的小庙,敬奉的女娲娘娘。位于北门巷距北城门三十米的路旁,坐东向西,小三间,外头有抱亭。庙门正对着北长巷,庙左是东弯子巷的北口。庙前也形成了一个小广场,是这一带人们小型聚会的地方。此外,有庙东巷顶头的送子观音庙,东南角城堡上的文昌阁,正对西堡南城门的关帝庙,西城门外的财神庙,夹村大道东侧的魁星阁,西侧的龙王庙,横跨大道而建的地界阁(是沿大道进入本村疆界的地界性建筑,相当于现在流行的牌楼。也有人说它是帝君阁,阁上供奉着某某帝君)和村西南半里路的土地庙。其中龙王庙、关帝庙、财神庙、土地庙都比较大,自成院落。龙王庙在夹村大道西侧的高台上。坐北向南,大门油漆成红色,西尺墙另有砖券门楼,楼上有阁。三间正殿供奉着东海龙王,院子里还有一口水井。关帝庙院子里也有一口井,庙东还有个偏院。土地庙虽然离村最远,却是人们最肯光顾的地方,村里一旦有人过世,安葬当日祭礼结束后,孝子们要在礼宾、鼓手们的簇拥下去“告庙”,那含意好像是为亡人在阴间注册登记户口。东堡虽然小了许多,也有小庙、大庙、土地庙。小庙是正对北堡门北门巷顶头的大郎爷庙(药王庙)。大庙在南门巷中段路东。中间三间供奉着端坐在莲台上的菩萨,两边各有一间分别供奉马王爷和财神爷,对面也有个小戏台。直至解放,庙虽早已坍塌,但四块石碑还矗立着。过去,每年大年初一一大早,村里官人要组织大家敬神,全村男丁(成年男子)都要参加,抬着供品,前头是放炮仗的年轻人,提两大筐爆竹,从圣庙开始大庙小庙都要敬到。队伍浩浩荡荡,孩子们也跟在后面看热闹。场面很是壮观。

村子古老与否,古树是最重要的见证,李果村的中心庙宇区完全称得上是古木参天。尉家祠堂院内两株古柏,王家祠堂门口一株古柏,泊池四角四棵古槐。人们对泊池东北角的老槐树印象最深。树身得四个人联手才抱得住,周围崛出地面的七八条侧根像龙爪似的牢牢地抓在地上,高出地面二三十厘米不等,有的像靠椅,有的像低凳,可以供人歇息,是孩子们听老年人讲故事的地方。六七根主枝直径都超过了三十厘米,老态龙钟,形态各异。一股向南的枝丫下垂得几乎触及池水又复而上翘,钩形的弯枝也有小水桶粗细。胆大的孩子玩水时可以在岸上一跃而抱住弯钩处,再大叫着跃入水中,溅起很大的水花。大大的树冠罩满了广场的一角,一直伸到路东的屋顶上,从老远的北城门外就能瞅见绿压压的一片。

老树集中的地方是南城门内往西的南门巷。它是村内唯一一条顺城根的巷子,比较宽。顺城墙六棵古槐,树身粗大,树冠如盖,整条巷子像一条浓荫笼罩的长廊。晚清时要更换朽坏的南城门门扇,伐了其中的一棵,做了两扇大城门还赚了一副大车辕杆。南城楼是两堡六门中最高大的,门扇的用料八尺八寸高,六尺六寸宽,四寸厚,“部子”(将宽窄不同木板合成门扇的横木)、管扇(门扇上部固定门框的横木)还未计算在内。

分散在村里村外的古树还很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楸树和皂荚树。楸树是土生土长的阔叶乔木,学名梓树,过去以“桑梓”作为家乡的别称。它生长速度慢,生长期长,没有病虫害。木质细密,柔韧度好,易于加工且不易变形。古代雕版印刷用梓木刻字,文章编辑好到书店印刷称为“付梓”。西城墙外南侧,北城墙外东侧和南城墙外东侧,村西北的高堰地,都有楸树园,但出奇的有两株。一株在村北通中黄的古车道东侧的三棵树坟。这片坟地只有两茔坟,却夹在三棵树之间。三棵树分别是楸、槐、榆。那棵楸树20世纪50年代中期伐倒后就作了三副棺材,树龄无疑有三四百年。坟的年代一定也相当久远,村子里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坟墓的主人是谁。难怪前几年刮盗墓风时,人们发现那块地里布满盗墓者夜间偷凿的探穴。另一株在南城门外东南三百米左右。楸树虽然是雌雄异株,却是无性繁殖,靠根芽插扦。雌株很少见,而那正是一株雌树。高高的树枝上每年都会开出乳白色的花,一簇簇地,像是倒挂着的水仙花花束。花谢之后,长出的荚果一束束地倒垂着,二尺来长,孩子们在树下仰起脑袋看着。拍着手,跳着脚吆喝,“奇怪奇怪真奇怪,楸树顶头(上边)吊蒜薹”。皂荚在没有任何现代洗涤剂的年代是农村社会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不仅洗衣服效果好,洗手洗头发去污滑润样样都行,而且还有杀菌作用,能防治多种皮肤病。谁家有大的皂荚树,每年可以收几大缸皂荚,也是一份财富,可以馈赠亲友,还可以到集市上卖。皂荚树自我保护能力强,满身长着又长又粗的刺。主干分杈处没枝没叶也能长出一团团的刺。越是结荚多的树,长的刺越繁茂,越接近皂荚成熟,刺的木质化程度越高,又锋利又面目狰狞,让人望而生畏。东门巷贾家的皂荚树名气最大。四周开阔,树形端正,绕树走一圈得三十多步,结荚又繁又多。据说有外人进村打听贾家的住处,就会有人对他说“路边有棵千刀树,门口有个吃谷虫(chǔn)”。吃谷虫是捣米用的石臼,千刀树就是指那棵皂荚树。其余如“碾坊院桑树城角上的柏,金斗家的兰芽生得贵”,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桑树一般是采桑叶养蚕的,全培养成小灌木的样子。这里是不以养蚕为业的北方,可由于孩子们采吃桑葚和枝条的柔软,能长到做几根扁担的粗细就很不错了。碾坊院(一家靠碾米发家的殷实人家)东院有棵老桑树,树干直径居然超过了三十厘米。分杈不高,树冠却像棵大杨树。可惜树太老了,结的桑果不大,但在缺乏水果的那个年代,还是经常被孩子们光顾,够不着就用长竿子敲。每个人的嘴巴都是红紫红紫的。吃不了还要“兜着走”,以致白粗布衫子的口袋也被染得一片片青紫,洗也洗不掉。西堡城墙的西北角半崖上有一根柏树,可能是什么鸟把一粒树种带到了那儿,也可能是当时筑城墙时就无意中裹进了一些柏籽,才有了它。不知道长了多少年,根部还不及碗口粗,然而满身枝杈,叶子浓郁茂盛。老年人以为,凡人不会在城墙的半崖上栽树,栽也栽不活,一定是神仙看到西北城角不够高,栽上去弥补风水的。奇怪的是,东堡城墙的东南角上也长着一棵槐树。据说,城墙筑起不久就长出这株树,中间有十几年似乎干枯了,这几年却又突然枝繁叶茂起来。树身足够三个人搂抱,树冠茂盛。当年解放汾城时,它还作过机枪掩体。随着夯土城墙的分化、流失,原来的树根都变成了树干,一些细的须根也有碗口粗,呈弧形暴露在外头。这棵树过去不太引人注意,现在却是全村最古老的树。至于东堡里金斗(大名叫赵连璧)家门前的栾树(当地俗名兰芽树),则更显稀贵、珍奇。这种树本来是生长在南方的风景树,现在这一带也渐渐多了起来。它黄色的花可以作染料,对当时很难得到化工染料的人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很有经济价值的树。然而这棵栾树不知道什么缘故能长在这里,在到处是柏、槐、楸、椿、榆、樗、枣的村子里显得很特别。在生活相对闭塞的孩子们眼里,它的叶子怪怪的,花也怪怪的。果实更是怪怪的,一串一串铃铛不像铃铛袋子不像袋子,吸引孩子们总是三三两两地跑来看。老头子或者老太太整天坐在门前的石头上,孩子们想走近些看详细点儿又不敢。在成年人眼里,这棵个头不大的树却有他神奇之处,每年从夏到秋,树上的小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这些花在树上并不显眼,落到地上却是黄澄澄、金灿灿,衬着红色的萼片,精巧得像一个个金耳钉。落得多了,好像铺了一层金子。人们都说金斗家之所以发了财,就是得益于这棵发财树。

村子的东西两堡共有六座城门,西堡东城门偏南,东堡南城门偏东,这两座城门多年来关闭不用。因为东南方向不到半里路的张高村,土地一直种到两座城门口(张高村和李果村历史上是什么关系,没有可靠的资料证实,但当地方言称张高为zhē guǒ,第二个音节与李果村的“果”一致,单从发音和两处的距离推想,两者间应当有一定联系。可能有过什么过节,两个村近在咫尺却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西堡南城门外隔着东西大道正对着关帝庙大门,其余各座城门外都有影壁(方言称为照壁)。这六座城门中西堡的南门城楼最为高大雄伟,内侧有登楼的台阶,城门洞里有守门人歇息的小屋子(俗称城门窑),前门脸正中的石刻匾额是大大的两个字“大来”,此处的“大”即“太”或“泰”。据江沅《说文释例》,“古只作‘大’,不作‘太’,亦不作‘泰’。《易》之‘大极’,《春秋》之‘大子’‘大上’,《尚书》之‘大誓’‘大王王季’,《史记》《汉书》之‘大上皇’‘大后’,后人均读作‘太’,或径写作‘太’或‘泰’。”“大来”即否极泰来之“泰来”。为大吉祥语。因为《周易》中的“泰”卦即寓意为“天地交(相互作用)而万物通(亨通)。”

再说村中的街巷。村子不大,谁家居何处,何处有何物,大家了如指掌。要交代一个具体位置,一般都会直截了当地说“××家门下(ha)”(即××家大门口那一带),所以从来没有谁考虑过为街巷命名。村里人都习惯把与“院里”(自家院子里头)相对的院子外头称为“道(tào)里”。村子里的巷(hè)或道就根据方位随意地叫。全村共计十四条巷,西堡十条,东堡四条。东堡简单一些,南北方向的两条,北门巷与南门巷;东西方向的两条,南巷与北巷。由两个丁字口和两个“L”弯合成一个四边形。西堡的十条巷中有七条巷以大庙中心区为起点,东门巷、西门巷、北门巷通向相应的城门。南门巷通到南城门后顺城墙根西拐到西南城角。西门内丁字口为端点的西长巷与北门内丁字口为端点的北长巷,及大庙西侧出发的西弯子巷在堡西北角交汇。庙西巷与西长巷形成一个丁字口,庙东巷则先分出一条石头巷(现已不存在),再分出一条东弯子巷,然后直抵东城根的送子观音庙。东弯子巷却由向北拐为向西,通至北门巷。以东门巷阁门、小庙、西北角、西门内丁字口为拐点,也形成了一个四边形。一个城堡既然叫作城“圈”,就可以看作一个圆,圆中有方是过去铜钱的形象,象征着“村中有钱,家家发财”。这个四边形把全村贯通在一起。以前年节闹社火的队伍,迎亲送女的队伍,都是顺这个四边形兜一个圈子,就算在全村人的面前露了脸。

现在村子的人口翻了两番,居住区早已扩展到堡外。一些街巷延长了,还增加了新的街巷,却没有什么正规的命名。

说起过去的街巷还有一些讲究。例如,相对两座城门之间总要有点拐弯,街巷的衔接只有丁字口,没有十字口,给人以密集、严整的感觉,瑞气内敛,密不透风。有些讲究不见得有什么科学道理,却还是一代代地延续着。例如婚娶迎送的队伍忌讳南、西两座城门,因为南、难谐音,过南门怕要“难过”,西、凄谐音,过西门要恓惶(xī huò),那么过北门难道不怕“背运”“背时”,凡事“点儿背”吗?看起来不过是牵强附会地图些吉利而已。

还要说到的是村里的水井,水井对于人们太重要了,难怪过去人们把它和“家乡”的“乡”相提并论,如“离乡背井”。有井有水喝是人居的起码条件。如前所述,李果村地下水层较浅,掘井方便,西堡四门四口井,连同东堡、龙王庙、关帝庙的水井共七口。尽管水层较浅,但工具的落后、专门人才的缺乏,加上一些迷信的意识,打一眼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样小的村居然有七口井,这也是李果村历来引以为荣的事。正是由于打井不容易,并且都是大家伙捐钱凿井、配套,建井舍(jiē sha),所以显得隆重。一般井舍内都供奉着龙王爷的塑像,都有记载凿井过程和捐资情况的刻石。

第三节 农耕社会极盛期的村民居所

修筑城堡以前,村民们的居住肯定是自然的、随意的,这一点从两堡的相对位置和堡内院落的分布就看得出来。建堡三四百年间,受城堡的限制,村民的居住相对集中了。但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居所特征并没有发生变化,反而因为相互效仿,相互借鉴,发展得愈加规范,愈加典型。

漫长的农耕社会使村民居所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形成了独立的家族建筑群(或者建筑单元)。一个家族兴旺发达了,首先是有了一定数量的耕地。他们以耕作这些土地为业,靠土地的收入维持生计并积累财富。他们购置牲畜、农具,完善各种设备设施,以便把农产品加工转化为生活必需品。当然,与此同时,为了维护封建的家族秩序,必然要尊卑有别地安排族系内人员的居住,并奉祀祖先、熏陶后代。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小社会,就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只有家族建筑群,才能适应这种需要。第二,建筑群的稳定性和所有者的不确定性。当地的地质结构稳定,水旱无忧,建筑技艺也比较成熟,一个家族建筑群一旦形成,坚持三五百年是不成问题的。但靠天吃饭的生产力却不能保证一个家庭长期保持良性循环,人口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封建家庭经常出现“败家子”的痼疾更令这些家庭有可能发生危机。所以,“风水轮流转”“富不过三代”就似乎成了规律,建筑群改名换姓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完全形态的农耕社会家族建筑群主要有三部分构成:主院、牛院和场院。

主院是家族成员集中居住的场所,是一个封闭型的建筑单元,有北房、南房、东西厢房、门楼。基本上是四合院的形式,但又不同于老北京的四合院。老北京的四合院结体规整,起架不高,北房和东西厢房从结构到用途都差别不大,给人宽敞、宁静、舒适的感觉。而此处这种晋南典型民居的四合院却是北房与东西厢房区别明显,南房处于配房的地位,东西南房均为单檐式(俗称“一坡檐”或“撅尾巴”),三面高墙耸然,俨然一座城堡,给人以庄重、森严、神秘的感觉。由于长时间的战乱和经济凋零,一些院子已经成为一堆瓦砾,一些院子变得残缺不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东西两堡保存完整的人居主院也就三十余座。

过去人们把房屋一律称之为厦(shà),不分大小主次尊卑。北房称北厦,东、西、南房则依次称之。做饭的伙房叫伙厦或者饭厦。长工居住的屋子叫伙计厦,牲口圈叫头口(dóu gu)厦,饲草储存间叫草厦,盘(砌的意思)了硙子(石磨)磨面的地方叫硙子厦……

北厦地位尊贵,是家族建筑群的中心,一般为三大间,大都高大宏伟,装饰华丽,四角取平,前后行檐,结构七梁八柱,榫卯勾连。屋顶筒瓦覆盖,地面方砖铺砌,内墙“碱(zhān)墙(靠近地面为防潮砖甃的部分)”足有两米,往上用白灰膏刮平。前门脸五道搭挂,(五道搭挂也称五路搭挂。从墙体以上至墙檩下沿连接房柱的木制构件。有的还雕刻图案,依序为护坯、插板、方木、插板、通替)桴头外露。三间呈一明两暗,暗间留直棂通间大窗户,明间则雕花软门,正中两扇为日常进出,有可装卸的雕花门额。其余各扇软门则用木柈拴定,遇婚丧寿诞大型活动时,全部卸除,整个门脸用幛帷匾联装饰,既方便了出入又为仪式营造了相应的气氛。

年代不同,北厦的建筑风格也不同,同一年代,家族经济力量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构筑宏伟和装饰华丽的程度也不同。村子里最早的北厦是明代中晚期的,最恢宏的是清代中晚期的,所有的北厦都各具特色。

具体到北厦的构造,从外观的区别分为出稍和封山两种。出稍北厦的东西山墙上平以上的梁柱等木结构暴露在外头,椽和边沟屋瓦都暴露着,顶多在檩条外端固定着边坡挡板。封山北厦则是砖砌到顶,整个山墙浑然一体,所有木结构全部裹藏起来,从中脊最高处到中檩,再到檐口,依次递降,砌成阶梯式平台,使整个建筑高耸、严整的特点更为明显。单看前门脸,有普通北厦和插廊北厦的区别。所谓插廊就是在前脸外增加两明两暗四根插廊柱子(俗称脚柱),延长屋檐,增加台阶的深度,在明柱与墙柱之间形成廊房。一般的明柱不但用料粗大考究,柱体浑圆,而且上部斗拱衔接,结构精巧,下部石雕柱础,工艺精美,柱端都用宽厚的铁箍套定,一副顶天立地的气派,很有廊庙的味道。从内部结构来看,又能分为享厅北厦和带棚(biā)北厦。享厅北厦是大户人家专门用来供奉祖先的场所,抬头仰视,粗大的椽子和厚厚的苫板历历在目,除不加彩绘外与大型庙宇无异,空间宽敞,气势爽朗。站立其中,回声訇然,更显人的渺小。一般北厦则是在二道梁上装置粗细二十余厘米、间距五六十厘米的檩条(棚檩条),铺设宽二十厘米左右、厚两厘米上下刨平的木板(棚板),下面再钉上带有线槽的镶条(护缝棍子)。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棚(biá)。棚上的空间很大,起储藏间的作用。平时不怎么用的东西、大户人家的粮囤都安放在棚上,棚口平时紧闭,除了加栓上锁的设备,看不出与其他部分的区别。用时棚门打开,人们踩着粗大的木梯上下。特别讲究的人家,配备固定位置的全木板楼梯,比一般木梯安全得多,称为护梯(俗称虎梯,因为它高大厚实,雄踞如虎)。

北厦的用途很广泛,因为它有着较大的室内空间,为敬奉神明和祭祀祖先的处所、婚丧寿喜举行仪式的厅堂、尊贵客人的接待场所、家人们的议事及各种活动(特别是雨天、盛夏)的场地、也可用于大型物品陈放和储存。祭祀祖先是第一位的,所以正中间的神龛是必不可少的,里边存放着历代先祖的牌位。越是大户,神龛越讲究,有的神龛完全是小型化了的殿堂楼阁,用香梨、红木或紫檀制成,梁柱、门窗、挑角飞檐,大小部件应有尽有,粗细长短中规入矩,该雕则雕,该镂则镂,简直是精美的艺术品。安放神龛的供台也是精工制作,供台后面的墙壁上要么是壁橱,要么是专门的造型,有的张悬着巨幅的书画作品,台前是绣花的台帏。台上摆放着香炉、烛台、香斗等供奉器物,最简单的也得悬挂一幅布绘的“神祇”。一般用图案化风格绘制,上部画祠堂正厅,下部画台基门阶,左右则用墨线界划为一个个的小格子供人们书写已逝先人的辈分、称谓及名讳。庙西巷一号院原来是村内的首富之家,大庙被日寇毁坏后,村公所办事就搬到这里。“土改”前后,农会是村子里的政权机构,人们就把它叫作农会院,随即成为全村民众的聚会议事中心。合作化之后这里又做了村集体的粮库,所以这座北厦在全村最为开放,大家都很熟悉。西边仅仅隔着一座废墟的照壁院北厦,不及农会院北厦宏伟,也没有廊房,但建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比农会院还早半个世纪。还有东门巷霍思温家北厦,这两座北厦也比较开放,主人家人口不多,人缘极好,厦内空间很大,经常有妇女们在这儿“整(zhie)布”。过去人们把织土布之前整理经线的工序叫作整布(“整理”的方言是zhie lü)。宽敞的地面上一字儿摆几条长板凳,架起钉满小铁环的“整杆子”,前头两路横队摆放着一二百只细瓷碗,东西两端分别斜立着八九块洗刷干净的大青砖,这样,准备工作就算做好了。然后几个人依次往碗里头放线团,抽出线头来,穿过整杆子上的铁环递到整布把式手中。整布把式一边收集整理着一根根的线,一边给大家交代着这一机布(“一机”是个数量词,即一次的意思,二三十丈不等)的计划、每人的份额、大概需要准备的纬线棉纱(方言称之为“越”,本意是表现一种左右挥舞反复盘绕的动作。这里把它名词化了)的多少,一边安排着眼下整布程序中的分工。一旦正式开始,耳朵听到的是线团在碗里旋转的声音,小铁环被拉动的摇摆的声音。无数根线形成宽宽的扇形,被整布把式集中成粗粗的一股,左手轻轻地攥着,右手一边轻轻地捋顺,一边东边一把、西边一把地递出去,两名助手就接过来往青砖上勾。像是一缕流淌不尽的山泉,又像是一条拉扯不完的彩带。大家配合默契,工作悠然而有序,好像谁也不想过早结束,而是听任它无休无止地流淌下去。北厦里有时候也供奉其他神明,但位置与祖宗的神龛比较都是次要的。通常供奉的是仓神爷,因为北厦里通常兼有粮库的功能。究竟是什么人被尊奉为仓神爷,似乎没有什么典故可以解释。若论姜子牙封神,是应该把殷纣王的二殿下殷洪尊奉为农耕之神。因为他是五谷星,人们大概以为让农耕之神当一位单纯负责仓库保管的仓神有点屈尊降格,就抬出周仓为仓神爷。照壁院北厦的东墙上就供着一轴神像,六尺巨幅的主体是关云长,金甲绿袍,面如重枣,蚕眉凤目,身后一边是白净儒雅的关平,一边是豹眼环目、鬓须倒竖的周仓,还拄着主子的那口青龙偃月刀。主人每年正月二十添仓都在像前拈香膜拜。我有时心中嘀咕,周仓因为名叫仓库的仓,且周字又有完备、周到以及接济的意思,作仓神爷倒是挺合适的,但收到一点点供品不能不先孝敬关云长老爷,也不能不给同僚关平分一杯羹,然而仍能忠于职守,保护主人仓库丰盈,不受祸害,真是位难得的好神。不贪不妒,守纪安分,如果做官,也必然是一位好官。

一般人家的北厦都不希望外人进去,似乎是因为“财不外露”,有时你去借点东西也得在院子里等着,主人取东西出来也都是先闭好门再过来把东西递给你。其实这不是主要原因,北厦里供奉着祖宗,庄重肃穆,不希望受到打扰。最忌讳别人进入的是村西北角老张家的北厦,倒不是因他家特别吝啬,而是他家的北厦里住满了鸽子。这些鸽子并不是家鸽子,而是野鸽。由于他家的关爱,时间长了,鸽群也越来越大。倒是也有些经济效益,有收鸟粪的人定期来他家收。女主人是个生性爽朗的人,为人热情实在,孩子们到他院子里玩也不介意。但却时刻关注着她的鸽子们,怕他们打扰它们。别说走进北厦,在院子里拿着棍棍棒棒玩“打仗”,她也会赶快制止。

村子里现存的最古老的北厦建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距今已有四百五十六年的历史。北厦原主人是尉尚增(注:就在本书写作期间,襄汾县文物旅游局在文物普查中发现,这座北厦是本县目前发现有明确纪年的民居建筑中较早的一座,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丁村民居中最早的丁翰卿宅院还要早三十六年,并以“襄文旅便字【2014】一号函”要求村委妥善保护。但不久却被现主人匆匆地拆毁了),三个儿子中的两位,尉九胜和尉九旺的名字,都作为组织倡导者镌刻在九江圣母行祠的创建碑纪上。(见附件)

院子里的东厦西厦都是做寝室用的,相互对称,一般也是三间,但毕竟与供奉先祖的北厦差着很大的档次,从屋脊到屋檐都要低出一米开外,进深也只有七八尺(内径)。三间房子是轴对称格式,一道单砖隔墙,隔成南北两个居室,分别是东厦北头(dou),西厦北头;东厦南头,西厦南头(“屋”字省略了,当地方言把专作卧室的屋称为“wō”里)。两个屋门居中,只隔一个尺四腿(这里的“腿”是建筑专用术语,指狭窄的砖砌墙体,或用以支撑梁柱或分割门窗)。若是单扇门,两门方向相反都靠向隔墙。门框之下竖一排六寸头砖,使得门槛足足有尺把高。四块青石门礅支撑着门框和门扇,内侧两个门礅石之间通常还贴地面留一个高宽各三四寸的孔道,相应的是南北屋间的隔墙的外下角也留一个孔道,内外形成“丁”字,这是专为逮老鼠的猫们进出而准备的,称为“猫出(chò)”。家(发juā音,与前面的“屋”,都是指卧室)门春秋两季挂着粗布门帘,有的还画着图案,冬天挂深颜色的夹门帘,甚至棉门帘;夏天则换成竹帘。靠南北山墙一侧是采光用的大窗户。窗框和门框一样,厚重结实。窗棂都是寸余宽的竖式木条,间隔也是一寸多点儿,横向用两条薄些的横木条连接,像是栅栏,在里侧糊着白麻纸。靠外侧三分之一的部分做成活动的窗扇(叫窗门chuō men),外头装一片格大棂细的活动窗扇,叫作幌窗子。其含义可能是说它过于单薄,只是一个做样子的幌子,防风防盗都不起什么作用。白天把里侧窗门打开,屋里的采光就会好得多。打扫卫生需要大通风时,外扇卸下、内门拉开,就完全里外相通了。这种装置还起着应急逃避通道的作用,万一屋门反锁或出现其他变故,人们可以从那儿跳出去。幌窗子由于不承担封闭和防御的作用,可以做一些装饰。最常见的是在大的窗格纸上贴窗花(如果窗花的剪纸内容是人物可称窗人(chuo ren)。有的上部留两格作通风的门扇,没有门扇的可以做出纸糊的“卷窗”。另外各间的屋檐下还有不大的天窗,为棚上(阁楼)部分通风透光。屋内的布局也基本上是统一的格式。顺山墙(或称尺墙)是一面大炕(kè),超过了屋内面积的三分之一。砖砌的炕安装着木制的炕棱(leng)一直连接着隔开炕与灶台的影墙(nie jie),把屋里空间分成两部分,炕上(she)和“圪地”。炕心填着干土,然后用土坯摆出烟道,上面用大块的草混泥坯盖好,泥浆抹平,烟道从影墙下炉灶的“烟眼”开始,有分有合、有直有弯地通向屋后角墙上的烟囱“圪窝”。一般人家都订做尺码合适的苇席,叫作“垫”(tian),再铺上半厘米厚的羊毛毡子。毡子上面才是膨(qing)褥和炕单。条件好的家庭还有一层绘有图案的桐油幔布(称为油布)。山墙上有一个大大的壁柜(称为被子窑),干净利索的主妇,每天起床后总要把被褥枕头叠整齐,码放在壁柜里,或者是木制壁橱门,或者是花布门帘,遮得严严实实。

炕的用处很大,不仅是夜间歇息,白天各种活动也离不开它。不大的一个屋子,灶台、大小柜子、洗漱梳妆都需要空间,这样人们活动的范围就小了。特别是冬天,院子里冻得待不住,生火的炕上暖烘烘的,人们也乐意去。来了客人也请你到炕上坐,正如《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里的歌词:“围定亲人,热炕上坐。”不过对于居家过日子,炕上的活动主要有三项:第一是供孩子们折腾。第二,全家人就餐时,放一张矮脚的炕桌,或者一只带边棱的炕盘,再简单点就是切菜的案板,菜碟子饭碗摆一片,全家人围坐一起,边说边吃,热气腾腾。主厨的女主人搬只凳子坐在炕沿下,方便给大家加菜添汤。炕桌上放不开的汤盘菜碗就散放在锅台等处,谁要时再给谁递过去第三是女人们的工作台。那时候女人们很辛苦,从纺纱合线,到剪裁缝补,全靠手工操作。需要剪裁时,大炕上把布料一铺,尺杆子(市尺)粉线包一比画。拿起剪刀“嚓嚓嚓”一阵子,布料就变成了衣片。该合就合(把两片连接成一片),该沿就沿(yan)(把衣片的毛边折回去,缝成整齐的衣襟衣口),都在炕上进行,反正又宽敞又平展还收拾得干净,翻来覆去地比画、折叠都很方便。最辛苦的是纺棉花,入夜人静,男人、孩子都睡了,纺车还在吱吱扭扭地唱,盘腿盘出了功夫,但右手摇手柄,左手一起一落地拉线上线,腰酸胳膊疼是免不了的。一阖夜(he yā)纺几个疙瘩(纺锤团),自己定下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一盏油灯闪着微弱的光,怕瞌睡就自己哼着小曲。

靠窗台一边的地上顺墙放一张带抽屉的小柜子和两把椅子,便于起居待客。柜子上摆上插屏镜子、梳妆盒,是年轻媳妇的梳妆台。然而年龄一大,孩子一多,她们大都忙得顾不得打扮,柜子上的物件也就渐渐杂乱起来。靠隔墙的里角是放大立柜的地方,柜的外侧放盆架、毛巾架。本地人“柜”发“jù”音,一般是新媳妇的陪嫁品或上辈祖奶奶或婆婆的馈赠品,是当时一般人家中最阔绰也最实用的家具,用料厚实却装饰华丽,图案内容生动丰富,铜制饰件亮光闪闪,有八仙(明八仙直接绘制人物形象,暗八仙以各自的宝物喻之),有山水、有人物。南门巷曹家的柜上画的是司马光幼年救伙伴,浮雕描金,四幅连环,画面景致安排,人物形象,比现在学生课本上的插图还要逼真。柜的工艺也是各不相同,有手绘推漆,有描金,有镂刻。底部两腿之间有裙板,柜顶还有风格一致的顶柜,上下浑然,古朴大气。拉开柜门,并排安装着两个大抽屉。抽屉以上称柜板,是放置各种瓶罐盆盒的,抽屉以下空间深阔,称为“jù ge lao”,是存放布料衣物绸缎细软的,不过不少人把更值钱的东西夹塞在细软之中,让外人想不到、找不着。柜的下部又有两个明抽屉,是做鞋柜用的。

大柜与影墙之间是烧火做饭的地方,砖砌的炉台留一个尺四的锅口。春冬做饭时,除了安放大锅,还有风箱。旁边的墙上也有两个壁柜,中间搭着隔板,放着餐具灶具,但最上层都要供奉灶王爷和财神爷。其他地方把做饭地方叫锅台、炉窝(发wo音,是那儿的意思),只有当地称作“叉锅窝”。为什么这么称呼,没人能解释得了,是否意味着在人类早期,用树枝石块把锅“叉”起来,方可烧火煮饭。锅的出现肯定要早于炉子,因此这样解释应该是有道理的。

南厦的格局要灵活一些,那是因为院子大门的缘故,正中开门,则左右两边一边一间。大门开到一侧的,南厦则可以是两间连在一起的厅堂。讲究点的人家,就收拾成一明一暗,里间书房,外间会客。

院子中间是青砖平砌的院心,四边都有台阶,下雨时四边房檐的雨水都哗哗地流到台阶以下,水多了就顺着门厅下的暗道流出院子。北厦台阶宽而且高。四边台阶的正中又有石条做的二层小台阶,目的是上下时更方便些。四个角为了方便还有等腰三角形的“补角石”。大的院子院心偏南处有时砌座花坛,有点儿雅趣的人家,种一些唐菖蒲、玉簪花之类的花草。一般只满足女孩子喜欢的人家,则种一些锦葵(俗称盘子花)、凤仙花(俗称咂咂草,可以供女孩子染指甲用)。宽大一些采光较好的院子也有栽种月季和大丽花(俗称西番莲)的。一般院子里还少不了捶(zhu)布石(即捣衣砧),一块非常方整的大青石,正面磨得光滑锃亮,妇女们织出新布、浆出炕单被褥里都要翻来覆去地折叠,用专用的棒槌(zhu zhi)反复捶打,使之平展柔软。站在院子中间抬头仰视,四边房檐高低错落,相互掩映,让你真能体会到天井的含义。农会院和西弯子巷的尉家新院,东西两檐之间还有网格状铅丝,挂着不少铃铛,被称为“铁丝院”,那是以前大户人家的防盗报警设施。

主院的门叫哨门或大哨门,也有不同的格式。一有钱就要摆阔是人类的通病,农耕出身的人家也不例外。院门是一家的门面,所谓“高门楼,大北厦,年轻小伙儿当爸爸”,当然马虎不得。不论是石库门,还是露门脚柱(zhu)全部镶嵌在高大巍峨的面墙上(与南厦后墙连成一体),既威风又安全。院门有三件东西是不可少的:第一,三至四层的条石台阶,有的条石30厘米×40厘米×300厘米,一块足有两吨半重。第二,厚实豪华的门扇,装饰着各种图案的熟铁条板,钉满了圆圆的泡钉。大大的门环和闩具也被各种铁制的图案衬托着。第三,是大门上方正中的石刻匾额,其文字大多底蕴深厚,雅气含蓄,与大门大户的霸气相得益彰。

主院的布局也有个别例外,原因可能还是地基使然。如西院尉家就是东房为上,南北为厢房;南院尉家则是西房为上。地基宽裕的人家还会在主院的基础上加建一些附属性建筑。地基狭长的,中间起一堵高墙,留一道二门,二门之外称为前院,左右各建两间比主院更低小些的房子,称为小东厦,小西厦,作厨房或临时客房。地基较宽或不太规整的,就建座偏院。因为“东为上”的缘故,偏院一般是西院西房,有的偏院除小西厦外还有小北厦。石头巷王家,照壁院尉家都是这种格局。个别条件阔绰的人家还有自己的书房院。北长巷的新院里王家最特别,进了大哨门是一条甬道,西边一座院子,东边一座小花园,甬道顶头又是一座院子。

牲口、农具,是农耕人家必不可少的,而且是一份重要的家当。富家大户,耕种的土地多,牲口农具就多,有的还要雇长工。人们要追求文明生活,整天都听驴嘶马叫,嗅腐草臭粪,当然不乐意,于是就有了牛院。牛院有大有小,小的牛院在主院前圈一块地方,有四五间棚舍就行,村里人称为“舍(sha)子”。家庭成员出入主院也从这里经过。大的牛院就要另开牛院门,虽然与主院相通,但家庭成员不一定非得经过,特别是太太小姐们,又怕脏又避免与“粗俗”的伙计们照面。牛院门不需要多么阔气,但要高大宽敞,要保证装柴草的大车能够进出。院内场子要大,大车要能转得开。牲口圈、农具间、草料库是起码应备的。院子里有牲口歇息的地方,有牲口饮水的石槽或铁河(生铁铸造的大型盛水器具)。富足的人家如果有一辆三套车就得养三四条骡马,加上耕牛,单是牲口圈也得五六间。一般的牛院都有硙子厦,宽宽的三间棚舍,两头开门,一头进粮食出面粉,一头供牲口进出。拉硙子用不着骡马,都是牛、驴。一盘石磨砌在中间,磨道要占两间的地方,靠牲口出口一边的墙角是临时堆牲口粪的地方。另一间的前半部分是人们倒腾粮食,打大秤挂分量的位置。后半部分是打箩间,砌成一个密封的平顶砖窑,上部开入料口,下面留出面、出麸两个口。里边的箩具由连杆与外头的打箩器连结。打箩是个技巧性很强的活,坐在高凳上,双脚各踩住跷跷板式的打箩墩两端,轻轻地平衡用力,窑内的箩就来回运动,把面粉筛下去,外侧脚轻里侧脚重地使猛劲,就把筛剩的麸粒簸到靠里侧的麸窑里。小户人家磨面是用不着打箩的,粮食太少,值不得一遍又一遍地清理箩窑,就得用手筛小箩子。地上放一只“函(hàn)”(底小口大的长方形木槽)或者“簸篮”(柳条制作的槽形器物),里头放上“箩索”(两端支起的两根光滑木条),靠手拨动直径二尺左右小面箩来回往复,把面粉筛到函里。旁边放一个柳条簸箕,盛筛剩的麸片。麸片中面粉成分还多时,又要倒回磨扇上再磨。

硙面可不是容易的事。人们一边把硙盘周围磨出的面粉麸粒收起来端到打箩间去箩,再把筛剩的麸粒堆到硙扇上磨下一遍,一边还要看牲口是否顺顺当当地走,硙扇上的拨条子是否正常地转,碾盘上是否需要清扫,时不时还要防着牲口拉撒,得及时清理,这样就不至于把磨道里弄得一塌糊涂。如果拉磨的是驴,那畜生是急性子,恨不得一会儿就磨完,走得飞快,你进出磨道都得小心。如果拉磨的是牛,又让你急得发火,有一步没一步的。碰上一头力气差的牛,你还得扒着硙杆帮着使劲。有的牲口还格外刁钻,别看蒙着眼睛,耳朵可管用啦,听到箩子响,就站着不走,你要去赶它,它就听你的脚步,等不到你靠近,它又走开了,甚至专拣远离打箩间的那半圈停。你火气上来用藤条抽,它就撒开腿猛跑,甚至把“椆棍子”(连接牲口脑袋和磨扇,牵引它沿着磨道走的细木棍)绳拉断。

以前衡量牛院的标准有三条:第一看是否宽展,又宽又大说明这户人家过去光景好。第二,是否经常打扫,保持清洁整齐,如果是这样,就说明这户人家勤恳、利索、会过日子,将来光景会更好。第三,看谁家牛院的树粗树大,有树就有牲口歇凉的地方,树越粗大,说明这家是根底扎实的老门老户。后头院尉家、新院里王家、石头巷王家的牛院里都有足够一个人搂抱的大槐树。大宅里王家、西场里王家的牛院更阔气,一排四根青石的拴马桩子,桩子顶端雕刻着寿桃、猴子。

场(che)院需要的面积更大,因为是打晒庄稼用的。过去有三分院子七分场的说法,其实不超过一亩地的场根本没法使用。当地的主要作物是小麦,中等以上人家都要种二十来亩麦子,麦子成熟的时间集中,为了避免雨天,割倒的麦子要一车一车地集中到场院里(一般人家只能用扁担一趟一趟地挑),先一捆一捆地封起来,叫“积”,然后再分成若干批次碾打。头遍(头场子dou zhe zhi)碾完了才集中复打,叫“积秸(zhan)”。那些日子里,家家场院里都是满满的。这边是没碾头遍的麦垛,那边是等着复打的“积子”,中间铺摊着正在碾的麦子,旁边还有扬过场的麦壳。一直到复打结束,麦草堆成蘑菇状的“麦秸积”,才算基本利索。秋收季节,场院里更是满满当当,这儿一摊谷子,那儿一摊黍子,这边垛着豆蔓,那边晾着高粱,还有晒棉花的席棚子。勤快点儿的,“谷杆是谷杆豆是豆”,利索周整,再窄的分界都用扫帚尖掠得清清爽爽,马虎点儿的就免不了“风搅雪,雪搅风”。那时候,庙西王家的场院最阔气,宽大方整、场门高大,北墙根还有铺着砖的晒台。

城堡的建筑限制了场院的发展。住在城堡里当然安全得多,居住密集也便于人际的交往和邻里的照应,但城堡的范围毕竟有限,于是就没有了做场院的地方。好在庄稼的打晒集中在夏秋两季,在堡外选就近的地块辟出一个打麦场,夏碾秋收一结束,粮食入了仓,只留下秸秆柴草堆在那里,稍微照看着些就可以了。有的人家干脆把用完的打麦场又种上庄稼,第二年夏收时再割(用耙划开)泼(用水浇湿)滚碾,逐渐变成有场没院,形成了家族建筑群的不完全形态,只有主院、偏院和牛院。

事实上,不完全形态建筑群的存在很普遍。有的家族败落了,一部分房产因变卖而拆除了,有的小户人家靠勤苦劳作有了些积攒,但置不起完整的建筑群,先买半个院子或一部分牛院作基业再慢慢发展。战乱等原因带来的变化更大,所以到土改前夕,村里规范的家族建筑群已经不多,只有主院没有牛院的,虽有主院但缺北房少南房的,两家合住一个院的,虽然有个院子但房屋相当简陋的,各式各样,不一而足。东门巷郭二小是个单身汉,一个院子只有一半低矮的围墙,仅有的两间西房也是又低又矮,墙壁是土夯墙,屋顶是厚厚的一层高粱杆上涂一层泥。那时,人们把高门大户自上而下青砖通甃的宅院夸赞为“一砖到顶”,意思是一股脑儿全是砖。老郭则幽默地说,“咱这房子也是一砖到顶”,通体是土胎,到顶部后为了放檩条才垫了一块砖。别看房子小,老郭可是个又乐观又整洁的人,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每年雨季来临前,屋顶都要加一层新泥,村里人谁也不小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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